上海的天际线，要看黄浦江;北京的天际线，要看東三环;深圳的天际线，则要看深圳湾。而绕着深圳湾一圈，在雄伟林立的高楼里最璀璨的，恐怕当属位于后海的深圳湾1号。
　　深圳湾1号由迈瑞医疗董事长徐航旗下的鹏瑞地产公司主导开发，总共只有8栋楼，除了一栋350米高的环球商务中心和一栋写字楼，其余6栋都是公寓住宅。该项目的房价一度被炒到接近30万元/平方米，这让它力压陆家嘴有些陈旧泛黄的汤臣一品，成为国内豪宅新兴势力第一名。
　　在深圳湾1号西北侧，紧挨着的便是深圳南山区近年倾力打造的后海总部基地，腾讯、阿里巴巴、安邦、华润、中海油、中投证券等80多家企业的各种“总部”坐落于此，摩天大楼鳞次栉比，这些企业提供的众多高薪岗位是支撑周边动辄每平方米12万、15万甚至20万元高房价的核心。
　　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拥有一栋自己的总部大楼，显然是一种象征。于是在2016年，深圳一家做专网通信的公司也豪掷18个亿，在后海买了一块地，建设“研发总部大楼”。

　　一线城市的确人才充沛，很多老板都拿这个当借口。但这些老板也应该扪心自问：你的企业真的到了离开一线就招不到人的地步了吗？

　　由于长期跟踪这家公司，我做了下研究。该研发总部位置的确不错，紧邻着阿里巴巴，不过黄金地段给公司带来的除了面子，就只剩员工面对高房价的压力了。假设这家公司的员工利用公共交通上班，在单程30分钟范围内买房，最低房价7万元，在覃程一小时范围内买房，最低房价5万元。
　　一个普通的程序员，若是买5万元/平方米的两房，最少也需要400万元，这还是在每天花两个小时往返上班的前提下。按照行业内一线研发人员每天加班两小时左右的强度，早上7点起床，晚上9点回家，背两三百万的贷款，每天挤两个小时的地铁或公交，基本上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
　　这就是一线社畜的现状。老板可以为了公司面子把总部建在黄金地段，自己抛点儿股票就能在深圳湾1号买套房走路上班，但普通员工只能享受996房奴的福报。
　　而且，18亿元只是拿地的成本，全部建筑安装加起来还要再花12亿元，总造价达到了30亿元，建筑面积足足有10万平方米。而这家专网通信公司全部员工加起来也就只有4000人左右，全部装进去绰绰有余。我当时就在想，即使不为员工买房或者上班考虑，这手笔是否也太豪迈了点？
　　相比之下，1995年至2008年间，华为在深圳拿了160万平方米土地，一共才花了6亿元，均价只有375元/平方米，当然，那个时候地便宜。华为能带来税收和高收入人群，地方政府自然也乐意给低价土地，即使2010年之后，华为在一线城市的拿地成本也极少超过2000元/平方米。
　　但即使这样，华为仍然不停地将研发基地分流到成本更便宜的二线城市。2018年7月，40辆8吨的搬迁货车往返于深圳和东莞松山湖之间，次日2700人告别深圳，来到松山湖这片占地达到1900亩，充斥着欧式建筑风格，路上还可以跑小火车的研发园区——这里周围房价比深圳便宜太多。把研发中心搬离昂贵的一线城市，对员工来说是一种隐形的福利。
　　其实，关于“研发告别一线”的讨论，早在2012年就开始了。
　　当时在深圳一场IT论坛上，一路顺风顺水的李彦宏劝年轻人不要着急买房，“正常情况下租房住也很舒服的话，干吗要去买房子”。但马化腾显然考虑得更多，他明确释放了一个信号：从长远看员工的生活压力，腾讯正在考虑把企业布局向二线城市转，在二线城市增加研发中心。
　　Pony的观点颇有远见。2012年深圳房价均价还不到2万元/平方米，到了2017年就已经破5万元大关，2020年更是涨势如虹，核心地段普遍30% 涨幅。倘若没有今年7月出台的楼市新政，深圳房价将超过北京位居全国第一。面对房价如此涨幅，人均月薪达到7万元的腾讯员工也只能望其项背。

　　事实也在验证腾讯的做法。2014年，腾讯在新一线城市成都设立了天美游戏工作室，此后天美工作室源源不断创作出爆款游戏，不仅有《天天爱消除》《天天跑酷》等“天天”系列产品，还有至今仍霸榜游戏排行榜的《王者荣耀》。这其实说明了一个道理：技术研发不必执意留在一线。
　　一线城市的房价逻辑是，定价话语权并不在程序员、工程师之手，房价跟着收入天花板走，富人阶级才是陆家嘴房价的决定者，并且会越来越被资本主导。上海张江尽管是技术人才的聚集地，决定张江房价的力量仍是冲击IPO成功后的技术企业高管的股权，而不是底层研发人员的薪酬。
　　华为投资总额高达400亿元的最新研发中心就并没有落脚张江，而是选择了与苏州交界的上海青浦区淀山湖一带，对面就是江苏的大农村，房单价连1万元都不到。
　　高科技公司不是属于一线城市的垄断资源，中国企业研发不—定要留在一线，人才也不—定在一线城市才能获得机会。2017年掀起的“抢人大战”，则进一步加速了企业研发向内地城市转移的脚步。在一线城市机会窗口越来越小、内陆城市选择空间开始扩大的背景下，企业和人才双方都在用脚投票。
　　至于北京、上海、深圳的中心区域，未来势必向“总部经济”更靠近，企业研发向环一线和新一线、二线城市迁移将是更正确的选择。在此趋势下，转移城市需要更加积极地表现。例如，昆山、苏州正在加快对张江半导体企业研发外迁的承接，在科创板上市的澜起科技在2017年就将数据中心转向昆山。
　　小米2018年完成香港上市后，志得意满的雷军宣布在武汉建立第二总部，并且定位为“超大研发总部”。如今，华为在武汉、南京、西安、杭州都设立了研发中心，腾讯在成都、武汉、南京加快布局，阿里巴巴也打入西安、重庆等内陆腹地。无一例外，这些城市在人才高校分布、宜居舒适上都相对占优。
　　一线城市的确人才充沛，很多老板都拿这个当借口。但这些老板也应该扪心自问：你的企业真的到了离开一线就招不到人的地步了吗？像华为这种站在全球技术顶峰上的公司都往二线城市搬，除非你搞的是天顶星黑科技，否则真没必要在海淀、张江和南山这种房价逼近10万元的地方硬撑。
　　而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家专网通信公司，在折腾了几年之后，终于在2020年7Jq将总部大楼以25亿元卖掉，用以补充愈发紧张的现金流。对员工来说，这恐怕不是一件坏事。
　　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中国技术企业们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豪情一掷。把研发基地分流到成本更便宜的二线城市，是应对疫情和技术封锁的重要手段。这不光是企业成本控制的理性选择，也是在一线城市房价被富人阶层日益抬高的当下，对寒门员工们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企业研发中心到底是坚守一线还是转移二线，考量的不仅是决策者的能力与视野，还有他们选择“为谁发声”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