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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搞”并不是一个术语，因此它并不体现对这一系列亚文化现象的归纳，而只是一种自发的自我表达。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个词组成部分之一“恶”，在单独成词的时候表示一种强烈的价值判断。
一批诗评人在南京的某次研讨会上，对2006年的中国诗歌界进行研讨，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一张“2006年诗歌排行榜”。因为作品被排列在“2006年度庸诗榜”的第一位，诗人孙文波在接受采访时指排行榜编制者“没有资格”，并将这一排行榜斥为“恶搞诗歌”。
胡戈以《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将“恶搞”一词引入大众的视野。随后，这个词就以燎原之势，取代各个竞争者，成为对一系列网络亚文化现象的概括。与其他概括方式，比如“戏仿”、“解构”、“拼贴”不同的是，“恶搞”并不是一个术语，因此它并不体现对这一系列亚文化现象的归纳，而只是一种自发的自我表达。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个词组成部分之一“恶”，在单独成词的时候表示一种强烈的价值判断。与“坏”不同的是，“恶”被放置在人类一切价值与善的东西的反面。它的最轻微表现“恶心”，都是一种令人不快的东西。这样一来，“恶搞”的倡导者就将自己放在了危险的位置上。网络亚文化中积极的文化创建活动都被一个“恶”字掩盖。在此基础上，一种网络亚文化的表达方式，成了词语的大棒。
作为一位作者，孙文波其实有更好的自我辩护法。他本可以更轻松地化解面前的问题：评选者有评选者的道理。但作为一名诗人，我只管写我的诗。在这里，不仅与《沁园春》无关，也与他人的评价无关。他甚至可以选择沉默。可作为中国第三代诗歌的领军人物，孙文波在正面回应这一事件时却抄起了这支词语的大棒。
孙文波被列入“庸诗榜”的作品，是《与沁园春无关》。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都不能算是一首“好诗”。与之同列的作品，诸如李伟的《章子怡漂亮不漂亮》、宫玺的《它们以为谁也没有发现》，无论是从技术角度，还是从审美角度，都足以心安理得地被贴上“庸诗”的标签。
诗人白桦在就这一事件接受采访时说，诗的评价并没有一定的标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诗歌无法分别基本的好坏优劣。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评论者或许无法精确地说出褒贬的理由，却可以对诗歌作出基本判断。白桦举李杜的例子，试图说明对诗歌评价的标准一直在发生变化，但这恰好反过来说明，评价诗歌的好坏，应该抛弃诗歌以外的内容（比如“恶搞”或者“炒作”的讥诮），回到诗本身。更何况，诗歌批评庸俗化固然不好，但打着“诗无达诂”的幌子，搞诗歌批评虚无化，似乎也不是什么好事。
总览“2006年度诗歌评选”的全貌，从项目设置到评选结果，都（以一定的判断方式为基础）比较清晰地衡量了2006年诗歌界的整体状况。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排行榜很谨慎地使用了“庸诗”一词，而并没有直接称之为“坏诗”。这样的命名蕴涵了这样一个判断：诗歌只存在优秀与庸俗的区别。由此也可以看出，排行榜策划者与制作者的严谨态度。因此，无论榜单的制作者如何评价孙文波的这首《与沁园春无关》，这一榜单都与“恶搞”无关。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媒体在这一事件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由于自身的特殊属性，媒体难免会带有一定的浮躁性，在面对一定的新闻热点时，会爆发出不同寻常的兴奋。由于种种原因，相当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包括其中负责文化条线的人员，缺乏基本的诗歌审美能力。他们只能从职业化的新闻敏感性的角度来理解诸如“梨花事件”这样的诗歌闹剧，而不能由诗艺的层面，正视这份“排行榜”。
一批诗评人在南京的某次研讨会上，对2006年的中国诗歌界进行研讨，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一张“2006年诗歌排行榜”。因为作品被排列在“2006年度庸诗榜”的第一位，诗人孙文波在接受采访时指排行榜编制者“没有资格”，并将这一排行榜斥为“恶搞诗歌”。
胡戈以《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将“恶搞”一词引入大众的视野。随后，这个词就以燎原之势，取代各个竞争者，成为对一系列网络亚文化现象的概括。与其他概括方式，比如“戏仿”、“解构”、“拼贴”不同的是，“恶搞”并不是一个术语，因此它并不体现对这一系列亚文化现象的归纳，而只是一种自发的自我表达。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个词组成部分之一“恶”，在单独成词的时候表示一种强烈的价值判断。与“坏”不同的是，“恶”被放置在人类一切价值与善的东西的反面。它的最轻微表现“恶心”，都是一种令人不快的东西。这样一来，“恶搞”的倡导者就将自己放在了危险的位置上。网络亚文化中积极的文化创建活动都被一个“恶”字掩盖。在此基础上，一种网络亚文化的表达方式，成了词语的大棒。
作为一位作者，孙文波其实有更好的自我辩护法。他本可以更轻松地化解面前的问题：评选者有评选者的道理。但作为一名诗人，我只管写我的诗。在这里，不仅与《沁园春》无关，也与他人的评价无关。他甚至可以选择沉默。可作为中国第三代诗歌的领军人物，孙文波在正面回应这一事件时却抄起了这支词语的大棒。
孙文波被列入“庸诗榜”的作品，是《与沁园春无关》。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都不能算是一首“好诗”。与之同列的作品，诸如李伟的《章子怡漂亮不漂亮》、宫玺的《它们以为谁也没有发现》，无论是从技术角度，还是从审美角度，都足以心安理得地被贴上“庸诗”的标签。
诗人白桦在就这一事件接受采访时说，诗的评价并没有一定的标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诗歌无法分别基本的好坏优劣。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评论者或许无法精确地说出褒贬的理由，却可以对诗歌作出基本判断。白桦举李杜的例子，试图说明对诗歌评价的标准一直在发生变化，但这恰好反过来说明，评价诗歌的好坏，应该抛弃诗歌以外的内容（比如“恶搞”或者“炒作”的讥诮），回到诗本身。更何况，诗歌批评庸俗化固然不好，但打着“诗无达诂”的幌子，搞诗歌批评虚无化，似乎也不是什么好事。
总览“2006年度诗歌评选”的全貌，从项目设置到评选结果，都（以一定的判断方式为基础）比较清晰地衡量了2006年诗歌界的整体状况。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排行榜很谨慎地使用了“庸诗”一词，而并没有直接称之为“坏诗”。这样的命名蕴涵了这样一个判断：诗歌只存在优秀与庸俗的区别。由此也可以看出，排行榜策划者与制作者的严谨态度。因此，无论榜单的制作者如何评价孙文波的这首《与沁园春无关》，这一榜单都与“恶搞”无关。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媒体在这一事件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由于自身的特殊属性，媒体难免会带有一定的浮躁性，在面对一定的新闻热点时，会爆发出不同寻常的兴奋。由于种种原因，相当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包括其中负责文化条线的人员，缺乏基本的诗歌审美能力。他们只能从职业化的新闻敏感性的角度来理解诸如“梨花事件”这样的诗歌闹剧，而不能由诗艺的层面，正视这份“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