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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测量者》（Psycho-Pass）这部动画描述了一个相当先进的人类社会，由“绝对公平”的SIBYLSYSTEM判断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性格倾向，能做到通过机器扫描在瞬间测量出一个人的“犯罪指数”，指数过高的人就会被判定为有犯罪倾向的潜在犯，再由执行官抓去“矫正”。执行官们还配发了一支连接着SIBYLSYSTEM的特殊手枪“dominator”，瞄准嫌疑人后系统就会自动判定此人的犯罪指数，指数超过100手枪就会自动打开保险允许射击，指数太高的话甚至会被直接轰成分子状态……万一，“dominator”故障了怎么办？
抛开动画制作者大开的脑洞不说，这种类似预测“犯罪指数”的做法，是不是可能存在的呢？答案也许吓你一跳——人类历史上，还真有不少人这么干过。
“你长得就不像好人！”
和测量一个人的“犯罪指数”类似，在20世纪初，就已经有人提出来，能不能通过人的外貌，来判断此人危险性的大小呢？
这听起来有几分道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看起来就有点凶巴巴的……不过，这只是经验性的感觉，直到意大利的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1835-1909）教授将这种观点上升到了理论高度，提出了一个奇怪的假说：天生犯罪人。
龙勃罗梭本来是学医的，后来去做了大学教授，晚年就开始研究犯罪学的问题了，他试着用人类学的知识解释犯罪的成因。研究来研究去，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这些犯罪的人，天生就长着一张罪犯的脸！
这大致是说：一个人如果犯罪了，那是因为他生下来时就带有这种干坏事、反社会的潜质，而这种潜质则会体现在其外貌特征上。辨别了这些外貌特征，就有助于甄别嫌疑人，更好地抓获罪犯。
这个奇怪的理论不是凭空瞎想出来的，而是龙勃罗梭对于当时大量的罪犯入案照进行研究的结果。在学习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后，他更加相信，这种与犯罪有关的特质是可以通过遗传而传递给下—代的。
那么，什么才算是“奇怪的身体特征”呢？他认为，发际线太靠后，脸部崎岖不平，鼻子太大，鹰钩鼻，上嘴唇太翘且突出，胳膊太长，颅骨两侧不对称，耳朵太大等等都算。一句话，如果你天生“骨骼清奇”，除了被当成武学奇才以外，也可能被龙勃罗梭教授列为“天生犯罪人”的行列。
今天我们再看这个理论就会觉得这事很扯淡，历史上的高颜值谋杀犯一抓一大把。
【案例】
某警察不知情的情况下陪女朋友逛商场，结果一出商场门就被一大群警察给围上了……折腾并搜查了半天后发现了警官证，经总部核实才知道大水冲了龙王庙——抓了自己人。包围的警察原本是要抓毒贩，知道抓成了自己人后非常冒火地问卧底：你不是给我们说长得最凶的这个人么？这是自己人！（这是真事儿，来自一个基层民警的自白。）
“贼的儿子都是贼？”
这种“天生犯罪人”假说，因为实在太不靠谱，很快就被世人所摈弃。但另一个假说的影响却更加深远：“主动优生学说”。简单来说就是：贼的儿子都是贼，所以必须禁止贼来生小孩。
这种观点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表现很糟糕（比如，因暴力犯罪而被判刑3次以上，长期酗酒，或是先天性智力低下等等），就应该对其强制实施绝育手术，剥夺其生育的权利，因为其糟糕的基因会遗传给子女，这些子女将来也会成为社会的累赘或祸害。
【案例】
弗吉尼亚州的居民巴克小姐，就因为智力有问题而面临强制绝育，她觉得不服气，就一路把官司打到了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结果，1927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下来，9位大法官以8：1的压倒性多数，支持对其实施绝育手术。该判决书中如此写道：“……与其等着那些低劣的基因去犯罪之后，再将其处决；或是任由他们因愚钝而饿死，社会完全可以阻止那些很显然不适于再繁衍后代的人（生育），这对于世界而言是更好的选择。”
这就是法制史上著名的“巴克诉贝尔案”（Buck VS Bell），成为了“主动优生学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这种做法在美国很多州都兴盛起来，至少数千名美国人因此被迫绝育，后来甚至成为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理论基础之一。一直到1942年另一个案件后，美国社会才认识到这种观点的荒谬之处，将其逐渐废弃，但大错早已铸成。
回头看看，这种观点似乎有一些证据：相当多的恶性罪犯，其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都是罪犯或品行不端者。然而，很难说清楚，这种现象到底何者是因何者是果：究竟是因为某人是贼的儿子，还是因为某人在成长路上缺乏适当的照顾，才让某人最终也变成了贼？
电影《少数派报告》中也提到了类似的做法：一些有超能力的“先知”，可以“看见”还没有发生的犯罪情景，警察因此则可以将罪犯预先逮捕法办。然而，一名“先知”自己，突然被同僚预测为下一起谋杀案的凶手。在逃亡和揭开真相的过程中，他逐渐发现了一个悖论：某人究竟是注定要犯罪才被“预见”呢，还是因为被“预见”要犯罪才被逼上绝路，真的去实施犯罪了呢？
当然，对于—部科幻作品，我们不必太纠结于其中的细节，不过这种疑问同样适用于《心理测量者》的讨论。在动漫的第1集里，街头扫描器做色相检查时发现了一个叫大仓信夫的人“犯罪指数”超过了100，保安“多隆”（一种街头机器人警察）要求他进行治疗，可他却拒绝治疗逃走了（之前没有犯罪记录），并在逃跑的途中劫持了一名年轻女性作为人质，还一路恐吓伤害她。于是在逃亡的过程中大仓的“犯罪指数”越来越高，最后高到直接被“dominator”轰成了分子状……
当一个人被打上了“犯罪指数”过高的标签后，周围的环境会不会让他真的铤而走险？或者说，这就像是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原理”——当我们观察到某个事物时，观察行为本身就对该事物形成了干扰，从而改变了它原本的状态，观察到的结论自然就不那么可信了。
电脑法官？
动画中公安局官方称SIBYL SYSTEM为所谓的PDP模型，通过大量的超级计算机实现分散型平行计算，可将人类的心理状态和性格倾向都数值化，通过SIBYL SYSTEM，人类所有的感情、欲望、社会病态心理倾向等全部被记录并管理。但在动画的17集中公安局长禾生壤宗道出真相：SIBYL SYSTEM是由247个“新人类”（拥有“免罪体格”，超乎常人的判断力和洞察力，不被情感影响理智的人类）的大脑组成的，其中200位轮流组合在一起实现了对全国民“心理指数”的及时鉴定。因为机械程序鉴定的项目是非常有限的，要判断更接近人类本质的“犯罪指数”，就需要更强大的判断能力和处理能力。换句话说这些“新人类”的大脑组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SIBYL SYSTEM本身的思想。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想要判断一个人对社会的危险程度，人脑和电脑到底哪个更靠谱？ 这里有这样一个事例。
在美国各个监狱中，需要定期对在押犯人进行评估，批准或者驳回其假释申请。对于那些已经洗心革面，不再危害社会的犯人，假释可以让他们提早重返社会，但如果依然心怀不良，假释等于就是放虎归山，给公众带来新的危险。所以，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又非常的敏感。
然而，2013年，《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美国至少已经有15个州，采用了一套评估软件来完成这项工作，将犯人假释的决定权交给了电脑。
据悉，这套系统会综合分析该犯人的资料，比如第一次被捕时多少岁、接受过多长时间的教育、认罪悔改态度如何等等指标，逐项打分后得出是否应该假释的结论。支持者认为，这套软件完全不带个人情绪，又能全面衡量各种因素，所以比由人类组成的假释委员会更加公平、可靠。反对者则认为，人类是一种如此复杂的生物，特别是情绪、态度、思维方式这些很难量化的东西，用预制好的电脑程序恐怕是很难判断的，反而是人与人面对面的谈话中，能够体察出一些“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弦外之音。
这一技术在有些州已经用了数年，在德克萨斯州甚至已经使用了近10年之久。然而，它判断的效果如何，目前仍没有一个可信的答案。
实际上，另一个疑惑也被反复提及：迄今为止，人类制造出来的任何一个机器设备、软件程序，都不可能100%的保证不出故障，无非是故障率高低而已。那么，类似“dominator”这样的东西，会不会出现误判，将不具备威胁性的人判定为高威胁人群呢？
而一旦出现了这种错误，谁该为此承担责任？电脑系统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就算你拔了插头它也不会知道。人类执法者则会说这是电脑系统出的问题，自己没有也无法干预，所以不能负责，到头来就是谁也不负责。
更糟糕的是，为了避免电脑系统的判断被故意干扰，其算法、判断逻辑通常是不公开的。也就是说，普通人不会知道，“dominator”是因为觉得你气呼呼的表情很吓人，还是因为你的肌肉发达而判定你的“犯罪指数”较高的，存在着执法标准不透明的问题，而这恰好是现代法治的大忌。预防措施？
从历史来看，试图预先评估一个人犯罪可能高低的努力，最后都被证明是失败的；而目前正在尝试的一些措施，则尚未被证明其有效性。不过，还真的有一些方法，是可以作为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的。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罪犯的子女，因为缺失了一方或双方亲人的照顾，通常在童年时期会生活艰难，还可能遭受周围的人歧视，因而更容易走上父辈的老路。因此，他们就更需要社会的平等对待、额外关爱，由全社会来共同承担抚育成本。倘若社会吝于这种付出，则很可能在十几年后不得不接受更高的代价——一个罪犯对于社会的伤害也许是很难用经济损失来衡量的。
另外，在反恐战争中，国外一些司法机关，据说也开始使用大数据技术，在一些极端分子常混迹的论坛中寻找可疑的人员。不少恐怖分子都是美国、欧洲等地的合法居民，突然就搞出了孤狼式的恐怖袭击，比如不久前悉尼的咖啡馆人质劫持事件、法国查理周刊杂志社被袭击案等。这些人平时看似与常人无异，唯一可能的破绽就是经常在一些极端主义论坛上参加讨论，发布有威胁性的言论。虽然这些言论本身不构成犯罪，但却足以体现出他们的犯罪倾向。美国FBI甚至派出探员卧底极端主义论坛，伪装成恐怖分子，成功将几名潜在的恐怖分子给“钓”了出来。这也算是一种对“犯罪指数”判断的技术吧！
总之，在可预见的将来，人类恐怕都很难开发出一种像《心理测量者》中那样神奇的犯罪嫌疑人甄别、预测技术的。然而，技术的发展，使得打击犯罪更加精准有力，无论是DNA鉴定技术还是“天网”工程（就是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监控摄像头），都让司法机关如虎添翼，让宵小之徒心惊胆战，这或许比“dominator”更能震慑潜在的罪犯。至于动画中的技术能不能实现，就只有等时间来回答啦。
抛开动画制作者大开的脑洞不说，这种类似预测“犯罪指数”的做法，是不是可能存在的呢？答案也许吓你一跳——人类历史上，还真有不少人这么干过。
“你长得就不像好人！”
和测量一个人的“犯罪指数”类似，在20世纪初，就已经有人提出来，能不能通过人的外貌，来判断此人危险性的大小呢？
这听起来有几分道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看起来就有点凶巴巴的……不过，这只是经验性的感觉，直到意大利的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1835-1909）教授将这种观点上升到了理论高度，提出了一个奇怪的假说：天生犯罪人。
龙勃罗梭本来是学医的，后来去做了大学教授，晚年就开始研究犯罪学的问题了，他试着用人类学的知识解释犯罪的成因。研究来研究去，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这些犯罪的人，天生就长着一张罪犯的脸！
这大致是说：一个人如果犯罪了，那是因为他生下来时就带有这种干坏事、反社会的潜质，而这种潜质则会体现在其外貌特征上。辨别了这些外貌特征，就有助于甄别嫌疑人，更好地抓获罪犯。
这个奇怪的理论不是凭空瞎想出来的，而是龙勃罗梭对于当时大量的罪犯入案照进行研究的结果。在学习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后，他更加相信，这种与犯罪有关的特质是可以通过遗传而传递给下—代的。
那么，什么才算是“奇怪的身体特征”呢？他认为，发际线太靠后，脸部崎岖不平，鼻子太大，鹰钩鼻，上嘴唇太翘且突出，胳膊太长，颅骨两侧不对称，耳朵太大等等都算。一句话，如果你天生“骨骼清奇”，除了被当成武学奇才以外，也可能被龙勃罗梭教授列为“天生犯罪人”的行列。
今天我们再看这个理论就会觉得这事很扯淡，历史上的高颜值谋杀犯一抓一大把。
【案例】
某警察不知情的情况下陪女朋友逛商场，结果一出商场门就被一大群警察给围上了……折腾并搜查了半天后发现了警官证，经总部核实才知道大水冲了龙王庙——抓了自己人。包围的警察原本是要抓毒贩，知道抓成了自己人后非常冒火地问卧底：你不是给我们说长得最凶的这个人么？这是自己人！（这是真事儿，来自一个基层民警的自白。）
“贼的儿子都是贼？”
这种“天生犯罪人”假说，因为实在太不靠谱，很快就被世人所摈弃。但另一个假说的影响却更加深远：“主动优生学说”。简单来说就是：贼的儿子都是贼，所以必须禁止贼来生小孩。
这种观点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表现很糟糕（比如，因暴力犯罪而被判刑3次以上，长期酗酒，或是先天性智力低下等等），就应该对其强制实施绝育手术，剥夺其生育的权利，因为其糟糕的基因会遗传给子女，这些子女将来也会成为社会的累赘或祸害。
【案例】
弗吉尼亚州的居民巴克小姐，就因为智力有问题而面临强制绝育，她觉得不服气，就一路把官司打到了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结果，1927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下来，9位大法官以8：1的压倒性多数，支持对其实施绝育手术。该判决书中如此写道：“……与其等着那些低劣的基因去犯罪之后，再将其处决；或是任由他们因愚钝而饿死，社会完全可以阻止那些很显然不适于再繁衍后代的人（生育），这对于世界而言是更好的选择。”
这就是法制史上著名的“巴克诉贝尔案”（Buck VS Bell），成为了“主动优生学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这种做法在美国很多州都兴盛起来，至少数千名美国人因此被迫绝育，后来甚至成为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理论基础之一。一直到1942年另一个案件后，美国社会才认识到这种观点的荒谬之处，将其逐渐废弃，但大错早已铸成。
回头看看，这种观点似乎有一些证据：相当多的恶性罪犯，其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都是罪犯或品行不端者。然而，很难说清楚，这种现象到底何者是因何者是果：究竟是因为某人是贼的儿子，还是因为某人在成长路上缺乏适当的照顾，才让某人最终也变成了贼？
电影《少数派报告》中也提到了类似的做法：一些有超能力的“先知”，可以“看见”还没有发生的犯罪情景，警察因此则可以将罪犯预先逮捕法办。然而，一名“先知”自己，突然被同僚预测为下一起谋杀案的凶手。在逃亡和揭开真相的过程中，他逐渐发现了一个悖论：某人究竟是注定要犯罪才被“预见”呢，还是因为被“预见”要犯罪才被逼上绝路，真的去实施犯罪了呢？
当然，对于—部科幻作品，我们不必太纠结于其中的细节，不过这种疑问同样适用于《心理测量者》的讨论。在动漫的第1集里，街头扫描器做色相检查时发现了一个叫大仓信夫的人“犯罪指数”超过了100，保安“多隆”（一种街头机器人警察）要求他进行治疗，可他却拒绝治疗逃走了（之前没有犯罪记录），并在逃跑的途中劫持了一名年轻女性作为人质，还一路恐吓伤害她。于是在逃亡的过程中大仓的“犯罪指数”越来越高，最后高到直接被“dominator”轰成了分子状……
当一个人被打上了“犯罪指数”过高的标签后，周围的环境会不会让他真的铤而走险？或者说，这就像是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原理”——当我们观察到某个事物时，观察行为本身就对该事物形成了干扰，从而改变了它原本的状态，观察到的结论自然就不那么可信了。
电脑法官？
动画中公安局官方称SIBYL SYSTEM为所谓的PDP模型，通过大量的超级计算机实现分散型平行计算，可将人类的心理状态和性格倾向都数值化，通过SIBYL SYSTEM，人类所有的感情、欲望、社会病态心理倾向等全部被记录并管理。但在动画的17集中公安局长禾生壤宗道出真相：SIBYL SYSTEM是由247个“新人类”（拥有“免罪体格”，超乎常人的判断力和洞察力，不被情感影响理智的人类）的大脑组成的，其中200位轮流组合在一起实现了对全国民“心理指数”的及时鉴定。因为机械程序鉴定的项目是非常有限的，要判断更接近人类本质的“犯罪指数”，就需要更强大的判断能力和处理能力。换句话说这些“新人类”的大脑组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SIBYL SYSTEM本身的思想。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想要判断一个人对社会的危险程度，人脑和电脑到底哪个更靠谱？ 这里有这样一个事例。
在美国各个监狱中，需要定期对在押犯人进行评估，批准或者驳回其假释申请。对于那些已经洗心革面，不再危害社会的犯人，假释可以让他们提早重返社会，但如果依然心怀不良，假释等于就是放虎归山，给公众带来新的危险。所以，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又非常的敏感。
然而，2013年，《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美国至少已经有15个州，采用了一套评估软件来完成这项工作，将犯人假释的决定权交给了电脑。
据悉，这套系统会综合分析该犯人的资料，比如第一次被捕时多少岁、接受过多长时间的教育、认罪悔改态度如何等等指标，逐项打分后得出是否应该假释的结论。支持者认为，这套软件完全不带个人情绪，又能全面衡量各种因素，所以比由人类组成的假释委员会更加公平、可靠。反对者则认为，人类是一种如此复杂的生物，特别是情绪、态度、思维方式这些很难量化的东西，用预制好的电脑程序恐怕是很难判断的，反而是人与人面对面的谈话中，能够体察出一些“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弦外之音。
这一技术在有些州已经用了数年，在德克萨斯州甚至已经使用了近10年之久。然而，它判断的效果如何，目前仍没有一个可信的答案。
实际上，另一个疑惑也被反复提及：迄今为止，人类制造出来的任何一个机器设备、软件程序，都不可能100%的保证不出故障，无非是故障率高低而已。那么，类似“dominator”这样的东西，会不会出现误判，将不具备威胁性的人判定为高威胁人群呢？
而一旦出现了这种错误，谁该为此承担责任？电脑系统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就算你拔了插头它也不会知道。人类执法者则会说这是电脑系统出的问题，自己没有也无法干预，所以不能负责，到头来就是谁也不负责。
更糟糕的是，为了避免电脑系统的判断被故意干扰，其算法、判断逻辑通常是不公开的。也就是说，普通人不会知道，“dominator”是因为觉得你气呼呼的表情很吓人，还是因为你的肌肉发达而判定你的“犯罪指数”较高的，存在着执法标准不透明的问题，而这恰好是现代法治的大忌。预防措施？
从历史来看，试图预先评估一个人犯罪可能高低的努力，最后都被证明是失败的；而目前正在尝试的一些措施，则尚未被证明其有效性。不过，还真的有一些方法，是可以作为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的。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罪犯的子女，因为缺失了一方或双方亲人的照顾，通常在童年时期会生活艰难，还可能遭受周围的人歧视，因而更容易走上父辈的老路。因此，他们就更需要社会的平等对待、额外关爱，由全社会来共同承担抚育成本。倘若社会吝于这种付出，则很可能在十几年后不得不接受更高的代价——一个罪犯对于社会的伤害也许是很难用经济损失来衡量的。
另外，在反恐战争中，国外一些司法机关，据说也开始使用大数据技术，在一些极端分子常混迹的论坛中寻找可疑的人员。不少恐怖分子都是美国、欧洲等地的合法居民，突然就搞出了孤狼式的恐怖袭击，比如不久前悉尼的咖啡馆人质劫持事件、法国查理周刊杂志社被袭击案等。这些人平时看似与常人无异，唯一可能的破绽就是经常在一些极端主义论坛上参加讨论，发布有威胁性的言论。虽然这些言论本身不构成犯罪，但却足以体现出他们的犯罪倾向。美国FBI甚至派出探员卧底极端主义论坛，伪装成恐怖分子，成功将几名潜在的恐怖分子给“钓”了出来。这也算是一种对“犯罪指数”判断的技术吧！
总之，在可预见的将来，人类恐怕都很难开发出一种像《心理测量者》中那样神奇的犯罪嫌疑人甄别、预测技术的。然而，技术的发展，使得打击犯罪更加精准有力，无论是DNA鉴定技术还是“天网”工程（就是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监控摄像头），都让司法机关如虎添翼，让宵小之徒心惊胆战，这或许比“dominator”更能震慑潜在的罪犯。至于动画中的技术能不能实现，就只有等时间来回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