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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发布“停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投降的签字仪式定于1945年9月2日在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那一天，以日本内阁外相重光葵为首的11名日本投降代表，乘着一艘美军驱逐舰登上密苏里号。一个手拄拐杖、步履艰难的日本文官在一名美国军官带领下登上“密苏里”号，这个人就是时任日本外相重光葵。原来重光葵有一条腿是假肢，所以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很少有人知道重光葵的这条断腿，是在他参与侵华战争时遭遇的一次刺杀中被炸断的。
1932年4月29日上午11时30分，侵华日军正在上海虹口举行“淞沪战役祝捷大会”，并庆祝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天长节”。突然，一个朝鲜青年将一个日本饭盒扔到检阅台上，一声巨响撼天动地。爆炸声后，时任日本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重伤不治而死，日本居留团团长河端居当场毙命，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炸瞎了右眼，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和领事村井仓松被炸伤。此外，还有多名日本军政要员受伤。
一次刺杀行动，日本方面死伤总计达到13人，这几乎是日本自1910年吞并朝鲜半岛和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史称“虹口花园爆炸案”。那么，在日军的层层戒备之下完成如此壮举，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次刺杀，为什么一次由中国人策划的刺杀行动，最终又是由朝鲜人实施的呢？
日军要庆祝淞沪战争的“胜利”激起中国爱国人士愤恨
1931年9月18日，窥视中国东三省许久的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年初，日本公使馆驻沪武官伙同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制造了所谓“日僧事件”之后，在1月28日从闸北分三路向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领导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开始了长达三个多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3月3日，经过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斡旋，中日代表在24日开始举行和谈。但是，正在双方谈判进入最后关键阶段时，日方却以庆祝日本天皇的生日“天长节”为理由，准备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庆祝1932年凇沪战争的“胜利”。这无疑是日本赤裸裸的挑衅和炫耀。上海的爱国军民群情激愤，这其中有一位更是拍案而起，发誓要给日本人点颜色看看。
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有过一个现在很少有人提起的组织，叫铁血锄奸团，锄奸团团长就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
凇沪开战后，王亚樵眼看日寇侵占上海，凶残杀害中国同胞，心里感到十分愤怒。正在这个当口，有一位大人物找到了王亚樵，说是有要事商议。
什么要事？两个字，杀贼！
原来，来的人正是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戌总司令陈铭枢。他满怀激愤地来到上海，约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密议对策，计划捣毁日军的“庆祝大会”。但当时正是中日两方停战会谈之际，行动的事情必须做在暗处，所以陈铭枢找到了暗杀大王王亚樵。王亚樵何尝不想替国人出这口恶气，他早就盯上了这次祝捷大会，但王亚樵面前有一个最关键的难题。那就是，这次祝捷大会明令不允许中国人参加，参加者只能是日本人和在沪韩侨，王亚樵领导的“铁血锄奸团”没法派上用场，怎么办呢？
王亚樵找到朝鲜复国运动的核心人物实施暗杀计划
此时，在上海滩，尤其是在上海黑道混迹多年的王亚樵突然想到了一个人，一个朝鲜人。
早在1910年，日本就正式吞并朝鲜，但朝鲜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抗。数以十万计的朝鲜志士流亡海外，其中大部分聚集在中国。
1919年4月，流亡在上海的朝鲜半岛复国运动各派领袖，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安昌浩为内务总长，当时安昌浩领导下有一个警务总长，名字叫金九。在上海十多年后，金九逐渐成为了朝鲜复国运动的核心人物。1929年，他和安昌浩、李东亭在现在上海的马当路普庆里4号的石库门一栋小楼内，联合各派成立了“韩国独立党”，专门组织暗杀活动。于是，王亚樵就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找到在上海的安昌浩，安昌浩又出面请金九具体实施暗杀行动。
根据金九在自传中的回忆，淞沪战争结束后的一天，曾在上海的日用品工厂做工，后来改在虹口菜市场卖菜的尹奉吉敲开了金九的家门。而这个朝鲜义士尹奉吉就是虹口公园爆炸案中，金九最终选定的行刺人员。得到了十九路军等多方面来自中国的支持，又找到了尹奉吉这样合适的人选，金九就开始设计暗杀行动的细节。首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炸弹这么明目张胆的东西，究竟要怎么带进戒备森严的会场呢？
当时，日方的报纸《上海日日新闻》上刊登了这么一条公告，凡是参加天长节庆祝的人都要携带午餐饭盒一个、水壶一只、太阳旗一面。金九在自传里回忆，当他看了这个新闻，马上就去和上海兵工厂联系，想制造一种像日本人携带的水壶和饭盒形状的炸弹，并且要在3天之内就造好。
很快，炸弹试验成功，第二天兵工厂的人用汽车将两个水壶和饭盒形的炸弹送了过来，金九说：“这是兵工厂考虑到让他自己来搬运这些禁物不太方便。”金九见到这两枚炸弹的时候，对上海兵工厂的帮助感激不已。这炸弹是禁物，可对于这些禁物，兵工厂不但没有问及用途，还痛快的做好送上门来，这不奇怪吗？兵工厂如此的配合，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除了金九托了他所在的韩国独立党的关系之外，1932年的4月，上海兵工厂的主导和控制权是在十九路军手中的。前面讲过，十九路军以及暗杀大王王亚樵都和虹口公园的爆炸案有密切的关系。
拿到了炸弹，金九脱下身上破旧的中式服装，换上了一套新买的西装，打扮成绅士模样，把两枚炸弹带到法租界里一位亲近的同胞家，说是贵重的药，要小心火烛，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好了炸弹。
就在金九为炸弹的制造、运输和隐藏而忙碌的时候，尹奉吉也在为自己几天以后的“大动作”做着各种准备。就在暗杀行动的前几天，尹奉吉每天都穿上很整齐的日本式西装，到虹口公园去详细察看会场的布置，同时预先选择好行事的最佳地点，还搜集了不少白川的照片，并购买了日本国旗。 一声巨响，检阅台上的日军高级将领非死即伤，无一幸免
尹奉吉，号梅轩，本名禹仪，朝鲜忠清南道礼山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长大成人的尹奉吉投身朝鲜抗日复国运动，他抛妻弃子流亡到中国，几经周折最终来到上海。
而金九之所以最终选择尹奉吉来担此次暗杀的重任，主要有几点考虑：首先根据他的观察，尹奉吉的确是一心报国，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其次尹奉吉来上海的时间很短，认识他的人很少，不容易被人怀疑；最重要的是，尹奉吉在虹口公园附近走街串巷卖菜时认识了不少日本宪兵，可以利用这些人作为行动中的掩护。
1932年4月29日清晨，金九、尹奉吉来到了会合地点韩侨金海山家。按金九事前的嘱咐，金海山拿出了昨天晚上特意买来的牛肉为尹奉吉做了一顿早餐。当时，身在异国他乡的韩国人能吃上一顿牛肉，那绝对是很奢侈的了。因为金九知道，这将是尹奉吉作为自由之身的最后一顿饭
1932年4月29日，从清早开始，日本军警就在虹口公园会场周围排满军车，在公园的围墙上架起了机关枪。附近的马路和交通要道，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森严。
一辆轿车缓缓驶来，坐在前座的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他穿着一身新西装，系着鲜红的领带，肩上挎着水壶，手里还提着一个饭盒，俨然是一副日本富家少爷的打扮。然而，他来此的目的却不是“祝捷”，而是为那些耀武扬威的日军要员敲响丧钟的。这个人就是尹奉吉，在他身边为他开车的是金九，是一个看上去像50多岁老司机模样的中年男人。汽车在虹口公园附近停下来，金九将身子转向尹奉吉，做了最后的话别，并且叮嘱尹奉吉，此次行动，除了日本人之外，其他“无辜”一概不能伤及。原来，那天参加“淞沪战役祝捷大会”的，除了在上海的日侨、日军高级将领，还有各国驻上海使领馆的大使等，在金九看来，他们是“需要团结和依靠的力量”。此时的尹奉吉早已知道自己此去不可能活着回来，他将自己的怀表取下来，留给金九作为纪念，金九也将自己的表送给尹奉吉。抱着必死的想法，尹奉吉和金九握手永别。尹奉吉下车后，金九马上到另一个朋友的店里去写了一封信交给店员，要他务必急速转交给安昌浩。信的内容是：“从上午十点左右起请不要在家里，会有重大事件发生。”
4月29日早上7点45分左右，尹奉吉顺利进入“祝捷大会”会场。会场内聚集了10万多如痴如狂的日本军人和侨民，他们天未亮就起了床，成群结队地奔赴虹口公园参加“祝捷大会”。尹奉吉则冷静地慢慢向检阅台靠近，他最后站立的位置在检阅台后方20米处，接近于他前两天确定的理想地点。10点整，“祝捷大会”开始。出席者有侵沪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日本居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等10余名日军高级将领。按照祝捷大会的程序，首先由阅兵总指挥植田中将下令检阅开始，根据当时的报纸记载，受阅军队有炮兵1团、步兵3团，重炮、山炮、运输、坦克、装甲车各1队。随即，日本小学生列队经过检阅台。
各国领事都还在台上，想到金九嘱咐的不能伤及无辜，尹奉吉只能耐着性子等候机会。好在老天帮忙，11点多钟，天空突然黑云密布下起了小雨。各国领事纷纷为躲雨走下了检阅台向场外走去。而“祝捷大会”正进入高潮，几个日军高级将领先后祝辞，台上台下的全体日本人都高唱起日本国歌《君之代》，21响礼炮也开始轰鸣。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尹奉吉见机会已到，急向前冲了五六步，双手一挥把饭盒形的炸药扔向检阅台，正好落在白川、河端等人的脚下。一阵巨响，天崩地裂，浓烟滚滚。人们抱头鼠窜，全场一片混乱。
侵沪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则一命归西，他的前任植田谦吉和野村吉三郎同在台上，一个左脚被炸断截肢，一个左眼被炸瞎。居留团团长河端居当场毙命，日本驻沪总领事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在检阅台上的日军高级将领非死即伤，无一幸免。
擅田和白川先后为侵略上海日军的总头目，河端居是“一·二八之变煽动最有力者”之一，野村吉三郎是最臭名昭著的二战骗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次暗杀行动不仅挫伤了日军在淞沪抗战中的嚣张气焰，还大大地削弱了侵华日军的实力！
抗日志士尹奉吉没有连走，挺身承认自己是扔炸弹的人
炸弹爆炸后，日军迅速包围了会场周围3里的范围，严密搜查区内所有的人。当场逮捕了多名朝鲜人，包括没来得及脱身的尹奉吉。
据说，当场有人看到，炸弹爆炸后，尹奉吉双手伸向天空，大声欢呼，根本没有逃脱的意思，他是一心赴死的。
被同时抓捕关押的，除了朝鲜人，还有数名苏联人和中国人，他们都被关入东江湾日本宪兵司令部，被严刑拷打。尹奉吉为了保全其他人，挺身而出承认炸弹是自己扔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人所为。但日军本来就一直想抓捕在上海的朝鲜革命党人，碍于他们藏身于法租界，日军没理由抓人。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后，他们便出动大批军警，强迫法租界巡捕房抓捕居住在法租界的朝鲜人，当天就抓捕了安昌浩。第二天凌晨，日军又分乘12辆卡车冲进法租界，搜捕了17个朝鲜人，金九躲到美国传教士家里，才幸免于难。即便被当场抓获的尹奉吉主动担下了所有罪责，日军也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刚刚与中国军队鏖战了三个月，侵入上海代价惨重。这时候发生的虹口公园爆炸案，他们自然认定背后有中国人的身影。
而就在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之时，中日双方已经基本谈妥了停战条件，双方议定在5月5日签订停战协定。人们都以为，虹口公园的那声巨响，让谈判充满了变数。就在爆炸案发生的第二天，日本媒体的报道中，都“指认”投掷炸弹的是中国人。但出人意料的是，不可一世的日军，竟然在这一事件上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日本当局训令谈判代表重光葵：“停战会不以炸案而停顿。”看来日本着急想结束上海的战事，这又是为什么呢？
淞沪战事的规模和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日军的预料。他们遇到了中国军队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军队的第一道防线，却已是强弩之末了。一个并非国民党蒋介石嫡系的十九路军就已经让日军焦头烂额，如果战端再扩大，日本恐怕没有取胜把握。
5月5日，在上海宏恩医院，刚刚在虹口公园被炸断了一条腿的重光葵躺在病床上，代表日本在《淞沪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一·二八”事变宣告结束。
尹奉吉被杀害
1932年5月10日，随着日本人对上海韩侨的疯狂抓捕，金九为了避免牵连无辜，在《申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题为“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郑重宣布由他本人和他带领的“韩人爱国团”对此次事件负责。
爆炸案发生后的一个月中，日军疯了一样地到处搜捕金九，而他一直住在美国传教士费吾家里。有一天，费夫人对金九说，你们的行踪泄露了，必须赶紧离开。于是，金九和费夫人装成夫妇的样子，坐着费家的汽车，由费吾先生开车离开。车子开出大门后金九才发现，外面密布着中国、苏联、法国的侦探，因为是美国人的家，所以他们才不敢动手。费吾加速开车，经过法租界到了中国地界，下车后，金九去了火车站，转乘火车来到嘉必。这是金九的中国朋友褚补成的故乡，褚补成曾任浙江省长，在嘉兴南门外有一处风景秀丽的老宅，这也是金九的藏身之所。金九暂住嘉兴，跟着他祖母的姓改姓张，名字改为震。在山清水秀的嘉兴，金九隐姓埋名躲藏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年轻的尹奉吉，却在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的当年就殉国了。
1932年5月25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军法会议以“杀人”、“杀人未遂”、“违反爆破物取缔罚则”等罪名判处尹奉吉死刑。11月18日，尹奉吉在日本重兵押送下被秘密押往日本神户，然后又被移送到大阪的陆军监狱。不久，尹奉吉就被日本陆军第四师团军法会议判处死刑。12月20日，尹奉吉在日本金泽郊外的三小牛兵工厂工地上被处决，牺牲时年仅24岁。这一年他的妻子26岁，两个儿子一个6岁，一个年仅3岁。
尹奉吉的尸首被就地掩埋，其上没有任何标志，但尹奉吉的付出并没有被人们忘记。
1932年4月29日上午11时30分，侵华日军正在上海虹口举行“淞沪战役祝捷大会”，并庆祝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天长节”。突然，一个朝鲜青年将一个日本饭盒扔到检阅台上，一声巨响撼天动地。爆炸声后，时任日本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重伤不治而死，日本居留团团长河端居当场毙命，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炸瞎了右眼，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和领事村井仓松被炸伤。此外，还有多名日本军政要员受伤。
一次刺杀行动，日本方面死伤总计达到13人，这几乎是日本自1910年吞并朝鲜半岛和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史称“虹口花园爆炸案”。那么，在日军的层层戒备之下完成如此壮举，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次刺杀，为什么一次由中国人策划的刺杀行动，最终又是由朝鲜人实施的呢？
日军要庆祝淞沪战争的“胜利”激起中国爱国人士愤恨
1931年9月18日，窥视中国东三省许久的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年初，日本公使馆驻沪武官伙同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制造了所谓“日僧事件”之后，在1月28日从闸北分三路向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领导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开始了长达三个多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3月3日，经过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斡旋，中日代表在24日开始举行和谈。但是，正在双方谈判进入最后关键阶段时，日方却以庆祝日本天皇的生日“天长节”为理由，准备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庆祝1932年凇沪战争的“胜利”。这无疑是日本赤裸裸的挑衅和炫耀。上海的爱国军民群情激愤，这其中有一位更是拍案而起，发誓要给日本人点颜色看看。
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有过一个现在很少有人提起的组织，叫铁血锄奸团，锄奸团团长就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
凇沪开战后，王亚樵眼看日寇侵占上海，凶残杀害中国同胞，心里感到十分愤怒。正在这个当口，有一位大人物找到了王亚樵，说是有要事商议。
什么要事？两个字，杀贼！
原来，来的人正是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戌总司令陈铭枢。他满怀激愤地来到上海，约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密议对策，计划捣毁日军的“庆祝大会”。但当时正是中日两方停战会谈之际，行动的事情必须做在暗处，所以陈铭枢找到了暗杀大王王亚樵。王亚樵何尝不想替国人出这口恶气，他早就盯上了这次祝捷大会，但王亚樵面前有一个最关键的难题。那就是，这次祝捷大会明令不允许中国人参加，参加者只能是日本人和在沪韩侨，王亚樵领导的“铁血锄奸团”没法派上用场，怎么办呢？
王亚樵找到朝鲜复国运动的核心人物实施暗杀计划
此时，在上海滩，尤其是在上海黑道混迹多年的王亚樵突然想到了一个人，一个朝鲜人。
早在1910年，日本就正式吞并朝鲜，但朝鲜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抗。数以十万计的朝鲜志士流亡海外，其中大部分聚集在中国。
1919年4月，流亡在上海的朝鲜半岛复国运动各派领袖，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安昌浩为内务总长，当时安昌浩领导下有一个警务总长，名字叫金九。在上海十多年后，金九逐渐成为了朝鲜复国运动的核心人物。1929年，他和安昌浩、李东亭在现在上海的马当路普庆里4号的石库门一栋小楼内，联合各派成立了“韩国独立党”，专门组织暗杀活动。于是，王亚樵就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找到在上海的安昌浩，安昌浩又出面请金九具体实施暗杀行动。
根据金九在自传中的回忆，淞沪战争结束后的一天，曾在上海的日用品工厂做工，后来改在虹口菜市场卖菜的尹奉吉敲开了金九的家门。而这个朝鲜义士尹奉吉就是虹口公园爆炸案中，金九最终选定的行刺人员。得到了十九路军等多方面来自中国的支持，又找到了尹奉吉这样合适的人选，金九就开始设计暗杀行动的细节。首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炸弹这么明目张胆的东西，究竟要怎么带进戒备森严的会场呢？
当时，日方的报纸《上海日日新闻》上刊登了这么一条公告，凡是参加天长节庆祝的人都要携带午餐饭盒一个、水壶一只、太阳旗一面。金九在自传里回忆，当他看了这个新闻，马上就去和上海兵工厂联系，想制造一种像日本人携带的水壶和饭盒形状的炸弹，并且要在3天之内就造好。
很快，炸弹试验成功，第二天兵工厂的人用汽车将两个水壶和饭盒形的炸弹送了过来，金九说：“这是兵工厂考虑到让他自己来搬运这些禁物不太方便。”金九见到这两枚炸弹的时候，对上海兵工厂的帮助感激不已。这炸弹是禁物，可对于这些禁物，兵工厂不但没有问及用途，还痛快的做好送上门来，这不奇怪吗？兵工厂如此的配合，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除了金九托了他所在的韩国独立党的关系之外，1932年的4月，上海兵工厂的主导和控制权是在十九路军手中的。前面讲过，十九路军以及暗杀大王王亚樵都和虹口公园的爆炸案有密切的关系。
拿到了炸弹，金九脱下身上破旧的中式服装，换上了一套新买的西装，打扮成绅士模样，把两枚炸弹带到法租界里一位亲近的同胞家，说是贵重的药，要小心火烛，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好了炸弹。
就在金九为炸弹的制造、运输和隐藏而忙碌的时候，尹奉吉也在为自己几天以后的“大动作”做着各种准备。就在暗杀行动的前几天，尹奉吉每天都穿上很整齐的日本式西装，到虹口公园去详细察看会场的布置，同时预先选择好行事的最佳地点，还搜集了不少白川的照片，并购买了日本国旗。 一声巨响，检阅台上的日军高级将领非死即伤，无一幸免
尹奉吉，号梅轩，本名禹仪，朝鲜忠清南道礼山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长大成人的尹奉吉投身朝鲜抗日复国运动，他抛妻弃子流亡到中国，几经周折最终来到上海。
而金九之所以最终选择尹奉吉来担此次暗杀的重任，主要有几点考虑：首先根据他的观察，尹奉吉的确是一心报国，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其次尹奉吉来上海的时间很短，认识他的人很少，不容易被人怀疑；最重要的是，尹奉吉在虹口公园附近走街串巷卖菜时认识了不少日本宪兵，可以利用这些人作为行动中的掩护。
1932年4月29日清晨，金九、尹奉吉来到了会合地点韩侨金海山家。按金九事前的嘱咐，金海山拿出了昨天晚上特意买来的牛肉为尹奉吉做了一顿早餐。当时，身在异国他乡的韩国人能吃上一顿牛肉，那绝对是很奢侈的了。因为金九知道，这将是尹奉吉作为自由之身的最后一顿饭
1932年4月29日，从清早开始，日本军警就在虹口公园会场周围排满军车，在公园的围墙上架起了机关枪。附近的马路和交通要道，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森严。
一辆轿车缓缓驶来，坐在前座的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他穿着一身新西装，系着鲜红的领带，肩上挎着水壶，手里还提着一个饭盒，俨然是一副日本富家少爷的打扮。然而，他来此的目的却不是“祝捷”，而是为那些耀武扬威的日军要员敲响丧钟的。这个人就是尹奉吉，在他身边为他开车的是金九，是一个看上去像50多岁老司机模样的中年男人。汽车在虹口公园附近停下来，金九将身子转向尹奉吉，做了最后的话别，并且叮嘱尹奉吉，此次行动，除了日本人之外，其他“无辜”一概不能伤及。原来，那天参加“淞沪战役祝捷大会”的，除了在上海的日侨、日军高级将领，还有各国驻上海使领馆的大使等，在金九看来，他们是“需要团结和依靠的力量”。此时的尹奉吉早已知道自己此去不可能活着回来，他将自己的怀表取下来，留给金九作为纪念，金九也将自己的表送给尹奉吉。抱着必死的想法，尹奉吉和金九握手永别。尹奉吉下车后，金九马上到另一个朋友的店里去写了一封信交给店员，要他务必急速转交给安昌浩。信的内容是：“从上午十点左右起请不要在家里，会有重大事件发生。”
4月29日早上7点45分左右，尹奉吉顺利进入“祝捷大会”会场。会场内聚集了10万多如痴如狂的日本军人和侨民，他们天未亮就起了床，成群结队地奔赴虹口公园参加“祝捷大会”。尹奉吉则冷静地慢慢向检阅台靠近，他最后站立的位置在检阅台后方20米处，接近于他前两天确定的理想地点。10点整，“祝捷大会”开始。出席者有侵沪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日本居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等10余名日军高级将领。按照祝捷大会的程序，首先由阅兵总指挥植田中将下令检阅开始，根据当时的报纸记载，受阅军队有炮兵1团、步兵3团，重炮、山炮、运输、坦克、装甲车各1队。随即，日本小学生列队经过检阅台。
各国领事都还在台上，想到金九嘱咐的不能伤及无辜，尹奉吉只能耐着性子等候机会。好在老天帮忙，11点多钟，天空突然黑云密布下起了小雨。各国领事纷纷为躲雨走下了检阅台向场外走去。而“祝捷大会”正进入高潮，几个日军高级将领先后祝辞，台上台下的全体日本人都高唱起日本国歌《君之代》，21响礼炮也开始轰鸣。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尹奉吉见机会已到，急向前冲了五六步，双手一挥把饭盒形的炸药扔向检阅台，正好落在白川、河端等人的脚下。一阵巨响，天崩地裂，浓烟滚滚。人们抱头鼠窜，全场一片混乱。
侵沪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则一命归西，他的前任植田谦吉和野村吉三郎同在台上，一个左脚被炸断截肢，一个左眼被炸瞎。居留团团长河端居当场毙命，日本驻沪总领事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在检阅台上的日军高级将领非死即伤，无一幸免。
擅田和白川先后为侵略上海日军的总头目，河端居是“一·二八之变煽动最有力者”之一，野村吉三郎是最臭名昭著的二战骗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次暗杀行动不仅挫伤了日军在淞沪抗战中的嚣张气焰，还大大地削弱了侵华日军的实力！
抗日志士尹奉吉没有连走，挺身承认自己是扔炸弹的人
炸弹爆炸后，日军迅速包围了会场周围3里的范围，严密搜查区内所有的人。当场逮捕了多名朝鲜人，包括没来得及脱身的尹奉吉。
据说，当场有人看到，炸弹爆炸后，尹奉吉双手伸向天空，大声欢呼，根本没有逃脱的意思，他是一心赴死的。
被同时抓捕关押的，除了朝鲜人，还有数名苏联人和中国人，他们都被关入东江湾日本宪兵司令部，被严刑拷打。尹奉吉为了保全其他人，挺身而出承认炸弹是自己扔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人所为。但日军本来就一直想抓捕在上海的朝鲜革命党人，碍于他们藏身于法租界，日军没理由抓人。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后，他们便出动大批军警，强迫法租界巡捕房抓捕居住在法租界的朝鲜人，当天就抓捕了安昌浩。第二天凌晨，日军又分乘12辆卡车冲进法租界，搜捕了17个朝鲜人，金九躲到美国传教士家里，才幸免于难。即便被当场抓获的尹奉吉主动担下了所有罪责，日军也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刚刚与中国军队鏖战了三个月，侵入上海代价惨重。这时候发生的虹口公园爆炸案，他们自然认定背后有中国人的身影。
而就在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之时，中日双方已经基本谈妥了停战条件，双方议定在5月5日签订停战协定。人们都以为，虹口公园的那声巨响，让谈判充满了变数。就在爆炸案发生的第二天，日本媒体的报道中，都“指认”投掷炸弹的是中国人。但出人意料的是，不可一世的日军，竟然在这一事件上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日本当局训令谈判代表重光葵：“停战会不以炸案而停顿。”看来日本着急想结束上海的战事，这又是为什么呢？
淞沪战事的规模和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日军的预料。他们遇到了中国军队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军队的第一道防线，却已是强弩之末了。一个并非国民党蒋介石嫡系的十九路军就已经让日军焦头烂额，如果战端再扩大，日本恐怕没有取胜把握。
5月5日，在上海宏恩医院，刚刚在虹口公园被炸断了一条腿的重光葵躺在病床上，代表日本在《淞沪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一·二八”事变宣告结束。
尹奉吉被杀害
1932年5月10日，随着日本人对上海韩侨的疯狂抓捕，金九为了避免牵连无辜，在《申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题为“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郑重宣布由他本人和他带领的“韩人爱国团”对此次事件负责。
爆炸案发生后的一个月中，日军疯了一样地到处搜捕金九，而他一直住在美国传教士费吾家里。有一天，费夫人对金九说，你们的行踪泄露了，必须赶紧离开。于是，金九和费夫人装成夫妇的样子，坐着费家的汽车，由费吾先生开车离开。车子开出大门后金九才发现，外面密布着中国、苏联、法国的侦探，因为是美国人的家，所以他们才不敢动手。费吾加速开车，经过法租界到了中国地界，下车后，金九去了火车站，转乘火车来到嘉必。这是金九的中国朋友褚补成的故乡，褚补成曾任浙江省长，在嘉兴南门外有一处风景秀丽的老宅，这也是金九的藏身之所。金九暂住嘉兴，跟着他祖母的姓改姓张，名字改为震。在山清水秀的嘉兴，金九隐姓埋名躲藏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年轻的尹奉吉，却在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的当年就殉国了。
1932年5月25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军法会议以“杀人”、“杀人未遂”、“违反爆破物取缔罚则”等罪名判处尹奉吉死刑。11月18日，尹奉吉在日本重兵押送下被秘密押往日本神户，然后又被移送到大阪的陆军监狱。不久，尹奉吉就被日本陆军第四师团军法会议判处死刑。12月20日，尹奉吉在日本金泽郊外的三小牛兵工厂工地上被处决，牺牲时年仅24岁。这一年他的妻子26岁，两个儿子一个6岁，一个年仅3岁。
尹奉吉的尸首被就地掩埋，其上没有任何标志，但尹奉吉的付出并没有被人们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