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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谍影重重》三部曲作为近十年中最成功的系列影片之一，已然成为好莱坞动作片的新经典。影片除了不落窠臼的人物塑造、碎片化的动作剪辑、纪实风格的拍摄手法等方面为人所称道之外，故事内部蕴含的有关“主体性”的文化课题也为理解本系列电影、理解当代文化提供了别样的维度。本文便以主体问题为出发点，通过对该系列电影进行一种福柯式的解读，试图发掘出电影在表层叙事下隐含的对当代人类主体困境的隐喻。
关键词：谍影重重；福柯；规训；身份；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0-0085-02
故事从一场失忆开始，中弹的特工被渔民救起，苏醒后的他全然不记得自己是谁，身处何地。只有嵌在皮肤中的红外线设备，投射出一个苏黎世银行的账号。凭借着这个账号，他知道他以杰森·伯恩为名，并开始了一场险象环生的寻找身份之旅。
故事的结局，杰森·伯恩找回了自己的身份，却拒绝接受作为一个“杀人机器”继续使用这一身份，而最终逃逸。故事的架构看起来像极了一部成龙电影《我是谁》，都是失忆的特工寻找身份的故事。但事实上，两者在文化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涵——前者更多的指涉了香港身份的归属疑惑，而后者除了表现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对抗外，更着重于主体问题的探讨，即“自我的认知与同一”。
一、规训的身体
杰森·伯恩绝世的身手、利落的作风使他作为美国中情局间谍的这一角色形象大放异彩的同时也使人清晰地认识到要想拥有如此强大的体能与技能，身体就必须经过最为严苛的训练。福柯曾经在他的经典著作《规训与惩罚》中对身体规训有着精准的描述：“古典时代的人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这种人体是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的。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人是机器》这部大书是在两个领域同时撰写的。一个是解剖学——形而上学领域。另一个是技术——政治领域。[1]”在他的描述中，身体是驯顺的，它既可以被解剖又可以被操纵、使用改造和改善。它们是政治玩偶，是权力所能摆布的微缩模型。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失忆后的伯恩在对自己身份茫然的同时，却本能地运用被训练过的身体，使用各种格斗技能。这似乎在说明，权力对身体的操纵是根深蒂固的，无论是否自觉，只要身体接受过规训，就会无意识的遵循规训的法则来使用身体。
如果我们将《谍影重重》三部曲按照时间的线性顺序重新排列，那么会发现失忆之前的杰森·伯恩对美国权力机关是深信不疑的。他接受了中情局的秘密训练，以报效国家、拯救美国公民的生命为目的，自愿加入了暗杀计划，甚至为表忠诚，在上司面前枪杀了一个他素昧谋面的人。
此时的戴维·韦伯，也就是之后杰森·伯恩，不仅身体被规训了，用阿尔都塞的话说，即是“意识形态将个体询唤为主体，并使主体的‘观念’存在于他的行动之中。[2]”意识形态支配了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又支配了他的行动，于是成为了一个“价值3000万美元的武器”，服从，是他唯一坚守的法则。
福柯认为，制定纪律就是建立了一种权力关系，这种权力机制不仅让身体变得有用更重要的是使身体变得更加顺从，一种严格的征服关系油然而生。被这种权力关系征服的伯恩，其实一直生活在他所要杀的都是“危险的、该死的人”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观念中。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每次执行任务时总有无辜的人受害，而他要暗杀的对象，也未必真的该死。这时一种人性良知与纪律之间的冲突轰然降临，使得伯恩心中那“自身代表正义”的观念逐渐瓦解，直至崩塌。所以，在刺杀翁博希时，本来能够获得成功的伯恩，看到了孩子无辜与无助。挣扎良久之后，竟放弃了刺杀，致使计划完全失败。
违反了纪律，破坏了契约关系就必然会遭受惩罚，这也是整个故事最初的动力。“犯罪使个人处于整个社会的对立面。为了惩罚他，社会有权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对他。[1]”在影片中，因为伯恩的失误导致计划失败，又因为伯恩的存在成为了暗杀组织的威胁。当整个中情局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设法对其进行惩罚时，惩罚的方式便是毁灭他的身体。对身体进行惩罚的历史几乎可以和人类的发展史等长。
虽然，惩罚制度在当今社会中已经逐渐脱离了粗暴与血腥，但征服人的意志必先征服人的身体的本质没有变，拘留、禁闭、监狱仍对身体及其力量产生着强大的征服效果。于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各种毁灭伯恩身体的方式：枪杀、肉搏、爆炸，只不过身手矫健的伯恩总能制服对手并逃脱惩罚。
二、消解的主体
笛卡尔的主体哲学建立了人的主体地位 [3]，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却认为个人主体的确立是围绕着社会展开的。尼采曾声称“上帝死了”，意味着永恒的规则与信仰的消失，而后现代的视野中，所谓主体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并不真实存在，存在的仅仅是主体性而已。
这正是《谍影重重》系列电影所要讨论的。身为特工的杰森·伯恩一开始被美国国家意识形态询唤为主体，服从权力的一切规训，自愿沦为杀人机器而不自觉。然而这种主体，只是一种想象性的主体，是被意识形态操控的主体。他作为个体真正的主体性其实已经被剥夺了。如同我们身处的世界，每个人似乎拥有着选择的自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或者不做一件事，成为或者不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但真相是我们的每一次选择都包含着权力的驾驭。从婴儿能从镜子中识别出自己的那一刻开始，思想已经开始被构建了。理性、平等、自由只是一种知识型的产物，并非本质的存在。
《谍影重重》第三部中有一个著名的场景——知道“黑石楠”计划内情的“卫报”记者一直被中情局跟踪，伯恩却想与记者取得联系获取有关真相的信息，于是一场长达13分钟的猫鼠游戏在人声鼎沸的滑铁卢车站展开。快速移动的镜头、凌厉的剪接以及扣人心弦的节奏自然为人所称道。但更重要的是，在这段镜头中我们可以发现无处不在的监视，180度旋转的摄像机，卫星追踪器还有大批特工机敏的双眼，三者交替互换形成一个全面监视的场域。这令人联想起福柯所描述的全景敞视监狱——一座满是大窗户的瞭望塔坐落于中心位置，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围绕着瞭望塔。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球是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这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通过逆光效果，瞭望塔中的人可以看清楚对面囚室囚犯的一举一动，而从囚室却全然看不到瞭望塔内部[1]。这样的主要效果就是对被囚禁者造成了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 这似乎是一个当代现实社会的寓言，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全面网络化、信息化、影像化。现代人的生活到处充斥着各种监视器，放置在公共场所各处的摄像头、个人的影像设备、来自他人的凝视都时刻令人处于监视之中，而证件、指纹、DNA甚至一个网络账号都能够暴露人的身份。这无疑加速了地域间的联系和个人的安全保障，但它也使想要逃离监视成为一种不可能。在这种无可逃避的监视中，一种持续的监视状态在人的内心产生了。即便周遭没有人监视，人们也会形成内在的自我监视力，将不便展示的行为主动过滤。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于是，主体被消解了，死亡了。主体不可能是意义的源泉， 不是能决定自己的意图和支配自己生活的自由的存在物， 而是话语、结构和权力关系的产物， 思想和行为都受到社会力量、机构的制约[4]。
三、迷失的身份
特工这个职业本身蕴含的身份问题既复杂暧昧又神秘模糊——他拥有多重表象身份，真实身份却无迹可寻；他将权力机构作为身份的归属，但遇到问题时却得不到保护与承认。所以这种充满了戏剧性张力的职业，成为了好莱坞一直以来爱不释手的灵感源泉。如同《谍影重重》的直译英文名《伯恩的身份》，电影中杰森·伯恩的主体问题主要表现为身份问题。
福柯理论认为主体已死，“危机”随着人在对自身产生质疑而来。而伯恩遇到的“身份危机”恰恰是“危机”的一个侧面。从他丧失身份的那一刻起，便陷入了一种茫然无措、无所依靠的人生窘境。头痛、噩梦及情绪化都在不断折磨着他本就脆弱的神经。只有当他对自己的身份逐步清晰时，他的果敢、智慧与高超的技能才愈发彰显，这是身份本身给人带来的归属感与安全感。然而身份问题并未就此终止，明晰自己身份的杰森·伯恩却在认同上产生了危机。作为一个暗杀计划失败的幸存特工，他的特工身份不仅没有得到认同反而招来杀身之祸，而作为他自身则更加不认同曾经拥有的“杀人机器”身份。身份所指的两种取向：自我的识别和同一；自我社会地位的辨识。前者是一种自我内在的认知，后者是社会意义上的群体性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杰森·伯恩，实际上在两个意义层面上的身份都迷失了。
事实上，伯恩的“身份危机”只是现代人所普遍面临的“身份危机”的一种戏剧性象征。现代人在权力的操控下，为了不被“惩罚”，便不得不以权力所要求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身份。财产、社会地位、品味喜好甚至生活习惯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权力虽然以非强制的面目出现，但这种隐形却强大的力量造成的“惩罚”却是真实的。高速发展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将空间感抹平，所谓的地域性不复存在。于是个体对自我和他人的区别便产生了障碍，加剧的自我怀疑导致了“身份危机”的出现，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焦虑感随之而来。
然而，伯恩的失忆可以看做是一次重生。虽然影片用了三集的篇幅来描述伯恩如何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份，但找到真相的他最终却放弃了杰森·伯恩的身份，重新叫回自己原本的名字——戴维韦伯，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这与原版小说有很大差别。小说中，伯恩在找回自己的身份之后，仍作为特工继续为中情局卖命。这种差异的有趣之处在于，小说中的伯恩即便意识到主体性的丧失，但最终仍屈服于权力，接受了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谍影重重》却让伯恩成功潜逃。虽然这个开放式结局并没有直白的告诉观众伯恩是否仍需要面对强大的权力机器。但可以看到伯恩自身对权力的对抗以及对主体性的追求。
《谍影重重》三部曲作为一套风格统一、情节连贯、叙事完整的好莱坞动作剧情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的同时，其在文化思考上也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虽然因其包裹着商业电影的外观，而未能对“主体性”问题进行更深远的探讨，但就影片目前所展示出的信息而言，还是部分指涉了福柯对权力与身体、权力与主体、权力与身份的议题，以引发更深入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 （法）路易·阿尔都塞著.李恒基，杨远婴译.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外国电影里论文选[C].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3] 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2）.
[4] 赵彦芳.主体的死亡与复活——福柯生存美学的审美主体及其当下启示[J].扬州大学学报，2009（5）.
关键词：谍影重重；福柯；规训；身份；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0-0085-02
故事从一场失忆开始，中弹的特工被渔民救起，苏醒后的他全然不记得自己是谁，身处何地。只有嵌在皮肤中的红外线设备，投射出一个苏黎世银行的账号。凭借着这个账号，他知道他以杰森·伯恩为名，并开始了一场险象环生的寻找身份之旅。
故事的结局，杰森·伯恩找回了自己的身份，却拒绝接受作为一个“杀人机器”继续使用这一身份，而最终逃逸。故事的架构看起来像极了一部成龙电影《我是谁》，都是失忆的特工寻找身份的故事。但事实上，两者在文化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涵——前者更多的指涉了香港身份的归属疑惑，而后者除了表现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对抗外，更着重于主体问题的探讨，即“自我的认知与同一”。
一、规训的身体
杰森·伯恩绝世的身手、利落的作风使他作为美国中情局间谍的这一角色形象大放异彩的同时也使人清晰地认识到要想拥有如此强大的体能与技能，身体就必须经过最为严苛的训练。福柯曾经在他的经典著作《规训与惩罚》中对身体规训有着精准的描述：“古典时代的人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这种人体是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的。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人是机器》这部大书是在两个领域同时撰写的。一个是解剖学——形而上学领域。另一个是技术——政治领域。[1]”在他的描述中，身体是驯顺的，它既可以被解剖又可以被操纵、使用改造和改善。它们是政治玩偶，是权力所能摆布的微缩模型。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失忆后的伯恩在对自己身份茫然的同时，却本能地运用被训练过的身体，使用各种格斗技能。这似乎在说明，权力对身体的操纵是根深蒂固的，无论是否自觉，只要身体接受过规训，就会无意识的遵循规训的法则来使用身体。
如果我们将《谍影重重》三部曲按照时间的线性顺序重新排列，那么会发现失忆之前的杰森·伯恩对美国权力机关是深信不疑的。他接受了中情局的秘密训练，以报效国家、拯救美国公民的生命为目的，自愿加入了暗杀计划，甚至为表忠诚，在上司面前枪杀了一个他素昧谋面的人。
此时的戴维·韦伯，也就是之后杰森·伯恩，不仅身体被规训了，用阿尔都塞的话说，即是“意识形态将个体询唤为主体，并使主体的‘观念’存在于他的行动之中。[2]”意识形态支配了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又支配了他的行动，于是成为了一个“价值3000万美元的武器”，服从，是他唯一坚守的法则。
福柯认为，制定纪律就是建立了一种权力关系，这种权力机制不仅让身体变得有用更重要的是使身体变得更加顺从，一种严格的征服关系油然而生。被这种权力关系征服的伯恩，其实一直生活在他所要杀的都是“危险的、该死的人”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观念中。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每次执行任务时总有无辜的人受害，而他要暗杀的对象，也未必真的该死。这时一种人性良知与纪律之间的冲突轰然降临，使得伯恩心中那“自身代表正义”的观念逐渐瓦解，直至崩塌。所以，在刺杀翁博希时，本来能够获得成功的伯恩，看到了孩子无辜与无助。挣扎良久之后，竟放弃了刺杀，致使计划完全失败。
违反了纪律，破坏了契约关系就必然会遭受惩罚，这也是整个故事最初的动力。“犯罪使个人处于整个社会的对立面。为了惩罚他，社会有权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对他。[1]”在影片中，因为伯恩的失误导致计划失败，又因为伯恩的存在成为了暗杀组织的威胁。当整个中情局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设法对其进行惩罚时，惩罚的方式便是毁灭他的身体。对身体进行惩罚的历史几乎可以和人类的发展史等长。
虽然，惩罚制度在当今社会中已经逐渐脱离了粗暴与血腥，但征服人的意志必先征服人的身体的本质没有变，拘留、禁闭、监狱仍对身体及其力量产生着强大的征服效果。于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各种毁灭伯恩身体的方式：枪杀、肉搏、爆炸，只不过身手矫健的伯恩总能制服对手并逃脱惩罚。
二、消解的主体
笛卡尔的主体哲学建立了人的主体地位 [3]，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却认为个人主体的确立是围绕着社会展开的。尼采曾声称“上帝死了”，意味着永恒的规则与信仰的消失，而后现代的视野中，所谓主体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并不真实存在，存在的仅仅是主体性而已。
这正是《谍影重重》系列电影所要讨论的。身为特工的杰森·伯恩一开始被美国国家意识形态询唤为主体，服从权力的一切规训，自愿沦为杀人机器而不自觉。然而这种主体，只是一种想象性的主体，是被意识形态操控的主体。他作为个体真正的主体性其实已经被剥夺了。如同我们身处的世界，每个人似乎拥有着选择的自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或者不做一件事，成为或者不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但真相是我们的每一次选择都包含着权力的驾驭。从婴儿能从镜子中识别出自己的那一刻开始，思想已经开始被构建了。理性、平等、自由只是一种知识型的产物，并非本质的存在。
《谍影重重》第三部中有一个著名的场景——知道“黑石楠”计划内情的“卫报”记者一直被中情局跟踪，伯恩却想与记者取得联系获取有关真相的信息，于是一场长达13分钟的猫鼠游戏在人声鼎沸的滑铁卢车站展开。快速移动的镜头、凌厉的剪接以及扣人心弦的节奏自然为人所称道。但更重要的是，在这段镜头中我们可以发现无处不在的监视，180度旋转的摄像机，卫星追踪器还有大批特工机敏的双眼，三者交替互换形成一个全面监视的场域。这令人联想起福柯所描述的全景敞视监狱——一座满是大窗户的瞭望塔坐落于中心位置，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围绕着瞭望塔。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球是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这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通过逆光效果，瞭望塔中的人可以看清楚对面囚室囚犯的一举一动，而从囚室却全然看不到瞭望塔内部[1]。这样的主要效果就是对被囚禁者造成了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 这似乎是一个当代现实社会的寓言，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全面网络化、信息化、影像化。现代人的生活到处充斥着各种监视器，放置在公共场所各处的摄像头、个人的影像设备、来自他人的凝视都时刻令人处于监视之中，而证件、指纹、DNA甚至一个网络账号都能够暴露人的身份。这无疑加速了地域间的联系和个人的安全保障，但它也使想要逃离监视成为一种不可能。在这种无可逃避的监视中，一种持续的监视状态在人的内心产生了。即便周遭没有人监视，人们也会形成内在的自我监视力，将不便展示的行为主动过滤。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于是，主体被消解了，死亡了。主体不可能是意义的源泉， 不是能决定自己的意图和支配自己生活的自由的存在物， 而是话语、结构和权力关系的产物， 思想和行为都受到社会力量、机构的制约[4]。
三、迷失的身份
特工这个职业本身蕴含的身份问题既复杂暧昧又神秘模糊——他拥有多重表象身份，真实身份却无迹可寻；他将权力机构作为身份的归属，但遇到问题时却得不到保护与承认。所以这种充满了戏剧性张力的职业，成为了好莱坞一直以来爱不释手的灵感源泉。如同《谍影重重》的直译英文名《伯恩的身份》，电影中杰森·伯恩的主体问题主要表现为身份问题。
福柯理论认为主体已死，“危机”随着人在对自身产生质疑而来。而伯恩遇到的“身份危机”恰恰是“危机”的一个侧面。从他丧失身份的那一刻起，便陷入了一种茫然无措、无所依靠的人生窘境。头痛、噩梦及情绪化都在不断折磨着他本就脆弱的神经。只有当他对自己的身份逐步清晰时，他的果敢、智慧与高超的技能才愈发彰显，这是身份本身给人带来的归属感与安全感。然而身份问题并未就此终止，明晰自己身份的杰森·伯恩却在认同上产生了危机。作为一个暗杀计划失败的幸存特工，他的特工身份不仅没有得到认同反而招来杀身之祸，而作为他自身则更加不认同曾经拥有的“杀人机器”身份。身份所指的两种取向：自我的识别和同一；自我社会地位的辨识。前者是一种自我内在的认知，后者是社会意义上的群体性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杰森·伯恩，实际上在两个意义层面上的身份都迷失了。
事实上，伯恩的“身份危机”只是现代人所普遍面临的“身份危机”的一种戏剧性象征。现代人在权力的操控下，为了不被“惩罚”，便不得不以权力所要求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身份。财产、社会地位、品味喜好甚至生活习惯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权力虽然以非强制的面目出现，但这种隐形却强大的力量造成的“惩罚”却是真实的。高速发展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将空间感抹平，所谓的地域性不复存在。于是个体对自我和他人的区别便产生了障碍，加剧的自我怀疑导致了“身份危机”的出现，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焦虑感随之而来。
然而，伯恩的失忆可以看做是一次重生。虽然影片用了三集的篇幅来描述伯恩如何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份，但找到真相的他最终却放弃了杰森·伯恩的身份，重新叫回自己原本的名字——戴维韦伯，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这与原版小说有很大差别。小说中，伯恩在找回自己的身份之后，仍作为特工继续为中情局卖命。这种差异的有趣之处在于，小说中的伯恩即便意识到主体性的丧失，但最终仍屈服于权力，接受了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谍影重重》却让伯恩成功潜逃。虽然这个开放式结局并没有直白的告诉观众伯恩是否仍需要面对强大的权力机器。但可以看到伯恩自身对权力的对抗以及对主体性的追求。
《谍影重重》三部曲作为一套风格统一、情节连贯、叙事完整的好莱坞动作剧情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的同时，其在文化思考上也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虽然因其包裹着商业电影的外观，而未能对“主体性”问题进行更深远的探讨，但就影片目前所展示出的信息而言，还是部分指涉了福柯对权力与身体、权力与主体、权力与身份的议题，以引发更深入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 （法）路易·阿尔都塞著.李恒基，杨远婴译.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外国电影里论文选[C].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3] 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2）.
[4] 赵彦芳.主体的死亡与复活——福柯生存美学的审美主体及其当下启示[J].扬州大学学报，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