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书》二○一○年第十期上读到了刘绪源先生的《思想者的知情意》一文，觉得有很多话要说。
　　我原在天津《女士》杂志当编辑，负责“名人走笔”这一栏目，经天津师大杜芳琴老师介绍，舒芜先生为本刊写了一篇关于妇女的杂感。我与舒芜先生的文缘自此开始。
　　说实话，在与舒芜先生的交往中，我始终怀着极其矛盾的心情。从理性上，我很清楚他所做过的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在黑龙江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当代文学，对胡风一案有所了解。在认识舒芜先生之前，我和许多人一样，对这个犹大式的人物深恶痛绝。可是，当我走近舒芜，和他近距离接触时，却发现他慈祥、善良、温文尔雅，与我想象中那个落井下石的小人完全不同。于是，我开始与舒芜先生通信，向他请教许多人生与学术问题，老先生极为谦和、平易，循循善诱，总是与你平等交流，从不居高临下地教导你。即使对我这样一个通俗杂志的编辑，他也从未轻慢，而是把我当成一位小友真诚对待。每次去信，都能很快收到他的回信，而且从不敷衍了事，总是认真解答，甚至有设身处地的体谅与关怀。人们可以把他为人处世的态度视为一种教养，但我宁可相信此乃天性的自然流露。
　　然而，几乎同时，我也大量接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思想信息，譬如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批判、对胡风一案的更多了解，还读了张中晓、何满子、贾植芳、聂绀弩等人的文章……这些东西在我的脑子里混杂，也在互相矛盾冲突。最关键的是舒芜先生当年交信一事，一直是我心里解不开的结，但又不敢开口去问。虽然我也读了他的《〈回归“五四”〉后序》，但总觉得有些避重就轻，没有我期待中的捶胸顿足式的痛悔。
　　恰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的一位好友知我与舒芜通信，竟气冲冲上门问罪，说我认贼作父，竟然与舒芜这样的卑鄙小人往来。他还声称，倘若我继续下去，就与我绝交。他的一番话，对我来说，有如当头棒喝。我明白，舒芜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将永远不能翻案了。从此，我给老先生的信日渐稀少，而且，当老先生欲出《碧空楼书简》时，我怕他将我的信件公诸于世，再三去信劝阻，并希望他在出版时隐去我的名字。我想，以老先生的细致与敏感，他不会不洞察我内心的变化，他心里一定会感到更加寂寞和悲凉。
　　与我有类似心路历程的人可能不少，《读书》二○一○年二期上有一篇署名余斌的文章，题为《一封信，一面——想到舒芜先生》，作者就有与我相似的心理，他也是解不开这个心结，最终与老先生在精神上疏离。但我们内心实际上是有愧疚的，明知他是一个好人，而且从他那里得到过许多指点、帮助甚至关怀，却囿于既定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在他最需要关心、理解和安慰的垂暮之年，疏远和离开了他。
　　这种愧疚之情一直折磨着我，却苦于没有合适的表达方式。二○○九年八月的一天，有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舒芜先生驾鹤西去，我不禁悲从中来。为了表示哀悼，也为了与先生做最后的告别，我于八月二十五日一早赶到北京复兴医院，为舒芜先生送行。
　　我的愧疚与自责，舒芜先生已永远不知道了，这也成了我心中永久的悔。几次想撰文纪念，一是少有发表的地方。而且，如果仅仅出于感激和怀念之情，很可能被视为“抚哭叛徒”而招来非议，甚至搅得老先生在天之灵不得安宁。更重要的是，我实在缺乏足够的学养和思想能力，无法把握舒芜先生的精神发展历程。所以，当我读到《思想者的知情意》时深受触动，在我读过的有关舒芜的文章中，这是唯一不从道德角度居高临下做评判的。作者从一个新的角度剖析了舒芜当年之所以迷失的根本原因所在，那就是“知情意”三者的不统一与不协调，正是“知”的过于发达，压倒了“情”和“意”，以至于铸成千古之恨。文章还进一步追寻和探究了舒芜先生近二三十年来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以及他在生命的晚年所达到的高度。这就不仅仅在还历史以真相，也是对舒芜先生毕生精神探索的肯定。刘绪源先生敢于指出这一点，证明了他的勇气、求实精神，也证明了他深厚的学养与思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