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话】
　　当毕福剑在某饭局上的视频炸火网络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他对过去领袖人物送上的粗口。稍稍降温后，学者和网民开始关注由此带来的更深层次的问题：网络化派生的自媒体游走于公域和私域之间，公与私界限被扯乱;私密陡成公共事件和话题，人们的安全感在被污染的食品和空气削了一大截于支离破碎后，又遭自媒体的广泛冲击……
　　同事一直对她大学的一个同学耿耿于怀。这个同学有事没事老爱翻她的包，她看不惯，有一次忍不住了，提醒道：哎，这是我的包，你怎么可以乱翻。同学毫不在意，说：我的包在床上呢，你也可以随便翻……
　　对此，我们初步认定：这个同学似乎没觉得自己有隐私。没有隐私感的人看待别人，你你，还有你，肯定也就没有隐私。这比较符合逻辑。
　　 说中国人对隐私从来都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似乎不算过分。这可以从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基因中找到源头。周代时，朝庭就设了监视行人的机构，以监视民意，这类似于在国民手机上装窃听器。接下来的历朝历代，天子们为维护统治，甚至设了“腹诽罪”，即只通过观察人的面部，来判断他对君主是否忠心。专治统治不许国民有隐私，古今中外皆然。
　　在这种文化压制下，国民自己似乎也不在意隐私。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虽然老死不相往来，但鸡犬之声相闻。你家炒了什么菜，两口子因为什么吵架，来了什么亲戚，都能通过不及腰高的小院墙闻见、听见、看见。我还记得王馥荔在一部电影里，站在家这边矮墙边，跟墙那边的邻家婆姨对骂。连骂架都这么方便，你和你家的啥私密我能不知道？
　　不仅是农村，城里也是这样。那时有几家能住上楼房啊，住的几乎都是门对门、墙挨墙的平房。站在我家，就能看见对门你家;墙只有一壁砖厚，邻居放个屁，你不仅听得真切，甚至能知道他上顿吃的是大萝卜馅儿的菜包子。我就住过这样的平房，你想要私密，臭美，到月亮上住去吧。
　　跨越好些好些年，到了“文革”时期，人们更是无私密可言了。那时流行的相关口号是：要斗私批修;狠头私字一闪念。这主要有两个办法，首先，你自己得主动向组织交心，尤其交私心。公家有一扳手，自己想据为己有，但是胆小，没敢。仅仅一闪念，未遂，你都得向组织交代。
　　其次，你若不主动向组织交私心，自有人替你向组织交，这些人包括邻居、同事、同学、朋友，甚至家人。官场间互相告密相当多，不提，文人间也这样。诗人聂绀驽进了监狱，就有说是漫画家黄苗子告密所致。上海有个叫吴拯寰的，就被儿子吴大昌告了密，吴大昌还立下保证书，“我要经常向党和组织汇报吴拯寰的言行，还将亲友们和他的来往随时汇报。”
　　又跨越了好些好些年，中国改革开放了，人们渐渐知道了，啊，我还可以有私密！有那么一段时间，法院经常接到隐私权方面的案子。多进步的事儿，本以为会一直进步下去，没想到，网络来了，自媒体来了，移动互联来了。改革开放后刚刚培养的一点点隐私权嫩芽，在几千年文化压制和现代科技的合谋中，被吹得七零八落，于是乎，阿娇的艳照门、毕福剑饭局上的口无遮拦，多私密呀，却愣是被置于公共空间，挨晒、遭骂。
　　如此这般，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