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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概括了蒋梦麟大学管理的主要思想，如办学思想、民主管理思想和重视教学和科研思想等，就大学管理而言，具有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价值。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 重温蒋梦麟的这些大学管理思想，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蒋梦麟 大学管理 启示
蒋梦麟（1886—1964），字兆贤，号梦邻，浙江余姚人，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１］。他是从中国私塾走进西洋自由学府的人，是身兼“秀才”和“博士”两种头衔的新型文化人。对于在北大校史上任校长时间最长的、有着丰富的管理实践的大学校长，蒋梦麟有着其个人的大学管理思想。但笔者在查阅相关研究成果的时候，却发现对蒋梦麟大学管理思想的研究虽不能说是空白，却极其单薄。因此本文拟对其大学管理思想作一探讨，并尝试分析其现实意义，不足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蒋梦麟关于大学管理的主要思想
（一）学术自由、学术至上的办学思想。
说到蒋梦麟的办学思想，不得不提到蔡元培。蔡元培和蒋梦麟是师徒、同乡，具有相近的文化和教育背景，坚持学术自由，不仅只是坚持蔡先生之余绪，更是蒋梦麟理性选择的结果。蒋梦麟早在1918年论述新教育之标准时就指出新教育应该“包含小学、中学和大学，小学为普及教育之机关，中学以培养初级领袖为标准，而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而设”，“大学者，为研究高等学科而设，其学生为将来增进文明之领袖。故当以思想自由为标准”，“学生送入大学，一切学科行为，悉听自由。所谓大学自由是也”。［２］他认为学术要发展，必须注重学术自由的原则，“学术自由之权，所以求思想与学术自由之发展，不受外力之阻挠也”。［３］反之，“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则真理不明”，而“思想不自由，智慧就不发达，头脑就不清楚”，头脑不清楚，学术不发达，社会进步就没有根基。因此，“文明之进步赖自动的领导，赖高等教育之思想及言论自由以养成之”。［４］除了学术自由之外，蒋梦麟还厚重学术，视学术为高等教育的唯一生命。蒋梦麟指出：“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５］强烈的学术救国、学术立国的理念，促使蒋梦麟在1922年给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的信中明确提出：“学校之唯一生命在学术事业。”［６］
（二）“校长治校”和“学生自治”的大学民主管理体制。
1931年1月16日，在北大纪念周上，蒋梦麟根据《大学组织法》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提出：“教授须延聘大师、学者充之。校长当改善学校环境，使教授、同学打成一片，潜心努力学术。”［７］蒋梦麟先生以引导学生专心求学为目的制订了严厉的学生管理制度，如1932年颁布的《国立北京大学学则》，强制学生专心向学。蒋梦麟鼓励学生自治，他认为“学术自治，是养成青年各个的能力，来改良社会的进化”。［８］
蒋梦麟先生的主张，以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为目标，希望大学行政系统不再依附于学术系统，而是在学校的管理与发展上起着主导作用；其管理实现功能分化、管理有力。他强调“校长治校”，强化了校长的工作职责，强调管理效能的发挥，努力与当时的北大实际相一致，更有战略性。他也提出，治学、治事应具备不同素质，其人员选聘的标准也应当不同。“校长治校”强调了校长的职责，对“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起着保证和监督作用，四者相辅相成，促使教授、学生更好地为学术而奋斗。蒋梦麟倡导建立学生自治会，以实施学生自治的管理思想。30年代的北大，在蒋梦麟的创导下，在学生管理上保持着自有宽容、注重个性发展的北大传统，鼓励学生各就所好，专心发展。
（三）重视教学和科研活动。
作为一个教育家，蒋梦麟非常重视教学和科研活动。如：1.对学科设置和课程建设十分关心。他在北大时期，先后成立了教育学系、东方语文系、生物系、心理学系，聘请大批留美学生来校任教，并对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制度进行了改革。2.改善教学条件。蒋梦麟十分重视图书馆的建设，他出任校长后，图书部改称图书馆，并筹建新图书馆、学生宿舍、实验室和仪器室。1931年起，蒋梦麟通过蔡元培和胡适等的帮助，取得了美国文化教育基金的补助，客观上对学校科学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至1935年7月，北大图书馆共收藏中文图书170415册，日文书籍12275册，西文书籍67603册，中外文杂志400余种，中西文报纸30余种，并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孤本、珍本和善本，1936年又购进马隅卿收藏的小说、戏剧书籍5389册。中日文书采用《中国十进分类法》，西文采用《美国杜威十进分类法》。另外，除了学校图书馆之外，北大文科研究所所藏清朝内阁档案、汉简、拓片等很多。为把北大建成中国学术文化中心，他一方面广延名师，汇聚全国精英，开展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大力扩充校舍，增加图书馆藏书，扩充仪器设备，为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创造条件。
总之，蒋梦麟的大学管理思想极其丰富，窥其一斑，足可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二、对当前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启示
（一）“校长治校”突出了以校长为核心的管理团队中校长的领导力，校长、教授、职员与学生要各司其职。
“校长治校”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教育组织管理原则。现代大学是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的基地，大学的发展与进步，需要校长的领导力。蒋梦麟先生所倡导的校长治校，并不是盲目地由校长用集权来治理学校事务，而是由校长统领、发挥专家作用的治校模式，是大学制度建设的基础。在行政管理中，决策权的相对集中为做出高质量的决策提供了保障，而教授可以为管理者提供有价值的帮助，但一旦教授的利益与大学的目标相冲突，让教授参与决策是没有效率和不科学的。借鉴蒋梦麟校长的主张，处理好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管理的关系，实现两者分而治之可能是大学治理的有效模式，它保障了特定的大学目标的实现。校长治校，要重视“教授治学”，有效保障学术自由。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学术自由制度来保障，让学术相对于外界不受社会的干扰，相对于内部不受行政的制约，保持宽松和谐的环境。为此，需要促进各类学术组织建设，让那些教学、科研领域中的“专家权威”在学术上拥有发言权、决策权，使他们增强学术和社会责任感。但校长要把好“舵”，因为过分强调学术自由会导致形成一种抵制学校改革的力量，校长有必要按照学校战略目标，引导学者努力为学校的发展服务。
（二）蒋梦麟重视大学科研工作的基本思想，对于我们目前改革和完善大学社会职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蒋梦麟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所，基于这种大学观，他主张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办研究院，开展科研工作。在任职北京大学期间，他十分重视购置图书资料和实验仪器，为师生的科研工作创造条件。为改善师生学习和研究的条件，蒋梦麟领导的北京大学并不是像如今有些大学那样一心热衷于盖大楼、建新校区，建“面子工程”，而是特别重视办好图书馆、扩充实验室、编辑出版高水平的学报、邀请中外著名学者前来讲学、组织学术研究团体等等。就大学而言，这些“软环境”的建设往往更为重要。在蒋梦麟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在这一时期取得相当突出的科研成果。尤其是研究教授的规定大幅度地提高了研究教授的待遇，使他们不必为生存状况而操心，从而将主要精力用在科学研究上，有效地推动了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这些思想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为适应科教兴国战略的需要，我国的高等学校必须摆脱强调教学、忽视科研的办学模式，使高校科研、教学和服务三项基本社会职能得到均衡的发挥。
（三）蒋梦麟关于大学办学模式和社会职能多样化的思想，在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蒋梦麟强调大学要“研究高深学问”、培养“专门人才”正是相对于当时的专门学校而言的。在他看来，大学应“治学”，进行“高深学问”的研究，以综合培养有较高素质和修养的专业人才；而专门学校则主要“治术”，进行职业性的专业训练，提高人从事一定工作所需要的专业素质和技能，以专门培养社会各项工作所需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蒋梦麟认为各类型和层次的学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同等重要的，没有等次高低贵贱之分。各级学校有其相应的目标，各级学校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
如今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已经发展得更加完备，层次和类型也更加丰富多样。但是，在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我国高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贪大求全的倾向。一些院校不是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努力办出本校的特色，而是不论条件如何，专科都急于升格为本科，大学不管是否真正有融合和互补的可能都“并”而“大”之，形成所谓的“综合性大学”。实际上，发达国家和我们自己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早已告诉我们，面对即将到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我们应当办好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的高等学校，不必全部“升格”办成既大而全又无特长的“大”学。
参考文献：
［1］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前言）［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0.
［2］蒋梦麟.建设新国家之教育观念［J］.教育与职业，1918，（5）：30-31.
［3］蒋梦麟.杭州大学意旨书［J］.北京大学月刊，1923，（1189）：121-122.
［4］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446.
［5］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121.
［6］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422.
［7］孙善根.走出象牙塔———蒋梦麟传［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153.
［8］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203.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
关键词： 蒋梦麟 大学管理 启示
蒋梦麟（1886—1964），字兆贤，号梦邻，浙江余姚人，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１］。他是从中国私塾走进西洋自由学府的人，是身兼“秀才”和“博士”两种头衔的新型文化人。对于在北大校史上任校长时间最长的、有着丰富的管理实践的大学校长，蒋梦麟有着其个人的大学管理思想。但笔者在查阅相关研究成果的时候，却发现对蒋梦麟大学管理思想的研究虽不能说是空白，却极其单薄。因此本文拟对其大学管理思想作一探讨，并尝试分析其现实意义，不足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蒋梦麟关于大学管理的主要思想
（一）学术自由、学术至上的办学思想。
说到蒋梦麟的办学思想，不得不提到蔡元培。蔡元培和蒋梦麟是师徒、同乡，具有相近的文化和教育背景，坚持学术自由，不仅只是坚持蔡先生之余绪，更是蒋梦麟理性选择的结果。蒋梦麟早在1918年论述新教育之标准时就指出新教育应该“包含小学、中学和大学，小学为普及教育之机关，中学以培养初级领袖为标准，而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而设”，“大学者，为研究高等学科而设，其学生为将来增进文明之领袖。故当以思想自由为标准”，“学生送入大学，一切学科行为，悉听自由。所谓大学自由是也”。［２］他认为学术要发展，必须注重学术自由的原则，“学术自由之权，所以求思想与学术自由之发展，不受外力之阻挠也”。［３］反之，“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则真理不明”，而“思想不自由，智慧就不发达，头脑就不清楚”，头脑不清楚，学术不发达，社会进步就没有根基。因此，“文明之进步赖自动的领导，赖高等教育之思想及言论自由以养成之”。［４］除了学术自由之外，蒋梦麟还厚重学术，视学术为高等教育的唯一生命。蒋梦麟指出：“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５］强烈的学术救国、学术立国的理念，促使蒋梦麟在1922年给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的信中明确提出：“学校之唯一生命在学术事业。”［６］
（二）“校长治校”和“学生自治”的大学民主管理体制。
1931年1月16日，在北大纪念周上，蒋梦麟根据《大学组织法》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提出：“教授须延聘大师、学者充之。校长当改善学校环境，使教授、同学打成一片，潜心努力学术。”［７］蒋梦麟先生以引导学生专心求学为目的制订了严厉的学生管理制度，如1932年颁布的《国立北京大学学则》，强制学生专心向学。蒋梦麟鼓励学生自治，他认为“学术自治，是养成青年各个的能力，来改良社会的进化”。［８］
蒋梦麟先生的主张，以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为目标，希望大学行政系统不再依附于学术系统，而是在学校的管理与发展上起着主导作用；其管理实现功能分化、管理有力。他强调“校长治校”，强化了校长的工作职责，强调管理效能的发挥，努力与当时的北大实际相一致，更有战略性。他也提出，治学、治事应具备不同素质，其人员选聘的标准也应当不同。“校长治校”强调了校长的职责，对“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起着保证和监督作用，四者相辅相成，促使教授、学生更好地为学术而奋斗。蒋梦麟倡导建立学生自治会，以实施学生自治的管理思想。30年代的北大，在蒋梦麟的创导下，在学生管理上保持着自有宽容、注重个性发展的北大传统，鼓励学生各就所好，专心发展。
（三）重视教学和科研活动。
作为一个教育家，蒋梦麟非常重视教学和科研活动。如：1.对学科设置和课程建设十分关心。他在北大时期，先后成立了教育学系、东方语文系、生物系、心理学系，聘请大批留美学生来校任教，并对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制度进行了改革。2.改善教学条件。蒋梦麟十分重视图书馆的建设，他出任校长后，图书部改称图书馆，并筹建新图书馆、学生宿舍、实验室和仪器室。1931年起，蒋梦麟通过蔡元培和胡适等的帮助，取得了美国文化教育基金的补助，客观上对学校科学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至1935年7月，北大图书馆共收藏中文图书170415册，日文书籍12275册，西文书籍67603册，中外文杂志400余种，中西文报纸30余种，并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孤本、珍本和善本，1936年又购进马隅卿收藏的小说、戏剧书籍5389册。中日文书采用《中国十进分类法》，西文采用《美国杜威十进分类法》。另外，除了学校图书馆之外，北大文科研究所所藏清朝内阁档案、汉简、拓片等很多。为把北大建成中国学术文化中心，他一方面广延名师，汇聚全国精英，开展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大力扩充校舍，增加图书馆藏书，扩充仪器设备，为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创造条件。
总之，蒋梦麟的大学管理思想极其丰富，窥其一斑，足可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二、对当前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启示
（一）“校长治校”突出了以校长为核心的管理团队中校长的领导力，校长、教授、职员与学生要各司其职。
“校长治校”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教育组织管理原则。现代大学是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的基地，大学的发展与进步，需要校长的领导力。蒋梦麟先生所倡导的校长治校，并不是盲目地由校长用集权来治理学校事务，而是由校长统领、发挥专家作用的治校模式，是大学制度建设的基础。在行政管理中，决策权的相对集中为做出高质量的决策提供了保障，而教授可以为管理者提供有价值的帮助，但一旦教授的利益与大学的目标相冲突，让教授参与决策是没有效率和不科学的。借鉴蒋梦麟校长的主张，处理好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管理的关系，实现两者分而治之可能是大学治理的有效模式，它保障了特定的大学目标的实现。校长治校，要重视“教授治学”，有效保障学术自由。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学术自由制度来保障，让学术相对于外界不受社会的干扰，相对于内部不受行政的制约，保持宽松和谐的环境。为此，需要促进各类学术组织建设，让那些教学、科研领域中的“专家权威”在学术上拥有发言权、决策权，使他们增强学术和社会责任感。但校长要把好“舵”，因为过分强调学术自由会导致形成一种抵制学校改革的力量，校长有必要按照学校战略目标，引导学者努力为学校的发展服务。
（二）蒋梦麟重视大学科研工作的基本思想，对于我们目前改革和完善大学社会职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蒋梦麟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所，基于这种大学观，他主张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办研究院，开展科研工作。在任职北京大学期间，他十分重视购置图书资料和实验仪器，为师生的科研工作创造条件。为改善师生学习和研究的条件，蒋梦麟领导的北京大学并不是像如今有些大学那样一心热衷于盖大楼、建新校区，建“面子工程”，而是特别重视办好图书馆、扩充实验室、编辑出版高水平的学报、邀请中外著名学者前来讲学、组织学术研究团体等等。就大学而言，这些“软环境”的建设往往更为重要。在蒋梦麟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在这一时期取得相当突出的科研成果。尤其是研究教授的规定大幅度地提高了研究教授的待遇，使他们不必为生存状况而操心，从而将主要精力用在科学研究上，有效地推动了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这些思想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为适应科教兴国战略的需要，我国的高等学校必须摆脱强调教学、忽视科研的办学模式，使高校科研、教学和服务三项基本社会职能得到均衡的发挥。
（三）蒋梦麟关于大学办学模式和社会职能多样化的思想，在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蒋梦麟强调大学要“研究高深学问”、培养“专门人才”正是相对于当时的专门学校而言的。在他看来，大学应“治学”，进行“高深学问”的研究，以综合培养有较高素质和修养的专业人才；而专门学校则主要“治术”，进行职业性的专业训练，提高人从事一定工作所需要的专业素质和技能，以专门培养社会各项工作所需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蒋梦麟认为各类型和层次的学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同等重要的，没有等次高低贵贱之分。各级学校有其相应的目标，各级学校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
如今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已经发展得更加完备，层次和类型也更加丰富多样。但是，在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我国高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贪大求全的倾向。一些院校不是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努力办出本校的特色，而是不论条件如何，专科都急于升格为本科，大学不管是否真正有融合和互补的可能都“并”而“大”之，形成所谓的“综合性大学”。实际上，发达国家和我们自己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早已告诉我们，面对即将到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我们应当办好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的高等学校，不必全部“升格”办成既大而全又无特长的“大”学。
参考文献：
［1］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前言）［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0.
［2］蒋梦麟.建设新国家之教育观念［J］.教育与职业，1918，（5）：30-31.
［3］蒋梦麟.杭州大学意旨书［J］.北京大学月刊，1923，（1189）：121-122.
［4］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446.
［5］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121.
［6］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422.
［7］孙善根.走出象牙塔———蒋梦麟传［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153.
［8］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203.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