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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真正实现转型,根本的措施或者用“十二五”规划所指出的:它的根本动力在于改革!
2011年03月19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今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问题进行演讲。
中国宏观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经过过去两年用超强的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增长速度回升以后所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我们长时期存在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这种不平衡的情况继续存在。保持GDP的持续平稳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就是最终需求不足。
第二,同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过去多年,不止是过去两年,也许是过去十年,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
因为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期,它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首先是资产价格,房地产的价格、股票的价格居高不下,接着发生的就是从去年开始显现的CPI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温和的通胀水平,达到了5%,甚至是5%以上的水平。
问题在于这两个看起来互相矛盾的现象,它是来自同一个原因,就是中国长期以来采取一种用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它造成了投资率回报的不断下降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而由于内需不足,就利用东亚国家和地区通常用的办法,用进出口顺差去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货币政策变得非常的被动,被动的采取了一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外贸易和投资造成的外汇的盈余。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可以采取的对策看来是两个:一是采取稳健、灵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当然,这有一定的难度,一方面因为长时期的货币超发,我们的广义货币对GDP的比例是180%,这是在世界各国所罕见的,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所以就需要紧缩。但是因为现在投资的规模已经很大了,紧缩力度如果不足,那么就不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如果紧缩的力度过强,它又会造成市场的崩溃或者其他的很大问题。我们的货币当局我想他们还是有足够的能力来应付这个局面,采取这样的政策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是短期的,它依靠的是短期政策,还是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长期发展的问题上。也就是说用中国现在通行的语言说,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今年是中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年,刚刚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对于“十二五”的主线做了很正确的规定,由于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已经刻不容缓,所以规划纲要再次强调,“十二五”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规定。
问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要求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30年左右,正式列入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也已经15年了,已经三个五年规划过去了;但是实施的结果并不如人意。问题在哪里呢?看来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机制上。在讨论上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多数经济学家已经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体制性的障碍,这个体制性的障碍主要的问题在于政府保持了过大的资源控制的能力、资源配置的权利,而且政府以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准;此外,还有我们的财政税收体系和要素价格等等。在执行“十一五”规划过程中,我们又发现,虽然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造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技术创新的产业化步履维艰,关键是缺乏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环境、法制环境、社会环境等等。
那么,最近,我们在执行转型方针的过程中又发现了,用旧体制去执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结果在政府的主持之下,进行技术升级也好,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好,它会造成很严重的投资效率降低,甚至造成了像过去我们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像58年的大跃进,像70年代末期的洋跃进这样严重的经济问题。
所以,要真正实现转型,根本的措施或者用“十二五”规划所指出的它的根本动力在于改革!“十二五”规划真正的指出了,“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改革,目前在财税体制,在金融市场形成,在法制国家的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等方面都积累了大量需要改革的问题,根据前几个五年规划的经验,这些改革都势必会遇到种种既得利益或者是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阻力,所以这些障碍能不能得到克服?是我们决定转型成败的关键。按照规划纲要的要求,所有的这些改革都需要有顶层设计和实施方案,而不是一些零碎的、个别的政策调整。所以,按照规划的要求,能够实现各个领域、全面的改革,这是我们能不能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能不能成功的应对挑战的关键。
2011年03月19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今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问题进行演讲。
中国宏观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经过过去两年用超强的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增长速度回升以后所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我们长时期存在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这种不平衡的情况继续存在。保持GDP的持续平稳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就是最终需求不足。
第二,同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过去多年,不止是过去两年,也许是过去十年,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
因为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期,它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首先是资产价格,房地产的价格、股票的价格居高不下,接着发生的就是从去年开始显现的CPI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温和的通胀水平,达到了5%,甚至是5%以上的水平。
问题在于这两个看起来互相矛盾的现象,它是来自同一个原因,就是中国长期以来采取一种用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它造成了投资率回报的不断下降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而由于内需不足,就利用东亚国家和地区通常用的办法,用进出口顺差去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货币政策变得非常的被动,被动的采取了一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外贸易和投资造成的外汇的盈余。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可以采取的对策看来是两个:一是采取稳健、灵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当然,这有一定的难度,一方面因为长时期的货币超发,我们的广义货币对GDP的比例是180%,这是在世界各国所罕见的,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所以就需要紧缩。但是因为现在投资的规模已经很大了,紧缩力度如果不足,那么就不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如果紧缩的力度过强,它又会造成市场的崩溃或者其他的很大问题。我们的货币当局我想他们还是有足够的能力来应付这个局面,采取这样的政策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是短期的,它依靠的是短期政策,还是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长期发展的问题上。也就是说用中国现在通行的语言说,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今年是中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年,刚刚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对于“十二五”的主线做了很正确的规定,由于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已经刻不容缓,所以规划纲要再次强调,“十二五”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规定。
问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要求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30年左右,正式列入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也已经15年了,已经三个五年规划过去了;但是实施的结果并不如人意。问题在哪里呢?看来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机制上。在讨论上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多数经济学家已经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体制性的障碍,这个体制性的障碍主要的问题在于政府保持了过大的资源控制的能力、资源配置的权利,而且政府以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准;此外,还有我们的财政税收体系和要素价格等等。在执行“十一五”规划过程中,我们又发现,虽然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造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技术创新的产业化步履维艰,关键是缺乏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环境、法制环境、社会环境等等。
那么,最近,我们在执行转型方针的过程中又发现了,用旧体制去执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结果在政府的主持之下,进行技术升级也好,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好,它会造成很严重的投资效率降低,甚至造成了像过去我们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像58年的大跃进,像70年代末期的洋跃进这样严重的经济问题。
所以,要真正实现转型,根本的措施或者用“十二五”规划所指出的它的根本动力在于改革!“十二五”规划真正的指出了,“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改革,目前在财税体制,在金融市场形成,在法制国家的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等方面都积累了大量需要改革的问题,根据前几个五年规划的经验,这些改革都势必会遇到种种既得利益或者是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阻力,所以这些障碍能不能得到克服?是我们决定转型成败的关键。按照规划纲要的要求,所有的这些改革都需要有顶层设计和实施方案,而不是一些零碎的、个别的政策调整。所以,按照规划的要求,能够实现各个领域、全面的改革,这是我们能不能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能不能成功的应对挑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