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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夏,一群不满24岁的年轻男人在牛津大学的街道上踉跄前行。他们刚吃完晚宴,穿着有黄铜纽扣和淡黄色丝绸翻领的深蓝色燕尾服,打着领结。他们喝了很多香槟,迷迷糊糊,兴致高昂。不久,一个花盆砸碎了一家餐馆的窗户,玻璃咣当作响,一辆警车疾驰而来。这群人中的4个逃进了附近的植物园,躲在一片灌木丛后,领结着地,一动不动地趴着。幸运的是,最后他们又逃过了一劫。
直到今天,英国人还对那个夜晚津津乐道。这些年轻人是牛津大学布灵顿俱乐部的成员,草丛中的4个人中有一个名叫鲍里斯·约翰逊,后来成为伦敦市长,另一个是大卫·卡梅伦,如今已入主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其他两人都是金融家的儿子,如今也在伦敦财阀界占据一席之地。
“死猪门”和贵族DNA
卡梅伦后来矢口否认自己曾出现在1987年夏天的那个夜晚,尽管他当时的两个朋友都证实他的确参加了。约翰逊则撒谎炫耀自己在监狱里待了几个小时的经历。而布灵顿俱乐部的真相也许就介乎夸张和否定之间。这个协会成为英国所有男性当权派的聚集地,势力渗入财阀、政府部委、律所、报社高层,甚至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也是其中一员。
布灵顿和其他类似的晚餐俱乐部堪称这个王国的权力“胚细胞”,会员资格不仅能增加成员的影响力,还为他们提供了结识将来占据领导地位的同一阶层志同道合者的机会。
如果说英国社会有个几百年不变的稳定内核,那就是上流社会。和欧洲大陆的精英阶层不同,在革命和起义中,这个岛国的领导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持安然无恙。数代以来,上流社会的公子哥儿都上伊顿公学、温切斯特公学或哈罗公学,然后上牛津或剑桥大学。英国人民至今认为这种对上流贵族的庇护是自身传统。
不是所有人都乐于回忆学生时代的混乱生活。大卫·卡梅隆不仅是布灵顿俱乐部的成员,还加入了皮尔斯格威斯顿社,一个1977年成立的因胡作非为而臭名昭著的学生俱乐部。据一本新的首相传记中所写,在格威斯顿社的一次派对上,为完成入会仪式,还是学生的卡梅伦将自己的性器官插入了一头死猪的嘴中。这一丑闻作为“死猪门”风靡媒体,成为全英国人民的饭后谈资。直至今日,卡梅伦仍然对此保持缄默,他的发言人称“不想用一则官方声明来为这本书镀金”。
令人困惑的并不是谣言本身,而是大部分英国人都相信“这很可能是事实”。在英国,几乎没有人还会为英国当权者的这种丑闻感到震惊,因为他们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被认为肮脏下流、腐败堕落。去年夏天,英国《太阳报》刊登了上议院成员苏威尔男爵的照片,展示他如何半裸着和妓女一起吸食可卡因。
这些老年男人的放荡行为和他们在牛津的学生生活有着直接联系。在布灵顿俱乐部,邀请妓女共进早餐是一项不成文的习俗。作为职场发迹的必经之路,纵情酒色并不是少数人的选择,而是存在于英国贵族DNA中的普遍特征。
1987年的布灵顿俱乐部
布灵顿俱乐部是金钱和传奇,是颓废和疯狂。它成立于约1780年,1795年第一次作为板球协会被书面提及。它没有固定的入会规则,但只有受欢迎的人才能入会。如果父亲拥有一座城堡,在新闻业占据一小块天地,或是有片钻石矿,会是有益的入会条件。会员人数介于十到二三十人之间。男爵的儿子们,勋爵和总督的后裔,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九世,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印度焦特浦尔城的王储都曾是它的成员。1928年,英国作家伊夫林·沃在他的《衰落与瓦解》一书中对这一协会进行了研究,2014年上映的英国电影《喧嚣贵族》将布灵顿描述为傲慢而富裕的暴徒的聚集地。
俱乐部没有固定的大本营,因此必须和以往的会员谈话,才能接近这个谜团。在几封邮件和几通电话之后,一位满头银发的绅士走进伦敦圣詹姆斯市区的一家咖啡馆。让我们称他为朱利安吧。朱利安的胡子刮得很干净,西装合体,在伊顿公学读中学,是牛津大学毕业生,在政治圈中如鱼得水,和首相说话时用“你”而不是用敬称“您”。
一张照片展示了1987年布灵顿俱乐部的风貌:朱利安和大卫·卡梅伦、鲍里斯·约翰逊站在一起。照片上可以看到10个年轻男人,穿着燕尾服和浅色马甲,打着领结。他们或站立或端坐在牛津大学圣基督教会学院里的一条石阶上,这是牛津大学38个学院中最著名的学院之一。这是一张黑白照,没有人笑,这更为他们的面庞增添了几分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卡梅伦如同一尊青铜雕像一样站在那里,如果旁边有匹马,就是一副完美的将军架势。
在将近30年之后,曾经出现在这样一张照片上的人对此作何感想?“天哪,您把它拿开。”朱利安的表情仿佛一个被曝光的俄罗斯间谍。他说,在摄影师按下快门之前,当时的俱乐部主席乔纳森·福特给出了指示:“好了,朋友们,不要微笑。这里是布灵顿!”
被“选中”之后的打砸仪式
和卡梅伦一样,很多成员对在布灵顿的过往都讳莫如深。1986年入会的一名布灵顿成员如今说,他希望自己从未加入过这个俱乐部。那时他是俱乐部20年来第一个非私立中学的毕业生。“每个人年轻时都做过蠢事,”这个男人说,“而在布灵顿,年轻的男人们毫无忌惮地烂醉,尽可能搞更多破坏,并因此受到鼓励和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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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布灵顿成员们显然已经更加谨慎,他们在牛津大学附近组织秘密会面。去年春天,在牛津郡的某个庄园中就举行了这样一次晚宴。15个年轻人穿着燕尾服,打着领结,坐着小巴来到这里。他们中有英国《每日邮报》老板的儿子维尔·哈姆斯沃思,上议院成员和保守党财务主管的儿子乔治·法尔梅尔,北萨默塞特一位男爵的孙子汤姆·吉普斯,以及宣称自己的叔叔是非洲首富的阿里·达佳希。
这个庄园是由16世纪的一家乡村旅馆改建而成的,配备有游泳池和网球场。这天晚上,布灵顿俱乐部预定了都铎房,走进房间,脚下踩着沉重的橡木地板,房中有一张桃花心木黑板。服务员端来红酒、白酒以及约50瓶香槟。
没过多久就传来了玻璃瓶被击碎的声音,有人脸上割出了一道伤口,流了血,还有人如同死了一样躺在地上。桌布上满是污点——也可能只是红酒,服务员把碎片扫进了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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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如同王室一样登场,”一个服务员说,“一半忙着打盹儿,一半忙着打碎餐具。”他们是一群醉醺醺的花花公子,但是“只有酒精,没有毒品”,他们不会拿自己的大好前程开玩笑。
布灵顿的疯狂源自无聊。鲍里斯·约翰逊和大卫·卡梅伦还在布灵顿时,情况更加让人难以忍受。入会仪式包括大闹入会申请者居住的学生宿舍。会员们涌进来,涂脏墙壁,撕碎图画,扯破床垫。80年代,约翰逊的牛津大学同学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后来的波兰国防和外交部长,也接受过这个仪式。最后约翰逊和他握手说:“恭喜你,小伙子,你被选中了。”
布灵顿俱乐部的意义
对一个新人来说,这次“欺侮”是一个良好的信号,他被认为足够有趣,可以向最里层的圈子挺进。马克·巴陵曾是布灵顿俱乐部的成员,他的父亲是一位男爵,也曾是英国石油公司的老板。他的乡间别墅坐落在汉普郡,位于伦敦西南部两小时车程的地方。穿着舒适灯芯绒长裤的巴陵,以英国贵族与生俱来的优雅方式打开门。他已经在银行业干了几年,如今正在管理他的家族在汉普郡的地产,包括广阔的田地、一家酿酒厂和一家古典主义歌剧院。
巴陵是少数几个能够坦率谈起布灵顿俱乐部的人之一。他曾告诉大英图书馆的一位历史学家,布灵顿俱乐部的成员们有时就像破坏狂。“他们的行为自然是毫无教养可言,餐具和家具被毁坏得不堪入目,但是我们会对为我们服务的人尽可能保持礼貌。”
巴陵在他的厨房中说,晚宴总是混乱喧闹的。在一张1980年的照片上,他和如今的国防部长菲利普·邓恩以及喜剧《BJ单身日记》的制作人乔纳森·卡文迪什站在一起。在那时的牛津大学,这种度过夜晚的方式很常见。“有时候我们还会叫脱衣舞女。”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
在加入俱乐部的第二年,巴陵的布灵顿会友乔纳森·卡文迪什购买了大学南部一栋内有5个卧室的花园房。巴陵和邓恩住了进去,同时入住的还有几个女大学生和一条以蝗虫为主食的变色蜥蜴。他们当时建立起的联系一直保持至今。后来成为巴陵妻子的米兰达是邓恩的前女友,巴陵清楚地记得那段无忧无虑的愉快时期。
他的儿子走进厨房。“你想周末一起去打猎吗?”巴陵问。实际上,牛津的日子结束后,他的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仍由日复一日的朋友会面、一场接一场的无止境晚餐堆砌而成。他无法说清布灵顿俱乐部为何如此重要。
可以确定的是,对于足够聪明的人来说,牛津大学就是通往天堂的阶梯,不管是在伦敦、威斯敏斯特,还是在更远的新加坡或华尔街。大学生俱乐部和社团不是获得好工作的唯一保证,但它们是向上爬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助力,由此建立的社交网络能够帮助寻找实习机会和头几份工作——总有某个成员的父亲的银行里有职位空缺。
然而也不断有人失败或摔倒,例如和鲍里斯·约翰逊同一年入会的达利乌斯·古皮最后就因诈骗进了监狱。雄心和自大、狂傲紧密相关,在布灵顿俱乐部尤甚。在俱乐部年轻成员们的脸谱网页面上,打开一张张派对和度假照片,可以观察到一个轻松愉快的上流阶层。他们的脸上只有手握权力的自信,丝毫没有对未来的担忧和恐惧。
俱乐部成员们不时在牛津大学一家名为“桥”的迪斯科舞厅碰面。“为何我们的桌子被占了?”有个首富叔叔的阿里问道。接着开始了一场唇枪舌战,直到有人说:“我们是布灵顿的。”几分钟后,桌子就被清空了。
[译自德国《明镜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