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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今冬少有的晴朗天气，却又最冷。雪停即晴，晴得有点儿猛，节气也正值“大寒”，还有风，刮在脸上也有点儿“割”。
星期天，不用上班，这也意味着我不用到外面受冻，穿着宽松的棉睡衣享受暖气融融。今年的暖气烧得好多了，暖气片热得发烫。不像去年，开始还行，后来就温温地呈半死不活状态。我私下想，这是不是与“反腐”有关？那把达摩斯克之剑悬在头上，管暖气的官员就不敢不管事儿了。
可是，我现在要出去会一个朋友，老朋友。老朋友来，即便冒点儿严寒去见也值得。为此我还专门用电动刀把乱草似的胡子收割了一番，以示庄重。早上妻子出去买菜回来说外面冷得很，对此我有准备，除了厚厚的冬装外，还围了围巾，戴了口罩。刚出楼门，就有一阵冷风迎面拍来，打得我差点儿憋气过去，耳朵立马感到刺痛，于是不再顾忌形象，把围巾顶到头上，再拉下来，包住耳朵，从脖子上绕一圈儿，在后面打个结，这样就暖和多了。已不是小青年谈恋爱时期，难看一点儿没有什么，保护好身体才最重要。我不怕别人说我乡土老派。
我去看望的这个朋友，其实比我小了好多，不过都是喜欢文学才成为朋友而已。当年我在西市那家文学杂志当编辑时，发了他的小说处女作，给了他很大鼓舞，就一直尊我为老师，我在潜意识里也确把他当成了学生。他说在西市的文学创作上只佩服我，这话让我很受用。这也是我把他当成朋友的原因之一吧。虚荣，谁不爱呢？
我在西市工作了十六年，朋友可谓不少。严格来说，我是个不怎么看重朋友的人，更是个懒人，和我做朋友也都是他们联系我，我很少联系他们。这样时日一久，跟我保持来往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所以他可谓我硕果仅存的一个朋友，几十年不变，隔一段就会有电话来，或交流文学话题，或是说些西市的新闻轶事。所谓朋友就是这样，勤于联系就是朋友，长时间不联系，就断了朋友。我的不少朋友就是这样失去的。
他是来省城开“两会”的。他不是代表，是西市代表团的服务人员，他在市委秘书科工作，开这样的会，领导讲话和会议简报什么的，有许多材料要写，所以每年的“两会”他都来参加。也因此，每来开会他就约我去宾馆和他见面，神聊，确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感。因此对于我这个朋友本来就不多的人，去和他见面还是很有动力的。在家里“宅”得久了，难免发霉（闷）。去和一个老朋友聊聊天当然是一件相当愉快的事。
宾馆离我的住处不远，我决定步行着去。我尽量走在朝阳的一面，这样暖和些。我喜欢走路的状态，自由自在，一面走，一面可以不受约束地想些事情。说是想些事情，其实什么都想，就等于什么也没想。草民百姓，有什么事情可值得好想的呢？可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思想，而动物没有。所以作为普通人，哪怕是再不值得去想的事情也老想着。
不过，既然去见他，想的事就会与他有关，这是思维惯性，也符合逻辑。当然还是写作上的事，说起来有那么一点儿小严肃，我想我要和他摊牌了。即然把他当成真正的朋友，就不能再虚伪，不能误导他，不能再让他抱幻想了。那样不是帮他，是害他，真朋友不能做这样的事。我承认我不够坦率，太怕伤他的自尊。也许我是怕失去这“老”朋友？
去年他来拿了两个小说，似乎很满意，让我看看。我感觉不行，主要是语言上的问题，几十年了看上去没什么进步。可他似乎很得意，先说他看了多少多少名著，怎么怎么有想法。这样一来我就不好说破，若全盘否定，他肯定受不了。于是，我就不得不勉为其难地用了“不错呵……挺好”之类的含糊词语来敷衍。可想而知，他对我的话信以为真，便问我给省里的大刊怎么样？他知道我在大刊上发过几个中篇头条，和主编相熟。这样的要求让我勉为其难，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我又不是主编。我只有继续模棱两可地对他说，可以试试吧，谁知道呢？
虽说我可以不负责任，却也还有精神负担，我怕大刊主编怪我给她推荐烂稿子，影响我在她心里的形象。于是，我又给他泼了点儿凉水，想让他打消念头。我说，据我所知，她们的稿子是很多的，稿子给她啥时看就难说了，有的排队一两年都过去了。我这样说是想让他泄气，没想到他根本就没打算放弃，反而提出新的要求，那你约主编请她吃个饭吧？先面见熟悉一下。
在我国，众所周知，作者请编辑尤其主编吃饭是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只是感情联络的一种方式，算不上贿赂。我后悔没说实话，事到如今，我只有硬着头皮为自己的“软弱”买单。我给大刊主编打了电话，说了他的意思。想请主编吃饭的人很多，主编并不都会应允。不过我和主编关系还算够铁，基本也算得上异性哥们儿。主编说既是你朋友的稿子，发我邮箱里，我会重点看，吃饭就免了吧。我连忙替他谦虚，说他早就闻您大名，正好来开省里开会，想见见您，当面聆听您的指导，至于稿子行不行无所谓。我看电话里主编嗯啊着还有点儿犹豫，就“将军”她，辅导提高作者写作水平不也是咱们的职责嘛。听我这么上纲上线地一说，主编总算沉吟着答应了，好……吧。
我定的饭店，请主编吃饭，档次太低了不好看，太高了没必要。他又不是可以签单的官员，自掏腰包，我得为他的经济能力考虑。我选了个中档的，菜价不贵，环境优雅，装璜的雅间里有书架，很适合文化人聚会。
他当然提前到达。考虑到大刊主编是位女士，他在征询了我的意见后特意买了瓶红酒。我又约了位女作者陪着主编。我和他喝白酒，两位女士喝红酒，相谈甚欢。他口才还算可以，看书不少，说起文学名著头头是道，挺像那么回事儿。那一晚，他说得比我们都多。最后大刊主编似乎被他说服了，我从主编的口气和眼神上看出，对他有那么一点儿刮目相看。出来酒店他又把两件家乡的土特产塞进主编的车里。我们一起步行回去的路上他很高兴，连说我今天安排得不错。他更有自信心了，说，看来有戏。哦是，我王顾左右而言他，撞大运吧。事实上，这种事怎么能撞大运呢？
他问我给主编哪一篇好？说老实话，他那两部稿子都是老婆子裹脚布又臭又长，我选了那篇短的，其实短的也不短，有五万多字呢。为了对得起这顿饭的破费，我决定亲自操刀为他改稿。我很少这样，又无报酬，删改别人的稿子是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可谁叫我们是好朋友呢？我费了不少劲儿，花了好几个晚上熬夜，把他的稿子删改到不到三万，几乎砍了一半。他的语言基础摆在那里，我总不能给他重写。只不过删改得精炼些，不那么罗嗦而已。 稿子发往大刊主编邮箱后，就如石沉大海，倏匆之间，半年就过去了。我们仍然经常在Q上见面，聊些包括政治在内的闲话，又有哪个贪官落马了，是什么背景之类。我们当然是咸（闲）吃萝卜淡（蛋）操心的那种人，贪官落不落马与我们有多大关系？当然说“大”点儿是有关系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国家好孬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利益。不过我知道他一直是想让我说他稿子的事，我佯装不知地不主动提及，因为我确实不知如何回答他，我不知道大刊主编看了没有。偶有见面，她不提及我也不好意思问。我没底气，我怕尴尬。
他终于忍不住了，在又一次Q上闲聊了几句后他终于问了稿子的事。这让我感到该来的终久会来，是躲不过去的。我只得搪塞说我没见过她，她太忙了，老是在外面开会。这也确是事实，中国这么大，又是个十分热衷会议的国家，她是大刊主编兼文学名家，外出开会或讲课的邀约不断。又有好几个作者想让我出面邀她吃饭，都被告知在外地开会。我们的办公室在同一层楼上，咫尺之遥。我敲了她几次门，确是紧闭无语。
他当然不满意我的回答，说抽空你再问问，这么长时间，她应该看了。我答应了他，我还能怎样呢？我知道我的答应无异于应敷。我不是不想帮他，如果是好稿子，问也就问了，问题是他的稿子不好。这样我为他帮忙实则是给主编增加负担。两边都是朋友，我哪一边都不想得罪，我该怎么办？
这样，在我答应了给他问问的同时，也向他建议，毕竟在一起吃过饭，彼此也算熟悉了，你可打电话直接问她呀。我说作者问稿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而且作者直接问比我转问效果会更好。至于为什么好，我还真说不上来，我只是这样感觉，我也是个刊物编辑嘛。噢，那……好。他在电话那头迟疑着说。为了不让他太过失望，我说这样吧，我们都问，双关齐下。
过几天，他果然打来电话说问了，主编说朋友的稿子太多，得排队，她说她会很快看的。我说好，过一段我见她了再问问。之后不久，我有幸被邀和大刊主编外出参加同一个会议。在饭桌上，大家喝得意兴阑珊时，我在借向主编敬酒的当儿，很自然问了一下他的稿子，出乎意料的是，主编说她看过了。不出意料的是，主编说他的语言看上去很老化啊……我说是，是。不行就算了，这种事勉强不得。主编说，你给他说叫他再写时在语言上多下功夫，一个稿子无论立意再好，语言不好过是不行的。我当然喏喏连声。我心下暗想，主编和我的看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我在大街上边走边想。路面上的雪昨天就已被车碾人铲地化完了，深黑的沥青路面依然湿漉漉地泛着晶光。倒是人行道上的树根处还堆着雪，不过那残留的雪堆看上去十分肮脏，沾了许多城市的黑污。我顶着呼啸的寒风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终于到了。宾馆门前有卫兵看着，没有出入证不能进去。我给他打了电话，他很快下来，向卫兵说明情况，接我进去。进楼门时，交了身份证，又做了一次来客登记，这才和他上楼到达了房间。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椅里，他给我沏了杯茶，我们开始交谈。我们不会单刀直入地进入要说话题，先说些题外话。我想好多事情都是这样，一开始都不谈正事，最想知道的都极力回避。我貎似关心地先问了西市近况，我毕竟是从那里出来的，关心“故乡”自然而然。我问市委书记后继者是谁？我知道前不久市委书记落马了。他说是那个女市长接任了。市委书记不是很能干嘛，这几年把西市打造成了绿色旅游城市，名声鹊起，怎么就出问题了呢？真的贪了很多钱么？如今哪个官不贪呀，查谁谁贪，不查不贪。现在不贪也当不成官呀。他笑着说，落马官员之所以落马要么是有些事没摆平，有人告状，要么是政治上站错了队，跟错了人。上面更大的官落了马，下面和这个官走得近或本来就是这个大官提拔的也就跟着倒霉了。西市的市委书记属于后一种情况吧？我问。哦，是……他犹豫了一下说，我给你说千万别外传，据说——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前市委书记落马就是现市委书记告的状。哦，这样啊，我站着说话不腰痛地发感慨，官场斗争真是你死我活啊。
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议论着政事儿，这样聊了一阵子天，就到了吃饭时间，我要起身告辞，被他阻止了。我知道我的走有演戏的成分，我已有多次在他们的“两会”上混饭吃的经历，又不是第一次。本来对这种揩“公油”（尽管连个油花也算不上）的事我还有那么一点儿心里惴惴，可听他说虽说代表和工作人员一人一票，并不多领，可事实上，有好多人不在宾馆餐厅吃，尤其晚上，地方代表（也多是官员）来开会总要借机和省城的官员联络联络感情的，所以在“两会”期间外面的高档酒店就不言而喻地生意兴隆了。这样就会省下许多饭票，因是省里统一结账，谁也不会去退，不吃白不吃，不吃就太便宜宾馆了。这样一想，我也就心安理得地吃“白食”。
我跟着他走向餐厅，门口处站着两个红色呢工装的迎宾小姐。你好！小姐向他微微颌首。他把两张餐票递给小姐，我也跟着他朝里走。你好？经过小姐身边时，小姐照样向我欠身问候。他们只认票不认人，才不管你是不是冒牌货。说不定还会把我误认为是个领导，他是我的秘书呢。这样一想，我立马就有了领导的感觉，真的像个领导一样，以一种主人翁的神态挺胸走入，并微微向她们点头，好，好。想想我猪鼻子插葱的样儿，自己都想笑。
自从反腐加大力度以来，开“两会”就只吃自助餐，酒也不再有了。这没什么，随着年龄增加，我的酒量大减，不喝酒也不觉得少了什么。这样反倒回去可以免除老婆的唠叨——她最反对我喝酒。自助餐的好处是想吃啥随便挑，餐台上摆放的菜品丰富极了，几乎哪一样都爱不释手。我就一样夹一点儿，很少一点儿，我怕多了吃不完。即使可以随便，我也不想随便，盘子不是很满我就端到了桌子上，我想少挟点儿吃完不够再挟，不然挟得太多吃不完就会造成浪费。那简直就是犯罪。我是从饥饿年代过来的人，对此深有体会。
我吃了一会儿，他才端上来，满满的一大盘子，简直要冒尖了。我看他盘子里的肉很多，还有几块大骨头。和他相比，我的就素多了，荤的只有一小条煎黄鱼。除了素菜外，我和盘子里还有一截玉米，两块紫薯，三段山药等蒸物。他说我的肉太少了，要把他盘子里的往我的盘子里挟，我防着他这一手，坚决地把他已挟上筷子的大骨头按住，并且停了一会儿，直到他放弃。在餐桌上有些人喜欢向别人盘子里夹菜，貌似亲切，却剥夺了别人的选择权——也许你夹的菜正是他（她）不喜欢吃的，何况还不卫生。这其实是个很不好的习惯，可好多人不知道这一点儿。我亦没法给他明说。 我盘子里的食物少，当然比他吃得快。我又去要了一碗小馄饨，一碗鸡蛋汤，已经很饱了。而他的盘子里仍然一片儿狼藉，还有很多东西，有些只是吃了一半，肉骨头啃得不是太干净。还有一碗肉丸子汤，他好像吃不了了，非要让我吃，我说我已吃饱了，他却硬要推过来，我推回去，他再推过来，我再推过去，如是者三，才总算作罢。我知道即使再好的美味，贪得无厌，就会适得其反。
我们终于打着饱嗝重回房间，烧了一壶开水，泡茶喝着，继续聊天。我知道该进入正题了。果然在我们看完了新闻联播后，他开了口，说，你看——是不是再抽个时间请主编一次？哦……我知道摊牌的时候到了，我决定实话实说了。我说，你看吧，请也行，不请也行。那次开会见了主编，问了你的稿子，她说她看了，她说你的语言有些陈旧。我知道大凡是作者听到这样的评价都会难以接受，何况他已写了这么多年。果然，我看到他黑红的脸上还挂着微笑，可那笑很不自然，甚至隐隐地有一丝不服气的忿怒。那么……就是说没希望了？我说，是的，一般来说是这样。我看到他眼中的光暗了下去，久久无语。停了一会儿，他才说，那算了，既如此，就不请她了。我松了口气。我说好吧。
我下定决心要完成我在来路上给我的既定任务。我想让他明白大刊主编不是没水平的误判，他的稿子确实不行，改他稿子时我就感到了这一点。主编不发他的稿子完全可以理解，若离发稿的基准钱差得太远，再好的朋友也不行，这是原则问题。因为谁都知道，一本刊物的水平就是主编的水平。反过来说也一样，一本刊物的水平高低，取决于主编的水平高低。作为一个合格的主编，不可能不为刊物的质量和自己的声誉考虑。
于是我就索性竹筒倒豆子了。我说咱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再说那些虚套话没意思，我就直说吧，其实我和主编的看法基本一致，你的语言确实有问题。怎么说呢？主编说你的语言有些陈旧，在我看来不如说匠气更准确些。就是说你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性语言。当然若是好的语言模式求之不得，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作家自己的语言风格，可问题是你的语言不是鲜活的，有特色的，而是平庸的，僵化的，无趣的，几十年没变化的语言。陷到这种语言泥潭里，要化很大力气才能拔出来。所以，主编不发你的稿子还真不是她眼睛只盯着名家，不重视业余作者，而是咱的作品确实写得不好。我想你应该清楚这一点。
他微笑着点头。
既已说开，我也就不管那么多了，口若悬河。我说，你也写了几十年了，应该知道，无论小说还是散文，语言是第一位的，只有好的语言才能形成好的文章，我们搞文学写作的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过语言关。不客气地说，伙计，我觉得你的语言关还没过。为了说服他，我不惜贬低自己，我说，其实我也不能说我已过了语言关，至多我算得上刚迈进语言关的门槛。但起码我知道了奋斗方向，知道向哪方面努力。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明白这一点太重要了。
他仍然那样微笑着。
我继续说下去，我们过去说写小说，先讲题材，先说内容行不行，我们的文学理论也始终是这样讲的，题材决定成败，也就是我们惯常说的“主题先行”。说白了就是确定了主题才可以写作，否则一切无从谈起。那时的批评家老说作者们不成功的原因多是题材不好，或选材不典型。可是时代发展到今天，反过来了，更多的作家认识到，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题材无所谓新旧，大小，关键是你是否能够写好。比如爱情题材不新鲜吧，可自古至今有多少人写爱情，又有多少爱情名篇问世，这就充分说明了，再旧的题材也能写出新意，反之则反，若是你没解决好怎么写，没有找到一种好的语言来表现，那么，再好的题素材也会给糟塌了。
他嘴巴始终呈躺倒的D型。
那么怎样才是好的语言呢？我自问自答地开始王婆卖瓜，过去不知哪位文学前辈说过“文似看山不喜平”，这句话可以无疑是对的，到什么时候都适用。只有“不平”的语言才能写出“不平”的文章。这两个字不难理解，不平就是有曲折。那么，也可以说，拐弯的语言就是好的语言。接下去，我有些卖弄地用了一系列排比句，好的语言就是有缭绕的语言，有弹性的语言，有张力的语言，有通感的语言，有幽默感的语言，有机巧的语言。一句话，好语言就是有意思的语言。
他的嘴里不时发出一两个“哦，哦”的认同。
我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什么才是好的语言呢？刘震云借用林彪的话写了个获“茅奖”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最能说明什么是好语言。我们不说写出一句顶一万句的语言了，一句能顶三四句，一句话中可以解读出两三个意思，就可以说是好语言。否则，一句只顶一句，且是人人司空见惯的大白话，那人家为什么要看你的文章呢？岂不是像鲁迅所说“谋财害命”地耽误他人时间么？现在时间多宝贵呀。
是，是，他说。
我仿佛进入教授的角色，有点儿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了。我继续给他上课，可能你会说，不错，你说得都对，我也知道写作要有好的语言，谁不想写出好语言呢？可就是写不出好语言怎么办，你有没有什么秘籍可传？我看着他，不等他回答，就迫不及待地说出了答案，还真有，不过是个笨办法，也是最实用的办法——改，改你的稿子。不是一遍两遍地改，而是三遍四遍甚至十遍八遍地改。改过一遍后，放一段时间再改，放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年后拿出来重改，就会看出毛病儿了，就知道该怎样取舍。这样在不断改的过程中，就会改出好语言。甚至会改得“妙笔生花”。
嗯，嗯。他点着头，似乎被我说服了。
我还没有完，最后我要把我的“老师”抬出来。我说，朋友圈内的人都知道，我是个超级卡佛迷，就连卡佛这样的世界级小说大师，他说他的每篇小说都改得不下二十遍，甚至发表了出版时他还要再改。卡佛说，我还没看到没改的比改过的还有更好的作品。在我眼中，他可是天才小说家呀！天才尚且如此，何况我辈。几十年前的一次小小说笔会上，我听到一个年轻人说，我的小说都是一遍成。当时我听了他的话在惊讶之余，更羡慕他的少年成名，才华盖世。那时我还没有接触卡佛，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写作自信。换了是现在，如果谁再说这样的话，我不仅不羡慕，相反会嗤之以鼻，我会觉得这样的人不是轻浮到了无知，就是狂妄到了圣蛋。 嘿，嘿，他笑着，还是那种口型。
我一古脑儿地说下去，伙计，你看看卡佛的小说后，就会认为怎么写永远比写什么更重要。打个官方语言的比方，解决了怎么写的问题，就等于解决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本身生活体验还是相当有限的，当他把自己童年或少年时的生活素材写完后就会觉得无东西可写了，就会有“江郎才尽”之感。而如果掌握了怎么写的诀窍后，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因为这样的写作不需要多少生活。生活中的一个小事件，甚至朋友言谈中的一句不经意的话语，就会触发你的灵感，就会生发出一篇小说。卡佛说，要赋于一次落日或一只鞋子以惊人的力量，就是这个意思。
我在向他灌输我的写作经验这方面，真是大公无私啊！真是学习雷锋好榜样，我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了呢。
也许你说我说得有点儿大而空，不好理解，那么我可以给你举例说明。我们都有饭后牙里塞了东西的体验，上点档次的饭店桌子上差不多都摆有牙签筒，供吃客们酒足饭饱后剜牙用。就这么一个大家司空见惯上不了台面的生活细节，谁会把它作为写作素材呢？谁有能力把它写成小说呢？有，卡佛就有这个本事。不信你去看看他的《头发》吧，多么绝妙的一篇小说呀！我也正是看了他的《头发》才写成了《我们的朋友》这篇小说的。这篇小说发表后你也看过，这篇小说我写得很轻松，并没费多大的劲儿。也就是说，《我们的朋友》这篇小说产生于我的一次小说阅读，不是我自身的生活体验，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解决了怎么写的基础上。这篇小说也许算不上有多么好，但起码它算得上是一篇纯正的小说。而且在我看来，也还算得上是一篇不算太差劲儿的小说。
是不错，他说，我看后就觉得不错，和你以前的小说大不相同。他说。
我还没说完，我大河奔流。我说，虽说你比我小得多，也有四十好几了吧？到了这个年纪，如果还未成功再想成名的概率就非常小了，几乎和不可能没多大区别。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确实，古今中外作家大都是三十岁以前都成了名的，而立“未立”就危险了。所以，我觉得你——也包括我在内，要摆正写作位置，不要太功利，不要把稿子发不发表看得太重，而要把写出好作品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热爱写作，在写作中可以获得快感，这就够了。也就是说，写作是我们的精神生活。这很重要。这样，我建议你重新开始，学写短篇，短篇因为短比起中长篇来毕竟省劲些。中长篇除了语言外，其他方面不那么完美可以用其内容篇幅来遮丑，因为短篇虽短却要求得更多更高。语言不用说了，比如结构的设置，开头的切入，结尾含蓄，细节的典型，行文的自然等等。短篇最能锻炼写作能力，因而写好一个短篇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它更像一次完成高难度的智力游戏。我建议你把写好一个短篇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且要像卡佛那样反复改，直改到自己完全满意，再拿给杂志社或朋友们看。
我说得口干舌燥，总算可以告一段落了。我停了下来，拿起了茶几上的水杯，我要滋滋润润地喝几口茶。我想他肯定会接受我的说法，我是真心为他好。我看着他，你说呢？我想听到他的表态。然后，我想我该起身告辞了。
果然他开口了，在我滔滔不绝的时候，他大约也憋了许久。要全部记录下他的感言或者说是对我以上“教导”的回复，怕是比我上面说的还多。我没录音，记不完全，也没必要，因为他尽管说得很多，其主要意思，也不过就下面这些，我不妨简明扼要。他说，我认为写作不能设置条条框框，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样强迫做作，也写不出好小说。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人云亦云。能写中篇或长篇为什么非要压制成短篇呢？我一写起来，思想就如大河奔流，汹涌而下，很难控制，我觉得这样写作很痛快，所以我的小说就写不短，一写就是中长篇。我也不想委屈自己。写作无疑需要借鉴别人的经验，可坚持自己的看法更重要。世界上那些大作家哪个不是坚持了自己的特色才写出了名篇的？否则，跟着别人的屁股后面走，永远不会有什么大出息……
他底气十足地又说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之久，我被他语言的洪流压在椅子上不得动弹。现在，抡到我的嘴巴惊讶成了O型，我知道我今晚上的一番苦口婆心全白瞎了。我有点儿如坐针毡，终于等到他说得有一个小停顿的时候，我抓住机会猛地站了起来，我说你说得对，坚持自己的看法更重要，别人的意见只可参考，不一定适用。你就按你的看法写吧，不能用一个模式要求所有人。说一千道一万总之写出好作品才是硬道理，其他都是妄谈。我要走了，回晚了你嫂子会担心，再说也会影响你们工作（在我们讨论文学时，不时有会议秘书们进来打印材料）。
我说着挎上我的牛仔书包自顾自地往外走，他追上来送我。在电梯口等开门时我劝他回，他不肯，一直送到宾馆门口，我再次握手劝归，他仍坚持要再送一程。冬夜的风更冷硬了，他既没戴帽子也没围围巾，不像我包裹严实地全副武装。我看到他短发遮不住的耳朵冻得通红，就用手推他说，没这个必要，天太冷了，别送了。他说，不冷，一点不冷，我心里热得冒火。我也想在外面走走。
就这样，过路口时我又几次劝归未果，他一路老生常谈着他的文学观送到了我住的楼下。已是夜里十点，我没有让他到楼上去坐坐的客套。这次他终于握手，道了再见。不过在告别前，他态度十分诚恳地再次邀请我，说有空了给他打电话，再去他那里畅谈神聊。我“好的好的”地虚应着，但我已经确定我不会和他联系的，除非他再电话我。我们毕竟是朋友，不是么？
责任编辑 婧 婷
星期天，不用上班，这也意味着我不用到外面受冻，穿着宽松的棉睡衣享受暖气融融。今年的暖气烧得好多了，暖气片热得发烫。不像去年，开始还行，后来就温温地呈半死不活状态。我私下想，这是不是与“反腐”有关？那把达摩斯克之剑悬在头上，管暖气的官员就不敢不管事儿了。
可是，我现在要出去会一个朋友，老朋友。老朋友来，即便冒点儿严寒去见也值得。为此我还专门用电动刀把乱草似的胡子收割了一番，以示庄重。早上妻子出去买菜回来说外面冷得很，对此我有准备，除了厚厚的冬装外，还围了围巾，戴了口罩。刚出楼门，就有一阵冷风迎面拍来，打得我差点儿憋气过去，耳朵立马感到刺痛，于是不再顾忌形象，把围巾顶到头上，再拉下来，包住耳朵，从脖子上绕一圈儿，在后面打个结，这样就暖和多了。已不是小青年谈恋爱时期，难看一点儿没有什么，保护好身体才最重要。我不怕别人说我乡土老派。
我去看望的这个朋友，其实比我小了好多，不过都是喜欢文学才成为朋友而已。当年我在西市那家文学杂志当编辑时，发了他的小说处女作，给了他很大鼓舞，就一直尊我为老师，我在潜意识里也确把他当成了学生。他说在西市的文学创作上只佩服我，这话让我很受用。这也是我把他当成朋友的原因之一吧。虚荣，谁不爱呢？
我在西市工作了十六年，朋友可谓不少。严格来说，我是个不怎么看重朋友的人，更是个懒人，和我做朋友也都是他们联系我，我很少联系他们。这样时日一久，跟我保持来往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所以他可谓我硕果仅存的一个朋友，几十年不变，隔一段就会有电话来，或交流文学话题，或是说些西市的新闻轶事。所谓朋友就是这样，勤于联系就是朋友，长时间不联系，就断了朋友。我的不少朋友就是这样失去的。
他是来省城开“两会”的。他不是代表，是西市代表团的服务人员，他在市委秘书科工作，开这样的会，领导讲话和会议简报什么的，有许多材料要写，所以每年的“两会”他都来参加。也因此，每来开会他就约我去宾馆和他见面，神聊，确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感。因此对于我这个朋友本来就不多的人，去和他见面还是很有动力的。在家里“宅”得久了，难免发霉（闷）。去和一个老朋友聊聊天当然是一件相当愉快的事。
宾馆离我的住处不远，我决定步行着去。我尽量走在朝阳的一面，这样暖和些。我喜欢走路的状态，自由自在，一面走，一面可以不受约束地想些事情。说是想些事情，其实什么都想，就等于什么也没想。草民百姓，有什么事情可值得好想的呢？可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思想，而动物没有。所以作为普通人，哪怕是再不值得去想的事情也老想着。
不过，既然去见他，想的事就会与他有关，这是思维惯性，也符合逻辑。当然还是写作上的事，说起来有那么一点儿小严肃，我想我要和他摊牌了。即然把他当成真正的朋友，就不能再虚伪，不能误导他，不能再让他抱幻想了。那样不是帮他，是害他，真朋友不能做这样的事。我承认我不够坦率，太怕伤他的自尊。也许我是怕失去这“老”朋友？
去年他来拿了两个小说，似乎很满意，让我看看。我感觉不行，主要是语言上的问题，几十年了看上去没什么进步。可他似乎很得意，先说他看了多少多少名著，怎么怎么有想法。这样一来我就不好说破，若全盘否定，他肯定受不了。于是，我就不得不勉为其难地用了“不错呵……挺好”之类的含糊词语来敷衍。可想而知，他对我的话信以为真，便问我给省里的大刊怎么样？他知道我在大刊上发过几个中篇头条，和主编相熟。这样的要求让我勉为其难，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我又不是主编。我只有继续模棱两可地对他说，可以试试吧，谁知道呢？
虽说我可以不负责任，却也还有精神负担，我怕大刊主编怪我给她推荐烂稿子，影响我在她心里的形象。于是，我又给他泼了点儿凉水，想让他打消念头。我说，据我所知，她们的稿子是很多的，稿子给她啥时看就难说了，有的排队一两年都过去了。我这样说是想让他泄气，没想到他根本就没打算放弃，反而提出新的要求，那你约主编请她吃个饭吧？先面见熟悉一下。
在我国，众所周知，作者请编辑尤其主编吃饭是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只是感情联络的一种方式，算不上贿赂。我后悔没说实话，事到如今，我只有硬着头皮为自己的“软弱”买单。我给大刊主编打了电话，说了他的意思。想请主编吃饭的人很多，主编并不都会应允。不过我和主编关系还算够铁，基本也算得上异性哥们儿。主编说既是你朋友的稿子，发我邮箱里，我会重点看，吃饭就免了吧。我连忙替他谦虚，说他早就闻您大名，正好来开省里开会，想见见您，当面聆听您的指导，至于稿子行不行无所谓。我看电话里主编嗯啊着还有点儿犹豫，就“将军”她，辅导提高作者写作水平不也是咱们的职责嘛。听我这么上纲上线地一说，主编总算沉吟着答应了，好……吧。
我定的饭店，请主编吃饭，档次太低了不好看，太高了没必要。他又不是可以签单的官员，自掏腰包，我得为他的经济能力考虑。我选了个中档的，菜价不贵，环境优雅，装璜的雅间里有书架，很适合文化人聚会。
他当然提前到达。考虑到大刊主编是位女士，他在征询了我的意见后特意买了瓶红酒。我又约了位女作者陪着主编。我和他喝白酒，两位女士喝红酒，相谈甚欢。他口才还算可以，看书不少，说起文学名著头头是道，挺像那么回事儿。那一晚，他说得比我们都多。最后大刊主编似乎被他说服了，我从主编的口气和眼神上看出，对他有那么一点儿刮目相看。出来酒店他又把两件家乡的土特产塞进主编的车里。我们一起步行回去的路上他很高兴，连说我今天安排得不错。他更有自信心了，说，看来有戏。哦是，我王顾左右而言他，撞大运吧。事实上，这种事怎么能撞大运呢？
他问我给主编哪一篇好？说老实话，他那两部稿子都是老婆子裹脚布又臭又长，我选了那篇短的，其实短的也不短，有五万多字呢。为了对得起这顿饭的破费，我决定亲自操刀为他改稿。我很少这样，又无报酬，删改别人的稿子是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可谁叫我们是好朋友呢？我费了不少劲儿，花了好几个晚上熬夜，把他的稿子删改到不到三万，几乎砍了一半。他的语言基础摆在那里，我总不能给他重写。只不过删改得精炼些，不那么罗嗦而已。 稿子发往大刊主编邮箱后，就如石沉大海，倏匆之间，半年就过去了。我们仍然经常在Q上见面，聊些包括政治在内的闲话，又有哪个贪官落马了，是什么背景之类。我们当然是咸（闲）吃萝卜淡（蛋）操心的那种人，贪官落不落马与我们有多大关系？当然说“大”点儿是有关系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国家好孬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利益。不过我知道他一直是想让我说他稿子的事，我佯装不知地不主动提及，因为我确实不知如何回答他，我不知道大刊主编看了没有。偶有见面，她不提及我也不好意思问。我没底气，我怕尴尬。
他终于忍不住了，在又一次Q上闲聊了几句后他终于问了稿子的事。这让我感到该来的终久会来，是躲不过去的。我只得搪塞说我没见过她，她太忙了，老是在外面开会。这也确是事实，中国这么大，又是个十分热衷会议的国家，她是大刊主编兼文学名家，外出开会或讲课的邀约不断。又有好几个作者想让我出面邀她吃饭，都被告知在外地开会。我们的办公室在同一层楼上，咫尺之遥。我敲了她几次门，确是紧闭无语。
他当然不满意我的回答，说抽空你再问问，这么长时间，她应该看了。我答应了他，我还能怎样呢？我知道我的答应无异于应敷。我不是不想帮他，如果是好稿子，问也就问了，问题是他的稿子不好。这样我为他帮忙实则是给主编增加负担。两边都是朋友，我哪一边都不想得罪，我该怎么办？
这样，在我答应了给他问问的同时，也向他建议，毕竟在一起吃过饭，彼此也算熟悉了，你可打电话直接问她呀。我说作者问稿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而且作者直接问比我转问效果会更好。至于为什么好，我还真说不上来，我只是这样感觉，我也是个刊物编辑嘛。噢，那……好。他在电话那头迟疑着说。为了不让他太过失望，我说这样吧，我们都问，双关齐下。
过几天，他果然打来电话说问了，主编说朋友的稿子太多，得排队，她说她会很快看的。我说好，过一段我见她了再问问。之后不久，我有幸被邀和大刊主编外出参加同一个会议。在饭桌上，大家喝得意兴阑珊时，我在借向主编敬酒的当儿，很自然问了一下他的稿子，出乎意料的是，主编说她看过了。不出意料的是，主编说他的语言看上去很老化啊……我说是，是。不行就算了，这种事勉强不得。主编说，你给他说叫他再写时在语言上多下功夫，一个稿子无论立意再好，语言不好过是不行的。我当然喏喏连声。我心下暗想，主编和我的看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我在大街上边走边想。路面上的雪昨天就已被车碾人铲地化完了，深黑的沥青路面依然湿漉漉地泛着晶光。倒是人行道上的树根处还堆着雪，不过那残留的雪堆看上去十分肮脏，沾了许多城市的黑污。我顶着呼啸的寒风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终于到了。宾馆门前有卫兵看着，没有出入证不能进去。我给他打了电话，他很快下来，向卫兵说明情况，接我进去。进楼门时，交了身份证，又做了一次来客登记，这才和他上楼到达了房间。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椅里，他给我沏了杯茶，我们开始交谈。我们不会单刀直入地进入要说话题，先说些题外话。我想好多事情都是这样，一开始都不谈正事，最想知道的都极力回避。我貎似关心地先问了西市近况，我毕竟是从那里出来的，关心“故乡”自然而然。我问市委书记后继者是谁？我知道前不久市委书记落马了。他说是那个女市长接任了。市委书记不是很能干嘛，这几年把西市打造成了绿色旅游城市，名声鹊起，怎么就出问题了呢？真的贪了很多钱么？如今哪个官不贪呀，查谁谁贪，不查不贪。现在不贪也当不成官呀。他笑着说，落马官员之所以落马要么是有些事没摆平，有人告状，要么是政治上站错了队，跟错了人。上面更大的官落了马，下面和这个官走得近或本来就是这个大官提拔的也就跟着倒霉了。西市的市委书记属于后一种情况吧？我问。哦，是……他犹豫了一下说，我给你说千万别外传，据说——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前市委书记落马就是现市委书记告的状。哦，这样啊，我站着说话不腰痛地发感慨，官场斗争真是你死我活啊。
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议论着政事儿，这样聊了一阵子天，就到了吃饭时间，我要起身告辞，被他阻止了。我知道我的走有演戏的成分，我已有多次在他们的“两会”上混饭吃的经历，又不是第一次。本来对这种揩“公油”（尽管连个油花也算不上）的事我还有那么一点儿心里惴惴，可听他说虽说代表和工作人员一人一票，并不多领，可事实上，有好多人不在宾馆餐厅吃，尤其晚上，地方代表（也多是官员）来开会总要借机和省城的官员联络联络感情的，所以在“两会”期间外面的高档酒店就不言而喻地生意兴隆了。这样就会省下许多饭票，因是省里统一结账，谁也不会去退，不吃白不吃，不吃就太便宜宾馆了。这样一想，我也就心安理得地吃“白食”。
我跟着他走向餐厅，门口处站着两个红色呢工装的迎宾小姐。你好！小姐向他微微颌首。他把两张餐票递给小姐，我也跟着他朝里走。你好？经过小姐身边时，小姐照样向我欠身问候。他们只认票不认人，才不管你是不是冒牌货。说不定还会把我误认为是个领导，他是我的秘书呢。这样一想，我立马就有了领导的感觉，真的像个领导一样，以一种主人翁的神态挺胸走入，并微微向她们点头，好，好。想想我猪鼻子插葱的样儿，自己都想笑。
自从反腐加大力度以来，开“两会”就只吃自助餐，酒也不再有了。这没什么，随着年龄增加，我的酒量大减，不喝酒也不觉得少了什么。这样反倒回去可以免除老婆的唠叨——她最反对我喝酒。自助餐的好处是想吃啥随便挑，餐台上摆放的菜品丰富极了，几乎哪一样都爱不释手。我就一样夹一点儿，很少一点儿，我怕多了吃不完。即使可以随便，我也不想随便，盘子不是很满我就端到了桌子上，我想少挟点儿吃完不够再挟，不然挟得太多吃不完就会造成浪费。那简直就是犯罪。我是从饥饿年代过来的人，对此深有体会。
我吃了一会儿，他才端上来，满满的一大盘子，简直要冒尖了。我看他盘子里的肉很多，还有几块大骨头。和他相比，我的就素多了，荤的只有一小条煎黄鱼。除了素菜外，我和盘子里还有一截玉米，两块紫薯，三段山药等蒸物。他说我的肉太少了，要把他盘子里的往我的盘子里挟，我防着他这一手，坚决地把他已挟上筷子的大骨头按住，并且停了一会儿，直到他放弃。在餐桌上有些人喜欢向别人盘子里夹菜，貌似亲切，却剥夺了别人的选择权——也许你夹的菜正是他（她）不喜欢吃的，何况还不卫生。这其实是个很不好的习惯，可好多人不知道这一点儿。我亦没法给他明说。 我盘子里的食物少，当然比他吃得快。我又去要了一碗小馄饨，一碗鸡蛋汤，已经很饱了。而他的盘子里仍然一片儿狼藉，还有很多东西，有些只是吃了一半，肉骨头啃得不是太干净。还有一碗肉丸子汤，他好像吃不了了，非要让我吃，我说我已吃饱了，他却硬要推过来，我推回去，他再推过来，我再推过去，如是者三，才总算作罢。我知道即使再好的美味，贪得无厌，就会适得其反。
我们终于打着饱嗝重回房间，烧了一壶开水，泡茶喝着，继续聊天。我知道该进入正题了。果然在我们看完了新闻联播后，他开了口，说，你看——是不是再抽个时间请主编一次？哦……我知道摊牌的时候到了，我决定实话实说了。我说，你看吧，请也行，不请也行。那次开会见了主编，问了你的稿子，她说她看了，她说你的语言有些陈旧。我知道大凡是作者听到这样的评价都会难以接受，何况他已写了这么多年。果然，我看到他黑红的脸上还挂着微笑，可那笑很不自然，甚至隐隐地有一丝不服气的忿怒。那么……就是说没希望了？我说，是的，一般来说是这样。我看到他眼中的光暗了下去，久久无语。停了一会儿，他才说，那算了，既如此，就不请她了。我松了口气。我说好吧。
我下定决心要完成我在来路上给我的既定任务。我想让他明白大刊主编不是没水平的误判，他的稿子确实不行，改他稿子时我就感到了这一点。主编不发他的稿子完全可以理解，若离发稿的基准钱差得太远，再好的朋友也不行，这是原则问题。因为谁都知道，一本刊物的水平就是主编的水平。反过来说也一样，一本刊物的水平高低，取决于主编的水平高低。作为一个合格的主编，不可能不为刊物的质量和自己的声誉考虑。
于是我就索性竹筒倒豆子了。我说咱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再说那些虚套话没意思，我就直说吧，其实我和主编的看法基本一致，你的语言确实有问题。怎么说呢？主编说你的语言有些陈旧，在我看来不如说匠气更准确些。就是说你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性语言。当然若是好的语言模式求之不得，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作家自己的语言风格，可问题是你的语言不是鲜活的，有特色的，而是平庸的，僵化的，无趣的，几十年没变化的语言。陷到这种语言泥潭里，要化很大力气才能拔出来。所以，主编不发你的稿子还真不是她眼睛只盯着名家，不重视业余作者，而是咱的作品确实写得不好。我想你应该清楚这一点。
他微笑着点头。
既已说开，我也就不管那么多了，口若悬河。我说，你也写了几十年了，应该知道，无论小说还是散文，语言是第一位的，只有好的语言才能形成好的文章，我们搞文学写作的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过语言关。不客气地说，伙计，我觉得你的语言关还没过。为了说服他，我不惜贬低自己，我说，其实我也不能说我已过了语言关，至多我算得上刚迈进语言关的门槛。但起码我知道了奋斗方向，知道向哪方面努力。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明白这一点太重要了。
他仍然那样微笑着。
我继续说下去，我们过去说写小说，先讲题材，先说内容行不行，我们的文学理论也始终是这样讲的，题材决定成败，也就是我们惯常说的“主题先行”。说白了就是确定了主题才可以写作，否则一切无从谈起。那时的批评家老说作者们不成功的原因多是题材不好，或选材不典型。可是时代发展到今天，反过来了，更多的作家认识到，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题材无所谓新旧，大小，关键是你是否能够写好。比如爱情题材不新鲜吧，可自古至今有多少人写爱情，又有多少爱情名篇问世，这就充分说明了，再旧的题材也能写出新意，反之则反，若是你没解决好怎么写，没有找到一种好的语言来表现，那么，再好的题素材也会给糟塌了。
他嘴巴始终呈躺倒的D型。
那么怎样才是好的语言呢？我自问自答地开始王婆卖瓜，过去不知哪位文学前辈说过“文似看山不喜平”，这句话可以无疑是对的，到什么时候都适用。只有“不平”的语言才能写出“不平”的文章。这两个字不难理解，不平就是有曲折。那么，也可以说，拐弯的语言就是好的语言。接下去，我有些卖弄地用了一系列排比句，好的语言就是有缭绕的语言，有弹性的语言，有张力的语言，有通感的语言，有幽默感的语言，有机巧的语言。一句话，好语言就是有意思的语言。
他的嘴里不时发出一两个“哦，哦”的认同。
我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什么才是好的语言呢？刘震云借用林彪的话写了个获“茅奖”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最能说明什么是好语言。我们不说写出一句顶一万句的语言了，一句能顶三四句，一句话中可以解读出两三个意思，就可以说是好语言。否则，一句只顶一句，且是人人司空见惯的大白话，那人家为什么要看你的文章呢？岂不是像鲁迅所说“谋财害命”地耽误他人时间么？现在时间多宝贵呀。
是，是，他说。
我仿佛进入教授的角色，有点儿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了。我继续给他上课，可能你会说，不错，你说得都对，我也知道写作要有好的语言，谁不想写出好语言呢？可就是写不出好语言怎么办，你有没有什么秘籍可传？我看着他，不等他回答，就迫不及待地说出了答案，还真有，不过是个笨办法，也是最实用的办法——改，改你的稿子。不是一遍两遍地改，而是三遍四遍甚至十遍八遍地改。改过一遍后，放一段时间再改，放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年后拿出来重改，就会看出毛病儿了，就知道该怎样取舍。这样在不断改的过程中，就会改出好语言。甚至会改得“妙笔生花”。
嗯，嗯。他点着头，似乎被我说服了。
我还没有完，最后我要把我的“老师”抬出来。我说，朋友圈内的人都知道，我是个超级卡佛迷，就连卡佛这样的世界级小说大师，他说他的每篇小说都改得不下二十遍，甚至发表了出版时他还要再改。卡佛说，我还没看到没改的比改过的还有更好的作品。在我眼中，他可是天才小说家呀！天才尚且如此，何况我辈。几十年前的一次小小说笔会上，我听到一个年轻人说，我的小说都是一遍成。当时我听了他的话在惊讶之余，更羡慕他的少年成名，才华盖世。那时我还没有接触卡佛，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写作自信。换了是现在，如果谁再说这样的话，我不仅不羡慕，相反会嗤之以鼻，我会觉得这样的人不是轻浮到了无知，就是狂妄到了圣蛋。 嘿，嘿，他笑着，还是那种口型。
我一古脑儿地说下去，伙计，你看看卡佛的小说后，就会认为怎么写永远比写什么更重要。打个官方语言的比方，解决了怎么写的问题，就等于解决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本身生活体验还是相当有限的，当他把自己童年或少年时的生活素材写完后就会觉得无东西可写了，就会有“江郎才尽”之感。而如果掌握了怎么写的诀窍后，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因为这样的写作不需要多少生活。生活中的一个小事件，甚至朋友言谈中的一句不经意的话语，就会触发你的灵感，就会生发出一篇小说。卡佛说，要赋于一次落日或一只鞋子以惊人的力量，就是这个意思。
我在向他灌输我的写作经验这方面，真是大公无私啊！真是学习雷锋好榜样，我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了呢。
也许你说我说得有点儿大而空，不好理解，那么我可以给你举例说明。我们都有饭后牙里塞了东西的体验，上点档次的饭店桌子上差不多都摆有牙签筒，供吃客们酒足饭饱后剜牙用。就这么一个大家司空见惯上不了台面的生活细节，谁会把它作为写作素材呢？谁有能力把它写成小说呢？有，卡佛就有这个本事。不信你去看看他的《头发》吧，多么绝妙的一篇小说呀！我也正是看了他的《头发》才写成了《我们的朋友》这篇小说的。这篇小说发表后你也看过，这篇小说我写得很轻松，并没费多大的劲儿。也就是说，《我们的朋友》这篇小说产生于我的一次小说阅读，不是我自身的生活体验，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解决了怎么写的基础上。这篇小说也许算不上有多么好，但起码它算得上是一篇纯正的小说。而且在我看来，也还算得上是一篇不算太差劲儿的小说。
是不错，他说，我看后就觉得不错，和你以前的小说大不相同。他说。
我还没说完，我大河奔流。我说，虽说你比我小得多，也有四十好几了吧？到了这个年纪，如果还未成功再想成名的概率就非常小了，几乎和不可能没多大区别。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确实，古今中外作家大都是三十岁以前都成了名的，而立“未立”就危险了。所以，我觉得你——也包括我在内，要摆正写作位置，不要太功利，不要把稿子发不发表看得太重，而要把写出好作品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热爱写作，在写作中可以获得快感，这就够了。也就是说，写作是我们的精神生活。这很重要。这样，我建议你重新开始，学写短篇，短篇因为短比起中长篇来毕竟省劲些。中长篇除了语言外，其他方面不那么完美可以用其内容篇幅来遮丑，因为短篇虽短却要求得更多更高。语言不用说了，比如结构的设置，开头的切入，结尾含蓄，细节的典型，行文的自然等等。短篇最能锻炼写作能力，因而写好一个短篇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它更像一次完成高难度的智力游戏。我建议你把写好一个短篇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且要像卡佛那样反复改，直改到自己完全满意，再拿给杂志社或朋友们看。
我说得口干舌燥，总算可以告一段落了。我停了下来，拿起了茶几上的水杯，我要滋滋润润地喝几口茶。我想他肯定会接受我的说法，我是真心为他好。我看着他，你说呢？我想听到他的表态。然后，我想我该起身告辞了。
果然他开口了，在我滔滔不绝的时候，他大约也憋了许久。要全部记录下他的感言或者说是对我以上“教导”的回复，怕是比我上面说的还多。我没录音，记不完全，也没必要，因为他尽管说得很多，其主要意思，也不过就下面这些，我不妨简明扼要。他说，我认为写作不能设置条条框框，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样强迫做作，也写不出好小说。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人云亦云。能写中篇或长篇为什么非要压制成短篇呢？我一写起来，思想就如大河奔流，汹涌而下，很难控制，我觉得这样写作很痛快，所以我的小说就写不短，一写就是中长篇。我也不想委屈自己。写作无疑需要借鉴别人的经验，可坚持自己的看法更重要。世界上那些大作家哪个不是坚持了自己的特色才写出了名篇的？否则，跟着别人的屁股后面走，永远不会有什么大出息……
他底气十足地又说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之久，我被他语言的洪流压在椅子上不得动弹。现在，抡到我的嘴巴惊讶成了O型，我知道我今晚上的一番苦口婆心全白瞎了。我有点儿如坐针毡，终于等到他说得有一个小停顿的时候，我抓住机会猛地站了起来，我说你说得对，坚持自己的看法更重要，别人的意见只可参考，不一定适用。你就按你的看法写吧，不能用一个模式要求所有人。说一千道一万总之写出好作品才是硬道理，其他都是妄谈。我要走了，回晚了你嫂子会担心，再说也会影响你们工作（在我们讨论文学时，不时有会议秘书们进来打印材料）。
我说着挎上我的牛仔书包自顾自地往外走，他追上来送我。在电梯口等开门时我劝他回，他不肯，一直送到宾馆门口，我再次握手劝归，他仍坚持要再送一程。冬夜的风更冷硬了，他既没戴帽子也没围围巾，不像我包裹严实地全副武装。我看到他短发遮不住的耳朵冻得通红，就用手推他说，没这个必要，天太冷了，别送了。他说，不冷，一点不冷，我心里热得冒火。我也想在外面走走。
就这样，过路口时我又几次劝归未果，他一路老生常谈着他的文学观送到了我住的楼下。已是夜里十点，我没有让他到楼上去坐坐的客套。这次他终于握手，道了再见。不过在告别前，他态度十分诚恳地再次邀请我，说有空了给他打电话，再去他那里畅谈神聊。我“好的好的”地虚应着，但我已经确定我不会和他联系的，除非他再电话我。我们毕竟是朋友，不是么？
责任编辑 婧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