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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现经济绿色转型，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是我国现阶段经济改革的重点。本文以上海市为例，在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数据的基础上，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和中介效应方法实证研究了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动态影响及中介路径问题。实证研究表明：上海市绿色经济质量持续提升，金融集聚呈现略微下降态势;资本投入和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力投入与经济质量负相关;金融集聚的变动短期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负向影响，而长期以正向效应为主。因此，上海市应继续提高金融聚集程度，鼓励资本投向产能效率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工业和农业等领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关键词：金融集聚;经济高质量发展;状态空间模型;动态影响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9.06.002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9）06-0016-09
一、引言
金融可以通过投融资活动对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提升经济发展效率;金融资源则会通过集聚和扩散效应实现其在地区间的流动。因此，地区金融资源的集聚程度对经济发展的质量具有重要影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长三角金融集聚区的GDP总值高达13.79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6.67%。在金融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集聚区对能源消费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生活及工业用水量急剧增加、工业废气和粉尘排放量也大幅度上升，环境问题较为突出。因此，金融集聚区的经济质量如何？金融集聚的变动是以何种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阐明金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变关系，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二、文献综述
自20世纪中后期，金融集聚开始引起众多学者关注以来，金融集聚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梳理相关文献发现，金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主要隐含在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环境污染等相关文献之中。国外学者Bossone（2004）通过分析集聚区内的企业生产效率，研究发现金融集聚可以通过规模效应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Shu C（2015）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分析了金融集聚与能源消费的关系，结果显示能源消费量随着银行业集聚的提高而增加，随着证券业集聚的上升而所有降低。Dalia Streimikiene（2016）指出金融政策和金融集聚提升了欧盟地区的能源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此外，国内学者施卫东等（2013）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长三角16个中心城市金融服务业集聚全要素生产率（TFP），结果表明TFP与技术进步正相关，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效应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李标等（2016）借助全要素生产率将金融集聚内生化，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促进技术创新，有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黎杰生等（2017）考察了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总量和技术创新的差异性影响，结果发现金融集聚的技术创新效应具有行业异质性，银行业和保险业集聚对技术创新存在促进作用，而证券业集聚则会逆向挤出技术创新，因此不同类型的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差异性影响。王锋等（2017）基于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实证发现，金融集聚对本省绿色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对临近省份绿色经济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金融集聚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技术水平，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金融集聚会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单位能耗，保护环境，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达成共识;但只有少数学者明确了金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有关金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动态关系及中介效应路径问题鲜有研究。基于此，本文以长三角金融集聚区的核心城市上海市为例，在对其经济高质量核算的基础上，探讨金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动态关系及中介路径问题。
三、研究方法與数据来源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界定
1.研究对象
本文选择上海市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上海是长三角金融集聚区的核心城市，其金融集聚程度高且经济总量大;二是上海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资源，且存在较多的污染物排放。
2.数据来源
本文以1995—201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全部数据来自历年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以及上海市历年的水价调整方案。
3.指标界定
（1）经济高质量发展（GGDP）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后，如何对其科学界定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当前学术界并未给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统一内涵界定，如陈诗一（2018）采用劳动生产率指标表示经济发展质量;魏敏等（2018）构建了包含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结构优化和市场机制完善等在内的十个评价指标体系;张建军等（2019）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包括发展动力、发展结构和发展效率三个维度。任保平（2018）指出与“增长”的概念相比，经济高质量“发展”显然更具前瞻性和长远性，不仅涵盖经济因素，还包括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等。王锋等（2017）对比发现，“绿色经济”强调效率、和谐和持续发展，其内涵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一致性，均涉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因素。考虑到以绿色GDP衡量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统计局曾公布《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和绿色GDP核算方式已获得较多学者认可。本文选择绿色GDP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t和i分别代表年份和资源耗减种类。C表示上海市历年自然资源耗减的累加，主要包括水资源价值（价值量≈水价×用水量）以及煤炭、原油和天然气三种主要能源的消耗价值（价值量≈国际单价×消费量）。其中，水资源价格采用上海的自来水价格;能源国际单价分别选择西北欧煤炭价格，即期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与美国亨利中心发布的天然气价格。E表示上海市历年环境降级成本的累加，主要包括废水、废气、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四种污染物（损失价值≈单位处理价格×排放量）。由于很难找到历年准确的污染物单位处理价格，故此以2004年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公告中的数据，简化测算“三废”的平均单位处理价格。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年度较多，所以通过经济增长指数平减的方式得出上海市每年的三废处理单价。 （2）金融集聚（F）
（3）控制变量
综合考虑所要研究的问题，将资本投入（K）、劳动力投入（L）和技术创新（P）作为控制变量。其中，资本投入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而来（单位：亿元），劳动力投入以总就业人数（单位：万人）表示，技术创新以专利授权量（单位：件）表示。
（二）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金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关系，本文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单部门总量生产函数模型，其中资本、劳动、技术和金融资源作为投入要素，即：
Yt=f（Kt，Lt，Pt，Ft） （3）
式中，t代表时期，Y代表经济高质量发展（GGDP），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P代表技术创新，F为金融集聚水平。为了降低异常方差，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处理，则生产函数为：
1nYt=？着1nKt+？准1nLt+？渍1nPt+？酌1nFt（4）
单部门总量生产函数模型仅能描述变量间的当期影响关系，不能刻画变量间的长期动态关系。考虑到金融集聚能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长期动态影响的现实，本文将GGDP作被解释变量，金融集聚、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技术创新作解释变量，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对模型（4）进行修正，构建时变参数模型：
其中，式（5）为量测方差，C为常数，SVt是状态变量，也被称为产出弹性，反映了各个时点上的经济高质量产出对解释变量的敏感程度，？滋t是均值为0且方差为常数的擾动项。式（6）为状态方程，描述了状态变量的生成过程。利用Kalman滤波算法对时变参数SVt进行估计。
此外，考虑到金融资源要素流动会通过引起资本、人员、技术等要素的变动，进而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即理论上金融集聚会通过资本、人员和技术中介路径作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借鉴温忠麟等（2004）等研究成果，进一步以资本投入（K）、劳动力投入（L）和技术创新（P）作中介变量构建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在对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效应进行估计时，可分三步进行检验：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统计性描述
通过对上海市1995—2016年金融集聚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核算，得到每年的区位熵值、GGDP绝对量和相对量（GGDP/GDP）（见表1）。
对经济质量来说：从绝对量来看，上海市GGDP从1995年的2009.73亿元到2016年的25959.30万亿元，增幅1191.49%，说明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作用下，上海市GGDP随着GDP产值的增长，呈现逐年上涨趋势;从相对量来看，2016年相比1995年增长超过12个百分点，说明在技术升级、人民环保意识提升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上海市经济发展质量得到极大改善。
对金融集聚来说：一方面，上海市金融产业的区位熵值显著大于1，说明上海市存在金融集聚现象，这正与长三角是我国金融集聚区的现实相符;另一方面，区位熵值在1995—2000年均大于2，在2001年之后逐渐降低至1.80-1.90附近，即上海市金融集聚程度略有降低。原因可能是20世纪末上海市作为最大的金融产业集聚区，相对其他区域具有明显的优势;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上海市金融规模达到一定“阀值”后，对金融资源的“集聚效应”逐渐减弱，而其他地区在“追赶效应”下金融产业快速发展，从而使得上海市的金融集聚程度略微下降。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1.单位根和协整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问题，需要保证所有变量存在相同的单整阶数，且状况空间模型要求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分别采用ADF和Johansen检验方法对1nGGDPt、1nKt、1nLt、1nPt和1nFt进行平稳性和协整关系检验（见表2）。
表2结果显示，各变量均为1阶单整变量，可以继续进行协整关系分析。构建VAR模型，AIC和SC准则均显示最优滞后阶数2，且AR图中的特征根均在单位圆内。因此，选择滞后阶数1，得到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1nGGDPt、1nKt、1nLt、1nPt和1nFt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因此，以这些变量构建状态空间模型，不会存在伪回归问题。
2.参数估计与结果分析
（1）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动态影响
以GGDP作被解释变量，K、L、P和F作解释变量，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上海市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长期正向影响，劳动力投入与经济高质量具有长期负向关系。原因是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能够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单位能耗，促进产业升级，从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劳动力投入越多，则代表人数越多，对水资源、化石能源的消费越多，三废污染物等负向产生也越多，从而使得劳动力投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负相关。
金融集聚（1nF）的可变参数系数值为0.3525，Z值为3.5503，对应的P值为0。因此，SV4t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金融集聚总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为了进一步观察金融集聚时变参数在各个年度的变化情况，得出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从金融集聚的弹性看：弹性系数在1999—2001年为强度逐步降低的负值，之后由2002的0.2473增长至2009年的0.4552，然后趋向收敛于0.36。即上海市金融集聚的变动短期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负向效应，长期为正向效应。这是因为金融集聚短期内会引发资本投入和就业劳动力增加，进而增加能源消耗和产生较多负向产生，从而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负向效应;但长期来看，金融集聚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对经济高质量产生长期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上海市作为金融集聚的核心区域，一方面金融业自身可以通过集聚效应加强交流与合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金融业可以通过投融资活动，长期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从而最终促进绿色产能效率的提升。 （2）中介效应分析
由于地区金融资源的集聚程度变化，会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引起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和技术要素变化。因此，理论上资本存量、就业人数和技术创新是金融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中介路径。基于此，以1nK、1nL和1nP作中介变量，构建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见表6）。
模型1中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控制金融集聚变量后，模型5中的SV6t'、SVb1t、SVb2t、SVb3t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且模型2、模型3和模型4系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存在并行多重中介效应。运用Mac Kinnon等提出的中介效应占比公式可得，资本投入（K）的中介效应为9.7474（SVa1t×SVb1t）;劳动力（L）的中介效应为-1.6244（SVa2t×SVb2t）;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为3.1524（SVa3t×SVb3t）;资本、劳动和技术在金融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67.12%、11.18%和21.70%。因此，金融资源优化资本配置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主要路径;会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升效能的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劳动力投入增加虽然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负向效应，但中介效应占比较小。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1.上海市经济发展质量显著提高，但金融聚集程度有所降低。从绝对值来看，上海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随着GDP的增长呈现较快增长;从相对值来看，2016年超过1995年12个百分点，上海市经济质量极大提高。上海市金融业区位熵值在1995—2000年顯著大于2，在2001年之后逐渐降至1.80-1.90附近，说明上海虽然仍是我国的主要金融集聚区，但金融集聚程度有所降低。
2.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均对经济高质量存在正向影响，劳动力投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负相关。金融集聚的变动短期内对经济高质量存在负向效应，长期内以正向效应为主。
3.资本投入是金融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主要路径;技术创新处于次要地位;劳动力投入所产生的负向效应占比较小。
（二）政策建议
1.上海市应继续提升经济发展的绿色质量。上海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绝对量指标和相对量指标上均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有提升空间。一方面降低人均能耗，由于实证分析发现劳动力投入与GGDP负相关，因此应关注人们的绿色环保意识。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和资本投入与GGDP正向相关，上海市需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提升绿色生产效率;同时，要关注资本投向，强化资本对绿色产业的投入，以提高绿色产值占比。
2.充分发挥现有的集聚优势，吸引优质的金融人才、技术等资源的流入，以进一步提高金融集聚程度。上海的金融集聚程度相比以前呈现略微下降趋势，但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长期以正向效应为主，上海需要强化金融的核心地位。同时，上海地区的金融业需要从组织架构、政策制度、产品体系、流程管理、风险管理、企业文化、信息披露等七大方面入手，构建绿色金融战略体系，从而增强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
3.政府应充分发挥金融资源对资本等要素的优化配置作用，鼓励资本投向产能效率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工业和农业等领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特约编辑：陈国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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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hu C.Effect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s and income on energy consumption[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15，35（1）：28-44.
[3]Dalia Streimikiene.Review of financial support from EU Structural Funds to sustainable energy in Baltic States[J].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2016，58（5）：1027-1038.
[4]施卫东，高雅.长三角金融服务业集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J].上海金融，2013（9）：96-102+119.
[5]李标，宋长旭，吴贾.创新驱动下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J].财经科学，2016（1）：88-89.
[6]黎杰生，胡颖.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来自中国省级层面的证据[J].金融论坛，2017（7）：39-52.
[7]王锋，李紧想，张芳，吴艳杰.金融集聚能否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实证分析[J].金融论坛，2017（9）：39-47.
[8]陈诗一，陈登科.雾霾污染、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经济研究，2018（2）：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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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任保平.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理论阐释与实践取向[J].学术月刊，2018（3）：66-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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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温忠麟，侯杰泰，张雷.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心理学报，2005，37（2）：268-274.
关键词：金融集聚;经济高质量发展;状态空间模型;动态影响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9.06.002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9）06-0016-09
一、引言
金融可以通过投融资活动对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提升经济发展效率;金融资源则会通过集聚和扩散效应实现其在地区间的流动。因此，地区金融资源的集聚程度对经济发展的质量具有重要影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长三角金融集聚区的GDP总值高达13.79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6.67%。在金融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集聚区对能源消费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生活及工业用水量急剧增加、工业废气和粉尘排放量也大幅度上升，环境问题较为突出。因此，金融集聚区的经济质量如何？金融集聚的变动是以何种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阐明金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变关系，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二、文献综述
自20世纪中后期，金融集聚开始引起众多学者关注以来，金融集聚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梳理相关文献发现，金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主要隐含在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环境污染等相关文献之中。国外学者Bossone（2004）通过分析集聚区内的企业生产效率，研究发现金融集聚可以通过规模效应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Shu C（2015）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分析了金融集聚与能源消费的关系，结果显示能源消费量随着银行业集聚的提高而增加，随着证券业集聚的上升而所有降低。Dalia Streimikiene（2016）指出金融政策和金融集聚提升了欧盟地区的能源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此外，国内学者施卫东等（2013）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长三角16个中心城市金融服务业集聚全要素生产率（TFP），结果表明TFP与技术进步正相关，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效应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李标等（2016）借助全要素生产率将金融集聚内生化，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促进技术创新，有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黎杰生等（2017）考察了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总量和技术创新的差异性影响，结果发现金融集聚的技术创新效应具有行业异质性，银行业和保险业集聚对技术创新存在促进作用，而证券业集聚则会逆向挤出技术创新，因此不同类型的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差异性影响。王锋等（2017）基于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实证发现，金融集聚对本省绿色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对临近省份绿色经济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金融集聚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技术水平，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金融集聚会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单位能耗，保护环境，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达成共识;但只有少数学者明确了金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有关金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动态关系及中介效应路径问题鲜有研究。基于此，本文以长三角金融集聚区的核心城市上海市为例，在对其经济高质量核算的基础上，探讨金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动态关系及中介路径问题。
三、研究方法與数据来源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界定
1.研究对象
本文选择上海市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上海是长三角金融集聚区的核心城市，其金融集聚程度高且经济总量大;二是上海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资源，且存在较多的污染物排放。
2.数据来源
本文以1995—201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全部数据来自历年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以及上海市历年的水价调整方案。
3.指标界定
（1）经济高质量发展（GGDP）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后，如何对其科学界定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当前学术界并未给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统一内涵界定，如陈诗一（2018）采用劳动生产率指标表示经济发展质量;魏敏等（2018）构建了包含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结构优化和市场机制完善等在内的十个评价指标体系;张建军等（2019）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包括发展动力、发展结构和发展效率三个维度。任保平（2018）指出与“增长”的概念相比，经济高质量“发展”显然更具前瞻性和长远性，不仅涵盖经济因素，还包括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等。王锋等（2017）对比发现，“绿色经济”强调效率、和谐和持续发展，其内涵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一致性，均涉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因素。考虑到以绿色GDP衡量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统计局曾公布《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和绿色GDP核算方式已获得较多学者认可。本文选择绿色GDP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t和i分别代表年份和资源耗减种类。C表示上海市历年自然资源耗减的累加，主要包括水资源价值（价值量≈水价×用水量）以及煤炭、原油和天然气三种主要能源的消耗价值（价值量≈国际单价×消费量）。其中，水资源价格采用上海的自来水价格;能源国际单价分别选择西北欧煤炭价格，即期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与美国亨利中心发布的天然气价格。E表示上海市历年环境降级成本的累加，主要包括废水、废气、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四种污染物（损失价值≈单位处理价格×排放量）。由于很难找到历年准确的污染物单位处理价格，故此以2004年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公告中的数据，简化测算“三废”的平均单位处理价格。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年度较多，所以通过经济增长指数平减的方式得出上海市每年的三废处理单价。 （2）金融集聚（F）
（3）控制变量
综合考虑所要研究的问题，将资本投入（K）、劳动力投入（L）和技术创新（P）作为控制变量。其中，资本投入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而来（单位：亿元），劳动力投入以总就业人数（单位：万人）表示，技术创新以专利授权量（单位：件）表示。
（二）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金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关系，本文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单部门总量生产函数模型，其中资本、劳动、技术和金融资源作为投入要素，即：
Yt=f（Kt，Lt，Pt，Ft） （3）
式中，t代表时期，Y代表经济高质量发展（GGDP），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P代表技术创新，F为金融集聚水平。为了降低异常方差，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处理，则生产函数为：
1nYt=？着1nKt+？准1nLt+？渍1nPt+？酌1nFt（4）
单部门总量生产函数模型仅能描述变量间的当期影响关系，不能刻画变量间的长期动态关系。考虑到金融集聚能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长期动态影响的现实，本文将GGDP作被解释变量，金融集聚、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技术创新作解释变量，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对模型（4）进行修正，构建时变参数模型：
其中，式（5）为量测方差，C为常数，SVt是状态变量，也被称为产出弹性，反映了各个时点上的经济高质量产出对解释变量的敏感程度，？滋t是均值为0且方差为常数的擾动项。式（6）为状态方程，描述了状态变量的生成过程。利用Kalman滤波算法对时变参数SVt进行估计。
此外，考虑到金融资源要素流动会通过引起资本、人员、技术等要素的变动，进而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即理论上金融集聚会通过资本、人员和技术中介路径作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借鉴温忠麟等（2004）等研究成果，进一步以资本投入（K）、劳动力投入（L）和技术创新（P）作中介变量构建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在对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效应进行估计时，可分三步进行检验：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统计性描述
通过对上海市1995—2016年金融集聚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核算，得到每年的区位熵值、GGDP绝对量和相对量（GGDP/GDP）（见表1）。
对经济质量来说：从绝对量来看，上海市GGDP从1995年的2009.73亿元到2016年的25959.30万亿元，增幅1191.49%，说明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作用下，上海市GGDP随着GDP产值的增长，呈现逐年上涨趋势;从相对量来看，2016年相比1995年增长超过12个百分点，说明在技术升级、人民环保意识提升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上海市经济发展质量得到极大改善。
对金融集聚来说：一方面，上海市金融产业的区位熵值显著大于1，说明上海市存在金融集聚现象，这正与长三角是我国金融集聚区的现实相符;另一方面，区位熵值在1995—2000年均大于2，在2001年之后逐渐降低至1.80-1.90附近，即上海市金融集聚程度略有降低。原因可能是20世纪末上海市作为最大的金融产业集聚区，相对其他区域具有明显的优势;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上海市金融规模达到一定“阀值”后，对金融资源的“集聚效应”逐渐减弱，而其他地区在“追赶效应”下金融产业快速发展，从而使得上海市的金融集聚程度略微下降。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1.单位根和协整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问题，需要保证所有变量存在相同的单整阶数，且状况空间模型要求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分别采用ADF和Johansen检验方法对1nGGDPt、1nKt、1nLt、1nPt和1nFt进行平稳性和协整关系检验（见表2）。
表2结果显示，各变量均为1阶单整变量，可以继续进行协整关系分析。构建VAR模型，AIC和SC准则均显示最优滞后阶数2，且AR图中的特征根均在单位圆内。因此，选择滞后阶数1，得到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1nGGDPt、1nKt、1nLt、1nPt和1nFt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因此，以这些变量构建状态空间模型，不会存在伪回归问题。
2.参数估计与结果分析
（1）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动态影响
以GGDP作被解释变量，K、L、P和F作解释变量，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上海市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长期正向影响，劳动力投入与经济高质量具有长期负向关系。原因是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能够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单位能耗，促进产业升级，从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劳动力投入越多，则代表人数越多，对水资源、化石能源的消费越多，三废污染物等负向产生也越多，从而使得劳动力投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负相关。
金融集聚（1nF）的可变参数系数值为0.3525，Z值为3.5503，对应的P值为0。因此，SV4t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金融集聚总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为了进一步观察金融集聚时变参数在各个年度的变化情况，得出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从金融集聚的弹性看：弹性系数在1999—2001年为强度逐步降低的负值，之后由2002的0.2473增长至2009年的0.4552，然后趋向收敛于0.36。即上海市金融集聚的变动短期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负向效应，长期为正向效应。这是因为金融集聚短期内会引发资本投入和就业劳动力增加，进而增加能源消耗和产生较多负向产生，从而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负向效应;但长期来看，金融集聚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对经济高质量产生长期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上海市作为金融集聚的核心区域，一方面金融业自身可以通过集聚效应加强交流与合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金融业可以通过投融资活动，长期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从而最终促进绿色产能效率的提升。 （2）中介效应分析
由于地区金融资源的集聚程度变化，会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引起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和技术要素变化。因此，理论上资本存量、就业人数和技术创新是金融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中介路径。基于此，以1nK、1nL和1nP作中介变量，构建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见表6）。
模型1中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控制金融集聚变量后，模型5中的SV6t'、SVb1t、SVb2t、SVb3t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且模型2、模型3和模型4系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存在并行多重中介效应。运用Mac Kinnon等提出的中介效应占比公式可得，资本投入（K）的中介效应为9.7474（SVa1t×SVb1t）;劳动力（L）的中介效应为-1.6244（SVa2t×SVb2t）;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为3.1524（SVa3t×SVb3t）;资本、劳动和技术在金融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67.12%、11.18%和21.70%。因此，金融资源优化资本配置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主要路径;会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升效能的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劳动力投入增加虽然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负向效应，但中介效应占比较小。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1.上海市经济发展质量显著提高，但金融聚集程度有所降低。从绝对值来看，上海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随着GDP的增长呈现较快增长;从相对值来看，2016年超过1995年12个百分点，上海市经济质量极大提高。上海市金融业区位熵值在1995—2000年顯著大于2，在2001年之后逐渐降至1.80-1.90附近，说明上海虽然仍是我国的主要金融集聚区，但金融集聚程度有所降低。
2.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均对经济高质量存在正向影响，劳动力投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负相关。金融集聚的变动短期内对经济高质量存在负向效应，长期内以正向效应为主。
3.资本投入是金融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主要路径;技术创新处于次要地位;劳动力投入所产生的负向效应占比较小。
（二）政策建议
1.上海市应继续提升经济发展的绿色质量。上海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绝对量指标和相对量指标上均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有提升空间。一方面降低人均能耗，由于实证分析发现劳动力投入与GGDP负相关，因此应关注人们的绿色环保意识。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和资本投入与GGDP正向相关，上海市需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提升绿色生产效率;同时，要关注资本投向，强化资本对绿色产业的投入，以提高绿色产值占比。
2.充分发挥现有的集聚优势，吸引优质的金融人才、技术等资源的流入，以进一步提高金融集聚程度。上海的金融集聚程度相比以前呈现略微下降趋势，但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长期以正向效应为主，上海需要强化金融的核心地位。同时，上海地区的金融业需要从组织架构、政策制度、产品体系、流程管理、风险管理、企业文化、信息披露等七大方面入手，构建绿色金融战略体系，从而增强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
3.政府应充分发挥金融资源对资本等要素的优化配置作用，鼓励资本投向产能效率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工业和农业等领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特约编辑：陈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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