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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 1876-1941）被视为美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奠基者之一。他于1919年出版了他最知名的短篇小说集《小城畸人》（Winesburg， Ohio）。这部短篇小说集是一部人物素描集，它由二十五个互相关联又相对独立的故事组成，围绕一个中心人物乔治·威拉德，讲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革命背景下美国中西部小镇的故事，展示了现代性社会转型期小镇“畸人”的精神世界。
学界对于《小城畸人》最初的研究是将安德森视为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后来也有很多学者从精神分析视角来探析人物的压抑、威拉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以及其他女性形象。评论者瑞吉斯·米肖（Regis Michaud）写道，《小城畸人》“完全符合美国文学对精神分析的最新贡献”。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将人的心理活动归结于内部驱力，聚焦于个体的欲望和冲动，因此，《小城畸人》的精神分析研究忽视了小说与历史现实之间的联系。随着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安德森作品的阐释也有了更多角度，罗伯特·邓恩（Robert Dunne）将现代社会中对“荒诞”的理解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相结合，以此来解读安德森的小说。马克·华兰（Mark Whalan）在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解读《小城畸人》中美国工业化造成的人的心理压力以及其对男性气质的影响。另外，还有很多研究聚焦于《小城畸人》特殊的叙事結构、技巧、语言风格等方面，例如，申丹用西方叙事学观点探讨《鸡蛋》这个短篇小说的聚焦越界现象，朱云奇分析了安德森作品与后来的后现代思潮的解构主义有着一脉相承的话语观。
以上梳理表明，国内外对舍伍德·安德森的研究均已经取得了丰富成果，然而还有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领域。之前的研究往往倾向于从个体内部来探究“畸人”的心理驱力运作机制，但他们所处的美国现代性社会的外部影响却被忽视。结合社会环境来看，诞生于工业社会转型期的《小城畸人》对怪诞的“畸人”的刻画与审美现代性的批判内核相契合。在这个社会转型期，面对强调“工具理性”和“历史理性”的资产阶级现代性造成的世界“祛魅”、人性失衡与价值失落，审美现代性以一种否定批判的姿态登场，来反省和回应时代的病症。而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审美现代性的一种表征，不仅是在表现内容和形式上对传统文学的反叛，更是在思想上对社会现代性的否定，这种否定性赋予了其审美现代性的功能。而处于历史转型期的舍伍德·安德森敏锐地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背景下人的精神危机，他的创作没有局限于时代变化的表征和生活表象的描写，而是“把创作视线逐步从外部的客观世界（转型时期美国中西部社会）转向内部的精神世界（遭受商业文化冲击的失落感或精神失常）”，这种批判的思想内核完全属于审美现代性的范畴。本文将以《小城畸人》的审美现代性内核为切入点，从“畸人”们表现出的焦虑症状入手，探讨20世纪初期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如何对人的精神世界造成影响。
《小城畸人》中的很多人物都表现出焦虑的症状，这些严重的焦虑表现在旁观者眼中就是“怪诞”：飞翼比德尔鲍姆永远诚惶诚恐，讲话的时候总是强迫性地挥舞双手;杰西·本特利永远执着于渴望上帝为他降下启示;乔·韦林会突然像痉挛发作一样向身边的人滔滔不绝地讲话;埃尔默·考利将压抑着的持续的焦虑感转化为疑心和愤怒……这些人物的焦虑症状可以从个体心理驱力的内部运作机制来研究，但人类精神特质从来都不只有单纯的自然属性，同时还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现代性的特殊社会历史环境也必然影响个体心理的建构。这种对社会现代性、对现代人心理的危害的考察，正是审美现代性对人的内部精神世界的关照。
一、失去上帝的焦虑
历史的现代性转型是在启蒙运动过程中形成的，而“启蒙思想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它激烈的反宗教态度”，这使社会开始转向世俗化，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世界的祛魅”过程。西方人在摆脱了上帝这个“最高价值”的约束后本应得到精神自由，然而，他们却感受到了与上帝分离的巨大失落和焦虑。事实上，宗教除了约束人的思想，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慰藉，而这种慰藉是世俗的金钱所不能取代的。因此，《小城畸人》中的杰西·本特利即使成功经营了一个现代化大农场，拥有了巨大财富，也始终填不满内心无边的渴望。“他愿以大牺牲获取安宁，而他心中又生怕安宁是他所无法获得的东西”。
为了排解这种焦虑，他把这种说不清的渴望转向了上帝，但是现代性的宗教观使上帝的救赎变得不确定。“对基督新教而言，由于救赎的不确定性成了新教徒的信仰内容，他们深感忧虑，不得不用紧张和自律的活动来减轻忧虑。这种自律活动带来了增添上帝荣耀的‘恩宠意识’”。于是，本特利说服自己追求财富是在为上帝增加荣耀，以此来寻求内心的安全感。这样沉溺于劳动虽然成功麻痹了焦虑，但他内心还是隐约不安。随着渴望的滋长，他开始期盼上帝的显灵以证明自己获得了上帝的恩泽。在妻子将要生产的晚上，他在荒野中呼唤上帝，希望上帝赐他一个男孩，他认为这样便可扩大上帝的荣耀，并证明他与上帝之间的联结。但是妻子诞下的是女婴，本特利再次感到失望和焦虑，于是焦虑被转移到对下一代的期盼上。最终外孙大卫出生使本特利重新有了希望，他带大卫到林中呼唤上帝的启示，结果没有任何回应，被吓坏了的大卫也跟外公关系破裂。从此，本特利不仅失去了上帝，也失去了与家人唯一的联结，他内心的焦虑和空虚可能再也无法排解。西方的启蒙现代性给人们带来了理性思考，同时也使人们意识到了上帝的远离，这种失落感使西方人陷入恐惧和焦虑，同时伤害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二、与社会脱节的焦虑
杰西·本特利之所以深受焦虑的折磨，除了现代社会的宗教观念带来的影响，美国中西部工业化所引起的社会变化也不容忽视。在农业社会能够促进人们合作与交流的体力劳动形式逐渐被机械化所取代，本特利也利用购买的机器减少了雇佣工人的数量，这就使得他与他人的沟通和情感联系更少，从而加剧了他的孤独感和焦虑感。叙述者在讲述本特利的故事时，对工业化社会的描述值得深思：“工业主义的到来，随之而起的种种事件的一切喧哗与吵嚷，……都在中部美洲我们的人民的生活与思想习惯上，引起了巨大变化。……杂志的流通，数以百万计;新闻纸到处皆是。今天站在乡村店铺里火炉旁的农民，脑子里塞满了别人的字句，都快溢出来了。新闻纸和杂志替他打足了气。”现代性社会的人们被大众媒体传播的话语体系所包围，成为被动的受众，失去了批判能力，只能无条件认同和服从现代社会体系。而根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现代性世界的高度物化使社会体系成为一个冰冷的庞然大物，它把有血有肉的人排除在外，将劳动转化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于是，人在这种社会体系中感受到深刻的孤独感和被遗弃感，失去归属使人产生焦虑，他们渴望与社会建立联系却又无法融入这种非人化的体系。 在温士堡镇上的这群“畸人”中，有一个身份较为特殊的人，他便是《温士堡鹰报》中唯一的新闻记者乔治·威拉德。小镇上那些行为思想古怪者—单纯的牧师、虚度年华的女店员、神秘的医生、丑陋的电报员等，他们都喜欢将他视作自己的倾诉对象。这些人之所以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乔治·威拉德这个人，是因为在那些小镇上畸人们的眼中，乔治拥有一份正当的职业，过着正常人的生活，他的身上有着积极的因素，与被大多数人所信任的社会机制融为了一体。并且，作为温士堡公众舆论的引导者，乔治的认同和理解代表了整个温士堡的认可与接受。就像“古怪”的杂货店老板的儿子埃尔默·考利所认为的，“乔治·威拉德属于城市、象征城市，就在他身上体现了城市的精神”。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得到乔治的认同和理解是他们内心所期冀和向往的，是他们渴望融入社会和被大众群体所接纳的表现，因此乔治就代表了社会整体。
然而，现代性社会的异化特性又预示着这种寻求认同的行为往往会失败。在小说集的《“古怪”》这个故事中，埃尔默·考利觉得由于自己和家人从农场刚到镇上工作不久，穿着和行为跟“体面”的小城人不一样，所以总是被别人偷看、嘲笑，被别人视为“怪人”。这种持续性的疑心病正是广泛焦虑的典型症状。为了对抗这种焦虑，他要努力得到社会的承认，于是他决定去跟乔治交谈，向乔治证明自己不是个怪人。“我决意不‘古怪’了—不做惹人注视偷听的人了，……我决意要做另一种人。我要做给乔治·威拉德看看”。他是试图融入城市社会的农民的典型代表。但事实是，现代性的社会机制造成的异化并不会因两个人建立交流而改变。见面之后埃尔默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面对抽象的社会体系带来的异化，语言是徒劳的，他只能用零碎的语言发泄着自己的愤怒，甚至打了这个年轻的记者。这种交流的失败、话语的失效，并不能使他获得他人的理解或者与社会建立联结，只能导致自己与社会整体更加疏离。
三、身份的焦虑
现代性下人与社会异化的倾向也带来了个体身份认同问题。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过于制度化了，其结果是个人生活变弱了，失去了原有的固定参照”，“个人必须在抽象体系所提供的策略和选择中找到她或他的身份认同”。而这种身份认同与个人的社会等级、成就，以及自己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息息相关。
（一）可怕的平庸
在现代性社会中，身份的获得是困难的，因为现代人在“工具理性”主导下被当作维持社会机器运行的“工具”而存在，从而逐渐失去个性，也难以超越个人所处的社会等级，于是显得刻板而平庸。舍伍德·安德森在他的第一部自传作品《讲故事者的故事》（A Storyteller’s Story）中讥讽了工业主义对美国人个性的影响：“无疑，个性化对于标准化时代是毁灭性的。应该立即毫不留情地将其粉碎。让我们给所有工人提供越来越高的薪水，但让我们立即摆脱所有个性的萌芽。”在“工具化”的人变得日益平庸的同时，现代社会日益发达的交通和大众传媒却使人们看到了别人的巨大成功，看到了似乎触手可及的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并告诉人们“人人平等”，人人都可以有所成就，机会仿佛不再不公平地被分配给少数上帝的宠儿。这样看似每个人都有无限可能，都可以不再平庸，于是，一种所谓的平凡生活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压力更加沉重。
温士堡小镇上有很多居民深受平庸之焦虑的折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乔治·威拉德的母亲伊丽莎白·威拉德。她在年轻时曾竭力要做一位演员，她“梦想参加一个戏班子，漫游世界，永远看到新人物，自己也演出一些东西来给一切人民观赏”。但当她遇到了戏班子的人并与他们交谈时，却被告知：“不是那个样子的，就跟这里的事一样无聊和乏味。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然而，摆脱平庸的欲望并不能被消除，而是被压抑了。后来跟汤姆·威拉德结婚之后，单调又毫无激情的婚姻生活使她更加焦虑。于是，她只能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兒子身上，期待有一天乔治会成为了不起的人物。渴望和焦虑的情感在她心里持续发酵，甚至使她丧失了和儿子交流的能力，并给儿子心理留下了创伤。像这种现代性环境下，刻板机械的中产阶级平庸生活对人精神世界的伤害是巨大的。
（二）自我异化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僵化的社会秩序和生活观念中，如果个人摆脱平庸身份的欲望过于强烈，就可能产生自我身份认知的误差，严重的甚至造成自我异化。因为他们总是渴望实现被社会肯定的理想化自我，通过向社会展示伪装后的虚幻自我、否定真实的自我来满足社会的期望。在温士堡这个小城，很多人物选择了背离自己而不是做真实的自己，最终导致个体自身的分裂和对立，出现身份认同失败的焦虑，表现出臆想的症状。
《异想天开的人》的主人公乔·韦林就是这样一个病态的人。乔的父亲是社会上有点声望的人，是一名律师兼哥伦布的州议员，但乔只是在几个小城市给美孚煤油收账，签订单的经纪人，并且这个职位也是他的议员父亲替他谋到的。于是，乔渴望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会突然冒出古怪的想法并极力向旁人表达，他总是“一把抓住一个旁观者，便开始讲起话来了，”还用“一个颤抖的食指打着对方的胸膛，要求、强迫人家留神听他说话”。这些小到他预测到了河水上涨，大到幻想自己能够创造出新的蔬菜王国的想法，总是源源不断。想要干出一番事业的渴望使他抛弃了真实的自我，沉浸在自己为自己创造的幻想中。阿兰·德波顿写道：“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乔的所思、所想、所行的最终目的，不过是展示给别人自己理想中的自我，从而得到社会的尊重。但乔·韦林这些幻想和话语是无意义的，只能展示出他精神失衡和自我矛盾的状态。这种自我异化式的展示并不能使人脱离现代社会的窘境，而只会使人丧失自己的灵魂。
四、结语
安德森生活在一个社会剧变的时代，工业革命和机器化大生产，以及宗教观念的改变使人变得日益世俗化，并不得不依附于标准化的现代社会体系。《小城畸人》展现了安德森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对个体的关注，关注他们孤独无依的灵魂、与社会脱节的恐慌、错位的身份认同、热烈而又虚幻的渴望，以及由此普遍产生的人们的焦虑。安德森的书写由此揭露了大工业生产下启蒙现代性的弊端，并表达了自己的批判态度。这种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批判与审美现代性的“否定”态度相契合。安德森的《小城畸人》把心理分析、社会批判和“畸人”美学融为一体，对现代性背景下人的存在样态进行深度描摹和深刻反思，彰显出审美现代性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世界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依然存在，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现代社会的问题仍然值得讨论。因此，我们不仅可以从艺术价值深入研究安德森的作品，还可以从研究中反思自身的社会问题，具有不容小觑的启迪性意义。
学界对于《小城畸人》最初的研究是将安德森视为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后来也有很多学者从精神分析视角来探析人物的压抑、威拉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以及其他女性形象。评论者瑞吉斯·米肖（Regis Michaud）写道，《小城畸人》“完全符合美国文学对精神分析的最新贡献”。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将人的心理活动归结于内部驱力，聚焦于个体的欲望和冲动，因此，《小城畸人》的精神分析研究忽视了小说与历史现实之间的联系。随着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安德森作品的阐释也有了更多角度，罗伯特·邓恩（Robert Dunne）将现代社会中对“荒诞”的理解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相结合，以此来解读安德森的小说。马克·华兰（Mark Whalan）在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解读《小城畸人》中美国工业化造成的人的心理压力以及其对男性气质的影响。另外，还有很多研究聚焦于《小城畸人》特殊的叙事結构、技巧、语言风格等方面，例如，申丹用西方叙事学观点探讨《鸡蛋》这个短篇小说的聚焦越界现象，朱云奇分析了安德森作品与后来的后现代思潮的解构主义有着一脉相承的话语观。
以上梳理表明，国内外对舍伍德·安德森的研究均已经取得了丰富成果，然而还有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领域。之前的研究往往倾向于从个体内部来探究“畸人”的心理驱力运作机制，但他们所处的美国现代性社会的外部影响却被忽视。结合社会环境来看，诞生于工业社会转型期的《小城畸人》对怪诞的“畸人”的刻画与审美现代性的批判内核相契合。在这个社会转型期，面对强调“工具理性”和“历史理性”的资产阶级现代性造成的世界“祛魅”、人性失衡与价值失落，审美现代性以一种否定批判的姿态登场，来反省和回应时代的病症。而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审美现代性的一种表征，不仅是在表现内容和形式上对传统文学的反叛，更是在思想上对社会现代性的否定，这种否定性赋予了其审美现代性的功能。而处于历史转型期的舍伍德·安德森敏锐地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背景下人的精神危机，他的创作没有局限于时代变化的表征和生活表象的描写，而是“把创作视线逐步从外部的客观世界（转型时期美国中西部社会）转向内部的精神世界（遭受商业文化冲击的失落感或精神失常）”，这种批判的思想内核完全属于审美现代性的范畴。本文将以《小城畸人》的审美现代性内核为切入点，从“畸人”们表现出的焦虑症状入手，探讨20世纪初期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如何对人的精神世界造成影响。
《小城畸人》中的很多人物都表现出焦虑的症状，这些严重的焦虑表现在旁观者眼中就是“怪诞”：飞翼比德尔鲍姆永远诚惶诚恐，讲话的时候总是强迫性地挥舞双手;杰西·本特利永远执着于渴望上帝为他降下启示;乔·韦林会突然像痉挛发作一样向身边的人滔滔不绝地讲话;埃尔默·考利将压抑着的持续的焦虑感转化为疑心和愤怒……这些人物的焦虑症状可以从个体心理驱力的内部运作机制来研究，但人类精神特质从来都不只有单纯的自然属性，同时还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现代性的特殊社会历史环境也必然影响个体心理的建构。这种对社会现代性、对现代人心理的危害的考察，正是审美现代性对人的内部精神世界的关照。
一、失去上帝的焦虑
历史的现代性转型是在启蒙运动过程中形成的，而“启蒙思想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它激烈的反宗教态度”，这使社会开始转向世俗化，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世界的祛魅”过程。西方人在摆脱了上帝这个“最高价值”的约束后本应得到精神自由，然而，他们却感受到了与上帝分离的巨大失落和焦虑。事实上，宗教除了约束人的思想，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慰藉，而这种慰藉是世俗的金钱所不能取代的。因此，《小城畸人》中的杰西·本特利即使成功经营了一个现代化大农场，拥有了巨大财富，也始终填不满内心无边的渴望。“他愿以大牺牲获取安宁，而他心中又生怕安宁是他所无法获得的东西”。
为了排解这种焦虑，他把这种说不清的渴望转向了上帝，但是现代性的宗教观使上帝的救赎变得不确定。“对基督新教而言，由于救赎的不确定性成了新教徒的信仰内容，他们深感忧虑，不得不用紧张和自律的活动来减轻忧虑。这种自律活动带来了增添上帝荣耀的‘恩宠意识’”。于是，本特利说服自己追求财富是在为上帝增加荣耀，以此来寻求内心的安全感。这样沉溺于劳动虽然成功麻痹了焦虑，但他内心还是隐约不安。随着渴望的滋长，他开始期盼上帝的显灵以证明自己获得了上帝的恩泽。在妻子将要生产的晚上，他在荒野中呼唤上帝，希望上帝赐他一个男孩，他认为这样便可扩大上帝的荣耀，并证明他与上帝之间的联结。但是妻子诞下的是女婴，本特利再次感到失望和焦虑，于是焦虑被转移到对下一代的期盼上。最终外孙大卫出生使本特利重新有了希望，他带大卫到林中呼唤上帝的启示，结果没有任何回应，被吓坏了的大卫也跟外公关系破裂。从此，本特利不仅失去了上帝，也失去了与家人唯一的联结，他内心的焦虑和空虚可能再也无法排解。西方的启蒙现代性给人们带来了理性思考，同时也使人们意识到了上帝的远离，这种失落感使西方人陷入恐惧和焦虑，同时伤害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二、与社会脱节的焦虑
杰西·本特利之所以深受焦虑的折磨，除了现代社会的宗教观念带来的影响，美国中西部工业化所引起的社会变化也不容忽视。在农业社会能够促进人们合作与交流的体力劳动形式逐渐被机械化所取代，本特利也利用购买的机器减少了雇佣工人的数量，这就使得他与他人的沟通和情感联系更少，从而加剧了他的孤独感和焦虑感。叙述者在讲述本特利的故事时，对工业化社会的描述值得深思：“工业主义的到来，随之而起的种种事件的一切喧哗与吵嚷，……都在中部美洲我们的人民的生活与思想习惯上，引起了巨大变化。……杂志的流通，数以百万计;新闻纸到处皆是。今天站在乡村店铺里火炉旁的农民，脑子里塞满了别人的字句，都快溢出来了。新闻纸和杂志替他打足了气。”现代性社会的人们被大众媒体传播的话语体系所包围，成为被动的受众，失去了批判能力，只能无条件认同和服从现代社会体系。而根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现代性世界的高度物化使社会体系成为一个冰冷的庞然大物，它把有血有肉的人排除在外，将劳动转化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于是，人在这种社会体系中感受到深刻的孤独感和被遗弃感，失去归属使人产生焦虑，他们渴望与社会建立联系却又无法融入这种非人化的体系。 在温士堡镇上的这群“畸人”中，有一个身份较为特殊的人，他便是《温士堡鹰报》中唯一的新闻记者乔治·威拉德。小镇上那些行为思想古怪者—单纯的牧师、虚度年华的女店员、神秘的医生、丑陋的电报员等，他们都喜欢将他视作自己的倾诉对象。这些人之所以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乔治·威拉德这个人，是因为在那些小镇上畸人们的眼中，乔治拥有一份正当的职业，过着正常人的生活，他的身上有着积极的因素，与被大多数人所信任的社会机制融为了一体。并且，作为温士堡公众舆论的引导者，乔治的认同和理解代表了整个温士堡的认可与接受。就像“古怪”的杂货店老板的儿子埃尔默·考利所认为的，“乔治·威拉德属于城市、象征城市，就在他身上体现了城市的精神”。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得到乔治的认同和理解是他们内心所期冀和向往的，是他们渴望融入社会和被大众群体所接纳的表现，因此乔治就代表了社会整体。
然而，现代性社会的异化特性又预示着这种寻求认同的行为往往会失败。在小说集的《“古怪”》这个故事中，埃尔默·考利觉得由于自己和家人从农场刚到镇上工作不久，穿着和行为跟“体面”的小城人不一样，所以总是被别人偷看、嘲笑，被别人视为“怪人”。这种持续性的疑心病正是广泛焦虑的典型症状。为了对抗这种焦虑，他要努力得到社会的承认，于是他决定去跟乔治交谈，向乔治证明自己不是个怪人。“我决意不‘古怪’了—不做惹人注视偷听的人了，……我决意要做另一种人。我要做给乔治·威拉德看看”。他是试图融入城市社会的农民的典型代表。但事实是，现代性的社会机制造成的异化并不会因两个人建立交流而改变。见面之后埃尔默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面对抽象的社会体系带来的异化，语言是徒劳的，他只能用零碎的语言发泄着自己的愤怒，甚至打了这个年轻的记者。这种交流的失败、话语的失效，并不能使他获得他人的理解或者与社会建立联结，只能导致自己与社会整体更加疏离。
三、身份的焦虑
现代性下人与社会异化的倾向也带来了个体身份认同问题。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过于制度化了，其结果是个人生活变弱了，失去了原有的固定参照”，“个人必须在抽象体系所提供的策略和选择中找到她或他的身份认同”。而这种身份认同与个人的社会等级、成就，以及自己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息息相关。
（一）可怕的平庸
在现代性社会中，身份的获得是困难的，因为现代人在“工具理性”主导下被当作维持社会机器运行的“工具”而存在，从而逐渐失去个性，也难以超越个人所处的社会等级，于是显得刻板而平庸。舍伍德·安德森在他的第一部自传作品《讲故事者的故事》（A Storyteller’s Story）中讥讽了工业主义对美国人个性的影响：“无疑，个性化对于标准化时代是毁灭性的。应该立即毫不留情地将其粉碎。让我们给所有工人提供越来越高的薪水，但让我们立即摆脱所有个性的萌芽。”在“工具化”的人变得日益平庸的同时，现代社会日益发达的交通和大众传媒却使人们看到了别人的巨大成功，看到了似乎触手可及的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并告诉人们“人人平等”，人人都可以有所成就，机会仿佛不再不公平地被分配给少数上帝的宠儿。这样看似每个人都有无限可能，都可以不再平庸，于是，一种所谓的平凡生活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压力更加沉重。
温士堡小镇上有很多居民深受平庸之焦虑的折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乔治·威拉德的母亲伊丽莎白·威拉德。她在年轻时曾竭力要做一位演员，她“梦想参加一个戏班子，漫游世界，永远看到新人物，自己也演出一些东西来给一切人民观赏”。但当她遇到了戏班子的人并与他们交谈时，却被告知：“不是那个样子的，就跟这里的事一样无聊和乏味。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然而，摆脱平庸的欲望并不能被消除，而是被压抑了。后来跟汤姆·威拉德结婚之后，单调又毫无激情的婚姻生活使她更加焦虑。于是，她只能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兒子身上，期待有一天乔治会成为了不起的人物。渴望和焦虑的情感在她心里持续发酵，甚至使她丧失了和儿子交流的能力，并给儿子心理留下了创伤。像这种现代性环境下，刻板机械的中产阶级平庸生活对人精神世界的伤害是巨大的。
（二）自我异化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僵化的社会秩序和生活观念中，如果个人摆脱平庸身份的欲望过于强烈，就可能产生自我身份认知的误差，严重的甚至造成自我异化。因为他们总是渴望实现被社会肯定的理想化自我，通过向社会展示伪装后的虚幻自我、否定真实的自我来满足社会的期望。在温士堡这个小城，很多人物选择了背离自己而不是做真实的自己，最终导致个体自身的分裂和对立，出现身份认同失败的焦虑，表现出臆想的症状。
《异想天开的人》的主人公乔·韦林就是这样一个病态的人。乔的父亲是社会上有点声望的人，是一名律师兼哥伦布的州议员，但乔只是在几个小城市给美孚煤油收账，签订单的经纪人，并且这个职位也是他的议员父亲替他谋到的。于是，乔渴望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会突然冒出古怪的想法并极力向旁人表达，他总是“一把抓住一个旁观者，便开始讲起话来了，”还用“一个颤抖的食指打着对方的胸膛，要求、强迫人家留神听他说话”。这些小到他预测到了河水上涨，大到幻想自己能够创造出新的蔬菜王国的想法，总是源源不断。想要干出一番事业的渴望使他抛弃了真实的自我，沉浸在自己为自己创造的幻想中。阿兰·德波顿写道：“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乔的所思、所想、所行的最终目的，不过是展示给别人自己理想中的自我，从而得到社会的尊重。但乔·韦林这些幻想和话语是无意义的，只能展示出他精神失衡和自我矛盾的状态。这种自我异化式的展示并不能使人脱离现代社会的窘境，而只会使人丧失自己的灵魂。
四、结语
安德森生活在一个社会剧变的时代，工业革命和机器化大生产，以及宗教观念的改变使人变得日益世俗化，并不得不依附于标准化的现代社会体系。《小城畸人》展现了安德森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对个体的关注，关注他们孤独无依的灵魂、与社会脱节的恐慌、错位的身份认同、热烈而又虚幻的渴望，以及由此普遍产生的人们的焦虑。安德森的书写由此揭露了大工业生产下启蒙现代性的弊端，并表达了自己的批判态度。这种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批判与审美现代性的“否定”态度相契合。安德森的《小城畸人》把心理分析、社会批判和“畸人”美学融为一体，对现代性背景下人的存在样态进行深度描摹和深刻反思，彰显出审美现代性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世界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依然存在，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现代社会的问题仍然值得讨论。因此，我们不仅可以从艺术价值深入研究安德森的作品，还可以从研究中反思自身的社会问题，具有不容小觑的启迪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