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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坚，出版长篇小说《元红》《青果》《情窦开》《爱是心中的蔷薇》等。《元红》获江苏省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青果》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首届施耐庵文学奖。
哑巴外婆
外婆是个哑巴，不识字，却是我们那个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的夫人。
1945年，23岁的外公任新四军苏中军区某部侦察排长，在独自完成一次侦察任务趁天黑出县城时，被敌特认出，几个伪军紧追不舍，并开枪打中了外公的右腿。外公忍着剧痛泅过一个芦苇荡，体力不支，匍匐在地。借着天空惨淡的星光，他看到不远处有一间茅屋，奋力挣起身来，踉踉跄跄地扑了过去。
外公从门缝往屋里瞄去。一豆灯光下，外公发现原来这是一户渔家，一位老渔夫正在搓草绳，一位约莫十七八岁的渔姑补织着一张渔网。显然这是一对父女。轻轻叩门。开门的是那个渔姑。
追到对岸的敌人一面吆喝着“叭叭”朝这边放枪，一面截住一条行船往这边划来。形势相当危急！
外公攥紧手中的驳壳枪想往外冲。他不能连累老百姓。渔姑拦住他，哇哩哇啦小声对父亲“说”着什么，焦急地打着手势。父亲点头，“噗”地吹灭了桐油灯。
渔姑拉着外公走进了里间。渔夫蹲在外屋的黑暗里“叭嗒”“叭嗒”地吸着旱烟。
敌人果然寻踪而至。踢开门，大呼小叫，勒令点灯。问有没有陌生人来。渔夫站在房门口，说没有。语气惶然、无辜。
敌人冲进了里间，看到床铺上有两个睡觉的人。锋利的枪刺刀撩落被窝，一黑一白两个裸体相拥而眠。女的发乱如云，遮住了男的脸面……
老渔夫忙扑上去掩上被窝，带着哭腔哀求：“老总们行行好，别吓坏我女儿女婿，他们刚刚结婚……”
敌人哈哈大笑，说着下流话出去了。
外公连夜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渔姑精心服侍，不离身侧。一个月后，大腿伤愈，外公和父女俩依依惜别。
1949年全国解放，外公转业到我们这个县任县委书记。时年27岁的他属于大龄青年，当然要结婚成家。好多热心人为他说媒介绍，候选人当中不乏才貌俱佳的知识女性。但外公均不感兴趣。他很烦躁。终于有一天，他带着一个警卫骑马寻到当年他受伤获救的那个芦苇荡。那个茅屋还在。一条小花狗冲过来狂吠。跟着，那对父女出来了。渔姑打量着走在前面穿着笔挺中山装的大个子，僵立在矮檐下，眼里闪动着无比喜悦的泪光。老渔夫急急地跑到屋后，搀过来一个拿着纸风车的垂髫男童，把他领到外公跟前，叫他喊“爹爹”……
外公娶了哑巴外婆。此事轰动远近，传为佳话。新婚之夜，外公深情地望着新娘，打着莫名其妙的手势告诉她：“天哪，你差点让我做了罪人！”
1957年外公被错划右派，发配故乡农村务农，直到以后平反，再没出山为官。夫妻俩种田捕鱼，教育子女，相濡以沫，与世无争。1987年外公患肺癌去世，外婆的子女全在城市工作，要带她过去安享晚年，她不肯。村里替她在当年扳罾捕鱼的河边砌了独门独院的红砖瓦房，她养鸡养猪，盘盘小菜地，守着老伴的骨灰盒和黑白遗照，安然地度过一个个春夏秋冬……
外婆得的和外公一样的病。发现时已到晚期。儿女把她送到县城最好的医院。没过几天外婆拒绝医治，坚决要求回到乡下她的河边小屋。她要死在那间小屋里，那里有他的老伴。她“说”他在等她回去。
外婆是穿好寿衣后死的。一大帮儿女子孙跪在他的灵床前，她像乐队指挥一样缓缓做了一个手势，要他们开始烧钱化纸。火光之中外婆微笑着，看了大家最后一眼，安详地走了。
外婆和外公合了坟。此时，正是桃红柳绿菜花黄，人间四月天。
生死时刻
奶奶18岁出嫁时，爷爷刚过二十岁生日。结了婚就是大人了，爷爷的爷爷把他们撂开了，给了一条半新的木船，让他们到江南去做生意，闯世界。
春上田闲，爷爷扛上橹带奶奶上了船，小两口要在水上行小半个月，到上海去卖炒花生。八九天后，船近青浦，看看天色将晚，爷爷把船摇到一条满是苇草的河汉边，插篙停船，准备在这儿歇宿。
这时河对岸传来了“船家，过河”的呼喊声。奶奶有些迟疑，说天要黑了，这荒野地方可别碰上歹人。爷爷说听口气人家挺急的，咱就帮个忙吧。起篙下棹朝对岸划去。船未靠岸，一个黑衣汉子跨上船头，身大力沉，船一仄差点进水。奶奶有些不悦。那人一猫腰进了舱，说快开船，钱照给。船至河中间，那人突然說不过去了，往下游行吧。声音有些阴恻侧的。爷爷心头一凛，沉声问道：“客家想干什么？”“要船，要女人，要命！”那家伙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同时一把盒子枪对准了爷爷。碰上土匪了！爷爷知道麻烦大了。想逃，一个猛子扎下水去，潜到对岸便可没事，可奶奶在船上；硬拼，对方手里有枪。爷爷荡着桨，头上汗珠直滚。奶奶却像没事似的。她从陶罐里舀出一勺糯米，平静地说，既然大哥想要我丈夫的命，请让我熬锅粥，让他做个饱鬼吧。那家伙鼻子里“哼”了一声。船头上响起了木柴哔哔剥剥的燃爆声，不一会儿粥香弥漫了整个船舱。奶奶满满装上一海碗粥。粥熬得稠稠的，热气滚滚。奶奶端向船梢的爷爷，说我来打桨，你把粥喝了吧。那土匪侧过身子给奶奶让路，说时迟那时陕，奶奶手一歪，一碗滚烫的热粥不偏不倚扣上了歹徒的脸，那家伙双手捧脸，杀猪般地嚎叫起来，爷爷跳下舱，钵大的拳头砸向土匪，直到没有了声响……爷爷奶奶没有去上海，两人快橹飞棹，连夜往回赶，三天四夜，到家时瘦脱了一壳。适逢粟裕的部队打庄上开过，爷爷从舱板底下摸出那把土匪的枪，跟上了部队。
多年后，爷爷问奶奶，那天船上你咋那么胆大，你可是个不敢杀鸡的人。奶奶说，你死了我也没活头了，横竖是死，不如拼了……
阿黄
1940年，18岁的我奶奶嫁到爷爷的村庄时，陪嫁中有一件活物，便是那只叫做阿黄的两岁半公狗。
这以前，阿黄是在渔船上度过了整个漂泊的童年，而现在它可以由着性子在田野里奔跑，在芦丛和蒿草间追逐猎物，在阳光下的晒草上与母狗们打情骂俏。它幸福无比，它找到了天堂。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那年冬天，尖利的枪声划破了乡野的宁静。南边来了鬼子兵，在运河圩堤上筑起了高高的炮楼。村子里断了笑声，狗们也噤若寒蝉——这些东洋来的强盗个个都是饕餮之徒，酷爱吃鸡，更爱吃狗。
阿黄在这时便显得不同凡响。它一如往常地在河野田畴之间将自己张扬成一面猎猎的黄旗、一支御风疾行的箭矢。它为全村的人和狗们把风放哨，啸声激越，来去如电，如同一位艺高胆大的侠士。
于是日本人对阿黄恨之入骨，发誓夺其命、食其肉、寝其皮。他们与一只狗较上了劲儿。阿黄终于腚上中了枪弹。鬼子把它吊在苦楝树的枝丫上，用雪亮的匕首哗哗剥了皮。
剥了皮的阿黄吊在树上一动不动，鲜血渗透了它脚下的土地。鬼子松开绳索，把阿黄掼到地上准备开膛。民间有谚，“狗生土命，触地而活”，说的是狗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就在鬼子动刀的那一刹那，阿黄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血淋淋的肉身窜过敌人的裤裆，如一团暗红色的火，奋力往北面家中奔去。
其时奶奶正在灶间烧火，突然看见一个血糊糊的东西“咚”地撞进门来，跌在灶房的柴薪上。奶奶花容失色，泪飞如雨。阿黄喉咙呜咽，似在诉说，像在告别，眼里噙满了泪水。
鬼子循着血迹寻来了。屋场上站满了乡亲，无言，可眼里藏着刀、蓄着火。那个汉奸翻译对大家说：快交狗吧，不然太君生气了烧你们的房子。身怀六甲的奶奶心如刀割，几欲跌倒。
这时，阿黄颤巍巍地出现在门口。它努力支撑着血淋淋的身体，对着青天喑哑地吼了一声。声音不大，却让人心颤栗，天日无光！然后它突然腾奔而起，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冲进了屋边的芦荡，挣扎着奋力向芦丛深处游去。
鬼子无望地朝湖里放了几枪。这些两条腿的畜生终究没有弄得过一条狗，垂头丧气，悻悻而去。
深夜，爷爷划着小船把阿黄捞了上来：四肢蹬直，眼还睁着。爷爷把它埋在村后一个叫做“踏倭湾”的垛田上。小小的墓，不高，可看上去怎么也像一座山。
哑巴外婆
外婆是个哑巴，不识字，却是我们那个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的夫人。
1945年，23岁的外公任新四军苏中军区某部侦察排长，在独自完成一次侦察任务趁天黑出县城时，被敌特认出，几个伪军紧追不舍，并开枪打中了外公的右腿。外公忍着剧痛泅过一个芦苇荡，体力不支，匍匐在地。借着天空惨淡的星光，他看到不远处有一间茅屋，奋力挣起身来，踉踉跄跄地扑了过去。
外公从门缝往屋里瞄去。一豆灯光下，外公发现原来这是一户渔家，一位老渔夫正在搓草绳，一位约莫十七八岁的渔姑补织着一张渔网。显然这是一对父女。轻轻叩门。开门的是那个渔姑。
追到对岸的敌人一面吆喝着“叭叭”朝这边放枪，一面截住一条行船往这边划来。形势相当危急！
外公攥紧手中的驳壳枪想往外冲。他不能连累老百姓。渔姑拦住他，哇哩哇啦小声对父亲“说”着什么，焦急地打着手势。父亲点头，“噗”地吹灭了桐油灯。
渔姑拉着外公走进了里间。渔夫蹲在外屋的黑暗里“叭嗒”“叭嗒”地吸着旱烟。
敌人果然寻踪而至。踢开门，大呼小叫，勒令点灯。问有没有陌生人来。渔夫站在房门口，说没有。语气惶然、无辜。
敌人冲进了里间，看到床铺上有两个睡觉的人。锋利的枪刺刀撩落被窝，一黑一白两个裸体相拥而眠。女的发乱如云，遮住了男的脸面……
老渔夫忙扑上去掩上被窝，带着哭腔哀求：“老总们行行好，别吓坏我女儿女婿，他们刚刚结婚……”
敌人哈哈大笑，说着下流话出去了。
外公连夜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渔姑精心服侍，不离身侧。一个月后，大腿伤愈，外公和父女俩依依惜别。
1949年全国解放，外公转业到我们这个县任县委书记。时年27岁的他属于大龄青年，当然要结婚成家。好多热心人为他说媒介绍，候选人当中不乏才貌俱佳的知识女性。但外公均不感兴趣。他很烦躁。终于有一天，他带着一个警卫骑马寻到当年他受伤获救的那个芦苇荡。那个茅屋还在。一条小花狗冲过来狂吠。跟着，那对父女出来了。渔姑打量着走在前面穿着笔挺中山装的大个子，僵立在矮檐下，眼里闪动着无比喜悦的泪光。老渔夫急急地跑到屋后，搀过来一个拿着纸风车的垂髫男童，把他领到外公跟前，叫他喊“爹爹”……
外公娶了哑巴外婆。此事轰动远近，传为佳话。新婚之夜，外公深情地望着新娘，打着莫名其妙的手势告诉她：“天哪，你差点让我做了罪人！”
1957年外公被错划右派，发配故乡农村务农，直到以后平反，再没出山为官。夫妻俩种田捕鱼，教育子女，相濡以沫，与世无争。1987年外公患肺癌去世，外婆的子女全在城市工作，要带她过去安享晚年，她不肯。村里替她在当年扳罾捕鱼的河边砌了独门独院的红砖瓦房，她养鸡养猪，盘盘小菜地，守着老伴的骨灰盒和黑白遗照，安然地度过一个个春夏秋冬……
外婆得的和外公一样的病。发现时已到晚期。儿女把她送到县城最好的医院。没过几天外婆拒绝医治，坚决要求回到乡下她的河边小屋。她要死在那间小屋里，那里有他的老伴。她“说”他在等她回去。
外婆是穿好寿衣后死的。一大帮儿女子孙跪在他的灵床前，她像乐队指挥一样缓缓做了一个手势，要他们开始烧钱化纸。火光之中外婆微笑着，看了大家最后一眼，安详地走了。
外婆和外公合了坟。此时，正是桃红柳绿菜花黄，人间四月天。
生死时刻
奶奶18岁出嫁时，爷爷刚过二十岁生日。结了婚就是大人了，爷爷的爷爷把他们撂开了，给了一条半新的木船，让他们到江南去做生意，闯世界。
春上田闲，爷爷扛上橹带奶奶上了船，小两口要在水上行小半个月，到上海去卖炒花生。八九天后，船近青浦，看看天色将晚，爷爷把船摇到一条满是苇草的河汉边，插篙停船，准备在这儿歇宿。
这时河对岸传来了“船家，过河”的呼喊声。奶奶有些迟疑，说天要黑了，这荒野地方可别碰上歹人。爷爷说听口气人家挺急的，咱就帮个忙吧。起篙下棹朝对岸划去。船未靠岸，一个黑衣汉子跨上船头，身大力沉，船一仄差点进水。奶奶有些不悦。那人一猫腰进了舱，说快开船，钱照给。船至河中间，那人突然說不过去了，往下游行吧。声音有些阴恻侧的。爷爷心头一凛，沉声问道：“客家想干什么？”“要船，要女人，要命！”那家伙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同时一把盒子枪对准了爷爷。碰上土匪了！爷爷知道麻烦大了。想逃，一个猛子扎下水去，潜到对岸便可没事，可奶奶在船上；硬拼，对方手里有枪。爷爷荡着桨，头上汗珠直滚。奶奶却像没事似的。她从陶罐里舀出一勺糯米，平静地说，既然大哥想要我丈夫的命，请让我熬锅粥，让他做个饱鬼吧。那家伙鼻子里“哼”了一声。船头上响起了木柴哔哔剥剥的燃爆声，不一会儿粥香弥漫了整个船舱。奶奶满满装上一海碗粥。粥熬得稠稠的，热气滚滚。奶奶端向船梢的爷爷，说我来打桨，你把粥喝了吧。那土匪侧过身子给奶奶让路，说时迟那时陕，奶奶手一歪，一碗滚烫的热粥不偏不倚扣上了歹徒的脸，那家伙双手捧脸，杀猪般地嚎叫起来，爷爷跳下舱，钵大的拳头砸向土匪，直到没有了声响……爷爷奶奶没有去上海，两人快橹飞棹，连夜往回赶，三天四夜，到家时瘦脱了一壳。适逢粟裕的部队打庄上开过，爷爷从舱板底下摸出那把土匪的枪，跟上了部队。
多年后，爷爷问奶奶，那天船上你咋那么胆大，你可是个不敢杀鸡的人。奶奶说，你死了我也没活头了，横竖是死，不如拼了……
阿黄
1940年，18岁的我奶奶嫁到爷爷的村庄时，陪嫁中有一件活物，便是那只叫做阿黄的两岁半公狗。
这以前，阿黄是在渔船上度过了整个漂泊的童年，而现在它可以由着性子在田野里奔跑，在芦丛和蒿草间追逐猎物，在阳光下的晒草上与母狗们打情骂俏。它幸福无比，它找到了天堂。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那年冬天，尖利的枪声划破了乡野的宁静。南边来了鬼子兵，在运河圩堤上筑起了高高的炮楼。村子里断了笑声，狗们也噤若寒蝉——这些东洋来的强盗个个都是饕餮之徒，酷爱吃鸡，更爱吃狗。
阿黄在这时便显得不同凡响。它一如往常地在河野田畴之间将自己张扬成一面猎猎的黄旗、一支御风疾行的箭矢。它为全村的人和狗们把风放哨，啸声激越，来去如电，如同一位艺高胆大的侠士。
于是日本人对阿黄恨之入骨，发誓夺其命、食其肉、寝其皮。他们与一只狗较上了劲儿。阿黄终于腚上中了枪弹。鬼子把它吊在苦楝树的枝丫上，用雪亮的匕首哗哗剥了皮。
剥了皮的阿黄吊在树上一动不动，鲜血渗透了它脚下的土地。鬼子松开绳索，把阿黄掼到地上准备开膛。民间有谚，“狗生土命，触地而活”，说的是狗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就在鬼子动刀的那一刹那，阿黄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血淋淋的肉身窜过敌人的裤裆，如一团暗红色的火，奋力往北面家中奔去。
其时奶奶正在灶间烧火，突然看见一个血糊糊的东西“咚”地撞进门来，跌在灶房的柴薪上。奶奶花容失色，泪飞如雨。阿黄喉咙呜咽，似在诉说，像在告别，眼里噙满了泪水。
鬼子循着血迹寻来了。屋场上站满了乡亲，无言，可眼里藏着刀、蓄着火。那个汉奸翻译对大家说：快交狗吧，不然太君生气了烧你们的房子。身怀六甲的奶奶心如刀割，几欲跌倒。
这时，阿黄颤巍巍地出现在门口。它努力支撑着血淋淋的身体，对着青天喑哑地吼了一声。声音不大，却让人心颤栗，天日无光！然后它突然腾奔而起，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冲进了屋边的芦荡，挣扎着奋力向芦丛深处游去。
鬼子无望地朝湖里放了几枪。这些两条腿的畜生终究没有弄得过一条狗，垂头丧气，悻悻而去。
深夜，爷爷划着小船把阿黄捞了上来：四肢蹬直，眼还睁着。爷爷把它埋在村后一个叫做“踏倭湾”的垛田上。小小的墓，不高，可看上去怎么也像一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