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笛的《街头文化减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1870-1930）》以1870年至1930年成都的街头文化为中心，重点研究了经历改革、革命和军阀混战后，发生巨变的城市中公共空间的重构和人民大众公共生活的变化。首先，作者将研究视角从以往史学家所重视的宏观转向微观；其次，研究过程中也不仅仅局限于对地方志、档案资料的运用，而是运用了大量的文学资料、口述资料以及视觉资料；最后，作者由以往的写作手法由宏观叙事转向日常取向。该研究为今后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范例。
　　[关键词]王笛：街头文化；微观史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8-0027-02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1870—1930》（后文简称《街头文化》）以1870-1930年成都的“街头文化”为中心，重点研究了经历改革、革命和军阀混战后，发生巨变的城市中公共空间的重构和人民大众公共生活的变化，在研究中作者十分关注街头文化的连续性及其与精英文化的相互作用。以往，西方史学界关于中国的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精英活动和精英思想对政治的影响，忽略了大众文化和地方政治之间的关系，本书将焦点放在精英和大众、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抗上。《街头文化》的研究填补了这一方面研究的缺失，为以后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范例。
　　一、视角：由宏观到微观
　　《街头文化》不同于以往的史学研究著作以宏观角度来进行研究，而是用微观史角度集中探讨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1870-1930年，在经历了改良、革命和军阀混战之后，中国城市发生了巨变，包括“城市公共空间的重建，人们公共角色的重塑，民众、精英和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义等”，而“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最好展示”，并且“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作者将考察的空间变为一个个具体的微观世界，如茶馆、戏院、公园等，并对这些公共空间进行了具体刻画。“一市居民半茶客”，可见茶馆在成都人民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茶馆是成都社会的缩影，它集商业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为一体，“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这样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观察视角来观察在城市剧变时的城市管理、大众文化以及精英与大众。
　　在研究中，作者对成都街头的市民以外的街民即小商小贩、工匠苦力、民间艺人、江湖游民、善男信女、公共妇女、忙人闲民等普通市民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不仅将关注的社会基层由上层精英转变为下层民众，而且修正了以往城市史研究中只对市民阶层研究而忽略普通市民的做法。
　　普通市民是成都街头的主要占据者，由于缺乏官方控制，街头为娱乐、社会交往以及谋生提供了许多机会。普通市民是街头文化的重要创造者。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成都，人们以茶馆作为娱乐活动中心，给大量的民间艺人提供了表演舞台，也给小商小贩提供了交易场所。作者通过对下层民众日常生活、休闲娱乐、谋生活动的勾勒，展示了伴随着下层民众各种活动而形成的卷帙浩繁的街头文化。另外下层民众在街头谋生、娱乐、生活、交流，进行着杂技表演、庙会、游行、节日庆典等活动，都是“地方文化和社会繁荣的表现”，给各种社会阶层和团体的交往提供了机会，并促进了城市公共生活的模式的形成。
　　另外，作者回应了微观历史代表人物C·吉兹伯格和研究下层人民的学者G·斯皮瓦克之前的定论，下层人民是没有声音的，在作者的研究中，下层民众是可以讲话的，他们是有声音的。在描绘节日期间妇女参加庆祝活动以及日常生活时，作者通过对竹枝词、插图的运用形象地展现了妇女一步步的突破性别界限。如“为游百病走四遭，约束簪群总取牢。偏有风鞋端瘦极，不扶也上女墙高。”“妇女丁男齐结束，药王庙里烧拜香。”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在城市剧变时，对大多数下层民众来讲，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
　　二、资料：由史学资料到文学资料
　　傅斯年先生说，历史就是史料学。扎实的史料是史学研究工作的基础。作者可谓是遵循了傅斯年先生倡导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首先，作者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大量的档案、游记、日记、报刊，作者指出地方志以及文史资料基本上都代表了官方和正统的观点，其对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因此作者在研究中大量的运用了像《成都新闻》、《省城新闻》、游记、日记等对下层普通民众进行生动描写的资料。
　　其次，还运用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如《成都竹枝词》、《李劫人选集》，以及巴金的小说《家》。作者认为，文学资料的运用并非历史研究的禁区，关键在于运用得恰到好处，诗歌和小说中不乏对下层民众在公共空间中商业、娱乐、交往等活动的描写。“卓女家临锦江滨，酒旗斜挂树头新。当炉不独烧美春，便及寒浆也醉人。”作者引用竹枝词形象生动地刻画酒馆女老板的声情并茂。诸如“福德祠前影戏开，满街鞭炮响如雷。笑他会首醺醺醉，土偶何曾引一杯。”清晰勾勒出节日时成都街头的热闹。巴金和李劫人都是成都人，他们的描写不失为当时成都社会环境的反映。
　　再次，作者还运用了直观的视觉资料，如年画、旧照片等，揭示了人们对公共场所的使用以及公共空间的人间百态。如《通俗画报》、《通俗日报》中的图片，清晰展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城都街头人民大众的生活、娱乐、休息、劳作的场景。刘石父、李万春等人画的《老成都》以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过去的成都街头文化与街头生活，作者在研究中对这些资料的运用，使得读者对成都文化有了更加直接、生动的解读。除此之外，作者还考察了民间故事，可视为另一种口述史。民间文学图片以及作者自己的调查和采访为解读中国城市史和社会文化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
　　三、写作手法：由宏观叙事到日常取向
　　在目前的历史作品表达中，主要有两种趋向：一种是话语分析，另一种是叙事。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最后得出结论以显示作者史学功底的浑厚，后者则是就事论事，力图将读者引导进入所研究事件内部，最后将其各个击破，让读者身临其境。显然，作者用了后一种叙述方式，将20世纪成都城市的剧变过程中出现的公共空间的重新构筑，城市逐渐纳入市政管理体系当中，市民与国家利益冲突日益增加，民众与精英关系的重新界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开始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等一系列变化娓娓道来。
　　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兴起了文化史研究的新趋势，即凭借语言的构建力来阐述文化的意义而不再追求历史的真实。即新文化强调文字的能动性，其实质就是对文化的一种新解释。新文化史关注思想、信仰、意识、习俗、仪式等文化因素。在《街头文化》中，作者对成都街头的节日与仪式进行了研究，如春节敬“文财神”、举办“灯会”、耍“龙灯”；清明节举行“城隍出驾”仪式等。另外作者注意到，节日的庆典通常都是以家庭和宗族为基础。街头表演能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作者对杂技、戏曲等表演进行了详细描述。
　　新文化史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决定论，要求从宏大叙事的规律探索转变为描述特殊人群、细小事件，在考据传统文献基础上，注重搜集小说、画像等人类文化的“遗迹”，从事叙述性与通俗性相结合的历史研究。作者在研究中采用了大量《通俗画报》、《通俗日报》中的图片以及旧照片，正体现了新文化史的这一特征。
　　四、余论
　　罗威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976—1889）》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个概念，从而引发了西方史学家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争论，作者并没有被盲目的跟风研究热潮所影响，《街头文化》的重点研究是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而并没有讨论公共领域。但对公共领域进行了修正，将人们的着眼点由市民阶层转移到包括小商小贩、工匠苦力、江湖游人等的人民大众。作者原本的研究出发点是想通过晚清时期成都著名的改良人物傅崇矩的经历和思想来观察社会日常生活和文化，进行晚清城市社会的研究。但随着资料的查询，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下层民众与公共空间的活动。最终，这项研究页揭示了城市管理的转变。
　　《街头文化》以街头文化为中心，以微观史为研究视角，作者的研究具有新文化史转向，对街头文化、公共空间以及人民大众的研究，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