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怀念也成为了消费……
　　“一声巨响我的身体突然轻了，就好像灵魂飘在空中一样，我仿佛听到一个声音说：这下我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我明白了Leslie的感受，相信大家也会明白，哥哥在自由的空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2013年3月31日晚，“张国荣：继续宠爱十年音乐会”在香港红馆举行，音乐会开场时，张国荣生前经纪人陈淑芬道出上述旁白，这就是前阵她受访时所称的关于张国荣的“从来没跟别人说过的”“惊天秘密”。
　　之前把歌迷胃口吊得十足的“秘密”不过是陈淑芬做过的一场梦。消息公布后，随即在网络上激起千层浪，网友纷纷表示“坑爹”。其中一位网友留言：“这算不算炒作？赤裸裸的啊，欺骗人感情呢。”
　　自从张国荣离开后的每年4月1日，由陈淑芬发起的纪念活动总是颇为引人注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淑芬操办的一系列纪念活动让粉丝们越发质疑，这更像是陈淑芬精心策划的一场场炒作。港媒指陈淑芬有靠“哥哥”赚钱的嫌疑，每年在愚人节前后举办的各种纪念会，粉丝们都要用现实的高额消费纪念“哥哥”，组织者无疑会赚个盆满钵满。当然，煽情的不只是陈淑芬，还有各路媒介，他们利用着张国荣红伶、艺人、巨星、同性恋、自杀诸多身份与行为合为一身的经历，挑动了公众的兴奋点，引发一次次集体怀念式消费。
　　倘若张国荣身处复杂的娱乐界，不可避免地要被过度消费。那么那些文化圈内的名人呢？事实上，也无法幸免。
　　最近，北京一家拍卖公司公布将拍卖一批钱钟书书信手稿，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对此，102岁的杨绛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并通过律师向拍卖公司发去律师函，要求对方撤拍，引起社会各方持续关注。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也对媒体称：“公开和出售别人的隐私，有悖于社会公德与人的文化良知。”
　　张爱玲的隐私也正不断被揭露，只可惜她已无法为自己维权。前一阵，有媒体指出，张爱玲正遭遇着一些“曝丑”运动，她身前保持通信的一些朋友——那些她信任的人，出于各种考虑，开始不断地将张爱玲写给他们的信结集出版，毫无保留。于是，张爱玲在信中谈及的隐私，包括她晚年在美国不堪的困窘生活，全部暴露在读者面前。对这些信件披露出的张爱玲境遇，一些报章甚至以“生活拮据”、“生活狼狈不堪”、“像狗一样工作”形容之。就连推荐《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的评论家马家辉看了这些信也忍不住感叹“女作家如丧家犬，遗世独立却独立得非常狼狈，闻者不忍。”
　　不少学者表示，通过披露的信件，可以发现一个有血有肉的张爱玲，“她会像一般人那样，有一些心理问题和生理问题。”然而，很多张迷显然接受不了这样的“坦率”。有张迷苦苦哀求：“张爱玲是爱面子的人，请给她留一点面子吧！别总想着稿费。”
　　张爱玲是一个对作品要求很高的人，即便是晚年生活困窘，不满意的作品她还是会坚持不出版。然而，这几年她的遗作不断被发掘出版。这些作品质量差强人意，让一些张迷颇为失望，被认为是对张爱玲另一种形式的“曝丑”。
　　“如果专家为了研究，不顾读者的感受，将张爱玲的隐私公之于众，这种做法在道义上是值得讨论的。毕竟张爱玲不只为几个研究专家或者遗产继承人所独有，她更属于许多喜爱她的读者。专家如果要研究，完全可以将一些敏感的张爱玲信件作为‘内部资料’在圈子内传阅，而不必公开出版。这股以研究之名而引发的窥私热潮，可以适可而止了。”评论家金哲如是说。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杨剑龙也有类似的观点：“作为研究者翻看原始材料，增加研究的厚度、力度，这是可以的。但作家有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一部作品十年前写的，十年后觉得过时了，不想发表，应该尊重作家原本的意图。”
　　“出名要趁早啊！”张爱玲这句名言世人皆知，也正因为这份“名”，在她离开之后，依然热闹、华丽地被“消费”着，她的小说、散文、电影剧本、插画被粉丝们热捧，源于她作品的电影、戏剧也是层出不穷。以至于有出版社编辑说，凡出版她的书，都不会有经济风险。
　　张爱玲研究学者、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解读说，张爱玲在华人地区已经全面“商品化”了。她的话题价值，让她成了可以代表华人文字的作家之一，并且持续成为文化产业的灵感源头，“你可以看看这些年有多少根据张爱玲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红玫瑰与白玫瑰》《色·戒》《半生缘》……而她神秘的生平，又使她刚好符合当下讲求娱乐性的媒体逻辑。于是，大家都去阅读张爱玲，消费张爱玲。”
　　如果说张爱玲撬动的主要还是上海的怀旧经济，那么国民的鲁迅，无疑成为潜力无限的金字招牌。
　　2007年，鲁迅长孙周令飞就撰文指出：“这些年，被改姓了‘钱’的鲁迅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之源，被争抢的手段可谓各显神通，五花八门。据媒体统计，如‘咸亨酒店’、‘闰土’等热门词汇的45个类别的商标已经被全部抢注完毕。另外，以‘百草园’作为商标的商品类别有22个；‘孔乙己’有17个。如今‘孔乙己’商标，不但是茴香豆等食品商标，而且还是文房四宝、长衫、陶瓷，甚至是酸梅汤的品牌；‘三味书屋’、‘鲁镇’做成了香烟类商标；‘华老栓’开了土特产商店；‘祥林嫂’成立了洗浴中心。”
　　周令飞感叹道：“走进绍兴城，从鲁迅幼儿园到鲁迅中学，从鲁迅图书馆到鲁迅电影城，从鲁迅广场到鲁迅路，从孔乙己土特产店到百草园腐乳、鲁镇牌酱鸭等，几乎全城都姓鲁。难怪有人形容，抖一抖《鲁迅全集》，掉个名字都是宝。被商业标签化的鲁迅俨然成了一座取之不尽的‘金矿’，沾边就能镀金，就能发财。”
　　事实上，被绑架为商业代言人的何止是鲁迅呢？前些年，某服装公司为促销，直接用孔子和老子画像当起“时装模特”，宣传画上，孔子和老子被穿上西装，打上领带，这让很多受众无法接受。
　　“消费文化名人有很多层面，第一，对他本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的消费；第二，对文化名人创作的文艺作品进行消费；第三，往往是对文艺作品的延伸内容的消费，比如绘画、摄影作品的直接使用、复制，文学作品的篡改、随意演绎等。”周令飞分析道。 　　文化名人作为社会公众人物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承担着传播文化的作用，其中一些文化人已经成为国民的精神领袖，而一旦他们被随意消费，也就意味着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也被不同程度地“绑架”“劫持”。在文化的外壳下，消费的盛宴热闹无比，却无不显示着无敬畏、无信仰的苍白内里。
　　冰火两重天的名人旧居、故里
　　在趋利者的眼里，倘若文化名人以及相关作品是一个揽金袋的话，那么名人的旧居、故里则如同一个金库。
　　前一阵，莫言在“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上再度发出“不要到我的老家去”的呼吁。然而很多游客继续漠视莫言的劝阻，蜂拥着奔向他的老家。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仅其小说中塑造的“山东高密乡”进一步为世界读者所知，位于山东高密市大栏乡平安庄的莫言旧居也成为国内游客争相一游的新景点，半年多来，平均每天到莫言旧居参观的游客都在二三百人，节假日的时候更是多达上千人。
　　这些纷至沓来的游客无疑让高密的决策者看到了发展良机，于是，打造独具“东北乡”风情的红高粱文化体验中心的发展方案紧跟其上，“投资6.7亿元，弘扬红高粱文化”、“种一万亩红高粱，每亩地补贴一千块钱”的大手笔令人咋舌，但若旁观一下整个环境，也就不足为奇了。如今许多地方围绕名人故里而展开的争夺战早已演变成了“连续剧”，如八阵图一般，扑朔迷离，异象环生，从炎帝故里之争、老子故里之争，到曹雪芹、诸葛亮、李白、赵云故里之争，都争得硝烟弥漫，甚至一些地方干脆放弃了学术争鸣，当地政府赤膊上阵，文攻笔战。若愣是没有名人怎办？就学习小说家的天马行空。有几个地区为争孟姜女、梁祝传说而闹得不可开交；有些地方一刨开座古墓，就捕风捉影附会成皇亲名流、拔高到“惊人发现”。就连虚构小说中的“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西门庆，也摇身一变成为了当地政府追捧的文化产业英雄，所谓的故里也被争来争去，好不热闹，“西门庆项目”、“金瓶梅文化旅游区”赫然列为政府规划。
　　在这场“绑”“名人故里”的争夺战中，其本质都是为了“傍”名人效应，以期获得一朝“鸡犬升天”的效果，地方争的是名人，玩的是概念。名人故里之争，其背后实质更多的是经济发展的竞争，在围绕名人故里的旅游开发中，名人故里大都被当作“概念股”。
　　然而，有人欢喜有人愁。一边厢，曹雪芹曹公故里被四地争夺，因各地资源投入和声势都很浩大，堪称中国名人故里争夺“第一战”，事实上他们争夺的并非曹雪芹本人的祖籍地，而是曹公五辈先祖宋代人曹世远的祖籍地；另一边厢，所有红学家唯一公认的曹雪芹故居——广渠门内大街207号（原蒜市口16号）于1999年，在拓宽广渠门大街时，成了一片颓垣败瓦。一方争之若珍宝，另一边弃之如敝屣，无不荒诞！
　　“曹雪芹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后来好不容易发现有个故居，却在北京扩马路时被拆，我们为之奔波呼吁，毫无结果。”老舍之子、著名文化学者舒乙叹息道。他羡慕地提起，在莫斯科，有名人的故居被完整地保留在马路中央，引起人们一片喝彩声，“这完全是思想认识的高度问题，如果尊重文化，道路可以为之绕路，这也体现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建设者的高明与远见。”
　　但是，在中国，故居为城市新规划而“让道”的例子举不胜举。梁思成——为中国古建筑付出毕生心血的建筑大师——曾因北京城墙被拆痛哭不止，更可悲的是，在他离开人世后的某一天，连他和林徽因的故居也要遭到和北京城墙同样的命运。去年，原本计划恢复原貌的“梁林故居”基本被拆，只剩门楼旁一小间。
　　在北京，众多文化名人生活过，留下了非常多的名人故居，但是很多都消失在推土机下，保存下来的、真正利用了的也就7、8个。这样的情形让舒乙不由联想到了国外，“外国的名人故居保护，不是发现一个名人就一定要成立一个博物馆，一般是挂个牌子做纪念。比如在圣彼得堡，我走过一个公寓楼，真的是三步一个牌子，五步一个牌子，而且牌子做得特别精致，比如大理石的牌子上镶嵌着两个铜的芭蕾舞鞋，上面飘带很飘然地垂下，一看是乌兰诺娃的纪念牌；再走两步，抬头一看，是柴可夫斯基的……一幢大楼挂了十几个牌子，看得人心潮澎湃。城市的历史感、沧桑感，文化的积淀也都呈现出来了。你想一个学生放学回家，走过这幢楼，他的自豪感，爱国心，热爱家乡的感觉，敬畏的感情油然而生，这种力量要好好利用啊！”舒乙感慨道，“伦敦给老舍先生挂过一块牌子，这是目前英国为中国人挂的唯一一块牌子，因为老舍先生在里面住了三年，写了很多作品，因而这幢房子也成为了‘英国遗产’。在英国，即便反英的印度的甘地住过的房子也都挂了一块牌子。”
　　舒乙指出，北京完全有深厚的积淀，可以挂上牌子加以标示纪念，“我们不能光看建筑，觉得建筑有价值才保留，这不行，要看人文价值。北京有鲁迅博物馆，做得很棒，但是鲁迅先生在北京住过很多地方，比如说绍兴会馆，是刚到北京时住的地方，在那写出了一系列好作品。房子虽然破烂不堪但有重要意义，要好好保存，让它万古长青，要让学生们来看，这是鲁迅先生起家的地方，有好多故事可以讲，一定要保留实物，挂上当时的照片，恢复当时的情景，写作的环境，这比课堂要生动得多了。最原始的东西还是最珍贵的，可以把历史再现给大众看，很多时候历史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杨剑龙强调，在名人故居的保护过程中，要把名人故居的保持原状和过度修缮区分开来，现在很多名人故居是过度修缮。绍兴市投资6亿元，建设了一个“鲁迅故里”，成为绍兴旅游业的王牌，但在杨剑龙看来商业化气息太浓了点。“绍兴的鲁迅故居，以前去看，就像小康坠入困顿的人家，有一种破败的感觉，三味书屋和百草园并不大。但是现在百草园扩大了，门口的一条路拉成了很宽的商业街，鲁迅故居里还新开辟了他们家里的小姐的房子，烧香的地方。名人故居的保护应该按照历史原貌保护，不能因为名人就无限制地扩大。”
　　无论是争取、拆除，还是大肆改造故居、开辟旅游区，在这些举措中，名人一律被视为资源，被当作“消费品”，被考量的是攫取金钱的筹码值，以及能不能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在利益思维主导文化的泥淖之中，名人故里无疑成为了赚钱机器，成为宣传招商挣钱的最便利的幌子。历史也成了一种可以被用来获利的资本，历史价值、文化传承皆为浮云。这种对历史的畸形消费，对“名人故里”的糟蹋，伤害的不仅是名人本身，还有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 　　文化娱乐化时代下的消费者们
　　在所谓的名人资源的争夺，名人故里的争夺中，可以看到商人、地方政府利欲熏心的一面，然而在这些权力的“烧钱游戏”背后，更让人担忧的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文化消费的集体无意识。游客们可能一边骂着这些假古董，一边兴致盎然地“到此一游”；不少学者、媒体，一定程度上也丧失了一种理性的思考和纠偏的勇气，最终在利益驱动下成为消费和绑架名人者的“同谋”。
　　致敬一位作家有千万种方式，但是在高密的莫言那间老屋、那方田地，出现了游客拔萝卜、挖砖头、抠墙皮的另类举措，如一幕荒诞剧。还有游客边扯树叶边许愿：“让儿子也沾沾文曲星莫言的光，保佑儿子明年考上北大。”那些看似膜拜、自称“留作纪念”、意图“沾沾文气”的人，实质上不过是把莫言的旧居类同于一般的风景游览地，抱着旅游中的“签到”和“抱佛脚”心理。他们口口声声致敬莫言，其实一切早已与莫言的文学无关，只不过是空虚的心需要填充一些“伪信仰”。
　　当然，莫言苦恼之余也该稍有些庆幸，人们将之敬若神明，“挖个墙角”，那是极高的待遇了。殊不知还有一大批文化名人，无论是在世的，还是坟墓里的，正被大肆解构、消遣、消费。
　　在文化娱乐化时代，“颠覆”“恶搞”成为眼下文史界的一股新浪潮。林则徐被“颠覆”成祸国殃民的庸官，虎门销烟也被“颠覆”成破坏对外贸易；北宋奸臣蔡京则被“颠覆”成一代贤相，功高望重；千古传唱的诸葛亮则被颠覆成“中国最虚伪的男人”……包括最近的从“杜甫很忙”到“包公很忙”，网民们无不为“恶搞”名人津津乐道。
　　在《鲁班的诅咒》一书里，鲁班成了“军工专家”，擅长发明暗器、机关，还立下过让人“丧妻守寡，孤老残疾”之类的诅咒；在《卑鄙的圣人：曹操》一书里，曹操被塑造成官二代的奋斗样板，并号称该书是“曹操本人最服气的全传”。虽然争议不断，但是这些书都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畅销书。此外，在电视剧《竞雄女侠》中，秋瑾对丈夫“家暴”的情节，引起其后人的抗议。有学者指出，这是在娱乐化地“消费”和“欺凌”历史。
　　堂堂北大古代文学博士，原本好好做着严肃学问，却忽然放言，称李白是“唐朝排名第一的古惑仔，吃软饭、打群架、混黑社会”，此举也被网友认为是继北大教授孔庆东说孔子是“丧家狗”的后续。不由让人发出疑问，难道这些博士教授都拜芙蓉姐姐为师了吗？怎么都接二连三地来搏出位啊？事实上，是因为他们熟谙“语不惊人无人瞅”的现状。
　　去年，一篇署名“王安忆”的谈中西文明的网文，因观点犀利，言辞“愤青”，引发围观。但王安忆的好友、上海作家王周生公开替好友辟谣——此文不是王安忆写的。忙着辟谣的还有贾平凹，网络上疯传的《说韩寒》一文根本不是他的文风。在伪造零成本的情况下，文化名人纷纷遭遇“被署名”。这股文化造假之风盛行折射的是急功近利的心态。知名作家陆天明也无奈地告诉笔者，现在他的书盗版的数量比正版还多，“而且不仅盗我的书还盗我的名。随便到书店一找，一些印了我名字的书，根本不是我写的，上面公然印着我的照片，这样一种被消费实在让人很无奈。”
　　有人恶搞也会有人出来正名，被署名可以出来辟谣，但是最为可怕的是，对某些名人的特定消费已经成为了众人的集体行为。
　　张爱玲是一个精神物质双女郎，但显然大多数读者更容易走近、也更在意的是那个物质女郎张爱玲。怀旧的人在她的文字里寻找着白洋纱旗袍、爱丁顿公寓、老唱机等营造的旧时的情调；痴迷“小资”的人，带着考究的劲头学习张爱玲的发型、旗袍，以及文章里的饮食癖好。张爱玲小说里对情爱的描述、体贴到鬓角衣领的细腻刻画，无不成为肥皂剧的绝佳素材，原本数万字的作品都被改编成二三十集的连续剧，遗憾的是，被搬上荧屏的张爱玲的作品几乎变成了琼瑶剧，原著的底色被擦拭殆尽，除了主人公的名字，张爱玲只成了一个“壳”……
　　关于张爱玲的一切一直作为“消费品”畅销着，最为热销的无疑是她比《传奇》还传奇的个人经历。众多热衷八卦的人，将目光投向张爱玲本人的身世、婚恋。《小团圆》的热销，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该书被认为涉及的是“张爱玲隐私”——她到底有没有爱过他？她有没有供养过他？她有没有过别的男人？……“既然《小团圆》顶着‘自传’的头衔，自然会成为媒体津津乐道热炒的对象，也能满足公众的‘探寻欲’。”余斌说道。
　　不管本人是否愿意，张爱玲以“小资鼻祖”的身份成为了被追捧的偶像，却少有人去耐心品味张爱玲小说的苍凉、凄美、犀利。
　　“张爱玲完全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么简单，她早期写的大龄女人，写出了破落户的待嫁姑娘跟暴发户的世界形成的一种矛盾，有很多人性的开掘，这些女人像曹七巧跟小资有什么关系呢？90年代小资文化将自己投射到张爱玲身上，其后果是在人们意识中形成牢不可破的张爱玲‘小资教母’的形象，这也是过度消费导致的误会。”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指出，“过度消费就是不恰当的消费，只过度消费文化遗产、文化名人某一个方面，抽象了再抽象，简单化又简单化，就产生了某种标签化的东西，这也是很多名人的共同遭遇。譬如，鲁迅的严厉被过分夸大以后，他的博大、宽容、幽默就被遮盖了。”郜元宝认为，标签化的现象跟一些政府部门、娱乐媒体、学术领域的专业人员的局限性有关，“利用文化遗产、名人来迁就自己的那个框框，把自己的某种东西打上去，这客观上导致了歪曲，过度消费。一些人让文化名人或文学遗产高度变形，以就他们自己之范。”
　　陆天明表示：“过分消费名人、争夺历史名人，往本地脸上贴金，是我们民族在长期封建专制统治下，在重建过程中不成熟的表现，因为内心比较空虚，自我没有追求，所以被外在的东西牵着走，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方面。”同时他指出国民还有种劣根性，不会从大局考虑，“我们可以不喜欢莫言，但是中华民族出了一个诺贝尔奖，对整个国家、民族而言，总是一件好事情，都应该高兴，但事实是：莫言一获奖，马上就有人围上去，在作品方面、政治方面过分挑剔，这也是小市民的阴暗心理，见不得别人好。这种心理也显示了我们民族的缺失：缺乏自强、自信，缺乏顽强的追求。如果文化不自强的话，就会被消费完，一波波变成浪花。” 　　警惕“光彩耀人”的“被消费”
　　最近余秋雨的“离婚事件”又被“炒作”得沸沸扬扬，通过这次事件，余秋雨已经辟谣了的汶川地震“诈捐门”、综艺节目“含泪劝告门”等各种负面信息也纷纷被爆。除了余秋雨，于丹、阎崇年、易中天等文化名人也有着相似的遭遇。2008年，清史专家阎崇年在无锡签售时，被读者掌掴。之后，阎崇年又陷入“悬赏门”。而于丹从《百家讲坛》红起来之后，不时处于争议中。
　　其实各种“门”的背后无非是学者过度商业化、明星化引起的非议。事实上，对于不少群众而言，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消费名人，但是如果是文化名人乐于享受消费，人们又毫不客气了。因为在众人眼里，学者还是应专注于学术，若将学问世俗化拿来挣钱，势必导致众人对于这些学术明星的羡慕、嫉妒、恨。
　　“被消费者要有一种平常心，不要被消费得云里雾里，以为老子就是天下第一了。要知道，过度消费是不成熟的表现，而陶醉于被消费，也是不成熟的和没底蕴的表现，一个缺乏底蕴的‘名人’过度被消费总要露出窘态，假如还陶醉在这种被过度之中难免会成‘神马’中的一缕烟云。有一些人很早就江郎才尽了，就是因为期待、陶醉于鲜花、掌声、记者的包围，过分享受被过度消费。”陆天明表示多年来，他“顽固”地拒绝一切拿他与他的家人包括陆川、陆星儿之间的私人生活来做报导的新闻采访，原因也在此：不想被过度消费。他希望人们更多关注他们一家人的创作劳动及其成果，“表面上看，过度消费好象没什么危害，其实它‘花好桃好’地柔性地羁绊着新时期的文化向深度发展，并让它发生某种霉变，甚至于影响整个社会风气的‘灾变’。”
　　以往上海书城里专门有一个栏目是给作家路遥的，但是郜元宝发现，等到莫言获奖后，铺天盖地都是莫言的书，路遥的书找不到了。“在国外，固然有传统书商主导的书，但是那些经典的书，比如《傲慢与偏见》始终是第一排的。但是中国很奇怪，经常是季节性的轮换，理由就是新书要上架，即便是水平很差的书，只要是新的也会把好的旧书挤下来。新书有一个应该有的空间，但是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何不能在书架上有一个长期稳定的位置呢？”
　　郜元宝认为，比较容易判断的过度消费，一般在于不合适的拔高，还有更深一层的是，显示出我们文化的贫乏来。“莫言获奖以后很多镜头、版面都留给他了，其他人一下子被冷落了，这种聚光灯效应，厚此薄彼，独沽一味，这也是过度消费的负面作用。《文心雕龙》中有句话：‘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天剑而后识器。’要建立多方面、多角度对问题的观察，对文化的关注面要广，层次要多，不能在一个时间被一个关注挤掉另一个关注。中国文化建设不能老是把眼光对准当下的有限的自己，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很好的传统，非常注重文化的开放和交流。中国文化界要想避免过度消费，最好的办法就是有一个宽阔的文化批评、文化建设、文化设计的框架，始终知道前人和别国的人干过什么和正在干什么，这样就不至于把眼前的东西过分地放大。”
　　陆天明也指出，上海长时期笼罩在张爱玲阴影下，这需要引起所有的作家、艺术家警惕。“上海长时期以推崇、模仿、拜读、移植张爱玲为荣，为习，甚至至今也不能说已经从这种笼罩和沉缅中挣脱。对张爱玲以外的新上海和新上海人的描述，起码是不够的，也可以说是很不够的，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要清醒，上海值得我们骄傲的除了陈旧了的但依然可以把玩的‘张爱玲’和张爱玲式的写作，毕竟还有一个让全世界惊喜震撼的新上海和一大批创造了今天的篇章和明天的希望的新老上海人。这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观照和呈现，也值得得到关注和呈现——为了我们的今天也为子孙们的明天，这才称得起一句‘文化担当’。”
　　杨剑龙认为，从消费来说，现在流行的文化是大众文化，消费也成为文化消费，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一些非正常现象，譬如研究生做论文，研究张爱玲的比鲁迅多得多。“但到底怎样看待张爱玲，能跟鲁迅媲美吗？我们现在接受这些名人时，缺少一种整体观，缺少一种批判意识。过度消费是消费时代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也应该要适当引导、研究，尤其是媒体、学者，应该发些声音，应该站在比大众更高的层次去解读文化名人，把他们放在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的层面，放到一定的时代背景中整体去看，不能去迎合大众，甚至降格以求献媚大众。”
　　郜元宝也认为现在文化名人被过度消费现象中，专家学者、文化媒体的从业人员、读者也负有一定责任，“现在存在着炒作、消费和实际的研究、阅读之间的不平衡，就是读的人少，研究的又不够。可是呢，却想当然说这个那个好，简单重复性的赞美，所以不能把过度消费等同于正常的阅读。其实某个作家被宣传得最让人耳朵生茧的时候，可能恰恰也是研究得不够的时候，等到一定程度上被冷落时，才是趋于正常的时候，人们的阅读判断反而趋向理性了。”郜元宝强调，对当前的文学创作，要有立体的关照，不能以偏概全，要进行对自己负责的、理性的阅读，这样就不会被某些急功近利的、有些片面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炒作以及某种潮流的东西轻易打乱计划。“对一个学者来说，不能总赶时髦，不仅要介绍最新发现的东西，也要与过去的研究结合起来，不能以最新发现的东西来覆盖过去本来研究得很好的东西。那种猴子掰玉米式的做法最终只能导致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
　　“鲁迅生前不看重钱，你们现在是不是想要钱？”周海婴、周令飞父子在维权过程中，经常会受到这样的诘问，被误解为消费鲁迅。但是倔强、耿直的周海婴、周令飞看到话剧中“阿Q拉着祥林嫂去睡觉”、现实生活中“鲁迅”手持油炸臭豆腐做广告等各种匪夷所思的商业化行为时，无不愤慨万分，他们开始拿起法律的武器。通过近些年的努力，鲁迅家属的举动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由于维权的成本太高，很多文化人老是自叹倒霉后也不作为，反而助长了侵权的消费行为。文化人不要怕有事，对于自己的作品要主动去关注，一旦发现被侵权，不要放纵。”周令飞严肃地说道，“倘若他和他的作品能轻易地被人家拿去消费，这样的创作环境下，很多文化人就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很大力气创作精品，不如创作一些文化快餐，只要能挣钱就好。这也成为文艺界不能出精品的原因之一。”
　　周令飞认为过度消费名人现象中，有的是明知故犯，有的是不清楚条例，还有的是以“国家的名义”振振有词地消费名人。“原因在于法律法规不清晰，部分相关的规定是模糊的，有一些明法通则的修正案要尽快通过。目前中国的法制存在一定的缺失。我们现在的法律就是，你先注册就可以用，商标也是一样，你先注册了就可以先用。这样容易让人钻漏洞。但是有很多东西是可以防止的，国家是不是应该在现在这样一个转型期去制定一个相应的政策？”
　　在法律上有模糊地带的情况下，很多文化名人的家属看到侵权严重、过度滥用原作的情况后，宁可采取过度性的保护，很多电影从业人员也不太愿意去碰原著，怕过作者和家属这一关，更怕说不清。“电视电影和文学作品不同，有各自独立的特性。但名人家属往往对于再创作领域是不熟悉的，对于其中的规律是不了解的，所以出于谨慎的态度采取过度性保护，这也成为优秀文化传播的障碍。适度改编再创作，适度的界限在哪里？怎样的演绎是允许的，怎样的演绎是不被允许的，这需要有中介机构或者国家政府的相关组织，定一些相关条款进行判断，进行调解。”周令飞说道。
　　在一个消费化的时代，作为备受瞩目的文化名人也无可避免地被消费，只是在开发他们的经济价值的时候，也不能忘却最重要的人文价值，一些打着名人旗号的商家在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应该及时回馈社会。
　　“每个文化名人背后，肯定有很多故事，这些故事肯定是非常感人的，把这些故事挖掘出来告诉大家，这才是最重要的。包括文化名人的作品，可以改编成电影、戏剧等。像演员方旭自己改编的独角戏《我这一辈子》（老舍作品），大受欢迎，演出完了后，全体观众起立鼓掌五分钟。他得意地说，我只要有这么一场，一辈子都值了。”舒乙说道，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在他看来，这也是对父亲老舍先生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