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籍的音乐学者在全国影响面不小，有国家院团的统领者，如中国歌剧舞剧院陶诚院长;有专业院校的掌舵者，如天津音乐学院徐昌俊院长、浙江音乐学院王瑞院长;当然更有各个学科、专业的弄潮儿，朱践耳、吕其明、朱晓谷、刘英、田可文、田耀农、卞萌等。王安潮教授也是其中一个颇具影响力的音乐学者之一，他在音乐学理论及其相关领域中成绩斐然，数量多、质量高的成果，使其成为同辈中的翘楚者之一。他不仅活跃在院校的学术领域，还活跃在社会音乐生活之中，将教学科研与服务社会紧密结合，协同发展，作为文化与旅游部、教育部的学术专家而广泛参与相关的学术活动中。虽然他不在安徽工作，但安徽的很多学术会议或学术期刊还常见他的身影，如兼任安徽省合唱指挥协会副主席、安徽省音乐家协会名誉副主席等社会音乐工作，安徽的很多学术期刊还约请他为编委或审稿，他还还组织、帮助安徽大型音乐学术会议及赛事活动。据我所知，王安潮发表有500余篇文章（包括笔名），其中有百余篇在核心期刊上，出版著作10余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等10余项，成果获奖多项，曾作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的候选人之一。他作为安徽师范大学2007年引进的学术与学科带头人，在2007年至2013年的音乐学科发展中取得跨越式发展，安师大音乐学院连续4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这一现象在兄弟院校中极为少见，王教授在这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他还是上海、哈尔滨、长春等十余所高校的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是全国文科领域最为年青的教授之一。他的研究领域为中国音乐史，坚持音乐本体的研究理念，在断代史、地方史等领域还很有建树，在当代音乐评论上有大量的文论发表。除了技术分析外，王安潮的学术人文情怀极其浓厚，为学、为人也都常有很多感性义举，也自然会有研究的突破和意想不到之处。

一、技艺训练：广泛而深入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艺术家的成长与其所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王安潮出生的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就是那个在世界战争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淝水战役”发生的地方，文化基因自然会对生活于该地的人有所影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寿县也叫寿春、寿阳、寿州，作为楚国的最后都城，寿春在先秦时期就已为人所知，出土的楚王大墓、蔡侯墓等大型墓葬，已成为重要世界文化的遗存之一。寿州曾作为淮南国的都城，在战略上是极具地位，淮南王刘安在炼丹之时还顺带发明了豆腐，“豆腐之乡”的美誉自然孕育有更多的历史文化。寿州的地下文物更是储量丰富，楚王鼎、蔡侯钟等早已闻名全国。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草木皆兵”、“人心不足蛇吞象”等历史故事、民俗风情，孙叔敖时的戏剧萌芽及其所建造的世界第一大塘——安丰塘，使其文化更是自远古即已闻名，《梅花三弄》的善吹者桓伊、昆曲改革者张野塘等都是或多或少地于此留下踪迹。寿阳地界的音乐资源丰厚，从民歌到说唱，从民间器乐到民间戏曲，音乐类非遗项目众多。从民俗音乐文化的角度看，王安潮自幼就在这块土地上民风淳厚，音乐种类繁多，音乐文化生活丰富，从小就浸润民间音乐的滋养，他幼年就在邻里的感染下学习了竹笛、二胡、唢呐等民族乐器，还随着村头的高音喇叭唱会了大量歌曲，也曾追随来村里演出的黄梅戏、庐剧、推剧等“追戏”。在中专时，王安潮逐渐开始增多音乐专业的学习与舞台演出实践，从民族管弦乐队合奏到大型合唱，从舞台独奏到独唱，都有其懵懂少年时的亮丽身姿。而他也因一次接待中小学领导的演出感动了某校长而得以入其学校就职，在他早期的教学工作之余，所直接参与或指导学生参与的很多节目，獲得了大量市县的文艺汇演奖项，为其后来的音乐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地考入高校继续深造。
　　如果说，早期的音乐学习更多的是艺术的熏染，中专时期及后来的中小学教学工作则是其音乐起步阶段，而考入大学后的王安潮，才开始其学习的跑步阶段。他在省城合肥如饥似渴地学习，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并广泛参与音乐演出实践，能不断根据兴趣和需要而转换学习重点，从而使其专业视界不断扩展。以民族乐器演奏考入高校后，王安潮改换了主攻学习方向，开始以钢琴、声乐等音乐教育专业的技能课为主，曾在其家乡举行过一次小型的钢琴演奏会。后在其好朋友徐坤的建议下，他到武汉音乐学院跟随童忠良等老师进修和声，同时也随时任安徽省音协秘书长的崔琳学习作曲。王安潮说他当时所做的和声作业本足有百余本，他常会把书中的习题反复做上多遍，有时甚至有10余遍的。为配合和声练习，他非常注意变奏曲的写作，据说，他有一个变奏写了26次，距离巴赫、贝多芬的32次变奏的次数已距离不远。扎实的理论基本功训练，为其专业化发展之路奠定了基础，开阔了视野。虽然这时期的习作多为实验性的，但其中所探索的安徽民间音乐主题的现代发展，如钢琴组曲《皖西素描》等受到了演奏者的喜爱 ，一些歌曲经演唱后还在当地有一定的流传 ，还有少量的大型乐队作品的尝试，虽未演出，但作品也引起学者的关注并用于教学之中 。非常可惜的是，王安潮的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考试不顺利，而其和声发展之路也就此搁浅，他转而研习起了另一音乐本体技术——“乐律学”，他的本科学位论文《中国古代乐律学发展中的几个矛盾》，因大胆质疑历史疑案并论证其观点而获得优秀论文奖。

二、艺术发展：专题而集中

　　正是上述论文写作的前期训练，在后来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陈应时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后，王安潮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学科发展变得非常自然顺畅起来。他以当时关注度较高的曾侯乙墓出土乐器为研究对象，在其学术生涯伊始，以古代打击乐器为突破口展开其研究。我以为，王安潮选择这一研究对象有几点优势，一是他先前的民族乐器演奏的技术训练，二是他在音乐本体理论上的多领域基础性研习，三是他即已获得的乐律学基础知识，这些使其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不断有创新性成果涌现。在陈应时先生丰富教学经验的引领下，王安潮的硕士论文写出了洋洋洒洒的30余万字，他最后抽出其中的一部分约10万字，以《石磬形态通考》为题而全票通过答辩 ，其硕士学习期间新研的成果也逐渐在期刊发文而快速为学界所识 。
　　在进入唐代音乐文献研究重镇的“扬州大学”工作后，除了继续其“乐律学”领域外 ，在周围学术环境的影响下，王安潮的研究逐渐转向中国古代音乐体裁方向，尤其对唐代音乐体裁关注的更多。而此时的王安潮在音乐学理论、乐律学上更为娴熟，又在实际研究对象的辨析中具有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技术，视野更为开阔，技术更为全面，观念更为新锐，从而使其深研之路逐渐顺畅。在再次考入陈应时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后，陈先生从其提交的一次课业论文——针对《霓裳羽衣曲》的研究 出发，建议以唐代大曲为其博士论题。鉴于学界既往研究状况以及其本人的学术经历，陈教授建议王安潮侧重于音乐本体而展开其研究，而非之前学者们“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习惯。他最后提交的博士论文《唐大曲考》以三个方面，分别对唐大曲的历史发展、作品考辨及音乐本体的宫调、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研究 ，論文获得了全篇通过并获得了佳评。这篇博士论文从综合研究的多维层面，给予学界业已成定论的观点予以了深化和扩展，尤其是对有关唐大曲文献的深挖，使其拓展了唐大曲本体研究的境界 ，也让学界产生了“安潮大观”期许 。从王安潮的学术发展来看，也可见陈应时先生的指导有方，他在紧抓学生的学术敏感度上特别有其心得，帮助学生找准博论突破的发力点，培养研究兴趣，这也是他学生众多但却个个成才并成就一方的特有教育技术之使然 。
　　在进入安徽师范大学工作后，基于地方音乐高校研究资源的问题，再加上自身学术研究兴趣使然，王安潮在地方音乐文化的研究上打开视野，他的“安徽音乐史”课题也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而他开拓展的地方音乐史研究方向及其成功经验 ，也为学界所效法 。在地方乐史的研究中，王安潮仍发挥其“乐律学”领域的研究所长，在乐史资料的开掘上既遵从于典籍 ，又搜罗于地下出土的音乐文物 。他将民间乐种的历史研究纳入其中，尤其注重音乐形态的解析 ，尤其注意形态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辨析 ，从而为深解地方乐史拓宽了资料源。王安潮在“安徽音乐史”的课题研究中注重历史实际和发展现状，开拓创新，发掘历史中的既往成就的辨析 ，打开了安徽地方乐史的新篇章，在这一课题研究过程中，他发表了20余篇，这在同类课题成果中是较为多产的！同时，他以乐史研究与教学的运用，培养了一批老师和学生对这一领域的兴趣，他们对地方音乐发展的关注度增强，推动地方音乐发展的责任感增大 ，这一启慧后学之处是其学术最为紧要的影响之一。

三、学术成果：理性而实际

　　在音乐服务社会的发展中，按照郭乃安的“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的学术理念，王安潮的研究也开始关注音乐学人，他的当代音乐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针对人而展开的，如他对黄翔鹏、冯文慈、李纯一、丁善德、黎英海、洪波、陈应时、杨立青、罗忠镕、陆在易、樊祖荫、朱晓谷、田青、张千一、郭文景、王建民、杨青、陈晓勇、贾达群、贾国平、关峡、张旭儒、张宏光、尹明五、周湘林、赵光、朱世瑞、朱良镇、肖白、张国勇等数十位音乐家的艺术成就进行了专题研究，有的文章简言精妙，如《甘为中国音乐史学“造砖人”》一文 ，就曾得到陈应时啧啧称赞，陈先生还将其放大复印挂在客厅显眼位置;有的文章极为长大，如针对张千一的专题研究就有三万余字 ，展现其宏阔思维及其多种研究方法的驾驭能力之出众，这在同类文章中相当令人瞩目。对当代音乐新作的关注，是王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之一，在校读博期间，他就以特殊的分析视角对丁善德进行了历史评价 ，以跨文化的视角、多元文化融合的视角对很多新作进行了研究 ，对作家作品的研究自然涉及到对著作的评析 ，而他对同行新论的评价也获得了业界的好评，获得了音乐评论学会奖 和地方的金钟奖 等。有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期刊”《舞台艺术》全文转载。王安潮的当代音乐研究以专题深入的针对性研究为主，还结合历史研究的纵向关系进行了基于发展观的价值评析。在我看来都是较为恰当中肯的真知灼见，我想，被评论对象即使对其批评性的言辞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音乐服务社会的具体工作中，王安潮除了以其文论进行评价外，还以音乐实践为社会提供音乐欣赏。他编写的音乐欣赏著述得到了读者甚至音乐工作者的喜爱 ，他为大众所写的音乐作品获得了一定的关注 ，还得到了文艺评论家以专文而予以饱赞 ，在合唱音乐的探索中也以量多、质高的成绩为人所称道 ，而他对地方音乐发展的建言建策业已成为地方院校发展的着力点 ，在古谱发展上的倾力而为，使古谱发新声成为当下的一时之尚 ，灯火阑珊处，自己也成为风景中的组成部分而受到关注 ，他的古谱课及其编配古谱的音乐会也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由上可知，身处书斋的研究学者也以其影响而为学界、大众所所知晓，这是新时代文化氛围的馈赠，也让学者的干劲倍增。

四、观念思想：本位而本体

　　从王安潮的音乐人生探索及其艺术既有成果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在每个时期均能很好地抓住不同时期所赋予的机遇，满足大众或环境对音乐艺术之所需，从而做出适合于自己的艺术发展道路选择。他在幼年、少年、青年时期的求学之路可谓艰苦卓绝，克服种种困难，以其坚忍不拔的精神而实现了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准备。在音乐表演技艺发展时期，他于1992年就曾获得省级演唱等第奖，此后有不断获得表演奖、编导奖，并举行过演奏会（1996）、作品音乐会（1998，2006），这既是其技术能力优秀之表征，也为后来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安潮常拿他的老师辈的技术发展和研究观念为参照系，陈应时、冯文慈、田青等是他的研究生、博士后等不同时期的导师，王安潮说，他们的全面研究技术的准备和执着钻研精神的积蓄，是他不断转换人生的学习、工作、研究方向的重要依据，也以此而实现其人生篇章的不断转换。他的博士研究生导师陈应时，出身作曲专业，后又成就于民族音乐理论，在沈知白、高厚永、于会泳等先师的技术影响下开始其研究之路，一开始就在民族音乐结构研究上极为活跃，敢于挑战权威或定论 ，陈应时先生在后来的琴律、宫调、古谱等乐律学研究中的有效攻略，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王安潮学术的发展，在宫调理论上的开拓 ，在结构分析上的新构 ，都是他的博士论文的特色之处;冯文慈先生在文献上的缜密考辨，尤其是敢于反思历史典案，重识权威定论，为王安潮研究境界的扩展导引不少 ;田青先生的广宏艺术视野、敏锐学术意识，尤其是在传统音乐文化中的技术观念，为其汉唐佛乐的研究开辟了新空间 。除了历史节点、个案的微观研究外，北京求学后的王安潮也开始注意纵向宏观的历史线索，尤其是长线的纵向历史关系的研究，如他在通贯大曲发展线索的研究中，以比较之法而作的全局性的宏观考述 ;在长线的横向比较研究，他也非常注意比较点的相互关照，彼此对应性的辨析 。这些研究方法及其成果是他扎实的历史学、音乐学知识与技能的再一次反映，也是他谨遵上述三位先生，紧抓音乐研究的技术性根本，从而辅以自身的灵性而做的新展。

　　我以為，王安潮先生的学术能力既有精微巧妙之处，也有宽宏博通之处，他从演奏技术到作曲技术的训练，从中国古代音乐史的主攻到多种研究角度的开拓，都是他依从于研究之需的量力而为，他的历史文献的宏富积淀，音乐本体技术的扎实锤炼，调研分析的慎思缜密，最终促成了他研究的广而精、宽而深、全而妙的状态，即使那些短小的三两千言的短篇，也是内容丰富，阐释充分，颇具精言并令读者赏心悦目的。他常引用陈铭志为其上课时所说的“音乐学家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来要求自己并启迪学生。这也促使我认识到，学研的兴趣、精神，尤其是后天的不懈努力，是王安潮学术不断新展的内在驱动力所在，是他学术领域不但衍展、深入的内涵所在。他在博士后阶段及教授评定以后的这段时间内，研究能力已渐趋成熟，成果也极为丰富，但他的研究的工作劲头依然不减，从每年几十篇的论文发表量 来看，尤其是很多文章都是大篇幅的长文，而短评也是精言频出，妙语不断，这在当下浮躁的学术氛围中是较为难能可贵的，可见他执着追求的学术精神之可贵，这是我等稍有点成绩就偷懒甚至就自鸣得意的小辈所汗颜。
　　古道声声，烟尘漫漫，王安潮的研究之路从先秦时期的乐器开始，以通史的长线而来考证石磬的漫漫发展历程。俯仰古今，见微知著，他又从古代音乐体裁及其在当代的发展为切入点，对古今发展进行细微地辨析。吞吐古今，驰骋中外，他从古今乐史的音乐本体深入，结合自己在音乐分析上的优势而外延自己的学术视界，从而进行个性研究风格的发展。至真至美，非凡识见，对每一个历史疑案或事件进行手法各异的品评，他追求细节，从而欲在发出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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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仁红     江苏省南京市文化与旅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