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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北京的传统工艺美术,诸如景泰蓝、京绣、风筝、面塑等具有浓郁“京味儿”的传统手工艺会首先被人们津津乐道,而像“兔儿爷”、“毛猴儿”这样在老北京流传的民间玩具还因其喜庆吉祥的寓意、栩栩如生的形象而家喻户晓。在北京地区甚至还以其为原型派生出了不少诙谐传神的民间谒语,足以看出传统工艺美术在北京地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近来,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京作——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与保护》(以下简称《百年京作》)一书就将底蕴深厚的北京“老手艺”重新搬上了当代的舞台。然而不同于从原料、制作方法、艺术特色等常见角度对传统手工艺进行介绍的书籍,该书以20世纪北京传统手工艺的发展变革为线索,并着重把技艺的“传承与保护”作为全书的论述主线,客观而真实地记录下了百年间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兴衰起伏。
《百年京作》全书分为十五章,首章初步厘清了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历程,尾章介绍了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的美术教育情况,第二章至第十四章为全书的主体部分,对包括象牙雕刻、玉器等在内的17项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代表性品种从行业概况、传承、保护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并将技艺的传承与保护作为全书的核心议题。正如编者在开篇提到的那样,虽然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在20世纪经历了“承袭期、拓展期、衰败期、复兴期、嬗变期、扩张期、转型期”七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历经了战争、政治、思想观念及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的洗礼,但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面貌却一直在不断丰富,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其传承与发展始终未断,绵延至今。因此,了解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状况与发展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并对其进行专题性梳理和归纳是十分必要的。
在传承部分,该书论述了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对古代工艺的继承,同时又对其在原有基础上实现的改革和创新加以探索,还关注了其在百年间传承方式的发展变化。从多方面人手,尽可能全面地呈现了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历程。
在论述对古代工艺的传承上,该书既选取了玉器、牙雕、雕漆、景泰蓝、金银花丝镶嵌等宫廷工艺,又涵盖了深受百姓喜爱的风筝、泥塑、面塑、鬃人等北京地区民间工艺,同时还将对在宫廷工艺和民间工艺中均占有重要地位的刺绣、地毯、料器、骨雕、绒花等工艺加以分析。虽在对古代工艺美术类型的划分上,可以根据受众与服务对象的不同,概括为上述几种类型,但在实际论述其流传过程时却并非易事。因为在历史的发展中这三种类型的传统工艺曾相互穿插交汇,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因而并不能将其简单分成三条孤立的线索。令人欣慰的是,通过阅读可以发现,作者在撰写过程中不仅有大量可靠的古代文献作为支撑,还通过调研北京珐琅厂、玉器一厂、玉器二厂、象牙雕刻厂、金漆镶嵌厂,采访米振雄、张同禄、霍铁辉等工艺美术大师掌握了丰富的一手资料,而且还能本着纵横兼顾的原则,有理有据地论证了近现代北京传统工艺对古代工艺在品类、技艺、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继承与发展始终遵循三条线索的发展规律,并紧扣其发展脉络。这些着实令人信服。
除了对古代工艺的传承的介绍,《百年京作》一书还关注北京各工艺美术品种在不同历史阶段对自身工艺所进行的探索和改进。如在介绍牙雕工艺时,指出牙雕艺人杨士惠曾带领其设计团队,在借鉴玉雕活链技艺的基础上创作出牙雕“链子活”:在介绍玉器工艺时,提到北京玉器老艺人王仲元在20世纪70年代创造出“圆链双链法”,又相继推出《链子花篮》《花篮链瓶》等技艺超群的玉器作品……可以说正是发展和创新才使得北京传统工艺美术能够在千百年的发展中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同时,对于前人创新成果的总结也激励着当今北京传统工艺行业进行不断的探索钻研,在未来的发展中呈现出崭新的北京风采。
在对北京工艺美术本身关注的基础上,该书还对百年间北京工美的传承方式进行了深入地探究并做出了理论性的归纳,这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是极为少见的,也是该书较为重要的贡献。作者指出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在社会变革、思想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出现了“传族式、作坊式、企业式、学校式”四种不同的传承方式,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此外,在著作结语部分,作者还客观地指出了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在传承方面存在的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重工巧,轻艺匠”,“重形式,轻内蕴”,“设计观念滞后,精英意识缺失”等。可见《百年京作》通过对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技艺传承、艺术传承等方面的归纳梳理,将其在20世纪百年间的传承和发展过程由表及里、由内而外地呈现出来。另外,对于发展中遗存的诟病的指出也无疑为未来北京工艺美术的健康发展减少了阻碍。
在保护部分,该书分别就政府、行业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为北京传统工艺美术所作的保护工作的情况报告进行挖掘、整理。既提到直接保护,也兼及间接保护。如在论述料器工艺的章节中提及料器行业为维持其生存和发展时所采用的“自保”形式:“30年代末期到40年代初期,崇文门外四条内路南119号成立的北京料器业公会,就是协调行业内部事宜、联合对外的行业自保组织,这积极地促进了北京料器行业的发展。”除了料器部分,在论述其他工艺门类中也提及了为维持自身发展而成立行业协会、行业工会的信息。这种自保方式在今天仍然延续着,在现今北京的复兴门内,就有成立的集合了不同工艺门类的“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协会”。
除了行业自身的保护措施,《百年京作》中还谈及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里对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支持,许多从未被发掘的珍贵史料也首度呈现。记忆犹新的是在牙雕一章,作者引用了毛主席当时对工艺美术大师杨士惠的评语:“杨士惠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北京牙雕技艺的精湛水平与对牙雕艺人的肯定与推崇表现出来。类似的事例在书中时能看到,又如在地毯一章中,北京地毯总厂地毯图案设计员薛龙冠曾回忆说,他“当时的工资达到每个月220元,比厂里的党委书记还多”,说明在北京传统工艺的发展中,国家对手工艺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给予了双重肯定。此外,北京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也曾得到郭沫若、费孝通等知名人士的支持,林徽因还曾培养、提携钱美华、常莎娜等年轻人,与她们一同参与景泰蓝设计,共同促进北京工艺美术的发展。
在论述保护部分,作者既注重行业为维护自身发展而采取的保护措施,又强调了政府、国家以及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对于北京工美发展的支持与帮助,还从保护技艺、注重教育、培养人才、多种方式宣传等方面将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与保护过程梳理出来。最为可贵的是,尘封在历史中的许多片段也得以重现,使得百年技艺的发展与流传过程变得更为清晰、立体、丰厚而饱满。可见《百年京作》一书不仅仅是对于技艺本身的描述,更是将技艺放进了整个历史发展的巨大洪流中,透过技艺的兴衰沉浮揭示出一个时代的历史与社会变迁,读后发人深思。
笔者虽对该书诸多方面都表示赞赏,但在此仍要指出该书几处不足之处,以便其日后再版时补充完善。其一是从时间线索上看全书的内容分布,存在前略后详的问题。在每章资料中,20世纪中后期的内容往往较为翔实且生动,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脉络却略有欠缺,这与档案史料的缺失有着直接关系。今后若能加强对清末民初时期资料的充实,将会使该书的学术研究价值得到较大的提升。其二是在论述具体的工艺品类上,各章节之间略显失衡。如玉器、景泰蓝、牙雕章节就比金银花丝镶嵌、骨雕、地毯等章节要更为全面详细。这或因某些门类前人可以借鉴资料较少,传承情况不佳而给著作撰写带来了困难,相信随着新材料的挖掘与对该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问题将会逐渐得到解决。
在《百年京作》的结题论证会上,首都师范大学李福顺教授曾言:“《百年京作》有四功,即总结之功、补缺之功、参谋之功、培养人才之功。”这“四功”极为精准地将该书的学术贡献传达出来,它既回顾了北京技艺百年的发展历史,又凭借其真实的一手资料而弥补了史料空缺。最为重要的是它较为客观地评判了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与保护,指出了影响工艺传承的问题所在,同时又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解决方案,为未来北京传统工艺美术提供了参考标准,奠定了人才培养基础,更在潜移默化中启示着中国工艺美术的传承与发展。这也使得《百年京作——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与保护》成为了目前所知的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研究中最为全面、最为翔实的研究成果。
《百年京作》全书分为十五章,首章初步厘清了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历程,尾章介绍了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的美术教育情况,第二章至第十四章为全书的主体部分,对包括象牙雕刻、玉器等在内的17项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代表性品种从行业概况、传承、保护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并将技艺的传承与保护作为全书的核心议题。正如编者在开篇提到的那样,虽然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在20世纪经历了“承袭期、拓展期、衰败期、复兴期、嬗变期、扩张期、转型期”七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历经了战争、政治、思想观念及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的洗礼,但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面貌却一直在不断丰富,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其传承与发展始终未断,绵延至今。因此,了解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状况与发展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并对其进行专题性梳理和归纳是十分必要的。
在传承部分,该书论述了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对古代工艺的继承,同时又对其在原有基础上实现的改革和创新加以探索,还关注了其在百年间传承方式的发展变化。从多方面人手,尽可能全面地呈现了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历程。
在论述对古代工艺的传承上,该书既选取了玉器、牙雕、雕漆、景泰蓝、金银花丝镶嵌等宫廷工艺,又涵盖了深受百姓喜爱的风筝、泥塑、面塑、鬃人等北京地区民间工艺,同时还将对在宫廷工艺和民间工艺中均占有重要地位的刺绣、地毯、料器、骨雕、绒花等工艺加以分析。虽在对古代工艺美术类型的划分上,可以根据受众与服务对象的不同,概括为上述几种类型,但在实际论述其流传过程时却并非易事。因为在历史的发展中这三种类型的传统工艺曾相互穿插交汇,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因而并不能将其简单分成三条孤立的线索。令人欣慰的是,通过阅读可以发现,作者在撰写过程中不仅有大量可靠的古代文献作为支撑,还通过调研北京珐琅厂、玉器一厂、玉器二厂、象牙雕刻厂、金漆镶嵌厂,采访米振雄、张同禄、霍铁辉等工艺美术大师掌握了丰富的一手资料,而且还能本着纵横兼顾的原则,有理有据地论证了近现代北京传统工艺对古代工艺在品类、技艺、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继承与发展始终遵循三条线索的发展规律,并紧扣其发展脉络。这些着实令人信服。
除了对古代工艺的传承的介绍,《百年京作》一书还关注北京各工艺美术品种在不同历史阶段对自身工艺所进行的探索和改进。如在介绍牙雕工艺时,指出牙雕艺人杨士惠曾带领其设计团队,在借鉴玉雕活链技艺的基础上创作出牙雕“链子活”:在介绍玉器工艺时,提到北京玉器老艺人王仲元在20世纪70年代创造出“圆链双链法”,又相继推出《链子花篮》《花篮链瓶》等技艺超群的玉器作品……可以说正是发展和创新才使得北京传统工艺美术能够在千百年的发展中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同时,对于前人创新成果的总结也激励着当今北京传统工艺行业进行不断的探索钻研,在未来的发展中呈现出崭新的北京风采。
在对北京工艺美术本身关注的基础上,该书还对百年间北京工美的传承方式进行了深入地探究并做出了理论性的归纳,这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是极为少见的,也是该书较为重要的贡献。作者指出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在社会变革、思想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出现了“传族式、作坊式、企业式、学校式”四种不同的传承方式,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此外,在著作结语部分,作者还客观地指出了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在传承方面存在的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重工巧,轻艺匠”,“重形式,轻内蕴”,“设计观念滞后,精英意识缺失”等。可见《百年京作》通过对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技艺传承、艺术传承等方面的归纳梳理,将其在20世纪百年间的传承和发展过程由表及里、由内而外地呈现出来。另外,对于发展中遗存的诟病的指出也无疑为未来北京工艺美术的健康发展减少了阻碍。
在保护部分,该书分别就政府、行业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为北京传统工艺美术所作的保护工作的情况报告进行挖掘、整理。既提到直接保护,也兼及间接保护。如在论述料器工艺的章节中提及料器行业为维持其生存和发展时所采用的“自保”形式:“30年代末期到40年代初期,崇文门外四条内路南119号成立的北京料器业公会,就是协调行业内部事宜、联合对外的行业自保组织,这积极地促进了北京料器行业的发展。”除了料器部分,在论述其他工艺门类中也提及了为维持自身发展而成立行业协会、行业工会的信息。这种自保方式在今天仍然延续着,在现今北京的复兴门内,就有成立的集合了不同工艺门类的“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协会”。
除了行业自身的保护措施,《百年京作》中还谈及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里对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支持,许多从未被发掘的珍贵史料也首度呈现。记忆犹新的是在牙雕一章,作者引用了毛主席当时对工艺美术大师杨士惠的评语:“杨士惠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北京牙雕技艺的精湛水平与对牙雕艺人的肯定与推崇表现出来。类似的事例在书中时能看到,又如在地毯一章中,北京地毯总厂地毯图案设计员薛龙冠曾回忆说,他“当时的工资达到每个月220元,比厂里的党委书记还多”,说明在北京传统工艺的发展中,国家对手工艺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给予了双重肯定。此外,北京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也曾得到郭沫若、费孝通等知名人士的支持,林徽因还曾培养、提携钱美华、常莎娜等年轻人,与她们一同参与景泰蓝设计,共同促进北京工艺美术的发展。
在论述保护部分,作者既注重行业为维护自身发展而采取的保护措施,又强调了政府、国家以及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对于北京工美发展的支持与帮助,还从保护技艺、注重教育、培养人才、多种方式宣传等方面将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与保护过程梳理出来。最为可贵的是,尘封在历史中的许多片段也得以重现,使得百年技艺的发展与流传过程变得更为清晰、立体、丰厚而饱满。可见《百年京作》一书不仅仅是对于技艺本身的描述,更是将技艺放进了整个历史发展的巨大洪流中,透过技艺的兴衰沉浮揭示出一个时代的历史与社会变迁,读后发人深思。
笔者虽对该书诸多方面都表示赞赏,但在此仍要指出该书几处不足之处,以便其日后再版时补充完善。其一是从时间线索上看全书的内容分布,存在前略后详的问题。在每章资料中,20世纪中后期的内容往往较为翔实且生动,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脉络却略有欠缺,这与档案史料的缺失有着直接关系。今后若能加强对清末民初时期资料的充实,将会使该书的学术研究价值得到较大的提升。其二是在论述具体的工艺品类上,各章节之间略显失衡。如玉器、景泰蓝、牙雕章节就比金银花丝镶嵌、骨雕、地毯等章节要更为全面详细。这或因某些门类前人可以借鉴资料较少,传承情况不佳而给著作撰写带来了困难,相信随着新材料的挖掘与对该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问题将会逐渐得到解决。
在《百年京作》的结题论证会上,首都师范大学李福顺教授曾言:“《百年京作》有四功,即总结之功、补缺之功、参谋之功、培养人才之功。”这“四功”极为精准地将该书的学术贡献传达出来,它既回顾了北京技艺百年的发展历史,又凭借其真实的一手资料而弥补了史料空缺。最为重要的是它较为客观地评判了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与保护,指出了影响工艺传承的问题所在,同时又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解决方案,为未来北京传统工艺美术提供了参考标准,奠定了人才培养基础,更在潜移默化中启示着中国工艺美术的传承与发展。这也使得《百年京作——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与保护》成为了目前所知的20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研究中最为全面、最为翔实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