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西班牙的电视上看到汶川地震消息的，当时我正在那里参加学术会议。2008年5月13日，我从回国的飞机上下来，就接到了援川命令，带着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朦胧印象和恐惧感 ，便匆匆奔赴救灾一线。

　　四川省人民医院是仁济医院医疗队援川的第一站。医院收治的800多名伤员中有400多名骨科病人需要手术，连续工作超48小时的四川医生急需接替换班，让他们可以休整一下。时间就是生命，超負荷的手术量，不允许我们有半点迟疑。医疗队迅速成立临时党支部，分析情况，将医院里的儿科、内科、眼科医生全部变成外科医生，集中围绕骨科配置救援力量。
　　第一天到成都，医疗队就连夜干到凌晨4点，完成了3台重症手术。至此，上海医疗队成为了接棒四川医生的“中坚力量”。
　　虽然队员们抽调自不同科室，从未有过合作经验，但在最短时间内形成了强大合力与救治力。事实上，一到成都，队员们就不约而同请战到最危险的震中去。但因当地气候条件复杂，空降茂县、映秀的任务相继取消，大家情绪难以平复。我作为队长给大家鼓劲儿：“有伤员的地方就是前线，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就是战场。”据统计，援川期间，仁济医院医疗救援队全队共诊治了3000余名患者，其中重病人500余名;做了70余台骨科手术，其他手术12台。
　　我们从上海带了一顶医疗帐篷到成都，如何把这顶帐篷从成都送到更需要的一线去，成为当时一个难题。后来，我们联系到一辆卡车，我跟着车，一路颠簸把帐篷送到绵阳。这个医疗帐篷本来是为上海世博会医疗保障而设计研发的，是一个先进无菌的野战手术室。到达灾区后，医疗队在这个帐篷里做了将近20台手术。
　　在灾区特殊的环境下，科学救治，降低死亡率、伤残率，是医疗队的主要工作目标。医疗队宁愿多承担一些风险，也始终坚持“病人利益高于一切”。在救灾过程中，我们曾收治一位17岁的少年，他的四肢都受到了严重挤压，血色素只有1g，生命垂危。此时，截肢对医生而言是最简便的选择，保肢意味着风险、技术难度以及大量的护理工作，但经过会诊，我们还是为孩子选择了保肢的治疗方案。为什么？因为我们考虑到了孩子的未来，在生命安全可以保障的前提下，我们更希望为孩子留下完整的肢体。
　　如果不去第一线，会留下遗憾。援川16天，每一位“战友”身上的光芒，令我至今铭记。我还记得，急诊科徐欣辉医生被分到重症感染病区，救治18位重症病人，伴随着震后五天6.1级余震的撤离命令，徐医生说：“我是医生，不会扔下病人独自离开”;麻醉科邓羽霄医生空降汶川县银杏乡，那是一个医疗救援队最后进入的乡村。在那里，他克服缺粮、缺水、缺睡眠的恶劣条件，坚守到最后一刻。
　　2008年5月24日，援川进入后续救治阶段，时任总理的温家宝来到四川省人民医院慰问，握着我的手说道，感谢你们，感谢上海。虽只有八个字，对于医疗队来说，却是莫大的鼓舞。那一天，恰逢我39岁生日，这份意义非凡的生日礼物，值得我一生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