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铃声响起之前，70多岁的罗亚军就已经知道这个电话的内容了。这段时间关于她是如何从一个普通工人的妻子变成千万富翁，而现在又只能依靠拾荒来维持生活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罗亚军拒绝的语气很缓和，尽管媒体的报道已经严重影响了她正常的生活。
　　多次拨打罗亚军的手机都能听到她那彩铃手机传出的孙燕姿的歌声《遇见》，这和她的年龄似乎并不相配，不过这种不相配的背后也许正隐藏着她那宝刀不肯老的悲壮。从某种意义上来讲，20世纪80年代，中国重庆赫赫有名的女富豪、亚新实业公司董事长罗亚军是短缺经济时代企业家的标本：在抓住机会的时候，她快速致富，一度资产达到2000万元，但是其草根本性一面临市场冲击，她快速跌落，一度沦落到依靠拾荒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所以，对罗亚军人生的起伏的鉴定，如果只去追问她个人的功过，显然都是表面的，在罗亚军人生起伏的背后，有更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东西。
　　
　　财富新贵
　　
　　 罗亚军的人生分水岭在她50岁的时候。之前，她过着平淡的家庭主妇的生活，之后她逐步把自己变成一个商人，享受商业带来的快感，也遭遇商业规则的敲打。
　　出生在重庆綦江农村的罗亚军从来就是不安分的人，15岁时她就到重庆谋生了，当时的重庆并不容易生存，所以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她几乎是没有考虑就答应下来。
　　就这样，罗亚军成了现在的丈夫、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的妻子。此后，她们生下了4个儿子。一心相夫教子，靠丈夫微薄的工资，罗亚军一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也和睦。
　　1979年3月，罗亚军遭遇了人生中第一场变故。那一年，她的大儿子杨柏林在老山前线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这是罗亚军疼爱最多的儿子。拿着儿子带血的遗书，和政府发放的1000元的抚恤金，向来坚强的罗亚军哭得死去活来。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在这个时候罗亚军发现小儿子也得了先天性糖尿病。
　　“我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不想失去第二个！”于是给小儿子治病成了罗亚军最重的负担，“大儿子杨柏林的抚恤金是不够的，我也舍不得动用。”二十多年过去了，在重庆市黄桷坪派出所旁巷子里的一栋六层楼的房子里，罗亚军说起往事，长长叹气。
　　这种局面的转机出现在一次邻居到她家串门之后。
　　这位邻居告诉罗亚军说他的亲戚在做棉絮加工，生意不错。一语惊醒梦中人，“为什么别人能做，我不能呢？虽年过不惑，但也不能靠烈属的牌子等着政府救济，要用双手打拼事业。罗亚军考察了一下，棉絮加工风险小、容易上路。” 罗亚军说。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在神州大地来回飘荡。
　　说干就干，大儿子的那笔抚恤金成为了原始资本。不久，在重庆黄桷坪一带，人们就经常看到罗亚军抗着笨重的弹棉弓走几步歇一阵，肩上被勒得红一块紫一块的。
　　为了图便宜，罗亚军还专门用棉纺厂都不要的下脚羊毛作为原材料，那些羊毛又脏又臭，上面沾满了油和灰尘。“我是个生手，动作笨拙，也会经常被羊毛上的灰尘呛得透不过气。”罗亚军说。为了能多多卖，罗亚军采取了薄利多销售的策略，别人一床棉絮卖9元，她就卖8元。就这样，辛辛苦苦地弹了一年，罗亚军终于攒下了两万元钱。
　　新的财富机会也随后来临,罗亚军表妹夫冉鹏程在得知她攒下了一笔钱后，开始给她洗脑：“现在改革开放了，要瞅准机会赚大钱，你把钱放起来也也是死的，应该拿出来做大啊！”
　　


　　经过这一洗脑，一家以大儿子杨柏林的名字命名的“柏林皮鞋厂”诞生了。罗亚军以弹棉花赚来的两万元钱作为启动资金，自己当起了厂长，但真正的幕后策划却是冉鹏程。
　　那个时候，在罗亚军居住的整条巷子和巷子外的人都在在传诵着“英雄妈妈当厂长了”的故事。
　　“柏林皮鞋厂”的第一批产品很快生产出来。冉鹏程告诉罗亚军，重庆皮鞋市场已经饱和，“柏林皮鞋厂”皮鞋只能外销。“我觉得这番话着实有道理，于是把所有皮鞋全部交给他带到外地销售。”罗亚军说。
　　不过，带着这价值一万元多的产品，冉鹏程就再也没有回来。
　　尽管如此，皮鞋厂不能就此关门啊！“因为我是在替儿子做事。”
　　雇了一个帮工，两个底工，柏林皮鞋厂随即重新开张。那时候罗亚军什么都不懂，但是“我可以学啊！”
　　作为柏林皮鞋厂的老板，罗亚军还当采购员、生产员和销售员，皮鞋生产好了，她就到鞋贩子那里一家家兜售。
　　“别人都觉得我老实，又是英雄的母亲，都相信我，都愿意跟我做生意。越是这样，我越是踏踏实实地做事情，从不骗人害人，生意也就越好。”不久，罗亚军就把广州、深圳、珠海、上海、武汉等地踏遍了。
　　“柏林皮鞋厂”也越做越大，员工从3人增加到50人，产品在当时的重庆百货等公司热销，罗亚军成了远近闻名的皮鞋大户，她还投资70多万，开设原材料厂，解决了100多残疾人的就业。
　　1986年，重庆黄桷坪正街一幢投资80万元的楼房拔地而起，这幢楼房六层，三十六间，厨房、卫生间、电梯间应有尽有，外墙也镶嵌马赛克。
　　豪华气派堪称当地一景，人们都称其为“百万楼”，罗亚军也自然成了“杨百万”。
　　多年以后，这栋“百万楼”成了罗亚军惟一的歇身之地。不过产权早已变成银行的了，与此相对的是，在这当年的“百万楼”周围无数高楼大厦把“百万楼”隐埋了世人的视线中。
　　
　　高台跳水
　　
　　市场是变化的，如果说罗亚军的成功源于她对机会的把握，然而将她推进深渊的也是机会。所以能否真正把握住机会，对任何人都是一场考验，这种考验有时候是除去了勤劳、善良之外的。
　　1986年，罗亚军意外获悉，地处重庆市解放碑的一家电影院，因房屋陈旧破烂，严重影响市容，急需大量资金改造。
　　在相关部门的牵线下，几乎没有与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罗亚军在最短的时间里与电影院签订了合同。
　　1994年，重庆饮食巨舰——亚新饮食娱乐城在重庆最繁华的八一路崛起，这是一个圈地2000多平方米，耗资千万元的大项目。罗亚军由此成了重庆商圈有名的大老板。
　　但是，这种在短缺经济时代崛起的企业家看到往往是前景，而忽视了商业最基本的规则：依法经商。
　　“当时有个律师朋友曾提醒我，这么大的投资还是谨慎点好，况且他认为娱乐城手续不全。他让我给他一笔费用，他会帮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好。”换了现在，也许花更多的钱前，罗亚军都会跟这位律师合作，因为现在她终于明白了“只有让别人赚钱，自己才能赚到钱。”
　　不过，天下最难的事是没有后悔药。
　　罗亚军一口回绝了当时的律师。她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那时候她把投资都放到了饮食娱乐城的建设上了，她总认为这位律师是在“敲诈”她。除了资金的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她思想上的不接受：“我以前没有律师不也赚了吗？要你何用？”
　　刚开始的时候，娱乐城每天都有两三万元的营业额，罗亚军也进入到了一个最顶峰的时期，走到哪里都会有人追着、捧着。
　　


　　但好景不长。由于和物管方的矛盾，亚新饮食娱乐城先是莫名其妙地停水停电，后来下水管道又被人为堵上了。为了保证营业，罗亚军不得不开始改造水电，增添设备，疏通沟渠。
　　谁也没有想到，这些计划外的投入却是个无底洞，但开弓没有回头箭，罗亚军无法回头。为此，她把皮鞋厂关门了，门市也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抵押了，可还是无法满足娱乐城的消耗。
　　关键时候，高利贷成为了罗亚军的救命稻草，不过现在她终于认识到这不是稻草而是毒药。
　　罗亚军先后向10多个高利贷朋友借了钱，多则200多万，少的数十万元。她期待着亚新饮食娱乐城的生意能够火爆起来，迅速还债。然而，亚新饮食娱乐城的生意却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入不敷出。
　　“高利贷就像是黄世仁，它会榨干你身上的每一分钱，让你永世不得翻身。”直到已经沦落到靠拾荒过日子的时候，罗亚军才算是大澈大悟了。
　　接下来的事情是，1994年，电影院把罗亚军告上了法庭，因为亚新饮食娱乐城并没有获得任何修建房屋的证照，属于违规建筑。这时候，想起当年那位好心的律师朋友，罗亚军已欲哭无泪。1998年，无力还贷的罗亚军被放贷人告上法庭，她含辛茹苦创建的亚新饮食娱乐城以及一些不动产立即被冻结，从此以后，她7年来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
　　2002年底，官司输后，罗亚军带着伤痛和债务无奈离开了那曾经带给她光荣与梦想的亚新饮食娱乐城……
　　
　　历史背影
　　
　　当年借的资金已滚成一个令人咋舌的巨大“雪球”，当年的朋友也翻脸不认人，罗亚军已经无力了！
　　曾经的“百万楼”现在除了六楼留给自己住外，其他楼层都租出去了，而所收的租金都被用来还债。
　　为了生活，罗亚军必须想办法挣钱。不过她已经70多岁了，又没有技术，不可能找到适合的工作。捡垃圾是惟一能做的事情了，“捡垃圾虽然发不了财，但是起码可以补贴一下家用。”
　　在捡垃圾时，她最害怕遇见熟人，毕竟自己曾经辉煌过。不过这样让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过，当别人在她面前提起“杨百万”、“亚新饮食娱乐城”等熟悉的词语，罗亚军的眼泪往往会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现在的罗亚军看上去有些憔悴，但和蔼可亲，就如同街头任何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奶奶。惟一不同的是，她比那些忙着打门球的老奶奶们的思想更加现代，除了前面提到的她时髦的用着彩铃手机外，在和记者的聊天中，她往往能把很多最新的商场上的专业名词熟练运用。
　　空下来的时候，她偶尔还和那些经商的人谈论一些商场上的事情，不过在罗亚军生活的小巷里，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老奶奶曾经的风光，只有提到“杨百万”才会让人们恍然。
　　所有的光环和财富都已离罗亚军远去，她现在要面对的是那些她称作“鬼”的债主。
　　在“百万楼”通往六楼的楼梯上，安上了铁门，铁门24小时用铁锁锁着。
　　不仅如此，罗亚军还把的弟弟和另外一个亲戚接过来和她家人一起住，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给自己“壮胆”。
　　这个曾经的“百万楼”里，罗亚军家里的四张床上布满了煤炭的污渍，空气里飘着刺鼻的煤油味。
　　罗亚军宁愿自己去承担一切，希望债主们不要伤害自己的家人。
　　在过去的日子，那些放高利贷的“鬼”已经砸坏了她们家的铁门，砸烂了锅，甚至把锅铲都扔到了厕所里。
　　“他们还把我们一家老小叫起来，坐成一排任凭他们用极难听的话侮辱我们，一直到天亮。甚至还把开水倒在床上，不准人睡觉，还扬言要投毒杀死我全家……”罗亚军说到这里失声痛苦。
　　无休止的折磨使罗亚军的老伴高血压多次发作，二儿子也离开了重庆，而13岁的小孙子生活在恐惧中，甚至不敢去上学。
　　罗亚军说她恨自己，让一家人都跟着自己受累。所以，尽管已经沦落到拾荒过日子的境地，罗亚军也没有忘记思索某种方式东山再起。
　　2005年初，用捡垃圾的钱，罗亚军去了一趟贵州，考察一个食品深加工的项目。不过这项目并不适合她。
　　回首自己起落的人生，罗亚军已经显得无比的平静。
　　这种平静的背后又蕴藏着多少无奈与孤独呢？罗亚军的时代已经过去，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但她坚持着给自己的人生“补课”，希望能重振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