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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时候想,几十年来,三姨家出了那么多事。三姨能忍着活过来,不容易。
前七八年回洛阳老家,去看三姨,进了家,三姨不在。问表哥孬,孬说,出去打牌了。见天出去打牌。见天,就是每天的意思。心想,三姨的心,真大。又想,心不大,又能怎么样呢?
三姨一家,几十年前是一大家子人,三姨,三姨夫,大兒子卿贤,二儿子孬,三儿子良良;大女儿红霞,二女儿小瑞,三女儿小丽。一家八口,总是人进人出的热闹。
小时候,我在洛阳老家住过半年,老家亲戚多,可我最喜欢去的就是三姨家。几个兄弟姐妹里,母亲跟三姨最亲。也许是年龄相近,小时候在一起玩大的,也许是几个兄弟姐妹,只有母亲出嫁离开洛阳,到了遥远的西北,三姨特别记挂她吧。因母亲的亲近,加之三姨的好性格,我几乎有点把三姨当母亲那样对待,去三姨家吃住玩就跟自己家一样,从没什么拘束。
从外婆家南关的贴郭巷,转两个街角就到了三姨家住的北关的肖家街。去三姨家,要经过大姨家,可我不爱去,莫名地觉得大姨家阴气重。大姨四九年以前嫁了洛阳有名的私营企业主帽子张家,四九后全家从老宅子里被赶出来,一大家子人挤住在一座两层的小楼里。屋子进深很深,窗子少而小,又舍不得电,里面总是黑洞洞的。大姨家人更多,七八个表哥表姐表弟,还有一个老奶奶。不知为什么,这么多人却并不显得多,楼里常是悄无声息。偶尔有人上楼,木板的楼梯咯吱咯吱地响,很涩的声音也是低低的。孩子们的悄无声息,也许是因为大姨夫的落魄吧。我偶尔去,会见到他不出声地坐在暗影里一张圈椅上,只是稀疏的几根雪白眉毛十分显眼。家里唯一的一点亮,是大姨的声音,银子一样。每每快走到大姨家门口的时候,我总是警惕地看着,悄悄地,生怕她家的谁忽然出来看见了我。大姨家的门口一过,我几步就飞奔到了三姨家。
我喜欢三姨家的热闹。
三姨的家,不大,一间屋子,现在想来有30多平方米,因一侧靠着过道,就将过道上面封闭起来,成了一间阁楼。上下,是用一架梯子。阁楼上铺的木板,不够严实,我跟表哥孬在上面的时候,有人从过道里进出,我俩就会趴在地板上,从木板的缝隙里往下看。从那儿看下去,视角不一样,能看到人的头顶和两个肩旁。一个个的头和肩膀,忽地过去,忽地过来,演戏一样。我们看着,不敢出声,有一种奇怪的满足感。
三姨家靠门口的地方,有一口半人多高的水缸,上面贴着一条红纸,上面写着:记着添水。我小,不认识那几个字,问大表哥卿贤,说写的是“记着添水”。“寄着甜水”?“甜水”,我觉得奇怪。现在想来有些可笑,可那时候不知为什么会那么想。
三姨家大一些的两个孩子上学了。表哥表姐上学的时候,家里除了三姨,就是我和两个表妹。最小的表弟良良,是后来才出生的。
二
三姨,我记忆最深的是,天最冷的时候,她总是在一口大锅里熬牛骨头汤。牛骨头那个时候该是很便宜的吧。三姨搬一个小板凳,坐在灶台一边,隔一会,用大勺子在锅里搅上几下。一会儿,出去了,过一会儿,又不知从哪儿回来了。牛骨头汤快熬好了,三姨那边就开始烙油饼。不多时候,一人一大碗牛骨头汤,一摞油饼就上桌了。天寒地冻,就着牛骨头汤,吃着热热的油饼,再也没有那样的日子了。
三姨夫呢?拉攀去了。我不知道“拉攀”是哪两个字。“拉”可以肯定,“攀”,我不知道。在洛阳老家,拉攀就是拉架子车。三姨夫原先在一所学校教书,不知小学还是中学,后来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街道上拉架子车。他那个时候的模样,已经有些模糊了,大约是有些黑瘦,但依旧是很精神的。去年我回老家,才看到了他年轻时候的照片,是多么英俊的一个人。
记着有一天,三姨夫拉攀回来,笑眯眯(我现在想象的,好像是)递给我一只透明的玻璃弹子。这弹子,大约是用来吹制灯泡的。表哥孬也想要,但我是客人,三姨夫就给了我。三姨夫这一段给玻璃厂拉货,应该是偶然在路上捡拾到的。因这玻璃弹子,我好奇,就央求姨夫第二天拉攀的时候带着我去玻璃厂。三姨夫说,我拉攀,跟着去干什么!我记不清三姨夫当时的表情,现在想来,该是无奈,无奈里隐含着辛酸,亦是不屈的。我终于是没有去成。
歇着的一天,三姨夫偶尔会喝几口酒。那时,酒不易得。一家人围着小桌坐下,三姨夫倒一杯酒,自己喝,也叫我就着他的酒杯抿一点。我那时太小,记不得那些场景,也记不得他会说些什么。若是现在,三姨夫该有多少话可以跟我说啊。现在想想,他的一切,我几乎都不知道。再回去了问问,问问表哥表妹。也许,回去又忘了。
再知道三姨夫的消息,“文革”结束了。说要给“右派”平反,拨乱反正。三姨后来说,学校来人,说平反的事情,要三姨夫回学校,接着教书。三姨夫回人家,不用平反,学校,我也不回。我拉攀挺好。补发的工资,三姨夫也坚决不要。后来,三姨无奈,私下里去学校领了。
前十几年,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就是写的三姨夫,他叫于长松。小说结尾,模仿汪曾祺的《岁寒三友》,写三姨夫跟一个一起拉攀的车夫,俩人在雪夜饮酒,大醉出门,相互搀扶着,漫天痛骂,满街人惊愕。三姨夫心里的苦,是不愿意诉说,也没有人可以诉说的。
唉,这场酒,若是我在,也会大醉的。醉了,陪着他,一起骂,骂天骂地,骂时光,也痛骂痛骂自己。
三姨夫去世的时候,我不知道。也许母亲知道,但没有告诉我。这些事都是这样,老家的人去世了,母亲知道了,都是要过一段,才会轻描淡写一样地告诉我。因三姨夫的死,我想起母亲说起的一个邻居老太太,母亲让我叫姑姑的,她的丈夫打成“右派”,押在新疆的一个农场,平反后亦是不肯回来,终于老在了那儿。那个农场,似乎还很有几个“右派”不肯回来。回去干什么呢?人也老了,亲人也都没有了。我为那个人写过一篇虚拟的文字,结尾是坟地,起风的时候,他的一只手从坟里面伸了出来。
三姨夫的死,好像是肝癌,郁结到那样,怎么会不伤肝气呢。
后来,我回去,也没有去上过三姨夫的坟。以后呢?我不知道。 三姨夫,你累了,好好安息吧。
三
三姨夫活着的时候,不知是哪一年,大表哥卿贤死了。
三姨夫最喜欢的就是卿贤。卿贤这名字自然是三姨夫取的。卿贤的字写得好。似乎卿贤也长得最像三姨夫。
“文革”时,卿贤年轻,热血,参加了当时的活动,却意外身亡。
卿贤死了,组织给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追认为烈士。三姨参加了追悼会,戴了大红花。三姨夫,因为是“右派”,没有去。
“文革”结束,卿贤的烈士待遇,没了。
三姨有些想不通,似乎还去找过有关部门,自然是没有结果。三姨夫是不会去找的。他明白。他比三姨更痛苦。
卿贤的死,三姨一直瞒着母亲。那时没有电话,只能写信。三姨不识字。似乎母亲给三姨写过信。母亲上过几个月的扫盲班,后来自学,学会了看报写信。三姨收到信,叫孩子们念给她听。回信,自然是三姨说,哪个孩子写。信里只是天气穿衣之类,卿贤的死,自然是不会说的。
卿贤的死,母亲怎么知道的,没有印象了。也许是父亲某年出差回老家才知道的。母亲是怎样的难过,我也是不知道的。
四
三姨的大女儿红霞,在三个女儿里生得最好,且天生一副好嗓子。“文革”前,也许是“文革”时,有文工团之类看上了她。三姨夫老思想,从来看不上唱歌的,没商量,丢人,不准去。
红霞后来嫁给了同一个厂的李涛。李涛是当时的风云人物,英俊,聪明。李涛看上了红霞。婚后不久,“文革”结束了。李涛靠边,属于“三种人”,也即造反起家的人,工作沒有了。改革之初,失意的李涛不甘居人后,不知做起了什么生意,积攒了一些钱,就做起了走私黄金。不知道他那次外出带了多少黄金,在火车上给警察查到,心疼那些黄金,他竟然糊涂了,乘着警察不备,带着黄金,从车窗跳了下去。
李涛死了。因为李涛是“三种人”之一,红霞的工作也没有了。她养不起两个孩子。后来嫁了人,离婚,又嫁人。后来,精神时好时坏,似乎有些不正常了。
那一年,父亲因为什么事回洛阳。三姨无奈,说,让红霞在兰州住一段吧。红霞那段时间在洛阳家里,甚至好些天连楼都不下,吃饭都是别人端上去的。父亲心软,就带上了红霞。红霞来兰州住了几个月。
红霞回去后,似乎在精神病院住过一段。洛阳也不时有红霞的消息,说她这不好,那不好。
前年,我陪着老父亲去洛阳处理将要拆迁中和巷的祖产,二表妹小丽跟我说,红霞死了。快一百天了。从楼上跳下去的。别跟姨说。
小丽跟我说的那天,三姨照旧出去打牌了。
五
三姨家的人,跟我似乎有点关系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关系的是表妹小瑞。小瑞是三姨的二女儿,生得瘦小。最早见她的时候,我该是上小学一年级。那年,因为什么事,我们一家都回了洛阳老家。小瑞跟姐姐红霞性格反着。对她的印象已经不深了,似乎只是看见她习惯默默地站在门口,一句话也不说,就低着头。似乎是梳了两根辫子,小小的脸,皮肤也不白。
母亲身体不好,又远在西北,三姨是老一辈人,没有什么近亲结婚如何如何之类,就想着能把小瑞许给我,好顺便替她照顾母亲。她们姐妹偶尔说这话,在屋里静悄悄的时候,我的耳朵似乎就格外灵。我还小,大人们自然不会跟我说这个。可是似乎因为这个话,心里就有一点什么,她就跟我无端有了点什么关系似的。自然,后来就忘了。相隔千里,没什么联系,世事攘攘,自然就忘了。
后来一些年,没有回老家,也就再没见过她。似乎,也从来没有想起过她。某一年,红霞的丈夫,也就是我的表姐夫李涛还活着的时候,来过一次兰州。我去看他,他似乎是知道一点那些老人们的旧话,跟我说,小瑞死了。
很多年没有她的消息,也似乎早就忘了,我却忽地难过起来,眼泪就止不住。李涛是心思细腻的人,等我有些平静了,才慢慢对我说起小瑞的死。
小瑞大了,认识一个人,就喜欢上了。性格有些内向的小瑞,一心去爱了。男家后来要盖房子,她去帮忙。那个时候家里修房子盖房子,全是自己弄,再请几个帮工。
一天,还下着雨,男孩子不知要去拉什么,小瑞刚好过去,就跟着去了。不知是没有带伞,还是因为天气太凉,小瑞回来就发烧了。
不知道是不是拖延了,小瑞的病,后来住院竟然已经是尿毒症了。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肾移植,即便是有,也不是三姨一家这样的凡俗百姓所能承受的。
小瑞死了。那一年多大,我不知道。二十多一点吧。
李涛说,小瑞临走的时候,希望那个男孩子能来看看她,但到最后也没能见到。男家也许是觉得小瑞这病跟他们有些关系,有意躲着吧。我后来想,男家修建的兴许就是他们以后的婚房吧。
小瑞的死,我后来写过一篇文字,算是纪念。那样的文字,之前也在周作人那看过一篇。周的语调抑制,低低的,近乎冷,却有另一种特别的情感触动人。周说他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放下了。我的呢,本来就没有,不过是难过一下,一会就过去了,没有什么放不放下的。
六
三姨记挂着母亲。她是来过一次兰州的。那是三十几年前了。不知道事情是怎么碰在一起的,家里正打一些家具,三姨来了。记得三姨进家的时候,母亲正在厨房里。三姨放下东西就去了厨房,拉着母亲的手,俩人就哭了起来,哭了好久。厨房的门,悄悄关上了。后来,没有声音的时候,门开了。三姨和母亲在里面择着菜,一边小声说着话,眼泪早擦干了,好像刚才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那样。
那时候买家具都是去木器厂。木器厂的家具都是老样子,要新的样式,就得自己家买了木料,请南方的木匠上门打造。父亲上班,我们兄弟几个,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打家具的事就是三姨跟母亲照料。那一次,三姨好像在兰州待了有一个月。
三姨走的时候,跟母亲告别,说了什么,记不得了。车站有些距离,母亲是不便送的。我们去送三姨,转到楼后,我看见母亲的脸紧紧贴在后窗的玻璃上。那时兰州坐火车要十八个小时才能到洛阳,母亲身体不好,家里也没多余的钱买车票,母亲跟三姨见一次面是不容易的。母亲从后窗看着,三姨自然也知道母亲会从那儿看着她。三姨回头了没有,我也记不得了。
有时候想,几十年来,三姨家出了那么多事。三姨能忍着活过来,不容易。
前七八年回洛阳老家,去看三姨,进了家,三姨不在。问表哥孬,孬说,出去打牌了。见天出去打牌。见天,就是每天的意思。心想,三姨的心,真大。又想,心不大,又能怎么样呢?
三姨一家,几十年前是一大家子人,三姨,三姨夫,大兒子卿贤,二儿子孬,三儿子良良;大女儿红霞,二女儿小瑞,三女儿小丽。一家八口,总是人进人出的热闹。
小时候,我在洛阳老家住过半年,老家亲戚多,可我最喜欢去的就是三姨家。几个兄弟姐妹里,母亲跟三姨最亲。也许是年龄相近,小时候在一起玩大的,也许是几个兄弟姐妹,只有母亲出嫁离开洛阳,到了遥远的西北,三姨特别记挂她吧。因母亲的亲近,加之三姨的好性格,我几乎有点把三姨当母亲那样对待,去三姨家吃住玩就跟自己家一样,从没什么拘束。
从外婆家南关的贴郭巷,转两个街角就到了三姨家住的北关的肖家街。去三姨家,要经过大姨家,可我不爱去,莫名地觉得大姨家阴气重。大姨四九年以前嫁了洛阳有名的私营企业主帽子张家,四九后全家从老宅子里被赶出来,一大家子人挤住在一座两层的小楼里。屋子进深很深,窗子少而小,又舍不得电,里面总是黑洞洞的。大姨家人更多,七八个表哥表姐表弟,还有一个老奶奶。不知为什么,这么多人却并不显得多,楼里常是悄无声息。偶尔有人上楼,木板的楼梯咯吱咯吱地响,很涩的声音也是低低的。孩子们的悄无声息,也许是因为大姨夫的落魄吧。我偶尔去,会见到他不出声地坐在暗影里一张圈椅上,只是稀疏的几根雪白眉毛十分显眼。家里唯一的一点亮,是大姨的声音,银子一样。每每快走到大姨家门口的时候,我总是警惕地看着,悄悄地,生怕她家的谁忽然出来看见了我。大姨家的门口一过,我几步就飞奔到了三姨家。
我喜欢三姨家的热闹。
三姨的家,不大,一间屋子,现在想来有30多平方米,因一侧靠着过道,就将过道上面封闭起来,成了一间阁楼。上下,是用一架梯子。阁楼上铺的木板,不够严实,我跟表哥孬在上面的时候,有人从过道里进出,我俩就会趴在地板上,从木板的缝隙里往下看。从那儿看下去,视角不一样,能看到人的头顶和两个肩旁。一个个的头和肩膀,忽地过去,忽地过来,演戏一样。我们看着,不敢出声,有一种奇怪的满足感。
三姨家靠门口的地方,有一口半人多高的水缸,上面贴着一条红纸,上面写着:记着添水。我小,不认识那几个字,问大表哥卿贤,说写的是“记着添水”。“寄着甜水”?“甜水”,我觉得奇怪。现在想来有些可笑,可那时候不知为什么会那么想。
三姨家大一些的两个孩子上学了。表哥表姐上学的时候,家里除了三姨,就是我和两个表妹。最小的表弟良良,是后来才出生的。
二
三姨,我记忆最深的是,天最冷的时候,她总是在一口大锅里熬牛骨头汤。牛骨头那个时候该是很便宜的吧。三姨搬一个小板凳,坐在灶台一边,隔一会,用大勺子在锅里搅上几下。一会儿,出去了,过一会儿,又不知从哪儿回来了。牛骨头汤快熬好了,三姨那边就开始烙油饼。不多时候,一人一大碗牛骨头汤,一摞油饼就上桌了。天寒地冻,就着牛骨头汤,吃着热热的油饼,再也没有那样的日子了。
三姨夫呢?拉攀去了。我不知道“拉攀”是哪两个字。“拉”可以肯定,“攀”,我不知道。在洛阳老家,拉攀就是拉架子车。三姨夫原先在一所学校教书,不知小学还是中学,后来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街道上拉架子车。他那个时候的模样,已经有些模糊了,大约是有些黑瘦,但依旧是很精神的。去年我回老家,才看到了他年轻时候的照片,是多么英俊的一个人。
记着有一天,三姨夫拉攀回来,笑眯眯(我现在想象的,好像是)递给我一只透明的玻璃弹子。这弹子,大约是用来吹制灯泡的。表哥孬也想要,但我是客人,三姨夫就给了我。三姨夫这一段给玻璃厂拉货,应该是偶然在路上捡拾到的。因这玻璃弹子,我好奇,就央求姨夫第二天拉攀的时候带着我去玻璃厂。三姨夫说,我拉攀,跟着去干什么!我记不清三姨夫当时的表情,现在想来,该是无奈,无奈里隐含着辛酸,亦是不屈的。我终于是没有去成。
歇着的一天,三姨夫偶尔会喝几口酒。那时,酒不易得。一家人围着小桌坐下,三姨夫倒一杯酒,自己喝,也叫我就着他的酒杯抿一点。我那时太小,记不得那些场景,也记不得他会说些什么。若是现在,三姨夫该有多少话可以跟我说啊。现在想想,他的一切,我几乎都不知道。再回去了问问,问问表哥表妹。也许,回去又忘了。
再知道三姨夫的消息,“文革”结束了。说要给“右派”平反,拨乱反正。三姨后来说,学校来人,说平反的事情,要三姨夫回学校,接着教书。三姨夫回人家,不用平反,学校,我也不回。我拉攀挺好。补发的工资,三姨夫也坚决不要。后来,三姨无奈,私下里去学校领了。
前十几年,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就是写的三姨夫,他叫于长松。小说结尾,模仿汪曾祺的《岁寒三友》,写三姨夫跟一个一起拉攀的车夫,俩人在雪夜饮酒,大醉出门,相互搀扶着,漫天痛骂,满街人惊愕。三姨夫心里的苦,是不愿意诉说,也没有人可以诉说的。
唉,这场酒,若是我在,也会大醉的。醉了,陪着他,一起骂,骂天骂地,骂时光,也痛骂痛骂自己。
三姨夫去世的时候,我不知道。也许母亲知道,但没有告诉我。这些事都是这样,老家的人去世了,母亲知道了,都是要过一段,才会轻描淡写一样地告诉我。因三姨夫的死,我想起母亲说起的一个邻居老太太,母亲让我叫姑姑的,她的丈夫打成“右派”,押在新疆的一个农场,平反后亦是不肯回来,终于老在了那儿。那个农场,似乎还很有几个“右派”不肯回来。回去干什么呢?人也老了,亲人也都没有了。我为那个人写过一篇虚拟的文字,结尾是坟地,起风的时候,他的一只手从坟里面伸了出来。
三姨夫的死,好像是肝癌,郁结到那样,怎么会不伤肝气呢。
后来,我回去,也没有去上过三姨夫的坟。以后呢?我不知道。 三姨夫,你累了,好好安息吧。
三
三姨夫活着的时候,不知是哪一年,大表哥卿贤死了。
三姨夫最喜欢的就是卿贤。卿贤这名字自然是三姨夫取的。卿贤的字写得好。似乎卿贤也长得最像三姨夫。
“文革”时,卿贤年轻,热血,参加了当时的活动,却意外身亡。
卿贤死了,组织给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追认为烈士。三姨参加了追悼会,戴了大红花。三姨夫,因为是“右派”,没有去。
“文革”结束,卿贤的烈士待遇,没了。
三姨有些想不通,似乎还去找过有关部门,自然是没有结果。三姨夫是不会去找的。他明白。他比三姨更痛苦。
卿贤的死,三姨一直瞒着母亲。那时没有电话,只能写信。三姨不识字。似乎母亲给三姨写过信。母亲上过几个月的扫盲班,后来自学,学会了看报写信。三姨收到信,叫孩子们念给她听。回信,自然是三姨说,哪个孩子写。信里只是天气穿衣之类,卿贤的死,自然是不会说的。
卿贤的死,母亲怎么知道的,没有印象了。也许是父亲某年出差回老家才知道的。母亲是怎样的难过,我也是不知道的。
四
三姨的大女儿红霞,在三个女儿里生得最好,且天生一副好嗓子。“文革”前,也许是“文革”时,有文工团之类看上了她。三姨夫老思想,从来看不上唱歌的,没商量,丢人,不准去。
红霞后来嫁给了同一个厂的李涛。李涛是当时的风云人物,英俊,聪明。李涛看上了红霞。婚后不久,“文革”结束了。李涛靠边,属于“三种人”,也即造反起家的人,工作沒有了。改革之初,失意的李涛不甘居人后,不知做起了什么生意,积攒了一些钱,就做起了走私黄金。不知道他那次外出带了多少黄金,在火车上给警察查到,心疼那些黄金,他竟然糊涂了,乘着警察不备,带着黄金,从车窗跳了下去。
李涛死了。因为李涛是“三种人”之一,红霞的工作也没有了。她养不起两个孩子。后来嫁了人,离婚,又嫁人。后来,精神时好时坏,似乎有些不正常了。
那一年,父亲因为什么事回洛阳。三姨无奈,说,让红霞在兰州住一段吧。红霞那段时间在洛阳家里,甚至好些天连楼都不下,吃饭都是别人端上去的。父亲心软,就带上了红霞。红霞来兰州住了几个月。
红霞回去后,似乎在精神病院住过一段。洛阳也不时有红霞的消息,说她这不好,那不好。
前年,我陪着老父亲去洛阳处理将要拆迁中和巷的祖产,二表妹小丽跟我说,红霞死了。快一百天了。从楼上跳下去的。别跟姨说。
小丽跟我说的那天,三姨照旧出去打牌了。
五
三姨家的人,跟我似乎有点关系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关系的是表妹小瑞。小瑞是三姨的二女儿,生得瘦小。最早见她的时候,我该是上小学一年级。那年,因为什么事,我们一家都回了洛阳老家。小瑞跟姐姐红霞性格反着。对她的印象已经不深了,似乎只是看见她习惯默默地站在门口,一句话也不说,就低着头。似乎是梳了两根辫子,小小的脸,皮肤也不白。
母亲身体不好,又远在西北,三姨是老一辈人,没有什么近亲结婚如何如何之类,就想着能把小瑞许给我,好顺便替她照顾母亲。她们姐妹偶尔说这话,在屋里静悄悄的时候,我的耳朵似乎就格外灵。我还小,大人们自然不会跟我说这个。可是似乎因为这个话,心里就有一点什么,她就跟我无端有了点什么关系似的。自然,后来就忘了。相隔千里,没什么联系,世事攘攘,自然就忘了。
后来一些年,没有回老家,也就再没见过她。似乎,也从来没有想起过她。某一年,红霞的丈夫,也就是我的表姐夫李涛还活着的时候,来过一次兰州。我去看他,他似乎是知道一点那些老人们的旧话,跟我说,小瑞死了。
很多年没有她的消息,也似乎早就忘了,我却忽地难过起来,眼泪就止不住。李涛是心思细腻的人,等我有些平静了,才慢慢对我说起小瑞的死。
小瑞大了,认识一个人,就喜欢上了。性格有些内向的小瑞,一心去爱了。男家后来要盖房子,她去帮忙。那个时候家里修房子盖房子,全是自己弄,再请几个帮工。
一天,还下着雨,男孩子不知要去拉什么,小瑞刚好过去,就跟着去了。不知是没有带伞,还是因为天气太凉,小瑞回来就发烧了。
不知道是不是拖延了,小瑞的病,后来住院竟然已经是尿毒症了。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肾移植,即便是有,也不是三姨一家这样的凡俗百姓所能承受的。
小瑞死了。那一年多大,我不知道。二十多一点吧。
李涛说,小瑞临走的时候,希望那个男孩子能来看看她,但到最后也没能见到。男家也许是觉得小瑞这病跟他们有些关系,有意躲着吧。我后来想,男家修建的兴许就是他们以后的婚房吧。
小瑞的死,我后来写过一篇文字,算是纪念。那样的文字,之前也在周作人那看过一篇。周的语调抑制,低低的,近乎冷,却有另一种特别的情感触动人。周说他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放下了。我的呢,本来就没有,不过是难过一下,一会就过去了,没有什么放不放下的。
六
三姨记挂着母亲。她是来过一次兰州的。那是三十几年前了。不知道事情是怎么碰在一起的,家里正打一些家具,三姨来了。记得三姨进家的时候,母亲正在厨房里。三姨放下东西就去了厨房,拉着母亲的手,俩人就哭了起来,哭了好久。厨房的门,悄悄关上了。后来,没有声音的时候,门开了。三姨和母亲在里面择着菜,一边小声说着话,眼泪早擦干了,好像刚才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那样。
那时候买家具都是去木器厂。木器厂的家具都是老样子,要新的样式,就得自己家买了木料,请南方的木匠上门打造。父亲上班,我们兄弟几个,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打家具的事就是三姨跟母亲照料。那一次,三姨好像在兰州待了有一个月。
三姨走的时候,跟母亲告别,说了什么,记不得了。车站有些距离,母亲是不便送的。我们去送三姨,转到楼后,我看见母亲的脸紧紧贴在后窗的玻璃上。那时兰州坐火车要十八个小时才能到洛阳,母亲身体不好,家里也没多余的钱买车票,母亲跟三姨见一次面是不容易的。母亲从后窗看着,三姨自然也知道母亲会从那儿看着她。三姨回头了没有,我也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