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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自醒的中产群体能够为社会带来什么
晚会之变
北京富力万丽酒店3层，首府宴会厅。灯火通明。
离晚会正式开始还有一个小时。郑洪一袭长裙，站在入口处从容地和来往宾客寒暄。在她的对面，签到处，郝荃正忙着。
看到叶小玮出现，郑洪一把把她拉住，介绍给我。
会场里，孙海阳不时地进进出出，留意着各种状况。
这四个年龄相仿的女人都是蒲公英项目的创始人。2005年，该项目资助建立了北京第一所也是目前仅有的一所专门为外来务工者子弟创办的非营利初中—蒲公英中学。自2007年始，每一年蒲公英项目都要举办公益慈善晚会，这是第九次。
提及学校的建立，作为校长的郑洪不想居功，自称“很多细节都忘了”，建议我和叶小玮谈。
叶小玮是前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04年，她和前美国驻华大使夫人Sarah T. Randt（中文名雷婷）发动周围的朋友，打算回国一起做点回馈社会的事情。她们考察了很多项目，由此结识了郑洪。
郑洪1992年赴美前是古生物博士。49岁时，她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攻读公共管理硕士，专业方向非营利组织。回国后，她开始筹办蒲公英中学。
叶小玮了解到郑洪非营利模式办学的构想，向她发出了邀请。蒲公英中学于是成为蒲公英项目资助的第一个子项目，“大家都觉得蒲公英这个名字很好，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叶小玮回忆。
其后，归国律师孙海阳、毕马威中国合伙人郝荃等人陆续加入到创始团队中来。十一年过去，从创始人到志愿者，蒲公英项目都由职业女性构成。
晚会被一阵细密的鼓点唤醒，强有力的重音打断了人们的闲谈。穿着校服的孩子们在台上一阵酣畅淋漓地敲击，台下起了叫好声。同桌之人有初次受邀前来的，开始向周围志愿者打听台上的演奏者。
钱静坐在会场左区第二排头一桌，作为蒲公英项目的老志愿者，她和会场里大部分人都相熟。很多志愿者和她一样，从项目发起时就一路相随。
她告诉《中国慈善家》，这次参加慈善晚会演出的孩子们所使用的乐器来自阳光艺术、荷风艺术、音乐之帆三个公益机构的资助，指导他们的除了学校老师还有志愿者。
孙海阳走过桌旁，被钱静一把抓住手腕，“这是《中国慈善家》记者。”
自2007年以来，一年一度的蒲公英公益慈善晚会皆由孙海阳负责。“以前媒体主动想来，我们都给‘赶’出去了。蒲公英项目很可能因为过于低调而失去一些捐助人。”孙海阳说，“因为之前不太重视宣传，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的资源足以支撑两个项目的发展（注：蒲公英项目的另一项目为西藏“雪域母子”项目，是一个专门为西藏边远山区培训助产士，以降低当地妇女生产中母婴死亡率的公益项目），但实际上资金不足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台上，主持人敬一丹介绍称，蒲公英中学的校舍原为大兴区一家工厂的破旧厂房，部分校舍已成危房，2012年起，学校面临因市政规划带来的拆迁压力，建设新校舍势在必行。去年，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得知这一消息后，慷慨捐助3000万元用于蒲公英中学新校舍的建设。
这是一个新的转变。孙海阳说，在以往的每一次晚会上，蒲公英项目不会对捐方的慈善行为过多宣扬，只会在活动结束后向他们邮寄捐赠证书和孩子们制作的答谢卡片。
因为人员、精力等原因，“有时捐赠人可能没收到我们的感谢。”孙海阳说，在总结前几年的活动经验后，今年晚会增加了对捐赠方的答谢环节。她理解，企业捐赠也是企业CSR的一个部分，适度的宣传可以为企业品牌增加竞争力，对蒲公英项目的募款也有帮助。
敬一丹说完串场词，从台上下来，同孙海阳简短交谈。敬一丹建议，可以适当优化答谢环节，让捐方和“不在表演状态下”的学生一起交流。
孙海阳说，敬一丹从去年开始就主持了蒲公英慈善晚会，还有很多央视人也是蒲公英项目的志愿者。“以前（敬一丹）太忙，要不是从央视退休，也请不来的。”
到田野里招生
在慈善晚会举行两天前，赵凯和蒲公英中学的其他老师围坐在一起开了一次例行的家访动员会。
在蒲公英中学，郑洪要求老师们每年对每个学生至少进行一次家访。学生们都是进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家分散在北京各郊区，父母多在建筑业或服务业谋生。
赵凯曾经从学校所在的南五环一路赶往东北五环外顺义家访，下了地铁换乘公交，还要走上很长一段路。“遇上大冷天，也有家长骑着电动小三轮来接。”
有一次，有学生家长来接赵凯，车里装着肉猪，“记得很清楚，都是粪便的味道。”
蒲公英中学刚成立时，没有知名度，为了招生，老师们跑去学校附近的田间地头发传单，“还要随时提防被城管追着跑。”
因为老师非常负责，学费又比很多公立小学便宜，捐方捐的东西比如月饼等，学校都会发给孩子们，慢慢地学校在家长中累积了良好的口碑，很多家长都是通过老乡的介绍了解并找到蒲公英中学。
“从第二年开始，就不为招生发愁了。”赵凯介绍，蒲公英中学现有497名学生，因为家庭流动性等原因，低年级到高年级的学生数量是递减的。
今年，有600多个孩子参加了蒲公英的入学考试，但由于学校规模所限，每年只能招收约240个学生。
学生入学时的成绩和普通公立学校学生相比有很大差距。赵凯告诉我，有些孩子在老家念的小学，教育水平与北京有一定差距；有些孩子入学之前，在社会上飘荡过一段时间。孩子们的入学考试成绩平均只有几十分，及格率不足1%。而今年中考，蒲公英中学学生的平均成绩已经比大兴区平均成绩高出一部分。
成绩之外，赵凯发现孩子们身上的恶习也在慢慢改掉。
“大部分学生家长对家庭教育没那么重视，最开始，学生打架抽烟的很多，现在没有吸烟的了，打架也很少，也养成了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说明学校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价值观构造。” 有很多国内外的学生到蒲公英中学做志愿者，“他们的经历会带给我们的孩子不同的视野和对人生的态度，”郑洪解释这样的安排，“我们希望把他们培养成真正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特别阳光的一群孩子。”
蒲公英中学的学生随父母流动，因户籍原因，并不能在父母务工城市读公立高中，最终能够顺利考上大学的不多。为此，学校为大部分学生的未来做了考量，对接了一些职业高中，同时也为学业佼佼者提供了去国外知名高等学府读书的机会。曾在蒲公英中学就读的付娜，便于2013年通过申请成功进入美国厄勒姆学院学习非营利组织管理。
“学生们做适合他们的事情就可以了，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自己觉得能够安安稳稳地生活，能够成长就好。” 叶小玮很认同郑洪对这些孩子未来的解读。
更自由，更有生命
2008年，赵凯大学毕业后便来到蒲公英中学应聘做老师。“因为之前郑洪校长在我们大学做讲座，介绍蒲公英中学，我听了很感兴趣。”他说。
蒲公英中学的老师由赵凯这样的全职教师和一些志愿者组成。全职教工大部分是外地人，在北京安家落户的不多。像赵凯一样，留任超过5年的老师已经占到所有老师的60%左右。
“也有很多老师离开了这里，可能因为结婚生子、家庭的压力、嫌钱挣得少等各方面原因。”
有时候，赵凯也会感觉到，“做事的时候有千千万万个矛盾和冲突在那里，会耗费你的心力，你会觉得痛苦。”他问自己，“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给的薪资这么低值不值得做？”
他也想过要为自己想一个退路，但是最终仍留了下来。“有次外出参加一个会，那里的气场和大家追求的目标，已经和我完全不一样了，（我的）价值观已经很难融入另外一个地方，离开这里会很难受。”
赵凯的妻子是他的大学同学，也在蒲公英中学当老师。“人一辈子，如果可以做一件特殊的事，温暖一群特殊的孩子，不也挺值吗！”赵凯说。
裴广蕊和赵凯一样，来蒲公英中学之前没有师范经验，但郑洪对老师的要求并不苛刻，很多年轻老师在这里得到了实践机会。
2008年裴广蕊从西安美术学院毕业来到蒲公英中学任美术老师。当时学校周围很荒凉，她清楚记得，“去面试的路上，心越走越凉。”
在她之前，蒲公英中学还有一个美术老师，后来离职，加上新招的，学校目前一共两位美术老师。
虽然美术老师数量不如其他学科，但重要性并没有因此受到忽视，不会出现“主科”侵占美术课的情况。郑洪特意要求老师们不要死按教学大纲照本宣科，而是针对孩子们基础差但想象力丰富等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
蒲公英中学教学楼的走廊里有一张“大画”—几十幅画着父母的手的作品拼接在一起，这是裴广蕊布置给孩子们的一份作业。
她说，那个时候孩子们还不太会调色，画作粗犷但很有特点，可以看到手上枝干样的青筋，有的加重了粗糙皮肤上的纹路，有的着重描绘父母变形的关节……裴广蕊觉得，这里的孩子画画“更接地气”。
“我们也会带着孩子用废旧物做一些东西，比如慈善晚会上义卖的几个作品。”除了废物利用，美术课所需的很多材料都依赖捐方捐赠，裴广蕊还记得有次发颜料，一个学生兴奋得抱着颜料盒绕操场跑了好几圈，笑得眯眯眼。
“叶老师之前带着学生们一起做的‘环境转换工程作品’还在今日美术馆参加过展览。” 裴广蕊指着走廊另一侧色彩对比鲜明、意向大胆的一幅“大画”说。
她口中的叶老师叫叶蕾蕾，是“艺术家无国界”组织的创始人，也是蒲公英项目的创始人之一，曾在美国费城北部的城市贫困社区里参与创建了一个名为怡乐村的慈善组织，主要工作是将伤痕累累的社区转换成为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欢乐的家园。
叶蕾蕾一直想对一个学校进行整体改造，使其成为一个充满灵性的学习场所。蒲公英中学为她的灵感提供了一张画布，她带着学生和老师们一起给大门做了马赛克贴面，图形灵感正来源于宿舍楼侧面由艺术家库淑兰创作的以剪纸为原型的生命树。
“这个过程往往还会引发其他方面的转化，会触动到人们的思维和心灵，并通过个人将变化的能量传递到整个社区。”叶蕾蕾相信蒲公英的学生在参与装饰学校的过程中获得了对自身创造力的信心，从而能够更坚强地追随梦想，付诸行动去塑造属于自已的未来。
裴广蕊说，这里的孩子可能没有城市孩子有章法，但他们对美的理解没有被束缚，更自由，更有生命状态。
“我们老师也被鼓励去学习，培养包括美术方面的新兴趣、技能，和孩子共同成长。我觉得美术是通识性教育，它并不用来体现成绩，而是为了健全孩子包括老师的成长。”裴广蕊说。
不止于温饱
慈善晚会上，郑洪在台上说得动情，“感谢学生家长，盖好了今天我们晚会的华丽会场，还有数不清的城市高楼大厦，他们承受的苦难时时鞭策我们，回报他们的付出，将学校办得越来越好。”
从美国回来后，年逾50的郑洪发现，北京350所外来务工者子弟学校里，没有一所初中。经过一系列调研，她了解到，因为中学的投资大，“办学的老板不可能办中学，这样他是没钱赚的。”
郑洪看到了不公。“孩子在父母务工的城市读完小学，如果不能保证接下来在这个城市还有学上，那么教育公平就是一句空话。”
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郑洪说，蒲公英作为一个非营利的公益学校，它的社会责任是给这些孩子提供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我们要给本来毫无希望的孩子播撒希望的种子，构建他们人生的意义，还要培养他们幸福的品格。”
2015年教育部发布的《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期评估报告显示，2013年和2014年全国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学的学生比例始终保持在80%以上。
“现在政策上其实是可以让这些孩子在北京读公立初中的，但因为很多原因，情况并不乐观。”叶小玮说。
回国前，孙海阳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工作，她的公益理念多少受到周围美国同事的影响，“美国人都喜欢做公益，一直为个人的物质去挣钱没什么意思。”
蒲公英的创始团队多有国外求学、供职的经历，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有着类似的看法。孙海阳说，美国社会整体过了温饱，所以更多人愿意去帮助解决一些政府、企业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给社会一定的温度，救助一些极度需要帮助的人。
“当然，一定要解决了‘温饱’问题，你才能更系统地去做。”她补充道。
“温饱”的概念同样适用于一个成长中的项目。如果不能解决自身的“温饱”问题，一个项目便很难长远发展下去。
蒲公英中学创办至今，郑洪为学校的发展下了多少功夫，叶小玮看在眼里。接下来，蒲公英中学将迎来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一切顺利，新校舍建成后将能够容纳800名学生就读与住宿，同时可容纳100名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社区成员，以及80名教职员工和30名住校支教的志愿者。
“但建设资金仍有很大缺口。”叶小玮说，募款是几乎所有慈善机构遇到的头号挑战，入账时间很不确定，“你要支持一个学校一个项目长期发展，光靠募捐，实际上现在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大家的慈善意识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叶小玮和其他蒲公英项目创始人都在试图探索公益发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如何走？叶小玮和孙海阳都提到了“社会企业”的构想。这个概念从2006年由BC引入中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公益人和企业家了解、应用。
“如果自己做一些事情能够为自己造血，支持自己事业的发展，是最好的。”叶小玮说蒲公英还在探索，“如果做社会企业，做什么？怎么做？”
晚会之变
北京富力万丽酒店3层，首府宴会厅。灯火通明。
离晚会正式开始还有一个小时。郑洪一袭长裙，站在入口处从容地和来往宾客寒暄。在她的对面，签到处，郝荃正忙着。
看到叶小玮出现，郑洪一把把她拉住，介绍给我。
会场里，孙海阳不时地进进出出，留意着各种状况。
这四个年龄相仿的女人都是蒲公英项目的创始人。2005年，该项目资助建立了北京第一所也是目前仅有的一所专门为外来务工者子弟创办的非营利初中—蒲公英中学。自2007年始，每一年蒲公英项目都要举办公益慈善晚会，这是第九次。
提及学校的建立，作为校长的郑洪不想居功，自称“很多细节都忘了”，建议我和叶小玮谈。
叶小玮是前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04年，她和前美国驻华大使夫人Sarah T. Randt（中文名雷婷）发动周围的朋友，打算回国一起做点回馈社会的事情。她们考察了很多项目，由此结识了郑洪。
郑洪1992年赴美前是古生物博士。49岁时，她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攻读公共管理硕士，专业方向非营利组织。回国后，她开始筹办蒲公英中学。
叶小玮了解到郑洪非营利模式办学的构想，向她发出了邀请。蒲公英中学于是成为蒲公英项目资助的第一个子项目，“大家都觉得蒲公英这个名字很好，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叶小玮回忆。
其后，归国律师孙海阳、毕马威中国合伙人郝荃等人陆续加入到创始团队中来。十一年过去，从创始人到志愿者，蒲公英项目都由职业女性构成。
晚会被一阵细密的鼓点唤醒，强有力的重音打断了人们的闲谈。穿着校服的孩子们在台上一阵酣畅淋漓地敲击，台下起了叫好声。同桌之人有初次受邀前来的，开始向周围志愿者打听台上的演奏者。
钱静坐在会场左区第二排头一桌，作为蒲公英项目的老志愿者，她和会场里大部分人都相熟。很多志愿者和她一样，从项目发起时就一路相随。
她告诉《中国慈善家》，这次参加慈善晚会演出的孩子们所使用的乐器来自阳光艺术、荷风艺术、音乐之帆三个公益机构的资助，指导他们的除了学校老师还有志愿者。
孙海阳走过桌旁，被钱静一把抓住手腕，“这是《中国慈善家》记者。”
自2007年以来，一年一度的蒲公英公益慈善晚会皆由孙海阳负责。“以前媒体主动想来，我们都给‘赶’出去了。蒲公英项目很可能因为过于低调而失去一些捐助人。”孙海阳说，“因为之前不太重视宣传，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的资源足以支撑两个项目的发展（注：蒲公英项目的另一项目为西藏“雪域母子”项目，是一个专门为西藏边远山区培训助产士，以降低当地妇女生产中母婴死亡率的公益项目），但实际上资金不足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台上，主持人敬一丹介绍称，蒲公英中学的校舍原为大兴区一家工厂的破旧厂房，部分校舍已成危房，2012年起，学校面临因市政规划带来的拆迁压力，建设新校舍势在必行。去年，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得知这一消息后，慷慨捐助3000万元用于蒲公英中学新校舍的建设。
这是一个新的转变。孙海阳说，在以往的每一次晚会上，蒲公英项目不会对捐方的慈善行为过多宣扬，只会在活动结束后向他们邮寄捐赠证书和孩子们制作的答谢卡片。
因为人员、精力等原因，“有时捐赠人可能没收到我们的感谢。”孙海阳说，在总结前几年的活动经验后，今年晚会增加了对捐赠方的答谢环节。她理解，企业捐赠也是企业CSR的一个部分，适度的宣传可以为企业品牌增加竞争力，对蒲公英项目的募款也有帮助。
敬一丹说完串场词，从台上下来，同孙海阳简短交谈。敬一丹建议，可以适当优化答谢环节，让捐方和“不在表演状态下”的学生一起交流。
孙海阳说，敬一丹从去年开始就主持了蒲公英慈善晚会，还有很多央视人也是蒲公英项目的志愿者。“以前（敬一丹）太忙，要不是从央视退休，也请不来的。”
到田野里招生
在慈善晚会举行两天前，赵凯和蒲公英中学的其他老师围坐在一起开了一次例行的家访动员会。
在蒲公英中学，郑洪要求老师们每年对每个学生至少进行一次家访。学生们都是进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家分散在北京各郊区，父母多在建筑业或服务业谋生。
赵凯曾经从学校所在的南五环一路赶往东北五环外顺义家访，下了地铁换乘公交，还要走上很长一段路。“遇上大冷天，也有家长骑着电动小三轮来接。”
有一次，有学生家长来接赵凯，车里装着肉猪，“记得很清楚，都是粪便的味道。”
蒲公英中学刚成立时，没有知名度，为了招生，老师们跑去学校附近的田间地头发传单，“还要随时提防被城管追着跑。”
因为老师非常负责，学费又比很多公立小学便宜，捐方捐的东西比如月饼等，学校都会发给孩子们，慢慢地学校在家长中累积了良好的口碑，很多家长都是通过老乡的介绍了解并找到蒲公英中学。
“从第二年开始，就不为招生发愁了。”赵凯介绍，蒲公英中学现有497名学生，因为家庭流动性等原因，低年级到高年级的学生数量是递减的。
今年，有600多个孩子参加了蒲公英的入学考试，但由于学校规模所限，每年只能招收约240个学生。
学生入学时的成绩和普通公立学校学生相比有很大差距。赵凯告诉我，有些孩子在老家念的小学，教育水平与北京有一定差距；有些孩子入学之前，在社会上飘荡过一段时间。孩子们的入学考试成绩平均只有几十分，及格率不足1%。而今年中考，蒲公英中学学生的平均成绩已经比大兴区平均成绩高出一部分。
成绩之外，赵凯发现孩子们身上的恶习也在慢慢改掉。
“大部分学生家长对家庭教育没那么重视，最开始，学生打架抽烟的很多，现在没有吸烟的了，打架也很少，也养成了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说明学校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价值观构造。” 有很多国内外的学生到蒲公英中学做志愿者，“他们的经历会带给我们的孩子不同的视野和对人生的态度，”郑洪解释这样的安排，“我们希望把他们培养成真正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特别阳光的一群孩子。”
蒲公英中学的学生随父母流动，因户籍原因，并不能在父母务工城市读公立高中，最终能够顺利考上大学的不多。为此，学校为大部分学生的未来做了考量，对接了一些职业高中，同时也为学业佼佼者提供了去国外知名高等学府读书的机会。曾在蒲公英中学就读的付娜，便于2013年通过申请成功进入美国厄勒姆学院学习非营利组织管理。
“学生们做适合他们的事情就可以了，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自己觉得能够安安稳稳地生活，能够成长就好。” 叶小玮很认同郑洪对这些孩子未来的解读。
更自由，更有生命
2008年，赵凯大学毕业后便来到蒲公英中学应聘做老师。“因为之前郑洪校长在我们大学做讲座，介绍蒲公英中学，我听了很感兴趣。”他说。
蒲公英中学的老师由赵凯这样的全职教师和一些志愿者组成。全职教工大部分是外地人，在北京安家落户的不多。像赵凯一样，留任超过5年的老师已经占到所有老师的60%左右。
“也有很多老师离开了这里，可能因为结婚生子、家庭的压力、嫌钱挣得少等各方面原因。”
有时候，赵凯也会感觉到，“做事的时候有千千万万个矛盾和冲突在那里，会耗费你的心力，你会觉得痛苦。”他问自己，“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给的薪资这么低值不值得做？”
他也想过要为自己想一个退路，但是最终仍留了下来。“有次外出参加一个会，那里的气场和大家追求的目标，已经和我完全不一样了，（我的）价值观已经很难融入另外一个地方，离开这里会很难受。”
赵凯的妻子是他的大学同学，也在蒲公英中学当老师。“人一辈子，如果可以做一件特殊的事，温暖一群特殊的孩子，不也挺值吗！”赵凯说。
裴广蕊和赵凯一样，来蒲公英中学之前没有师范经验，但郑洪对老师的要求并不苛刻，很多年轻老师在这里得到了实践机会。
2008年裴广蕊从西安美术学院毕业来到蒲公英中学任美术老师。当时学校周围很荒凉，她清楚记得，“去面试的路上，心越走越凉。”
在她之前，蒲公英中学还有一个美术老师，后来离职，加上新招的，学校目前一共两位美术老师。
虽然美术老师数量不如其他学科，但重要性并没有因此受到忽视，不会出现“主科”侵占美术课的情况。郑洪特意要求老师们不要死按教学大纲照本宣科，而是针对孩子们基础差但想象力丰富等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
蒲公英中学教学楼的走廊里有一张“大画”—几十幅画着父母的手的作品拼接在一起，这是裴广蕊布置给孩子们的一份作业。
她说，那个时候孩子们还不太会调色，画作粗犷但很有特点，可以看到手上枝干样的青筋，有的加重了粗糙皮肤上的纹路，有的着重描绘父母变形的关节……裴广蕊觉得，这里的孩子画画“更接地气”。
“我们也会带着孩子用废旧物做一些东西，比如慈善晚会上义卖的几个作品。”除了废物利用，美术课所需的很多材料都依赖捐方捐赠，裴广蕊还记得有次发颜料，一个学生兴奋得抱着颜料盒绕操场跑了好几圈，笑得眯眯眼。
“叶老师之前带着学生们一起做的‘环境转换工程作品’还在今日美术馆参加过展览。” 裴广蕊指着走廊另一侧色彩对比鲜明、意向大胆的一幅“大画”说。
她口中的叶老师叫叶蕾蕾，是“艺术家无国界”组织的创始人，也是蒲公英项目的创始人之一，曾在美国费城北部的城市贫困社区里参与创建了一个名为怡乐村的慈善组织，主要工作是将伤痕累累的社区转换成为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欢乐的家园。
叶蕾蕾一直想对一个学校进行整体改造，使其成为一个充满灵性的学习场所。蒲公英中学为她的灵感提供了一张画布，她带着学生和老师们一起给大门做了马赛克贴面，图形灵感正来源于宿舍楼侧面由艺术家库淑兰创作的以剪纸为原型的生命树。
“这个过程往往还会引发其他方面的转化，会触动到人们的思维和心灵，并通过个人将变化的能量传递到整个社区。”叶蕾蕾相信蒲公英的学生在参与装饰学校的过程中获得了对自身创造力的信心，从而能够更坚强地追随梦想，付诸行动去塑造属于自已的未来。
裴广蕊说，这里的孩子可能没有城市孩子有章法，但他们对美的理解没有被束缚，更自由，更有生命状态。
“我们老师也被鼓励去学习，培养包括美术方面的新兴趣、技能，和孩子共同成长。我觉得美术是通识性教育，它并不用来体现成绩，而是为了健全孩子包括老师的成长。”裴广蕊说。
不止于温饱
慈善晚会上，郑洪在台上说得动情，“感谢学生家长，盖好了今天我们晚会的华丽会场，还有数不清的城市高楼大厦，他们承受的苦难时时鞭策我们，回报他们的付出，将学校办得越来越好。”
从美国回来后，年逾50的郑洪发现，北京350所外来务工者子弟学校里，没有一所初中。经过一系列调研，她了解到，因为中学的投资大，“办学的老板不可能办中学，这样他是没钱赚的。”
郑洪看到了不公。“孩子在父母务工的城市读完小学，如果不能保证接下来在这个城市还有学上，那么教育公平就是一句空话。”
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郑洪说，蒲公英作为一个非营利的公益学校，它的社会责任是给这些孩子提供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我们要给本来毫无希望的孩子播撒希望的种子，构建他们人生的意义，还要培养他们幸福的品格。”
2015年教育部发布的《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期评估报告显示，2013年和2014年全国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学的学生比例始终保持在80%以上。
“现在政策上其实是可以让这些孩子在北京读公立初中的，但因为很多原因，情况并不乐观。”叶小玮说。
回国前，孙海阳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工作，她的公益理念多少受到周围美国同事的影响，“美国人都喜欢做公益，一直为个人的物质去挣钱没什么意思。”
蒲公英的创始团队多有国外求学、供职的经历，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有着类似的看法。孙海阳说，美国社会整体过了温饱，所以更多人愿意去帮助解决一些政府、企业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给社会一定的温度，救助一些极度需要帮助的人。
“当然，一定要解决了‘温饱’问题，你才能更系统地去做。”她补充道。
“温饱”的概念同样适用于一个成长中的项目。如果不能解决自身的“温饱”问题，一个项目便很难长远发展下去。
蒲公英中学创办至今，郑洪为学校的发展下了多少功夫，叶小玮看在眼里。接下来，蒲公英中学将迎来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一切顺利，新校舍建成后将能够容纳800名学生就读与住宿，同时可容纳100名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社区成员，以及80名教职员工和30名住校支教的志愿者。
“但建设资金仍有很大缺口。”叶小玮说，募款是几乎所有慈善机构遇到的头号挑战，入账时间很不确定，“你要支持一个学校一个项目长期发展，光靠募捐，实际上现在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大家的慈善意识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叶小玮和其他蒲公英项目创始人都在试图探索公益发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如何走？叶小玮和孙海阳都提到了“社会企业”的构想。这个概念从2006年由BC引入中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公益人和企业家了解、应用。
“如果自己做一些事情能够为自己造血，支持自己事业的发展，是最好的。”叶小玮说蒲公英还在探索，“如果做社会企业，做什么？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