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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文学是一种最有力量也是最自由的方式，所以我就开始写作了。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兼职教授，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第一作家协会终身名誉主席。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代表作有《红高粱》、《檀香刑》 、《丰乳肥臀》等，其中《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称莫言“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
小时候的一天，管谟业看见同学买了瓶钢笔水，便说：“这么一点儿，我一口就可以喝掉。”见同学不解，管谟业二话没说，拧开盖儿，一仰脖子喝个精光。满嘴蓝牙，狰狞恐怖，加上他一傻笑，把老师都给镇住了，讥讽地说：“好啊，管谟业同学肚子里有墨水啦，是咱班的高级知识分子呢！”
1981年秋，河北保定的文学期刊《莲池》在头条位置刊发了一篇题为《春夜雨霏霏》的短篇小说。正是这篇小说让中国文坛第一次记住了一个名字——“莫言”。
2012年10月11日晚上7时（北京时间），瑞典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消息传来，中国文坛沸腾了，“恭喜莫言”的声音四起，“MO”也迅速成为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热词。
当年“喝墨水”的管谟业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作家莫言。这位世界上第109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诺贝尔赛场上为中国队获取“首金”，群情振奋。
莫言早年想当作家原因再简单不过，就传闻作家一天三顿都能吃饺子。骨子里，缘于小时候读书对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拿起笔的时候感觉到有很多的话要说。“我觉得文学是一种最有力量也是最自由的方式，所以我就开始写作了，当然也包含了我希望通过写作来证明我自己，通过写作来改变我个人的命运。”从辍学回家的放牛娃到享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莫言的文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爱吃饺子的战士第一次“打牙祭”
谢了顶的莫言，没有窄腰而只有肥臀的线条。在媒体公开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前20分钟，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隆德电话正在山东高密的家中吃晚饭的莫言，这时他才获悉自己获奖，反应是“overjoyed and scared（惊喜并惶恐）”，微微地点了点脑袋、晃了晃身子。“（之前）没有太多的期待，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渺茫的事情。全世界有那么多优秀作家，中国也有很多优秀作家，一年只颁一次奖，只颁一个人，我觉得好像排了一个漫长的队伍一样。”
这些年来，莫言可以说成了“获奖专业户”。不过，他坦陈：“我一直把文学奖当成写作的副产品，能有这个额外的收获当然好，但是决不会专门为了它而写作，作家创作的目的主要还是出作品。”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在第一时间对这首位问鼎诺奖的中国大陆本土作家进行了约7分钟的连线采访。对方问：“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庆祝获奖？”温和厚道的莫言笑了笑，答：“也没什么庆祝的，我会和家人在一起包一顿饺子吃。因为我最喜欢吃的是饺子。”
20世纪70年代中期，莫言一个邻居是山东师范大学的“右派”毕业生。“他原来是教师，当时工作被剥夺了，被遣返回家当农民，跟我们一样劳动，一样靠挣工分来吃饭。”莫言自他那里得知“作家的生活是非常之富裕的，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非常之腐败的，每天三顿吃饺子。那时候，对于我们来讲一天三顿吃饺子简直是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当时每年只吃一次饺子，而且要大年五更里面才能吃到。于是，我就问他说如果我将来成了作家写出一本小说来，是不是也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了？他说没问题，肯定可以！”莫言坦言，当年想当作家原因再简单不过，就是一天三顿都能吃饺子。
1976年8月，莫言入伍在山东黄县当警卫战士。“当时我们的工作就是站岗、喂猪、种地，这就是国防部的高级保密单位。那时候每天站两班岗，剩下的时间就是去种30多亩地。我们总共只有6个战士，30多亩地每年生产上万斤的小麦，不缺吃的。”在家里吃不饱穿不暖，整天吃一种口感差到要命的杂交高粱，到了这里，托后方基地农场的福，他每顿都能吃得饱饱的，还是那种用小麦磨成的精粉。
离开家乡当了兵，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那时，莫言拿起笔开始写作，作家梦在这个年轻人的内心熊熊燃起。领导发现他很能写，有时会将一些文章贴在板报上让战士们来学习。
1979年，莫言被调离黄县，来到了河北保定地区满城县，争取提干成了他继续留在部队的全部希望。到了1980年，莫言提干的事情被搁浅，感到前途渺茫，在万般无奈之下又一次拿起纸笔开始写作。
当时，莫言写了很多作品，向全国报纸、杂志投稿。每次莫言都满怀信心地把厚厚的稿纸装进信封，之后开始漫长且充满希望地等待，最后等来的往往是破烂不堪的退稿信封，里面最多塞上一封编辑部铅印的退稿信。
1981年的一天，莫言收到一封来自保定《莲池》编辑部的信，信中说《莲池》杂志收到并拟留用他的短篇小说《雨夜情思》，并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编辑部去一趟，当面谈一谈如何修改的问题。读罢来信，莫言简直欣喜若狂。“小说写春天的雨夜一位少妇怀念在远方海岛上当兵的丈夫。”莫言回忆说：“那之前，我曾经给很多地区级的刊物投过稿，《莲池》也投过很多次，但从没有发表过。”
于是，莫言向部队请了假，坐上长途汽车奔往保定。当时交通很不方便，在路上颠簸了大概3个半小时，终于到了《莲池》编辑部。编辑部跟莫言想像中神圣的文学殿堂相去甚远。莫言描述说：“那是一间破破烂烂的小房子，带着铁皮烟囱的那种最原始的煤炉子，里面摆着四张桌子，上面是堆积如山的稿件，稿件上落满了灰尘。”
当天，《莲池》的老编辑毛兆晃接待了莫言，也是他发现了莫言的处女作。见面的时候，毛兆晃笑着对莫言说：“我还以为你是个女战士呢，没想到是个小伙子。”毛兆晃认为小说基础不错，但人物形象单薄，需要进一步修改。 几天后，莫言拿着重新改好的稿子送到编辑部。毛兆晃看后说了一句话，让莫言像泄了气的皮球：“还不如那篇初稿好呢！”就这样，改到第三次的时候，毛兆晃没再说什么，打发莫言回去等消息。
没过多久，保定《莲池》双月刊第5期《莲池》就以《春夜雨霏霏》为题发表了署名“莫言”的这篇小说，这也是莫言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拿到稿费后，莫言买了一瓶“刘伶醉”、一盘饺子、4只马家烧鸡，和战友一块“打了牙祭”。
谈起这篇小说刚刚发表时的感受，莫言如是说：“对于一个多年来热心文学的青年人来说，对于一个写了无数稿件全部被退稿的业余作者来说，终于有一篇小说变成了铅字，堂堂皇皇地上了文学刊物，这种欣喜是难以名状的。”同年，他的女儿管笑笑出生。
“高梁”缘来这样“红”了
时间晃晃荡荡走到1984年7月，解放军艺术学院成立文学系，面向全军招生。莫言知悉后很兴奋，没想到29岁“高龄”的他居然有机会重圆自己的大学梦。拿着几篇作品，他横冲直撞地跑到了军艺。接待莫言的是文学系青年诗人刘毅然，莫言上去就是一个标准的军礼，接着就是一声：“报告首长！管谟业前来报名！”
刘毅然笑着说：“报名早就结束了呀？”莫言便把自己才知道消息，怎么说服领导同意、怎么千辛万苦找到军艺的经过，仔仔细细地讲了一遍。刘毅然问：“带作品了吗？”“带了！”莫言从挎包里掏出自己的全部作品，其中还有著名作家孙犁发表于《河北日报》文艺副刊上点评河北小说的一篇文章。莫言生怕刘毅然不知道，用手指着说：“这是孙老的文章，还点评了我的小说《民间音乐》。”
后来，军艺文学系主任徐怀中认真看了莫言的作品，虽然当时报名时间已过，还是特批莫言参加了考试。莫言也不负厚望，考试以文化总分第二、专业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军艺文学系。
正是孙犁的那篇文章，成为了莫言报考军艺的“敲门砖”。莫言说，在自己日后的成长过程中，徐怀中是“大恩师”。今天，在中国作协副主席岗位上，莫言也践行着“发现年轻人、提携年轻人、给年轻人机会”。
1985年，总政在北京西直门招待所举行军事文学创作座谈会。一批老作家忧心忡忡地说：“苏联卫国战争只打了4年，可是描写卫国战争的优秀作品一批又一批。我们中国有这么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28年的战争历史，解放以后有这样那样的边境战争，为什么我们写不出自己的伟大的军事文学作品？眼看着我们就写不动了，而青年作家又没有经历过战争，怎么办呀！”
怎么办？莫言接过话头，说：“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参加过演习；我们虽然没有打过鬼子、杀过人，但在家不还杀过猪、宰过鸡，咋就写不出来呢？放心吧，我们不是吃白饭的。”当场就把老人家顶了回去。一位著名的老作家显然生气了，站起来斥责莫言说：“年轻人呀，别太狂妄！”
理论解决不了的问题，只好交给创作了。莫言说，当时就憋了一股气，非要写几部战争小说给他们看看。于是，便有了《红高粱》、《奇死》等一系列战争小说。
在距离莫言老家东北方向10多里地的孙家口村，有一座石桥。莫言小时候听村子老人讲过游击队在这里伏击日本汽车队的故事，长大后就把这段历史写进了小说。据当地村民介绍，游击队于1938年在这座桥南边组织了一次伏击战，打死了39名日本鬼子，其中有日本板垣师团中岗弥高中将，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通令嘉奖。莫言《红高粱》作品中详细描写了这次伏击战。
“《红高粱》大概就写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草稿就出来了，然后一边抄一边改又用了一个星期，累计起来一共是两周。写完了以后我心里很不踏实，因为当时军艺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一旦作品出来以后同学们之间会互相交流看作品。当时我的《红高粱》也给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看了，他们的反映比较差，说《红高粱》还不如《透明的红萝卜》好。”于是，当年莫言就想，可能是走得太远了，但是后来这部小说的火爆程度出乎他的意料。
在作家中，莫言算是“触电”比较早的。1986年，莫言把《红高粱》电影版权以800元卖给了当时的摄影师张艺谋。“那时候国家有规定的，小说改编电影的费用叫做‘电影版权费’，法定是800元，无论好坏都是800块。事实上当时我对这个事情好像也不太了解，我就一门心思闷头写小说了。还是一个朋友问我说知道张艺谋吗？我说知道啊！这个朋友说，他现在想改行当导演，就看中了你这个《红高粱》，希望能把《红高粱》拍成电影。当时听后我就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所以后来我们就见面谈了谈，谈得非常简单，连房子都没进，就在走廊里聊了聊。”
当年，穿着像个农民的张艺谋挤着公车去找莫言，还挤破了脚趾。莫言感动于张艺谋的执著，痛快地答应让他把《红高粱》改编成电影。电影由姜文、巩俐主演，电影里，余占螯在红高粱地里拦路打劫戴凤莲，这场戏就在莫言的家乡取景拍摄。
1988年，电影《红高粱》获得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并荣获国际A级电影节大奖的影片，引起世界对中国电影的关注。“当时，我在高密东北乡的一个供销社仓库里写作，我一个堂弟跑来，摇晃着一张报纸对我大声喊叫：‘《红高粱西行》！《人民日报》整整一版！’”小说《红高粱》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后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莫言成为当时最炙手可热的作家。
军艺毕业后，莫言被分配到总参政治部文化部。1995年春天，莫言花83天完成了他最具争议的作品《丰乳肥臀》。“1993年母亲去世之后，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母亲、生殖、大地的厚重小说，《丰乳肥臀》写完以后觉得如释重负。”在《丰乳肥臀》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洋洋50万言的小说《丰乳肥臀》因内容尖锐而引起轩然大波。在他获得“大家文学奖”10万元奖金后，各种冷嘲热讽接踵而至，批判、挖苦源源不绝。但也有人说这是一部杰作。对于争议，莫言曾说：“我觉得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如果要了解我的文学世界，你应该看看《丰乳肥臀》。” 来到这个世界，莫言睁眼见到的第一个人，不是母亲，也不是父亲，而是自己的姑姑。在莫言老家高密，姑姑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当地家喻户晓的接生婆。经她双手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既有跟莫言年纪差不多的人，也有比莫言女儿还小的年轻人。“过去，我在一些中短篇小说里曾经提到过‘姑姑’这个人物，但都是一笔带过，长篇小说《蛙》里面，我比较多地把她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写。”
《蛙》以“书信体＋话剧剧本”颠覆了小说惯常的结构，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反映了乡土中国60年的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莫言说，用小说的方式塑造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是自己的最高追求。
《蛙》是莫言蛰居3年后出版的长篇小说。“酝酿的时间比较长，真正写作的时间比较短。我习惯长期思考，直到小说里的每个人物仿佛我身边的好朋友一样。当对他们的音容笑貌了然于心的时候，拿出来就可以写。”莫言过去的语言是狂欢的，在创作《蛙》时比较节制，尽量让语言朴素，让简朴的语言来表达惊心动魄的事件。
《蛙》曾被人指责，说小说中的日本人暗指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这是在讨好诺贝尔奖。对此，莫言表示：很多人说我是向洋人献媚，好像中国作家一个个都是被诺贝尔搞得坐立不安，今天去献媚，明天去示好，这怎么可能呢？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再一个难道文学有配方吗？我能知道吗？
村里“学问最大”的人
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喜讯一传来，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就沸腾了，等候多时的人们兴奋地燃起爆竹、礼花 ，庆祝这个属于他们的光荣时刻。高密的大街小巷里，人们在奔走相告。
莫言，本名管谟业。他曾如此解释自己的笔名来由：“小时候动手打不过别人，就编顺口溜骂人，学校告到家里来，被爹娘合伙暴打过一顿。于是，一辈子记住了那次为多话而挨的打。开始写小说，就把名字里的一个‘谟’字拆开，左右旁倒过来就是‘莫言’。取这笔名，就是想警示自己少说话、多做事。”他说，自己不是一个自信的人，每写完一个作品就诚惶诚恐，不是怕批判，而是对自己不满意。
言谈话语中流露的乡音，让人一下子便能判断出他的故乡在山东。正如莫言曾戏言：“我的普通话到现在都有地瓜味。”1955年2月，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县夏庄镇平安庄村这个偏僻的小村落里。他后来在作品中摹刻了一出出以家乡为原型的“东北乡”传奇。
莫言获奖后后，原本寂静的村庄也开始变得热闹。村民们知道，是莫言这只从家乡里飞出来的“金凤凰”把这群客人引来的。 尽管莫言早年的家庭并不算富裕，但在评定成分的时候却被扣上了富裕中农的帽子，这让莫言一家人感到尴尬不已。“用我奶奶她们的话说叫做‘口里不吃，腚里不拉’，省下点钱来为了买亩地，结果刚买着地，‘咚’地一下成了富裕中农了。”
“我家姊妹4个，我上有大哥、姐姐，我是最小的。”莫言说，父亲读过私塾，可以说是个文化人；母亲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但她远大目光。莫言记忆很深的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那个时候家庭生活很贫困，我的邻居有一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共4册，他家没有钱用了，问我要不要他的书，四块五毛钱给我？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我回家跟我母亲商量，母亲说‘你能保证读吗？’我说：‘我保证看。’她说：‘那好，就买了。’后来我当兵的时候，这套书一直背在身边，我那点最初的历史知识都是从这套书上学到的。”
少年时代的莫言酷爱读书。当时农村没有电，家中只有一盏小煤油灯。每天晚上，他和同为书迷的二哥就一脚踏在门槛上，凑着火苗像黄豆那么小的煤油灯看书。母亲常常提醒莫言：“没油了，别看了。”但往往被嗜书如命的莫言当做耳旁风。几年之后，那个门槛竟然被弟兄两个踏凹下去一块。
“我童年的时候书非常少，不管什么书都读，就像一头饥饿的牛冲到菜园子里，碰到白菜就吃白菜，碰到萝卜就吃萝卜，没有什么选择，那个时候读书读得快，记得牢，而且有紧迫感。”据莫言讲，那时候书非常少，一个村子里几本书了如指掌。为了看书，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提前拿着自己仅有的几本书去跟人家交换，人家不感兴趣就帮人家干活，帮人家推磨、割麦子，换来阅读人家藏书的权利。有时候整整推一天的磨才换来一本书，一天下来，莫言脸色煞青，但只要能捧着书回来，他都是满脸春风。“后来附近十几个村庄的书都看完了，你不要以为十几个村庄有多少书，没几本书，顶多也就是二三十本，我当时觉得我已经是世界上学问最大的了，把周围一个乡的书全看光了，其实也就是十来本书，几本经典著作。”后来实在没书可借了，他就看《新华字典》，读得很熟，有时候甚至把《新华字典》里的错误都可以找出来。
“我们小时候那种如痴如醉的阅读，是因为没有别的娱乐。那会儿假如有一个电视机，我也不去读小说，我也天天抱着电视机看。”莫言说，现在娱乐方式、休闲方式特别多，肯定会挤压很多人有关文学阅读的时间。“但是我相信当大家玩了一圈之后回来，也许有一天会重新抱起一本书，体验一下这种古典读书的乐趣。”
在小学，莫言的作文写得不错。一次放学，老师把莫言留了下来，问：“你这篇作文是从哪抄的？”莫言说：“我自己写的。”老师不信，非逼他再写一篇，而且要他马上写，不能回家，说：“题目《抗旱》，写吧。”走投无路的莫言只好铺开纸、提起笔，写开了。写完往老师面前一推，老师看了，“咦咦咦”地说：“人不可貌相，确实不错啊。”从此，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诵。
小时候，莫言说的欲望很强烈。“看到一点新奇的事物我就特别想传达给别人，比如，去集市上听说书的，到生产队的饲养棚里听那些老人讲过去的故事，听了以后你就想对别人诉说，包括晚上母亲跟姐姐在油灯下做针线活的时候，我就对她们说，讲集上听到的说书人讲了什么，刚开始我母亲还很反感，后来渐渐地我发现她们听入神了，就让我一直讲。”
对小说家来讲，想像力必须建立在丰富的生活经验之上，并且要通过许许多多别开生面的描写体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观察生活的技巧”，莫言说，“作家应该观察别人没有观察到的东西，小说不仅仅要讲故事，更重要的是要借助想像力和经验写出许许多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正是这样的细节让故事可信，让人物栩栩如生。” 莫言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他曾提出“所有的文学都是乡土文学”的观点。“过去乡土文学只是指农村现在看来是偏狭的，时代在发展，乡土的内涵也在变化。现在乡村在发生变化，乡村与城市的差别在缩小。另外乡土与故乡是同义词，每个人都有故乡，即便是我住在北京也和故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的文学都依赖乡土，荒郊野村是乡土，繁华都市也是另一种乡土。”
莫言小说中的故事，绝大部分都发生在由他虚构出来的一个“高密东北乡”的地域内。他的“高密东北乡”，如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一样，成为一个奇特艺术世界。获诺奖后，莫言表达了对故乡的一往情深：“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莫言十分钟爱故乡，视故土为“精神的根据地”，将自己对故土的爱恋化为艺术元素，这是莫言创作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
“世界的莫言”破解当代中国文学被认可的纠结
多年来，中国电影界做着奥斯卡的梦，文坛里做着诺贝尔的梦。中国人的诺奖情结很重，企盼多年的诺奖终于花落中国，让国人长舒一口气。莫言荣膺该奖，算是水到渠成，也是实至名归。
中国作家莫言在世界文坛上拿了诺贝尔大奖，就像中国运动员许海峰当年拿到中国在奥运会上的第一块金牌，实现了零的突破，中国人的表情充满了释然和喜悦。有人评论说，中国的文学被世界承认了，这属于瑞典文学院给予全体中国人的一种资质认证。此前，莫言曾多次谈及诺贝尔奖的话题，并表示自己没有诺贝尔奖情结。“中国一涉及到文学奖，话题就非常复杂，尤其是像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上这么有影响力的奖项，有一些批评家已经在讽刺挖苦中国作家有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诺贝尔奖并不是发放救济粮，中国作家不该为拿诺贝尔奖而纠结。”他一直很淡然：“文学奖有时候正好相反，你铆足劲写一本书要获奖，那也不一定。你没有太认真地写，很随意、很放松地写，也许写出一部不错的作品。忘掉所有的奖项是作家最高的选择。”
获诺奖后，作为世界目光焦点的莫言成了备受聚光灯炙烤的人物。因为莫言，中国人感觉诺贝尔文学奖变得如此亲切。看过和未看过莫言作品的人，都油然而生一种激动。认识和不认识莫言的人，都开始晒签名和合影，或写上几句祝贺类的微博。
中国作家获得诺奖，其意义并不亚于拥有第一艘航母，毕竟在未来的世界格局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比硬实力更能赢得别国尊重。外媒报道称，中国作家获此殊荣，说明西方开始承认中国的文化地位和文学成就，中国作家跻身世界文坛，彰显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在加速。外国出版界有人称，在中国文学的“森林”里，莫言无疑是一棵“大树”。
“坦率地讲，没有一个作家不想获奖。但评奖的问题很复杂……并不是他跳过两米，你跳过两米一就得奖了。只管写好你的小说就是，获奖不获奖，由他去！”在莫言眼里，获奖和写作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作家，第一不会也不应该把得奖当做自己写作的动力，第二，得奖并不会使他的小说变得好起来。已经写出来的小说不管得奖与否，是好是坏，已经无法改变。还没写出来的小说，甚至必须与得奖小说大唱反调，才会有价值。”
在回答自己作品中的什么地方打动了诺奖评委时，莫言说：“我想最主要的是我的作品中的文学素质。这是一个文学奖，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学。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
“其实，获奖也只是给作家头上戴一个花冠。它很快就会枯萎的，很快就被抛到一边。很多伟大的作品，当时并不被人认可，是后世人认识到他伟大的文学力量、非凡的价值，成为经典之作。作家最终要靠作品说话。”莫言近年来的创作速度越来越慢，因为他希望每一部作品都有些新的变化。在文学的道路上，他在艰难而又幸福地跋涉着。莫言说，“重复自己比抄袭别人更可耻”，强调不抄袭别人不难做到，但要做到完完全全地不重复自己，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在创作中，他拒绝重复。
在被提问而谈及对人类精神的贡献时，莫言谦逊而幽默地说：“我对人类精神毫无贡献，我的贡献就是打破了作家的神秘感。大家看看，我这么一个熊样的人，竟然被说成‘中国著名作家’，对作家的神秘感和崇敬感，是不是顿时就会烟消云散呢？”
一直站在文学创作前沿的莫言，以他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力，不断求新求变的文体，独特生动、寓意深远的文字，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一个莫言还不够，中国不能只有一个莫言。莫言获诺奖可谓空前不绝后，有理由期待未来中国会有更优秀的作家、更伟大的作品问世，有更多优秀中国作家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兼职教授，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第一作家协会终身名誉主席。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代表作有《红高粱》、《檀香刑》 、《丰乳肥臀》等，其中《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称莫言“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
小时候的一天，管谟业看见同学买了瓶钢笔水，便说：“这么一点儿，我一口就可以喝掉。”见同学不解，管谟业二话没说，拧开盖儿，一仰脖子喝个精光。满嘴蓝牙，狰狞恐怖，加上他一傻笑，把老师都给镇住了，讥讽地说：“好啊，管谟业同学肚子里有墨水啦，是咱班的高级知识分子呢！”
1981年秋，河北保定的文学期刊《莲池》在头条位置刊发了一篇题为《春夜雨霏霏》的短篇小说。正是这篇小说让中国文坛第一次记住了一个名字——“莫言”。
2012年10月11日晚上7时（北京时间），瑞典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消息传来，中国文坛沸腾了，“恭喜莫言”的声音四起，“MO”也迅速成为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热词。
当年“喝墨水”的管谟业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作家莫言。这位世界上第109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诺贝尔赛场上为中国队获取“首金”，群情振奋。
莫言早年想当作家原因再简单不过，就传闻作家一天三顿都能吃饺子。骨子里，缘于小时候读书对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拿起笔的时候感觉到有很多的话要说。“我觉得文学是一种最有力量也是最自由的方式，所以我就开始写作了，当然也包含了我希望通过写作来证明我自己，通过写作来改变我个人的命运。”从辍学回家的放牛娃到享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莫言的文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爱吃饺子的战士第一次“打牙祭”
谢了顶的莫言，没有窄腰而只有肥臀的线条。在媒体公开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前20分钟，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隆德电话正在山东高密的家中吃晚饭的莫言，这时他才获悉自己获奖，反应是“overjoyed and scared（惊喜并惶恐）”，微微地点了点脑袋、晃了晃身子。“（之前）没有太多的期待，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渺茫的事情。全世界有那么多优秀作家，中国也有很多优秀作家，一年只颁一次奖，只颁一个人，我觉得好像排了一个漫长的队伍一样。”
这些年来，莫言可以说成了“获奖专业户”。不过，他坦陈：“我一直把文学奖当成写作的副产品，能有这个额外的收获当然好，但是决不会专门为了它而写作，作家创作的目的主要还是出作品。”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在第一时间对这首位问鼎诺奖的中国大陆本土作家进行了约7分钟的连线采访。对方问：“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庆祝获奖？”温和厚道的莫言笑了笑，答：“也没什么庆祝的，我会和家人在一起包一顿饺子吃。因为我最喜欢吃的是饺子。”
20世纪70年代中期，莫言一个邻居是山东师范大学的“右派”毕业生。“他原来是教师，当时工作被剥夺了，被遣返回家当农民，跟我们一样劳动，一样靠挣工分来吃饭。”莫言自他那里得知“作家的生活是非常之富裕的，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非常之腐败的，每天三顿吃饺子。那时候，对于我们来讲一天三顿吃饺子简直是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当时每年只吃一次饺子，而且要大年五更里面才能吃到。于是，我就问他说如果我将来成了作家写出一本小说来，是不是也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了？他说没问题，肯定可以！”莫言坦言，当年想当作家原因再简单不过，就是一天三顿都能吃饺子。
1976年8月，莫言入伍在山东黄县当警卫战士。“当时我们的工作就是站岗、喂猪、种地，这就是国防部的高级保密单位。那时候每天站两班岗，剩下的时间就是去种30多亩地。我们总共只有6个战士，30多亩地每年生产上万斤的小麦，不缺吃的。”在家里吃不饱穿不暖，整天吃一种口感差到要命的杂交高粱，到了这里，托后方基地农场的福，他每顿都能吃得饱饱的，还是那种用小麦磨成的精粉。
离开家乡当了兵，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那时，莫言拿起笔开始写作，作家梦在这个年轻人的内心熊熊燃起。领导发现他很能写，有时会将一些文章贴在板报上让战士们来学习。
1979年，莫言被调离黄县，来到了河北保定地区满城县，争取提干成了他继续留在部队的全部希望。到了1980年，莫言提干的事情被搁浅，感到前途渺茫，在万般无奈之下又一次拿起纸笔开始写作。
当时，莫言写了很多作品，向全国报纸、杂志投稿。每次莫言都满怀信心地把厚厚的稿纸装进信封，之后开始漫长且充满希望地等待，最后等来的往往是破烂不堪的退稿信封，里面最多塞上一封编辑部铅印的退稿信。
1981年的一天，莫言收到一封来自保定《莲池》编辑部的信，信中说《莲池》杂志收到并拟留用他的短篇小说《雨夜情思》，并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编辑部去一趟，当面谈一谈如何修改的问题。读罢来信，莫言简直欣喜若狂。“小说写春天的雨夜一位少妇怀念在远方海岛上当兵的丈夫。”莫言回忆说：“那之前，我曾经给很多地区级的刊物投过稿，《莲池》也投过很多次，但从没有发表过。”
于是，莫言向部队请了假，坐上长途汽车奔往保定。当时交通很不方便，在路上颠簸了大概3个半小时，终于到了《莲池》编辑部。编辑部跟莫言想像中神圣的文学殿堂相去甚远。莫言描述说：“那是一间破破烂烂的小房子，带着铁皮烟囱的那种最原始的煤炉子，里面摆着四张桌子，上面是堆积如山的稿件，稿件上落满了灰尘。”
当天，《莲池》的老编辑毛兆晃接待了莫言，也是他发现了莫言的处女作。见面的时候，毛兆晃笑着对莫言说：“我还以为你是个女战士呢，没想到是个小伙子。”毛兆晃认为小说基础不错，但人物形象单薄，需要进一步修改。 几天后，莫言拿着重新改好的稿子送到编辑部。毛兆晃看后说了一句话，让莫言像泄了气的皮球：“还不如那篇初稿好呢！”就这样，改到第三次的时候，毛兆晃没再说什么，打发莫言回去等消息。
没过多久，保定《莲池》双月刊第5期《莲池》就以《春夜雨霏霏》为题发表了署名“莫言”的这篇小说，这也是莫言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拿到稿费后，莫言买了一瓶“刘伶醉”、一盘饺子、4只马家烧鸡，和战友一块“打了牙祭”。
谈起这篇小说刚刚发表时的感受，莫言如是说：“对于一个多年来热心文学的青年人来说，对于一个写了无数稿件全部被退稿的业余作者来说，终于有一篇小说变成了铅字，堂堂皇皇地上了文学刊物，这种欣喜是难以名状的。”同年，他的女儿管笑笑出生。
“高梁”缘来这样“红”了
时间晃晃荡荡走到1984年7月，解放军艺术学院成立文学系，面向全军招生。莫言知悉后很兴奋，没想到29岁“高龄”的他居然有机会重圆自己的大学梦。拿着几篇作品，他横冲直撞地跑到了军艺。接待莫言的是文学系青年诗人刘毅然，莫言上去就是一个标准的军礼，接着就是一声：“报告首长！管谟业前来报名！”
刘毅然笑着说：“报名早就结束了呀？”莫言便把自己才知道消息，怎么说服领导同意、怎么千辛万苦找到军艺的经过，仔仔细细地讲了一遍。刘毅然问：“带作品了吗？”“带了！”莫言从挎包里掏出自己的全部作品，其中还有著名作家孙犁发表于《河北日报》文艺副刊上点评河北小说的一篇文章。莫言生怕刘毅然不知道，用手指着说：“这是孙老的文章，还点评了我的小说《民间音乐》。”
后来，军艺文学系主任徐怀中认真看了莫言的作品，虽然当时报名时间已过，还是特批莫言参加了考试。莫言也不负厚望，考试以文化总分第二、专业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军艺文学系。
正是孙犁的那篇文章，成为了莫言报考军艺的“敲门砖”。莫言说，在自己日后的成长过程中，徐怀中是“大恩师”。今天，在中国作协副主席岗位上，莫言也践行着“发现年轻人、提携年轻人、给年轻人机会”。
1985年，总政在北京西直门招待所举行军事文学创作座谈会。一批老作家忧心忡忡地说：“苏联卫国战争只打了4年，可是描写卫国战争的优秀作品一批又一批。我们中国有这么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28年的战争历史，解放以后有这样那样的边境战争，为什么我们写不出自己的伟大的军事文学作品？眼看着我们就写不动了，而青年作家又没有经历过战争，怎么办呀！”
怎么办？莫言接过话头，说：“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参加过演习；我们虽然没有打过鬼子、杀过人，但在家不还杀过猪、宰过鸡，咋就写不出来呢？放心吧，我们不是吃白饭的。”当场就把老人家顶了回去。一位著名的老作家显然生气了，站起来斥责莫言说：“年轻人呀，别太狂妄！”
理论解决不了的问题，只好交给创作了。莫言说，当时就憋了一股气，非要写几部战争小说给他们看看。于是，便有了《红高粱》、《奇死》等一系列战争小说。
在距离莫言老家东北方向10多里地的孙家口村，有一座石桥。莫言小时候听村子老人讲过游击队在这里伏击日本汽车队的故事，长大后就把这段历史写进了小说。据当地村民介绍，游击队于1938年在这座桥南边组织了一次伏击战，打死了39名日本鬼子，其中有日本板垣师团中岗弥高中将，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通令嘉奖。莫言《红高粱》作品中详细描写了这次伏击战。
“《红高粱》大概就写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草稿就出来了，然后一边抄一边改又用了一个星期，累计起来一共是两周。写完了以后我心里很不踏实，因为当时军艺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一旦作品出来以后同学们之间会互相交流看作品。当时我的《红高粱》也给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看了，他们的反映比较差，说《红高粱》还不如《透明的红萝卜》好。”于是，当年莫言就想，可能是走得太远了，但是后来这部小说的火爆程度出乎他的意料。
在作家中，莫言算是“触电”比较早的。1986年，莫言把《红高粱》电影版权以800元卖给了当时的摄影师张艺谋。“那时候国家有规定的，小说改编电影的费用叫做‘电影版权费’，法定是800元，无论好坏都是800块。事实上当时我对这个事情好像也不太了解，我就一门心思闷头写小说了。还是一个朋友问我说知道张艺谋吗？我说知道啊！这个朋友说，他现在想改行当导演，就看中了你这个《红高粱》，希望能把《红高粱》拍成电影。当时听后我就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所以后来我们就见面谈了谈，谈得非常简单，连房子都没进，就在走廊里聊了聊。”
当年，穿着像个农民的张艺谋挤着公车去找莫言，还挤破了脚趾。莫言感动于张艺谋的执著，痛快地答应让他把《红高粱》改编成电影。电影由姜文、巩俐主演，电影里，余占螯在红高粱地里拦路打劫戴凤莲，这场戏就在莫言的家乡取景拍摄。
1988年，电影《红高粱》获得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并荣获国际A级电影节大奖的影片，引起世界对中国电影的关注。“当时，我在高密东北乡的一个供销社仓库里写作，我一个堂弟跑来，摇晃着一张报纸对我大声喊叫：‘《红高粱西行》！《人民日报》整整一版！’”小说《红高粱》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后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莫言成为当时最炙手可热的作家。
军艺毕业后，莫言被分配到总参政治部文化部。1995年春天，莫言花83天完成了他最具争议的作品《丰乳肥臀》。“1993年母亲去世之后，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母亲、生殖、大地的厚重小说，《丰乳肥臀》写完以后觉得如释重负。”在《丰乳肥臀》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洋洋50万言的小说《丰乳肥臀》因内容尖锐而引起轩然大波。在他获得“大家文学奖”10万元奖金后，各种冷嘲热讽接踵而至，批判、挖苦源源不绝。但也有人说这是一部杰作。对于争议，莫言曾说：“我觉得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如果要了解我的文学世界，你应该看看《丰乳肥臀》。” 来到这个世界，莫言睁眼见到的第一个人，不是母亲，也不是父亲，而是自己的姑姑。在莫言老家高密，姑姑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当地家喻户晓的接生婆。经她双手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既有跟莫言年纪差不多的人，也有比莫言女儿还小的年轻人。“过去，我在一些中短篇小说里曾经提到过‘姑姑’这个人物，但都是一笔带过，长篇小说《蛙》里面，我比较多地把她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写。”
《蛙》以“书信体＋话剧剧本”颠覆了小说惯常的结构，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反映了乡土中国60年的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莫言说，用小说的方式塑造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是自己的最高追求。
《蛙》是莫言蛰居3年后出版的长篇小说。“酝酿的时间比较长，真正写作的时间比较短。我习惯长期思考，直到小说里的每个人物仿佛我身边的好朋友一样。当对他们的音容笑貌了然于心的时候，拿出来就可以写。”莫言过去的语言是狂欢的，在创作《蛙》时比较节制，尽量让语言朴素，让简朴的语言来表达惊心动魄的事件。
《蛙》曾被人指责，说小说中的日本人暗指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这是在讨好诺贝尔奖。对此，莫言表示：很多人说我是向洋人献媚，好像中国作家一个个都是被诺贝尔搞得坐立不安，今天去献媚，明天去示好，这怎么可能呢？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再一个难道文学有配方吗？我能知道吗？
村里“学问最大”的人
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喜讯一传来，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就沸腾了，等候多时的人们兴奋地燃起爆竹、礼花 ，庆祝这个属于他们的光荣时刻。高密的大街小巷里，人们在奔走相告。
莫言，本名管谟业。他曾如此解释自己的笔名来由：“小时候动手打不过别人，就编顺口溜骂人，学校告到家里来，被爹娘合伙暴打过一顿。于是，一辈子记住了那次为多话而挨的打。开始写小说，就把名字里的一个‘谟’字拆开，左右旁倒过来就是‘莫言’。取这笔名，就是想警示自己少说话、多做事。”他说，自己不是一个自信的人，每写完一个作品就诚惶诚恐，不是怕批判，而是对自己不满意。
言谈话语中流露的乡音，让人一下子便能判断出他的故乡在山东。正如莫言曾戏言：“我的普通话到现在都有地瓜味。”1955年2月，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县夏庄镇平安庄村这个偏僻的小村落里。他后来在作品中摹刻了一出出以家乡为原型的“东北乡”传奇。
莫言获奖后后，原本寂静的村庄也开始变得热闹。村民们知道，是莫言这只从家乡里飞出来的“金凤凰”把这群客人引来的。 尽管莫言早年的家庭并不算富裕，但在评定成分的时候却被扣上了富裕中农的帽子，这让莫言一家人感到尴尬不已。“用我奶奶她们的话说叫做‘口里不吃，腚里不拉’，省下点钱来为了买亩地，结果刚买着地，‘咚’地一下成了富裕中农了。”
“我家姊妹4个，我上有大哥、姐姐，我是最小的。”莫言说，父亲读过私塾，可以说是个文化人；母亲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但她远大目光。莫言记忆很深的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那个时候家庭生活很贫困，我的邻居有一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共4册，他家没有钱用了，问我要不要他的书，四块五毛钱给我？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我回家跟我母亲商量，母亲说‘你能保证读吗？’我说：‘我保证看。’她说：‘那好，就买了。’后来我当兵的时候，这套书一直背在身边，我那点最初的历史知识都是从这套书上学到的。”
少年时代的莫言酷爱读书。当时农村没有电，家中只有一盏小煤油灯。每天晚上，他和同为书迷的二哥就一脚踏在门槛上，凑着火苗像黄豆那么小的煤油灯看书。母亲常常提醒莫言：“没油了，别看了。”但往往被嗜书如命的莫言当做耳旁风。几年之后，那个门槛竟然被弟兄两个踏凹下去一块。
“我童年的时候书非常少，不管什么书都读，就像一头饥饿的牛冲到菜园子里，碰到白菜就吃白菜，碰到萝卜就吃萝卜，没有什么选择，那个时候读书读得快，记得牢，而且有紧迫感。”据莫言讲，那时候书非常少，一个村子里几本书了如指掌。为了看书，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提前拿着自己仅有的几本书去跟人家交换，人家不感兴趣就帮人家干活，帮人家推磨、割麦子，换来阅读人家藏书的权利。有时候整整推一天的磨才换来一本书，一天下来，莫言脸色煞青，但只要能捧着书回来，他都是满脸春风。“后来附近十几个村庄的书都看完了，你不要以为十几个村庄有多少书，没几本书，顶多也就是二三十本，我当时觉得我已经是世界上学问最大的了，把周围一个乡的书全看光了，其实也就是十来本书，几本经典著作。”后来实在没书可借了，他就看《新华字典》，读得很熟，有时候甚至把《新华字典》里的错误都可以找出来。
“我们小时候那种如痴如醉的阅读，是因为没有别的娱乐。那会儿假如有一个电视机，我也不去读小说，我也天天抱着电视机看。”莫言说，现在娱乐方式、休闲方式特别多，肯定会挤压很多人有关文学阅读的时间。“但是我相信当大家玩了一圈之后回来，也许有一天会重新抱起一本书，体验一下这种古典读书的乐趣。”
在小学，莫言的作文写得不错。一次放学，老师把莫言留了下来，问：“你这篇作文是从哪抄的？”莫言说：“我自己写的。”老师不信，非逼他再写一篇，而且要他马上写，不能回家，说：“题目《抗旱》，写吧。”走投无路的莫言只好铺开纸、提起笔，写开了。写完往老师面前一推，老师看了，“咦咦咦”地说：“人不可貌相，确实不错啊。”从此，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诵。
小时候，莫言说的欲望很强烈。“看到一点新奇的事物我就特别想传达给别人，比如，去集市上听说书的，到生产队的饲养棚里听那些老人讲过去的故事，听了以后你就想对别人诉说，包括晚上母亲跟姐姐在油灯下做针线活的时候，我就对她们说，讲集上听到的说书人讲了什么，刚开始我母亲还很反感，后来渐渐地我发现她们听入神了，就让我一直讲。”
对小说家来讲，想像力必须建立在丰富的生活经验之上，并且要通过许许多多别开生面的描写体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观察生活的技巧”，莫言说，“作家应该观察别人没有观察到的东西，小说不仅仅要讲故事，更重要的是要借助想像力和经验写出许许多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正是这样的细节让故事可信，让人物栩栩如生。” 莫言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他曾提出“所有的文学都是乡土文学”的观点。“过去乡土文学只是指农村现在看来是偏狭的，时代在发展，乡土的内涵也在变化。现在乡村在发生变化，乡村与城市的差别在缩小。另外乡土与故乡是同义词，每个人都有故乡，即便是我住在北京也和故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的文学都依赖乡土，荒郊野村是乡土，繁华都市也是另一种乡土。”
莫言小说中的故事，绝大部分都发生在由他虚构出来的一个“高密东北乡”的地域内。他的“高密东北乡”，如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一样，成为一个奇特艺术世界。获诺奖后，莫言表达了对故乡的一往情深：“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莫言十分钟爱故乡，视故土为“精神的根据地”，将自己对故土的爱恋化为艺术元素，这是莫言创作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
“世界的莫言”破解当代中国文学被认可的纠结
多年来，中国电影界做着奥斯卡的梦，文坛里做着诺贝尔的梦。中国人的诺奖情结很重，企盼多年的诺奖终于花落中国，让国人长舒一口气。莫言荣膺该奖，算是水到渠成，也是实至名归。
中国作家莫言在世界文坛上拿了诺贝尔大奖，就像中国运动员许海峰当年拿到中国在奥运会上的第一块金牌，实现了零的突破，中国人的表情充满了释然和喜悦。有人评论说，中国的文学被世界承认了，这属于瑞典文学院给予全体中国人的一种资质认证。此前，莫言曾多次谈及诺贝尔奖的话题，并表示自己没有诺贝尔奖情结。“中国一涉及到文学奖，话题就非常复杂，尤其是像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上这么有影响力的奖项，有一些批评家已经在讽刺挖苦中国作家有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诺贝尔奖并不是发放救济粮，中国作家不该为拿诺贝尔奖而纠结。”他一直很淡然：“文学奖有时候正好相反，你铆足劲写一本书要获奖，那也不一定。你没有太认真地写，很随意、很放松地写，也许写出一部不错的作品。忘掉所有的奖项是作家最高的选择。”
获诺奖后，作为世界目光焦点的莫言成了备受聚光灯炙烤的人物。因为莫言，中国人感觉诺贝尔文学奖变得如此亲切。看过和未看过莫言作品的人，都油然而生一种激动。认识和不认识莫言的人，都开始晒签名和合影，或写上几句祝贺类的微博。
中国作家获得诺奖，其意义并不亚于拥有第一艘航母，毕竟在未来的世界格局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比硬实力更能赢得别国尊重。外媒报道称，中国作家获此殊荣，说明西方开始承认中国的文化地位和文学成就，中国作家跻身世界文坛，彰显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在加速。外国出版界有人称，在中国文学的“森林”里，莫言无疑是一棵“大树”。
“坦率地讲，没有一个作家不想获奖。但评奖的问题很复杂……并不是他跳过两米，你跳过两米一就得奖了。只管写好你的小说就是，获奖不获奖，由他去！”在莫言眼里，获奖和写作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作家，第一不会也不应该把得奖当做自己写作的动力，第二，得奖并不会使他的小说变得好起来。已经写出来的小说不管得奖与否，是好是坏，已经无法改变。还没写出来的小说，甚至必须与得奖小说大唱反调，才会有价值。”
在回答自己作品中的什么地方打动了诺奖评委时，莫言说：“我想最主要的是我的作品中的文学素质。这是一个文学奖，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学。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
“其实，获奖也只是给作家头上戴一个花冠。它很快就会枯萎的，很快就被抛到一边。很多伟大的作品，当时并不被人认可，是后世人认识到他伟大的文学力量、非凡的价值，成为经典之作。作家最终要靠作品说话。”莫言近年来的创作速度越来越慢，因为他希望每一部作品都有些新的变化。在文学的道路上，他在艰难而又幸福地跋涉着。莫言说，“重复自己比抄袭别人更可耻”，强调不抄袭别人不难做到，但要做到完完全全地不重复自己，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在创作中，他拒绝重复。
在被提问而谈及对人类精神的贡献时，莫言谦逊而幽默地说：“我对人类精神毫无贡献，我的贡献就是打破了作家的神秘感。大家看看，我这么一个熊样的人，竟然被说成‘中国著名作家’，对作家的神秘感和崇敬感，是不是顿时就会烟消云散呢？”
一直站在文学创作前沿的莫言，以他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力，不断求新求变的文体，独特生动、寓意深远的文字，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一个莫言还不够，中国不能只有一个莫言。莫言获诺奖可谓空前不绝后，有理由期待未来中国会有更优秀的作家、更伟大的作品问世，有更多优秀中国作家问鼎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