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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先后组织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其中,广州起义与陈独秀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虽然,早在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陈独秀自此“不再视事”,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位置,但是,陈独秀对广州起义却表现出特别关注。1927年12月13日,他致信中共中央常委,对广州起义表示支持拥护,在信中,他明确地说:“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还对广州起义提出了5条建议。中共中央在接到陈独秀的信后,常委复信说:“接到你的信,正想答复的时候,失败的消息已经来了。大概的形势,现在还只知道报上的消息,但是太雷被杀的消息,差不多已经完全证实了。”
细细研读陈独秀这封信,不难发现他对当年广州起义曾作出过正确的预见,也体现了陈独秀对时局敏锐的洞察力。
一、果断提出“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的观点。
广州起义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起义前,中共中央、广东省委对待起义态度犹豫,缺乏陈独秀的果断态度。
在“八七”会议确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后,不久,中共中央就积极着手准备广州起义。1927年8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举行广州暴动计划,从8月20日到10月12日前,中共中央就一直在强调广州起义的必要性。1927年9月9日,中共中央还致函南方局、广东省委,提出起义“惟须立即开始”。10月2日,中共广东省委致信中共中央,10月上旬,中央复信广东省委“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但到了10月12日,中央又突然致信广东省委,改变了原来的主张,认为“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起义的准备工作被迫中断。而11月17日,中央又决定借粤桂军阀战争的有利时机,发动广州起义,夺取广东全省政权。这表明中央在发动广州起义前的态度是犹豫不决的。
起义前,广东省委内部对是否发动起义也有着激烈争论,他们一开始对张发奎假左派、真右派的面目认识不清,对推翻张发奎的政策和决议案存在不同意见。中共中央在1927年9月9日指明“张已经是南昌事变的反叛者,已经是我们公开的敌人,我们与他已毫无妥协之可能”,但广东省委对张发奎仍然存在幻想。在处理起义时间问题上,中央连续3次要求“此时广东全省应不等待贺、叶军队到达,即行发展普遍的暴动”,但广东省委始终存在着消极主义的错误,差不多有1个月的时间拒绝执行中央起义的命令。当南昌起义部队,在叶挺、贺龙率领下南下广东失败后,广东省委要求各地积极准备暴动时,却又接受了中共中央停止起义的错误意见。在对起义的态度上,不管是中央还是广东省委,都没有陈独秀的果断决心。
二、提出农民应该是广州起义的关键,起义前,要首先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让广大农民参与,这是广州起义成败的决定因素。
陈独秀在给中共中央常委诸同志的信中,第一条就强调“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起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搁”。“暴动时要立即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并要解决农村中一般的疾苦事件”,而后“才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否则,“不独广州孤立不能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后来的事实证明陈独秀的这一提议是非常正确的。广州起义很快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缺乏农民的支持。陈独秀甚至还提出:对农民“单是‘耕者有其地’这个口号还不够,因为太文雅了,不能使广大的农民了解,而且农民的痛苦不单是土地问题。提议用‘四不’口号(不缴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更简明容易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国。此时若不用最彻底适合于农民自身经济利益的口号,深入农民广大的群众,而只是幻想政治的暴动,暴动失败了,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并且还会因此使农民离开我们,使国民党有组织黄色农民协会的可能”。
广州起义前夕,我党做了大量发动组织工作,集合大批农民,准备参加起义。但由于时间和地理的原因,结果不太理想,原定参加起义的各地农民军大多来不及赶到广州。广州起义本来需要各地农民的配合,但“各地农暴确无发动起来,番禺、南海、中山、顺德、佛山等地方,都无发动暴动”。广州起义后,1928年1月1至5日,中共广东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中,就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与教训,指出:“此次暴动农民群众很少参加,除掉石围塘和黄沙的农民起来占据车站,四郊有很少的农民参加作战以外,其附近各县都未起来,以致反革命军队,可以毫无顾虑和障碍,很快地来围击我们,以至于失败。这是教训我们暴动必须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响应,方能保障暴动的胜利。”1958年7月30日,叶剑英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为《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一文总结广州起义失败原因时,强调农民的作用,他指出:“如果当时我们不留恋城市,在起义之后主动迅速向农村转移.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起义将会得到很好的效果。”
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央常委给陈独秀答复的信中也说:“原定的计划是大规模的发动农民群众的暴动,解决经济问题——尤其是土地问题。但是,据报上消息推测起来,这次广州的暴动,大概是敌方所逼出来的——逼得我们不能不早些动作的,因为农民协会的大会还没有能开,四乡农民暴动的发动还没有起来。”
三、提出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
在信中,陈独秀就国民党问题指出,自1927年“7月以来,即以为我们不能再留在国民党,即不必再附属在国民党左派旗帜之下,亦即应独立行动”。在国共两党敌对的情况下,陈独秀还极有政治远见地提出“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七一五”政变前,陈独秀就察觉了披着国民党左派外衣的汪精卫“其漠视农民利益,现在更加反动,广西老宣传广州共产政府仍举汪为主席,自然是极滑稽的造谣作用”。提出“惟广东方面,如尚赞成土地革命的国民党员,无论是团体或个人,我们应该与之公开的党外合作,不必强之加入我党,在民众工作上,在政府工作上,在军事工作上(在军事工作上只有我们的力量超过他们便无妨),都应如此”。陈独秀甚至提出:“国民党各级党部如有赞成土地革命者,可许其存在,可与之开两党联席会议。即谭平山如以国民党地位或另组他党而能从事土地革命工作,我们也不可加以排斥。”他强调指出“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对于国民党亦如此”。
但当时的中共中央给陈独秀的答复是:召开“两党联席会议恐是不能实现的”。
四、提出“广东离香港太近,易为帝国主义者所袭击,我们为保护新政权起见,反帝行动要十分谨慎”。
广州起义前,中共中央及广东省委都忽视了帝国主义对起义的巨大威胁,他们提出的口号打击面过大,在自身力量比较弱小的情况下,把帝国主义也纳入革命的对象。早在1927年9月23日,中共广东省委在《我们目前的任务与政策》(通告第10号)一文中,在暴动后的工作大纲里就外交政策指出:“对帝国主义暂取防御政策,防御其挑衅。因此暂时对于租界、关税、教堂及一切外人生命财产不加妨碍。”“加强反帝国主义之政治宣传。” “为对付帝国主义挑拨起见,应准备以罢工、排货等手段对付之。”起义爆发后,1927年12月11日发布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书再次强调“打到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派”,同日的《广州苏维埃宣言》中又呼吁“打倒国际帝国主义”,这些口号必然激怒帝国主义,加上起义前,起义领导人对帝国主义的强大认识不足,他们错误地“估计我们动作起来之后,帝国主义虽然在沙面驻有军队、白鹅潭里泊着军舰,也未必敢轻举妄动”。
广州起义爆发后,立即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声援,第三国际向欧洲工人阶级发出号召“赶快支援中国的苏维埃”,“要求帝国主义军队立即撤出中国”。当时,在广州学习和居住的许多朝鲜、越南友人也参加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的爆发,使在广州、香港的帝国主义者大为震惊。据当时报纸报道,英、法、美、日、荷兰和意大利等6国公使得到广州爆发武装起义的消息后,连日数次聚会,研究对策。因广州与香港毗连,英国公使尤为焦急不安。他宣称,广州发生的事情已经超过中国“内乱”的范围,呼吁各国应当采取行动。但其他各国公使认为,国民党军队已纷纷向广州进发,不难把起义镇压下去,主张暂时观望。帝国主义者“互议多时”,最后达成协议,一旦广州出现公开反对列国的行动,他们就联合采取军事行动。最终,在起义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12月12日,中外反动势力纠集起来,向广州珠江以北的市区反扑,起义军最终陷入绝境。叶剑英后来回忆说:国民党军队在“帝国主义军舰的帮助下进展很快”。
五、陈独秀明确提出:广州起义发生后,苏俄同志“最好绝对不赴粤参加工作”。
为了避免引起国际纠纷,陈独秀在信的最后特别指出:“苏俄同志,此时最好绝对不赴粤参加工作,他们最好选择有革命经验者数人,在上海组织一委员会,帮助中国党的中央。由他们的委员会派一得力同志驻香港察看广州情形,及中国同志在粤工作有无错误。”
事实上,1927年9月中旬,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汕头后,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即偕共产国际代表一同前往潮汕迎接南昌起义部队。
1927年9月下旬,党决定再次在广州组织武装起义。开会讨论时,一位共产国际代表亲自出席会议,并反对广东省委决定发动起义的计划,主张应以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名义与张发奎的部下黄琪翔谈判。随后,这位共产国际代表又到香港向广东省委陈述自己的意见,为此,中共广东省委及省军委曾分别召集会议,经讨论,否决了这位国际工作人员的意见。
中央11月扩大会议结束后,11月26日,张太雷在广州召集省委扩大会议,讨论广州起义问题,共产国际代表纽曼亲自出席会议。中共广东省委作出发动广州起义的决定后,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等人也参加了起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据统计,参与广州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工作人员有3人:纽曼、哈西斯和一位尚不知姓名者。广州起义失败后,张发奎、李福林的反动军队对广州人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在这次反革命大屠杀中,因为共产国际代表参与了广州起义,国民党反动军队对苏联驻广州领事馆进行了袭击。据苏联驻广州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回忆:“他们开始把其他的同志往出带,(将他们)一个个都绑了起来,乌科洛娃和我的妻子都怀抱着孩子,但连孩子(也)一起绑了起来。他们让我们在墙边呆了不一会儿,接着把所有的人两个两个地绑了起来,把我们一对一对拴在一根长绳上,然后带往城里。”“参加领导起义的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和领事馆工作人员波波夫惨遭杀害。”
从上面的5点分析可以看出,陈独秀给中央常委的这封信,对广州起义提出的建议是十分正确的,预测也十分准确,表现了陈独秀对时局敏锐的洞察力。
虽然,早在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陈独秀自此“不再视事”,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位置,但是,陈独秀对广州起义却表现出特别关注。1927年12月13日,他致信中共中央常委,对广州起义表示支持拥护,在信中,他明确地说:“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还对广州起义提出了5条建议。中共中央在接到陈独秀的信后,常委复信说:“接到你的信,正想答复的时候,失败的消息已经来了。大概的形势,现在还只知道报上的消息,但是太雷被杀的消息,差不多已经完全证实了。”
细细研读陈独秀这封信,不难发现他对当年广州起义曾作出过正确的预见,也体现了陈独秀对时局敏锐的洞察力。
一、果断提出“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的观点。
广州起义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起义前,中共中央、广东省委对待起义态度犹豫,缺乏陈独秀的果断态度。
在“八七”会议确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后,不久,中共中央就积极着手准备广州起义。1927年8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举行广州暴动计划,从8月20日到10月12日前,中共中央就一直在强调广州起义的必要性。1927年9月9日,中共中央还致函南方局、广东省委,提出起义“惟须立即开始”。10月2日,中共广东省委致信中共中央,10月上旬,中央复信广东省委“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但到了10月12日,中央又突然致信广东省委,改变了原来的主张,认为“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起义的准备工作被迫中断。而11月17日,中央又决定借粤桂军阀战争的有利时机,发动广州起义,夺取广东全省政权。这表明中央在发动广州起义前的态度是犹豫不决的。
起义前,广东省委内部对是否发动起义也有着激烈争论,他们一开始对张发奎假左派、真右派的面目认识不清,对推翻张发奎的政策和决议案存在不同意见。中共中央在1927年9月9日指明“张已经是南昌事变的反叛者,已经是我们公开的敌人,我们与他已毫无妥协之可能”,但广东省委对张发奎仍然存在幻想。在处理起义时间问题上,中央连续3次要求“此时广东全省应不等待贺、叶军队到达,即行发展普遍的暴动”,但广东省委始终存在着消极主义的错误,差不多有1个月的时间拒绝执行中央起义的命令。当南昌起义部队,在叶挺、贺龙率领下南下广东失败后,广东省委要求各地积极准备暴动时,却又接受了中共中央停止起义的错误意见。在对起义的态度上,不管是中央还是广东省委,都没有陈独秀的果断决心。
二、提出农民应该是广州起义的关键,起义前,要首先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让广大农民参与,这是广州起义成败的决定因素。
陈独秀在给中共中央常委诸同志的信中,第一条就强调“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起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搁”。“暴动时要立即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并要解决农村中一般的疾苦事件”,而后“才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否则,“不独广州孤立不能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后来的事实证明陈独秀的这一提议是非常正确的。广州起义很快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缺乏农民的支持。陈独秀甚至还提出:对农民“单是‘耕者有其地’这个口号还不够,因为太文雅了,不能使广大的农民了解,而且农民的痛苦不单是土地问题。提议用‘四不’口号(不缴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更简明容易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国。此时若不用最彻底适合于农民自身经济利益的口号,深入农民广大的群众,而只是幻想政治的暴动,暴动失败了,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并且还会因此使农民离开我们,使国民党有组织黄色农民协会的可能”。
广州起义前夕,我党做了大量发动组织工作,集合大批农民,准备参加起义。但由于时间和地理的原因,结果不太理想,原定参加起义的各地农民军大多来不及赶到广州。广州起义本来需要各地农民的配合,但“各地农暴确无发动起来,番禺、南海、中山、顺德、佛山等地方,都无发动暴动”。广州起义后,1928年1月1至5日,中共广东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中,就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与教训,指出:“此次暴动农民群众很少参加,除掉石围塘和黄沙的农民起来占据车站,四郊有很少的农民参加作战以外,其附近各县都未起来,以致反革命军队,可以毫无顾虑和障碍,很快地来围击我们,以至于失败。这是教训我们暴动必须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响应,方能保障暴动的胜利。”1958年7月30日,叶剑英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为《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一文总结广州起义失败原因时,强调农民的作用,他指出:“如果当时我们不留恋城市,在起义之后主动迅速向农村转移.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起义将会得到很好的效果。”
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央常委给陈独秀答复的信中也说:“原定的计划是大规模的发动农民群众的暴动,解决经济问题——尤其是土地问题。但是,据报上消息推测起来,这次广州的暴动,大概是敌方所逼出来的——逼得我们不能不早些动作的,因为农民协会的大会还没有能开,四乡农民暴动的发动还没有起来。”
三、提出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
在信中,陈独秀就国民党问题指出,自1927年“7月以来,即以为我们不能再留在国民党,即不必再附属在国民党左派旗帜之下,亦即应独立行动”。在国共两党敌对的情况下,陈独秀还极有政治远见地提出“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七一五”政变前,陈独秀就察觉了披着国民党左派外衣的汪精卫“其漠视农民利益,现在更加反动,广西老宣传广州共产政府仍举汪为主席,自然是极滑稽的造谣作用”。提出“惟广东方面,如尚赞成土地革命的国民党员,无论是团体或个人,我们应该与之公开的党外合作,不必强之加入我党,在民众工作上,在政府工作上,在军事工作上(在军事工作上只有我们的力量超过他们便无妨),都应如此”。陈独秀甚至提出:“国民党各级党部如有赞成土地革命者,可许其存在,可与之开两党联席会议。即谭平山如以国民党地位或另组他党而能从事土地革命工作,我们也不可加以排斥。”他强调指出“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对于国民党亦如此”。
但当时的中共中央给陈独秀的答复是:召开“两党联席会议恐是不能实现的”。
四、提出“广东离香港太近,易为帝国主义者所袭击,我们为保护新政权起见,反帝行动要十分谨慎”。
广州起义前,中共中央及广东省委都忽视了帝国主义对起义的巨大威胁,他们提出的口号打击面过大,在自身力量比较弱小的情况下,把帝国主义也纳入革命的对象。早在1927年9月23日,中共广东省委在《我们目前的任务与政策》(通告第10号)一文中,在暴动后的工作大纲里就外交政策指出:“对帝国主义暂取防御政策,防御其挑衅。因此暂时对于租界、关税、教堂及一切外人生命财产不加妨碍。”“加强反帝国主义之政治宣传。” “为对付帝国主义挑拨起见,应准备以罢工、排货等手段对付之。”起义爆发后,1927年12月11日发布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书再次强调“打到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派”,同日的《广州苏维埃宣言》中又呼吁“打倒国际帝国主义”,这些口号必然激怒帝国主义,加上起义前,起义领导人对帝国主义的强大认识不足,他们错误地“估计我们动作起来之后,帝国主义虽然在沙面驻有军队、白鹅潭里泊着军舰,也未必敢轻举妄动”。
广州起义爆发后,立即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声援,第三国际向欧洲工人阶级发出号召“赶快支援中国的苏维埃”,“要求帝国主义军队立即撤出中国”。当时,在广州学习和居住的许多朝鲜、越南友人也参加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的爆发,使在广州、香港的帝国主义者大为震惊。据当时报纸报道,英、法、美、日、荷兰和意大利等6国公使得到广州爆发武装起义的消息后,连日数次聚会,研究对策。因广州与香港毗连,英国公使尤为焦急不安。他宣称,广州发生的事情已经超过中国“内乱”的范围,呼吁各国应当采取行动。但其他各国公使认为,国民党军队已纷纷向广州进发,不难把起义镇压下去,主张暂时观望。帝国主义者“互议多时”,最后达成协议,一旦广州出现公开反对列国的行动,他们就联合采取军事行动。最终,在起义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12月12日,中外反动势力纠集起来,向广州珠江以北的市区反扑,起义军最终陷入绝境。叶剑英后来回忆说:国民党军队在“帝国主义军舰的帮助下进展很快”。
五、陈独秀明确提出:广州起义发生后,苏俄同志“最好绝对不赴粤参加工作”。
为了避免引起国际纠纷,陈独秀在信的最后特别指出:“苏俄同志,此时最好绝对不赴粤参加工作,他们最好选择有革命经验者数人,在上海组织一委员会,帮助中国党的中央。由他们的委员会派一得力同志驻香港察看广州情形,及中国同志在粤工作有无错误。”
事实上,1927年9月中旬,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汕头后,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即偕共产国际代表一同前往潮汕迎接南昌起义部队。
1927年9月下旬,党决定再次在广州组织武装起义。开会讨论时,一位共产国际代表亲自出席会议,并反对广东省委决定发动起义的计划,主张应以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名义与张发奎的部下黄琪翔谈判。随后,这位共产国际代表又到香港向广东省委陈述自己的意见,为此,中共广东省委及省军委曾分别召集会议,经讨论,否决了这位国际工作人员的意见。
中央11月扩大会议结束后,11月26日,张太雷在广州召集省委扩大会议,讨论广州起义问题,共产国际代表纽曼亲自出席会议。中共广东省委作出发动广州起义的决定后,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等人也参加了起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据统计,参与广州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工作人员有3人:纽曼、哈西斯和一位尚不知姓名者。广州起义失败后,张发奎、李福林的反动军队对广州人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在这次反革命大屠杀中,因为共产国际代表参与了广州起义,国民党反动军队对苏联驻广州领事馆进行了袭击。据苏联驻广州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回忆:“他们开始把其他的同志往出带,(将他们)一个个都绑了起来,乌科洛娃和我的妻子都怀抱着孩子,但连孩子(也)一起绑了起来。他们让我们在墙边呆了不一会儿,接着把所有的人两个两个地绑了起来,把我们一对一对拴在一根长绳上,然后带往城里。”“参加领导起义的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和领事馆工作人员波波夫惨遭杀害。”
从上面的5点分析可以看出,陈独秀给中央常委的这封信,对广州起义提出的建议是十分正确的,预测也十分准确,表现了陈独秀对时局敏锐的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