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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理念决定教育行为，教育理念决定教育质量。大众化教育和精英化教育都是我国法学教育的重要内容，法学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大众化教育所造成，而是对精英教育的错误理解所致。
关键词：法学教育；教育理念；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3）03-0045-01
教育理念决定教育行为，教育理念决定教育质量。在我国法学教育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教育理念的冲突与摩擦，教育理念的定位不准造成了我国法学教育的迷茫和问题。因此，对法学教育理念的厘清是提高我國法学教育质量之关键所在。笔者拟从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国际化和民族化这三对范畴来论述中国法学教育的基本理念。
法学教育目标的定位是法学教育问题中的一个基础问题，它决定这法学教学方法、法学学生的培养模式、法学教育内容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决定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关于我国法学教育的目标问题，一直存在着法学教育精英化和法学教育大众化的争论。法学教育大众化论者认为，法学教育还远未满足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要继续扩张。法学教育精英化论者则认为，法学教育的目标应当定位为精英教育，原因在于：一方面精英教育是作为高度经验理性的法治的需要；另一方面，法律职业者作为“产品”要有众多的知识，更需要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品格[1]。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应该从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关系角度入手，并结合我国当前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
大众化高等教育是“以保证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促进社会民主平等为目的，针对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各种各样的需要，以培养实用性、职业型的专门技术人才为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普及性的高等教育活动”[2]。根据马丁·特罗的理论，当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低于15%时属精英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大于15%小于50%时为大众化教育阶段。2009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24%，根据这一标准，我国已经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另外，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提出“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目标，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2020年毛入学率将达到40%。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向大众化方向转变，法学教育的规模也日益扩大。2005年，我国总共有559所大学设有法学院、系，比1999年增加了200%，比1989年增加了800%；法学本科、专科在校生总数是449，995人，比1999年增加了300%，比1989年增加了900%；2005年，在校法学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总人数是57752人，比1985年增加了870%[3]，到2007年，我国开设法学本科专业的学校更是达到了606所。法学专业设置数量的增加，以及招生规模的扩大，给法学教育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甚至有学者担忧大众化的教育甚至会危及公众对司法的信任，“不少新成立的法律教育机构并不具备必要的基础性条件。而学生数量过多，很可能甚至必然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法学毕业生质量的下降又会进一步损害司法的品质和本来就不尽人意的司法声誉”[4]。
于是，一些学者对法学教育大众化的现状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在“法学大众化教育万恶论”的论调中，许多法学院特别是科研实力较强的法学院开始探索发展自己的法学精英教育。各学校采取的主要做法就是缩小法学本科专业的招生人数，扩大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规模。据统计，近五年我国法学专业招生人数不断上升，但是，知名法律院校的本科招生人数却急剧下降，而博士生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经有38所法学院拥有法学一级博士点。从招生人数的变化似乎可以反映各个学校将“精英”理解为“学术”精英，发展法学教育的精英教育就是提高法学教育的学历层次。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对精英教育误解，狭隘的理解了精英的内涵。事实上，精英教育是相对知识普及型教育而言的高层次高素质的教育，目的是让少数具有较佳天赋和潜质的学生成长为高精尖人才。“精英高等教育的本质在于塑造人的心智，而不在于人数的多少或规模的大小。无论是精英高等教育阶段还是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精英教育都代表了一种大学教育的理念和人才培养的模式，而绝不仅仅是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一个阶段或少数人的特权。精英教育的精髓在于对人精英意识的培养而并非精英身份的赋予”[5]。
从大众化教育和精英化教育的内涵来看，大众化教育和精英化教育都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两者应当并行不悖。大众化教育是教育规模的扩大，其中也包含一定数量的精英化教育。“精英教育的前提是识别精英，而对精英的识别往往要以教育大众化为前提，因为只有经过了一般的传统教育，才能挖掘和识别精英，从而对专才实施专教”。精英化教育是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人的个性发展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如果没有了精英主义的理想和追求，如果没有了对于精英的严格选拔和培育，大学的存在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合法性基础。如果大学失去了这一部分的合法性，整个高等教育存在的价值就可能退化为一种职业培训，从而失去其在价值引领和人格塑造方面的显著作用”。法学教育的大众化和精英化并不是相互矛盾的，两者都是法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大众化强调的是量的增加，而精英化强调的是质的提升。
由此可见，我国目前法学教育中存在的培养质量差等问题，并不是法学教育的大众化所导致的，而是对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化教育理念的错误理解所造成的。一方面，实力较强的法学院为将法学教育的重心转向高学历教育，忽视了法学精英教育的本质。而培养能力一般的院校为了扩大生源，提高招生人数，从而降低了法学教育的整体培养质量。另一方面，法律院校在招生制度、评估标准、教学方式等方面的一元化模式也难以适应法学教育精英化的要求。现阶段，我国解决大众化教育阶段法学精英教育的问题，必须在符合法学教育起码条件的基础上，根据培养水平和条件，对法律院校的人才培养进行分类，实力较强的院校以培养学术人才为主，培养应用型人才为辅，实力较弱的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另外，对不同的人才培养体系，制定不同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各个院校根据自己的定位，发挥自己的优势，使得我们培养出来的法律人才在不同层面上适应社会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郭明瑞、王福华.创新法学教育、推进依法治国[J].法学论坛，2001，（5）：107
[2]刘志刚.大众化教育、精英教育和研究型大学[J].中国高教研究，2006，（5）：4
[3]方流芳.追问法学教育[J].中国法学，2008，（6）：16
[4]贺卫方.中国法律职业：迟到的兴起和早来的危机[J].社会科学，2005，（9）：84
[5]王建华.大学理想与精英教育[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4）：2
关键词：法学教育；教育理念；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3）03-0045-01
教育理念决定教育行为，教育理念决定教育质量。在我国法学教育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教育理念的冲突与摩擦，教育理念的定位不准造成了我国法学教育的迷茫和问题。因此，对法学教育理念的厘清是提高我國法学教育质量之关键所在。笔者拟从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国际化和民族化这三对范畴来论述中国法学教育的基本理念。
法学教育目标的定位是法学教育问题中的一个基础问题，它决定这法学教学方法、法学学生的培养模式、法学教育内容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决定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关于我国法学教育的目标问题，一直存在着法学教育精英化和法学教育大众化的争论。法学教育大众化论者认为，法学教育还远未满足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要继续扩张。法学教育精英化论者则认为，法学教育的目标应当定位为精英教育，原因在于：一方面精英教育是作为高度经验理性的法治的需要；另一方面，法律职业者作为“产品”要有众多的知识，更需要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品格[1]。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应该从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关系角度入手，并结合我国当前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
大众化高等教育是“以保证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促进社会民主平等为目的，针对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各种各样的需要，以培养实用性、职业型的专门技术人才为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普及性的高等教育活动”[2]。根据马丁·特罗的理论，当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低于15%时属精英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大于15%小于50%时为大众化教育阶段。2009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24%，根据这一标准，我国已经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另外，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提出“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目标，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2020年毛入学率将达到40%。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向大众化方向转变，法学教育的规模也日益扩大。2005年，我国总共有559所大学设有法学院、系，比1999年增加了200%，比1989年增加了800%；法学本科、专科在校生总数是449，995人，比1999年增加了300%，比1989年增加了900%；2005年，在校法学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总人数是57752人，比1985年增加了870%[3]，到2007年，我国开设法学本科专业的学校更是达到了606所。法学专业设置数量的增加，以及招生规模的扩大，给法学教育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甚至有学者担忧大众化的教育甚至会危及公众对司法的信任，“不少新成立的法律教育机构并不具备必要的基础性条件。而学生数量过多，很可能甚至必然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法学毕业生质量的下降又会进一步损害司法的品质和本来就不尽人意的司法声誉”[4]。
于是，一些学者对法学教育大众化的现状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在“法学大众化教育万恶论”的论调中，许多法学院特别是科研实力较强的法学院开始探索发展自己的法学精英教育。各学校采取的主要做法就是缩小法学本科专业的招生人数，扩大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规模。据统计，近五年我国法学专业招生人数不断上升，但是，知名法律院校的本科招生人数却急剧下降，而博士生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经有38所法学院拥有法学一级博士点。从招生人数的变化似乎可以反映各个学校将“精英”理解为“学术”精英，发展法学教育的精英教育就是提高法学教育的学历层次。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对精英教育误解，狭隘的理解了精英的内涵。事实上，精英教育是相对知识普及型教育而言的高层次高素质的教育，目的是让少数具有较佳天赋和潜质的学生成长为高精尖人才。“精英高等教育的本质在于塑造人的心智，而不在于人数的多少或规模的大小。无论是精英高等教育阶段还是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精英教育都代表了一种大学教育的理念和人才培养的模式，而绝不仅仅是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一个阶段或少数人的特权。精英教育的精髓在于对人精英意识的培养而并非精英身份的赋予”[5]。
从大众化教育和精英化教育的内涵来看，大众化教育和精英化教育都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两者应当并行不悖。大众化教育是教育规模的扩大，其中也包含一定数量的精英化教育。“精英教育的前提是识别精英，而对精英的识别往往要以教育大众化为前提，因为只有经过了一般的传统教育，才能挖掘和识别精英，从而对专才实施专教”。精英化教育是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人的个性发展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如果没有了精英主义的理想和追求，如果没有了对于精英的严格选拔和培育，大学的存在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合法性基础。如果大学失去了这一部分的合法性，整个高等教育存在的价值就可能退化为一种职业培训，从而失去其在价值引领和人格塑造方面的显著作用”。法学教育的大众化和精英化并不是相互矛盾的，两者都是法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大众化强调的是量的增加，而精英化强调的是质的提升。
由此可见，我国目前法学教育中存在的培养质量差等问题，并不是法学教育的大众化所导致的，而是对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化教育理念的错误理解所造成的。一方面，实力较强的法学院为将法学教育的重心转向高学历教育，忽视了法学精英教育的本质。而培养能力一般的院校为了扩大生源，提高招生人数，从而降低了法学教育的整体培养质量。另一方面，法律院校在招生制度、评估标准、教学方式等方面的一元化模式也难以适应法学教育精英化的要求。现阶段，我国解决大众化教育阶段法学精英教育的问题，必须在符合法学教育起码条件的基础上，根据培养水平和条件，对法律院校的人才培养进行分类，实力较强的院校以培养学术人才为主，培养应用型人才为辅，实力较弱的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另外，对不同的人才培养体系，制定不同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各个院校根据自己的定位，发挥自己的优势，使得我们培养出来的法律人才在不同层面上适应社会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郭明瑞、王福华.创新法学教育、推进依法治国[J].法学论坛，2001，（5）：107
[2]刘志刚.大众化教育、精英教育和研究型大学[J].中国高教研究，2006，（5）：4
[3]方流芳.追问法学教育[J].中国法学，2008，（6）：16
[4]贺卫方.中国法律职业：迟到的兴起和早来的危机[J].社会科学，2005，（9）：84
[5]王建华.大学理想与精英教育[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