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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引发的矛盾,成了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讨论的难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污染大气,发展中国家工业进程刚刚开始。要减排,发达国家理应承担更大的责任。要发展新工艺、新技术来应对减排,找到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相得益彰的结合点。要发展高氧经济,分解二氧化碳,综合利用政治等手段立体化、多角度地解决气候问题。
【关键词】工业革命 生态文明 减排 多角度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到了很多能在自己国家拍板的首脑,可是,在这个会上谁也拍不了板,结果没有结果,准确地说没有结出硕果,不了了之。接着,各国又开始议论起“后哥本哈根”,仍然是各唱各的调。达成共识之难,恰好说明这正是值得探讨的“地”字一号的大课题。
排碳有先后,限碳有区别
地球经过60亿年的演化,形成了今天的内三层、外三圈。所谓“内三层”,是指地壳、地幔、地核,所谓“外三圈”,是指水圈、气圈、生物圈。自古猿变成人类以后,这内三层、外三圈大体实现了相对的平衡。相对平衡的内三层、外三圈是人类生存的环境。这环境是宜人的,也有不宜人的一面,尤其是有不适宜人类大发展的一面。随着人类发展欲望的提升,作为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在适应地球、认识地球的同时,也在变革地球。这一变革,既有让地球更美,让太阳系中的别的行星、银河系中的别的星球无法比拟的一面,也有污染地球、打破地球内三层、外三圈大体平衡的另一面。在人口较少、人类变革地球本领不大的古代,人地矛盾并不突出,人类对地球的污染可以略而不计。自从起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以后,机器大工业从手工业里脱胎出来。手工业的动力是手、脚和畜力,到19世纪30年代完成的英国工业革命,其动力是煤、石油和天然气之类的能源。有一利必有一弊。煤、石油和天然气的燃烧,产生了大于人、畜体能千万倍、亿万倍的能量,把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地提高,与此同时,人类也成了排放温室气体的大户。温室气体多了,作为气圈的气温就要升高。有人测算,由煤、石油和天然气的燃烧所排出的二氧化碳在使全球变暖的诸因素中占到一半以上。于是,从自然分化出的人类站到了自然界的对立面。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发生了矛盾。
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引发的矛盾,成了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讨论的难点。在老眼光看来:工业文明要继续,就要继续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生态文明要重视,就不能大量排放二氧化碳,那么,工业化的进程就要受到影响。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现在争论的关键在于:发达国家早已实现了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尚未实现工业化,甚至还远没有实现工业化。工业化的实现,一是看工业产值的比重是否达到工农业总产值的大半;二是看工业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品种能否满足社会扩大再生产、人民生活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三是看能不能用现代技术装备武装工业自身和国民经济其它部门;四是看工业门类是否齐全;五是看工业布局是否合理。对照上述标志,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大约还要30年。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尚有百余个之多。要减排,都要减排,大家头顶的是一个天,脚踏的是一块地,无不应当对这个天和这个地负责任。可是,责任有大小。人们必须看到: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污染大气,发展中国家刚刚污染没多少年。今天要减排,发达国家岂能不承担更大责任呢?正确的决策在于区别对待。减排是需要设施、投入的。发达国家理应承担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没有这一条,发达国家是说不过去、也绕不过去的。在有了这一条之后,发达国家怎样帮助?资金和技术如何转让?这都需要郑重思考和讨论。
今天减排难上难,明天减排天外天
今日之人类需要工业文明。那工业文明是不是一定会破坏生态文明呢?不能笼统回答。不要以为自然界就那么美妙。自然界有一种“瘴气”。它是自然形成的,与人类毫无关系。这“瘴气”,对植物、动物,对气圈、水圈都是有害的。早些年为了研究瘴气,消除瘴气,有不少科学家染上了一身病。这是自然界需要人来改造的一个例子。改造地球,征服自然,是人类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当今国内外科学家一直研究的方向。自然界要不要改造,是立足于以人为本的角度回答的。鸟类本无益鸟、害鸟之分。是益?是害?是人为划分的。布谷鸟专门抢人家的鸟窝,不可谓不坏,可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歌颂它,因为它催人布谷,催人勤奋。地震是地球释放能量的正常现象,可是人类千方百计地抗震,因为它危害了人类。变革自然,与人类有益就是允许的,与人类有害就是不能允许的。这次的气候大讨论就是因为二氧化碳是流体,会跨国流动,已危及到了全人类,所以全人类一致要求减排。
就眼前看,减排会带来减产,因此,减排难乎其难。但是,我们不能知难而退,不能不看到善于减排也能增产,甚至不排碳也能发展。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都是逼出来的,是社会需要逼出来的。社会需要胜过百所大学和科研单位。蒸汽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可是,在18世纪前1000年就有人注意到了蒸汽的惊人力量。由于那时候用不着很大的动力,日子也能过得去,于是就没人理会这一发现。18世纪社会需要了,就“革”了“命”了。同样的,在排碳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时,国内外也有很多大诗人歌颂过“烟囱林立”。在今天的减排面前,如果能变被动为主动,变挨打为出击,就一定能逼出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来,甚至会引出又一个工业革命出来。机器本来只有工作部分和传动部分,后来由于动力的翻新,又加了个动力部分,提升了机器的水平。再后来,又由于计算机的发明,机器又加了个控制部分,使得机器更奇妙。谁能担保机器不会再加一个“吸气部分”,使得机器一头生产产品,另一头就伫存昂贵的“废气”呢?谁能担保机器不会用上新能源呢?包括前面提到的地震,终究会成为人们手下不排碳的新能源的。
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看似势不两立,实际上完全可以找到二者相得益彰的结合点。这是毫无疑义的。中国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的约束性指标,是一定可以实现的。如果另辟蹊径,有所发明,也许会有更大的收获。
不妨尝试“另辟蹊径”
路子总是越走越宽。提高气温的因素不只是二氧化碳,还有动物粪便产生的甲烷。甲烷对环境的危害为二氧化碳的20倍。控制气温的途径也不能只想着一个“减”字。视野要开阔,思路要广阔。还有哪些途径?下面说几点类乎科幻的建议。
发展高氧经济。碳高了,换句话说是氧少了。如果氧多了,碳也会相对低下来。与其一味地讲“低碳”,不如大声疾呼“高氧”。世上有很多生产高氧的“特大公司”,这就是植物。植物一般是吸碳吐氧的。这里有两个数据:一是我国目前人均每年排的各种碳是3.9吨。二是一棵树一年可从大气中吸收0.34吨的碳排放。粗略地算一算:如果人均有十二、三棵树,就可以把人均所有的排碳全部吸收掉。人均有十二、三棵树,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并不太难。问题是:土地是个常数,而树又是种在地上的。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节约建筑用地。工业、现代服务业尽可能向空中发展。其次是发展都市农业,做到工农相间,城乡相融。农民应逐年减少,但现代农业不能大幅度收缩。不管怎么全球化,大国的粮食主要还得靠自己。三是改变东中西部的结构布局。东部是低碳不低,西部是高氧放空。如能让氧和碳均匀分布,既可缩小东西的贫富悬殊,又可完成低碳指标。
分解二氧化碳。氧是好东西。二氧化碳也是好东西。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少了,百花不再齐放,也是很可怕的。当然,二氧化碳过多,是当务之急。能不能把二氧化碳中的氧和碳分离开来?当前似乎不能。按老路子走,要分离也许会消耗更多能源,排除更多的碳,成本也会更昂贵。但认识是个过程,科学是探索未知的。有朝一日科学家会用很低的成本、很少的能源,把氧和碳分离开来,做到氧和碳双丰收。问题是:在今天就得列为课题。
开拓水上世界。地球史上,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已不止一次。地球变冷又变暖,变暖又变冷,也不止一次。不过这种变的过程很漫长,是以千万年计的。正因为变冷,才迫使古猿直立,才会出现人类。地球上水面占了70%。假如多少千年、万年以后,地球上的陆地少了,水面多了,是不是一定很可怕?这也未必。人类能否在水面上种田?人类能否搬到水面上生活,或者是搬到水面上的人造陆地上生活?这个问题似乎也可以列入课题研究。
看到气候背后的政治。气候是百分之百的自然现象。但是,当今的气候之争涉及到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还涉及到国际利益的格局。哥本哈根会议明显暴露出国际政治关系的失衡。气候治理上不分青红皂白的所谓“平摊论”,就是有人企图保持和扩大全球力量的不对称性,延续发达国家的相对优势。坦率地说,有些国家是在把碳密集型企业转移到了他国,包括转移到中国之后,才提出平均减排的。这很不合理。最近,美国《外交》(2009年9/10月号)杂志上发表了杰西卡·西顿·华莱克和维拉哈德兰·拉马纳坦两人合写的一篇文章,竟然说“没有哪些政府采取足够快的行动抵消过去和现在的排放”。行动迅速的政府有的是,中国就是其中之一。笼统地说“没有”,好像是在用“一大片”来掩饰个别国家的慢动作。《外交》同期上还发表了迈克尔·列维的文章,说得比较干脆:“西方政客不会为了达成气候变化协议而向自己的经济竞争对手提供任何援助。”可见,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式来处理。
事实很明显,治理气候问题必须是立体的、多角度的才行。(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系教授)
【关键词】工业革命 生态文明 减排 多角度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到了很多能在自己国家拍板的首脑,可是,在这个会上谁也拍不了板,结果没有结果,准确地说没有结出硕果,不了了之。接着,各国又开始议论起“后哥本哈根”,仍然是各唱各的调。达成共识之难,恰好说明这正是值得探讨的“地”字一号的大课题。
排碳有先后,限碳有区别
地球经过60亿年的演化,形成了今天的内三层、外三圈。所谓“内三层”,是指地壳、地幔、地核,所谓“外三圈”,是指水圈、气圈、生物圈。自古猿变成人类以后,这内三层、外三圈大体实现了相对的平衡。相对平衡的内三层、外三圈是人类生存的环境。这环境是宜人的,也有不宜人的一面,尤其是有不适宜人类大发展的一面。随着人类发展欲望的提升,作为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在适应地球、认识地球的同时,也在变革地球。这一变革,既有让地球更美,让太阳系中的别的行星、银河系中的别的星球无法比拟的一面,也有污染地球、打破地球内三层、外三圈大体平衡的另一面。在人口较少、人类变革地球本领不大的古代,人地矛盾并不突出,人类对地球的污染可以略而不计。自从起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以后,机器大工业从手工业里脱胎出来。手工业的动力是手、脚和畜力,到19世纪30年代完成的英国工业革命,其动力是煤、石油和天然气之类的能源。有一利必有一弊。煤、石油和天然气的燃烧,产生了大于人、畜体能千万倍、亿万倍的能量,把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地提高,与此同时,人类也成了排放温室气体的大户。温室气体多了,作为气圈的气温就要升高。有人测算,由煤、石油和天然气的燃烧所排出的二氧化碳在使全球变暖的诸因素中占到一半以上。于是,从自然分化出的人类站到了自然界的对立面。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发生了矛盾。
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引发的矛盾,成了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讨论的难点。在老眼光看来:工业文明要继续,就要继续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生态文明要重视,就不能大量排放二氧化碳,那么,工业化的进程就要受到影响。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现在争论的关键在于:发达国家早已实现了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尚未实现工业化,甚至还远没有实现工业化。工业化的实现,一是看工业产值的比重是否达到工农业总产值的大半;二是看工业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品种能否满足社会扩大再生产、人民生活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三是看能不能用现代技术装备武装工业自身和国民经济其它部门;四是看工业门类是否齐全;五是看工业布局是否合理。对照上述标志,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大约还要30年。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尚有百余个之多。要减排,都要减排,大家头顶的是一个天,脚踏的是一块地,无不应当对这个天和这个地负责任。可是,责任有大小。人们必须看到: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污染大气,发展中国家刚刚污染没多少年。今天要减排,发达国家岂能不承担更大责任呢?正确的决策在于区别对待。减排是需要设施、投入的。发达国家理应承担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没有这一条,发达国家是说不过去、也绕不过去的。在有了这一条之后,发达国家怎样帮助?资金和技术如何转让?这都需要郑重思考和讨论。
今天减排难上难,明天减排天外天
今日之人类需要工业文明。那工业文明是不是一定会破坏生态文明呢?不能笼统回答。不要以为自然界就那么美妙。自然界有一种“瘴气”。它是自然形成的,与人类毫无关系。这“瘴气”,对植物、动物,对气圈、水圈都是有害的。早些年为了研究瘴气,消除瘴气,有不少科学家染上了一身病。这是自然界需要人来改造的一个例子。改造地球,征服自然,是人类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当今国内外科学家一直研究的方向。自然界要不要改造,是立足于以人为本的角度回答的。鸟类本无益鸟、害鸟之分。是益?是害?是人为划分的。布谷鸟专门抢人家的鸟窝,不可谓不坏,可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歌颂它,因为它催人布谷,催人勤奋。地震是地球释放能量的正常现象,可是人类千方百计地抗震,因为它危害了人类。变革自然,与人类有益就是允许的,与人类有害就是不能允许的。这次的气候大讨论就是因为二氧化碳是流体,会跨国流动,已危及到了全人类,所以全人类一致要求减排。
就眼前看,减排会带来减产,因此,减排难乎其难。但是,我们不能知难而退,不能不看到善于减排也能增产,甚至不排碳也能发展。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都是逼出来的,是社会需要逼出来的。社会需要胜过百所大学和科研单位。蒸汽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可是,在18世纪前1000年就有人注意到了蒸汽的惊人力量。由于那时候用不着很大的动力,日子也能过得去,于是就没人理会这一发现。18世纪社会需要了,就“革”了“命”了。同样的,在排碳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时,国内外也有很多大诗人歌颂过“烟囱林立”。在今天的减排面前,如果能变被动为主动,变挨打为出击,就一定能逼出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来,甚至会引出又一个工业革命出来。机器本来只有工作部分和传动部分,后来由于动力的翻新,又加了个动力部分,提升了机器的水平。再后来,又由于计算机的发明,机器又加了个控制部分,使得机器更奇妙。谁能担保机器不会再加一个“吸气部分”,使得机器一头生产产品,另一头就伫存昂贵的“废气”呢?谁能担保机器不会用上新能源呢?包括前面提到的地震,终究会成为人们手下不排碳的新能源的。
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看似势不两立,实际上完全可以找到二者相得益彰的结合点。这是毫无疑义的。中国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的约束性指标,是一定可以实现的。如果另辟蹊径,有所发明,也许会有更大的收获。
不妨尝试“另辟蹊径”
路子总是越走越宽。提高气温的因素不只是二氧化碳,还有动物粪便产生的甲烷。甲烷对环境的危害为二氧化碳的20倍。控制气温的途径也不能只想着一个“减”字。视野要开阔,思路要广阔。还有哪些途径?下面说几点类乎科幻的建议。
发展高氧经济。碳高了,换句话说是氧少了。如果氧多了,碳也会相对低下来。与其一味地讲“低碳”,不如大声疾呼“高氧”。世上有很多生产高氧的“特大公司”,这就是植物。植物一般是吸碳吐氧的。这里有两个数据:一是我国目前人均每年排的各种碳是3.9吨。二是一棵树一年可从大气中吸收0.34吨的碳排放。粗略地算一算:如果人均有十二、三棵树,就可以把人均所有的排碳全部吸收掉。人均有十二、三棵树,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并不太难。问题是:土地是个常数,而树又是种在地上的。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节约建筑用地。工业、现代服务业尽可能向空中发展。其次是发展都市农业,做到工农相间,城乡相融。农民应逐年减少,但现代农业不能大幅度收缩。不管怎么全球化,大国的粮食主要还得靠自己。三是改变东中西部的结构布局。东部是低碳不低,西部是高氧放空。如能让氧和碳均匀分布,既可缩小东西的贫富悬殊,又可完成低碳指标。
分解二氧化碳。氧是好东西。二氧化碳也是好东西。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少了,百花不再齐放,也是很可怕的。当然,二氧化碳过多,是当务之急。能不能把二氧化碳中的氧和碳分离开来?当前似乎不能。按老路子走,要分离也许会消耗更多能源,排除更多的碳,成本也会更昂贵。但认识是个过程,科学是探索未知的。有朝一日科学家会用很低的成本、很少的能源,把氧和碳分离开来,做到氧和碳双丰收。问题是:在今天就得列为课题。
开拓水上世界。地球史上,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已不止一次。地球变冷又变暖,变暖又变冷,也不止一次。不过这种变的过程很漫长,是以千万年计的。正因为变冷,才迫使古猿直立,才会出现人类。地球上水面占了70%。假如多少千年、万年以后,地球上的陆地少了,水面多了,是不是一定很可怕?这也未必。人类能否在水面上种田?人类能否搬到水面上生活,或者是搬到水面上的人造陆地上生活?这个问题似乎也可以列入课题研究。
看到气候背后的政治。气候是百分之百的自然现象。但是,当今的气候之争涉及到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还涉及到国际利益的格局。哥本哈根会议明显暴露出国际政治关系的失衡。气候治理上不分青红皂白的所谓“平摊论”,就是有人企图保持和扩大全球力量的不对称性,延续发达国家的相对优势。坦率地说,有些国家是在把碳密集型企业转移到了他国,包括转移到中国之后,才提出平均减排的。这很不合理。最近,美国《外交》(2009年9/10月号)杂志上发表了杰西卡·西顿·华莱克和维拉哈德兰·拉马纳坦两人合写的一篇文章,竟然说“没有哪些政府采取足够快的行动抵消过去和现在的排放”。行动迅速的政府有的是,中国就是其中之一。笼统地说“没有”,好像是在用“一大片”来掩饰个别国家的慢动作。《外交》同期上还发表了迈克尔·列维的文章,说得比较干脆:“西方政客不会为了达成气候变化协议而向自己的经济竞争对手提供任何援助。”可见,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式来处理。
事实很明显,治理气候问题必须是立体的、多角度的才行。(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