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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武汉市教育局科研立项课题“从接受理论视角论鲁迅与斯威夫特小说的讽刺艺术”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0102]。
摘要：鲁迅和乔纳森·斯威夫特分别是活跃于18世纪和20世纪的两位著名的讽刺大师，他们的讽刺小说在当时引起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他们的代表作品如《格列夫游记》、《一个温和的建议》、《狂人日记》等仍然拥有着广泛的读者群。本文将从接受理论“期待视野”视角论证鲁迅与斯威夫特相关作品的创作手法的形成以及相关作品的理解接受情况。
关键词：讽刺艺术；接受理论；期待视野
鲁迅与斯威夫特都是人们所熟悉和公认的讽刺大师，虽然他们出生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度，但两人的生活经历、生存环境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在创作手法上两人都擅长讽刺，两人不论是个人以及作品都凸显了冷峻的个性、气质，两人在思想上以及在作品创作风格上产生强烈的共鸣。从比较文学的接受理论角度剖析斯威夫特与鲁迅的影响与接受关系，解读鲁迅欣赏斯威夫特的缘由，由此反观鲁迅的创作思想、文学趣味，会发现一些颇有意味的现象。
一、接受理论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西方批评界开始重视读者的参与作用，六十年代末出现了以德国姚斯和伊塞尔倡导的“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又称为“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接受理论与之前把文学作品视为一个静态、封闭系统的文学理论不同，它更关注文学作品的动态性，把研究的焦点从作品本体转移到读者身上，发现了文本、阅读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把阅读视为读者与作品相互融合的过程，关注文学作品被理解和接受的过程。姚斯认为，一个作品，即使印成书，读者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完成品。“在作者、作品与读者的三角关系中， 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 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 相反， 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1] ”。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创造作品的意义，发掘出作品的种种意蕴。作品的意义不具有永恒性，只具有被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不断接受的历史性。姚斯认为：作为阅读主体的读者由于个人和社会复杂的原因而构成阅读文本时的既成心理，这种既成的心理被称为“期待视野”。期待视野是读者对一部文学作品接受的前提条件，它包括读者从已阅读过的作品中获得的经验和知识、对不同的文学形式与技巧的熟悉程度，以及读者的主观条件，如政治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和经验、艺术欣赏水平和趣味、个人的兴趣、爱好、性格和素质等。
二、接受理论视野下鲁迅与斯威夫特作品接受情况研究
接受理论认为，文学作品如果不能被读者理解接受就毫无价值，而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基本态度和评价取决于读者的期待视野。因此，在创造过程中作者应充分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而期待视野在每个年代，标准都不同，“一部文学作品， 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 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2]。那么，鲁迅与斯威夫特作为著名的讽刺家，他们的作品在不同的时代是如何被读者所接受的，他们的创作有没有自觉地考虑到读者的期待视野，作为读者的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期待视野？
1.阅读——读者鲁迅与斯威夫特的期待视野
姚斯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必将走向死亡。因为只有读者才能创造作品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读者，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丰富和充实、展示其价值和生命。接受美学另一代表人物英国文学家伊瑟尔认为，文学作品在未经阅读前存在许多“空白”或“未定点”，需要通过读者的阅读活动得到填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价值观念、主观情感、性格和素质等，填补这些未定点，以此给作品赋予崭新的意义。
鲁迅一生喜欢写书、藏书，穆长青指出鲁迅的创作受到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学的双重影响，“五·四”时代的那一辈作家深受民族文化的陶冶，鲁迅读过许多线装书，民族文化的传统教育给予了他丰厚的素质，在创作中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发生了巨大的作用，所以成就普遍高，远非现在这一辈青年作家所能比[3]，而所读作品中鲁迅尤推崇《儒林外史》，认为“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实为“讽刺小说的正宗”，在之后的创作中鲁迅也显然借鉴了《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五·四”以后，年轻的中国现代文学以惊人的热情和开放兼绪的态度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无论是作家个人还是文学社团，都和外国文学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或社团不翻译外国作品，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或社团不推荐一个或几个外国作家，并且自称在艺术风格上受到他或他们的影响”[4]。 鲁迅也是如此，留学时期爱看果戈理、显克微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五·四之后也以极大的热情翻译介绍俄国、弱小民族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到的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5]。1918年鲁迅创作的果戈理同名小说《狂人日记》也直接受到了这些作家的影响。
斯威夫特是遗腹子，从小就缺失父爱，母亲的冷淡亲友勉为其难的“施舍”使斯威夫特从小就感受到了世态炎凉。1688年至1699年在穆尔庄园的秘书生涯以及奴仆般的屈辱生活使其接触到统治当局的腐败和虚伪，培养了其敏锐的观察力，愤世嫉俗的性格和激进的思想。同时，斯威夫特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经历了英国文坛的“古今之争”，即崇古与崇今的争论，威廉·泰普尔和沃顿发表的《论古今学术的思考》等“古今之争”的文章使斯威夫特由此接触到思辨、讽刺等创作作品，这对其之后的创作有深远的影响。斯威夫特的第一部作品“雅典与罗马之争”以及之后的“澡盆的故事”、“书籍之战”等政论讽刺文很快使其成为当时有名的讽刺作家。
可见，鲁迅与斯威夫特之所以成为讽刺作家，这与他们的阅读经历是分不开的。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价值观念、主观情感、性格和素质等，两人阅读与自己思想、气质、艺术风格相近的作品，能动地吸收了创作营养，形成连续变化的经验视野，从而带动、影响自己的创作，最后导致作品产生“选择性共鸣”。 2.创作——作家鲁迅与斯威夫特对读者期待视野的认识
姚斯认为不能被读者理解接受的文学作品毫无价值，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应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期待视野。
鲁迅评价自己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时，认为由于“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注意了”[6]。可见，早在《狂人日记》发表后，鲁迅就关注到自己的作品在读者中的接受情况。薄景昕介绍鲁迅作品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接受情况时说，“鲁迅作品连续在各报刊杂志发表之时，便被引入语文教材，同时也就引来诸多评论与介绍”[7]。读者认为“讽刺性的作品最能发人深省。作者对于社会的满腔的隐忧令人深深感动”；“鲁迅最早的知音”矛盾对《故乡》推崇备至；藤井省三、陈西滢、张定璜等都评论鲁迅的作品，认为其作品描写身边极普通极平凡的人和事，偏是这些里“含有一切永久的悲哀”。
1927年直至去世鲁迅选择居住在上海这个大都市过自由撰稿人的生活，这时期杂文成为其创作主体。在发达的都市传媒以及现代阅读生活的影响下，鲁迅的杂文不再坚持北京时期的以普通民众和看客作为批判对象，而是积极接受都市生活的影响，更关注读者的接受情况。这一时期，鲁迅的指摘不再那么“剑拔弩张和严厉，而是多了份宽厚的理解和包容[8]”，往往在杂文中借用隐喻或互文手法描写，“尤其是较为‘隐晦曲折’的作品都充分考虑到了读者的主动介入，应该说这是鲁迅在写作活动中读者意识的凸显”[9]。
发表第一部作品“雅典与罗马之争”之后，斯威夫特参与到托利党和辉格党的论战中，期间撰写了很多政论性文章批判辉格党内部的贪婪和好战。之后斯威夫特加入托利党，发表“联盟军的行为”反对“新教徒继位之战”。文章发表后，斯威夫特几乎成了全英国最有影响的公民，19世纪的历史学家称这部反战作品“打掉了马尔博罗（辉格党首领）手里的剑”。斯威夫特的政治舆论对英国政策起到了很大作用，1713年英法停战，两国签定的合约还被人们称为“斯威夫特和约”，足见人们群众对斯威夫特及其作品的欢迎程度。
《格列佛游记》是斯威夫特花十二年时间不断修订、扩展写成的，反映了斯威夫特十二年来的思想历程，此书一出版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司各特认为斯威夫特是以幽默丰富了作品的道德含义，以讽刺揭露荒诞，并通过人物性格和叙述框架使难以置信的事件成为现实，即使《鲁滨逊漂流记》也难以在叙述的刻薄性和多样性方面与其媲美。而鲁宾斯坦认为斯威夫特1927年所作的《一个小小的建议》是用英语写出的“最尖锐、最刻薄、纯属咒骂性的讽刺作品[10]”。斯威夫特去世不久，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开始对《格列佛游记》第四卷大肆抨击，到19世纪这种抨击达到顶点。他们抨击斯威夫特，认为他把Yahoo这一人形动物丑化得无以复加，把人描绘得比马还不如。萨克雷的指责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斯威夫特是“一个恶魔，急切地叫嚣着，咬牙切齿地诅咒人类，撕下了每一缕端庄，抛却了每一点男子气概，没有羞耻，言词肮脏，思想肮脏，暴怒，狂野，污秽可憎”[11]。到了20世纪，评论界态度趋于温和，但人们对《格列佛游记》仍褒贬不一。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对《格列佛游记》十分推崇，他的评论也大致分析了近年来人们对这部作品的接受情况，“这部书打动了各类读者，儿童们喜欢头两部故事，历史学家看出了当时英国朝政的侧影，思想家据此研究作者对文化和科学的态度，左派文论家摘取其中反战反殖民主义的词句，甚至先锋派理论家把它看作黑色幽默的前驱。而广大的普通读者则欣赏其情节的奇幻有趣，讽刺的广泛深刻。这部书是游记、神话、寓言、理想国的蓝图，又是试验性的小说”。历史已无从知晓，基于伊瑟尔的“空白”或“未定点”进行分析，或许未来对这部作品读者有更多种的期待视野和解读方法。
比较斯威夫特与鲁迅的创作接受情况，可以看出，鲁迅对读者的期待视野把握地更清楚、更具体，而斯威夫特在创作过程中较少地注意到读者，更多地关注于自身的主观创作。
3.接受——读者鲁迅对作家斯威夫特的“拿来”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一作品宣告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也奠定了鲁迅作为讽刺小说大师的地位。《狂人日记》无论体裁内容还是结构形式都与中国传统小说迥然不同，究其原因，正如鲁迅自己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所说，“大约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可以说，如若不读这些外国作品，就不可能创作出这些具有“别样形式”的作品。鲁迅受到斯威夫特的影响有其必然的原因。有关学者指出斯威夫特的作品译本早在清朝末年就被引入中国并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创作初期，鲁迅感兴趣的是弱小民族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他用一种冷峻的眼光观察人生。而来自英国的作家斯威夫特的作品也极力批判了当时英国的各种现状，其冷峻的个性、气质以及作品中的批判讽刺恰巧契合鲁迅的期待视野，二者在思想上以及在作品创作风格上产生强烈的共鸣。说到讽刺的素材鲁迅曾说，“然而这材料，假如到了斯惠夫德（J. Swift）或果戈理（N. Gogol）的手里，我看是准可以成为出色的讽刺作品的。在或一时代的社会里，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讽刺”[12]。如果没有看过斯威夫特的作品，鲁迅不可能对其风格如此了解，更不可能对其创作题材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鲁迅对斯威夫特艺术手法和创作风格的欣赏了解的同时，并不是对其手法及风格的亦步亦趋，而是融入了对自身民族特殊的国情以及生存命题的思考，鲁迅尖锐地看到了仅靠笔者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民族的命运，而要“触及到广大民众的灵魂，唤醒自身的个人意识”。鲁迅与斯威夫特的作品虽然都惯用讽刺去揭示社会残酷现实，但是细比较之下，鲁迅的讽刺艺术诉诸真实，常用强烈的对比加强主题；而斯威夫特的作品多诉诸想象，描写更显夸张。鲁迅成功地塑造了麻木的中国看客和苦难者的群像，而斯威夫特“以漫画式的手法勾勒了一群概念化的人物”[13]，对其而言与人物塑造相比，“以讥讽抨击时弊才是他创作的宗旨”，其作品中表现出对人类命运强烈的无奈和悲观情绪。而鲁迅一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积极致力于改变社会现状，对革命鲁迅抱着极大的信心和希望。 可见，即使都是用讽，两人在讽刺对象、讽刺意旨以及讽刺基调上都有很大不同，作为斯威夫特译文作品的读者，鲁迅考虑到了时代变迁以及中国读者的不同的“期待视野”，在此基础上吸收发展了斯威夫特的讽刺手法，从而创作出适应中国读者“期待视野”的讽刺作品。
三、 结论
同样生活在动荡变革的年代，同样诉诸讽刺抨击时事，鲁迅对斯威夫特坚持了其质朴的“拿来主义”的接受方法，即选择性借鉴。正如张梦阳所说“就世俗批判与社会讽刺类作品而言，无论是讽刺的深度、成熟性，还是涉及的广度与作品的数量，鲁迅都超过了斯威夫特”[14]。”总之，斯威夫特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鲁迅的期待视野，但是鲁迅对斯威夫特不是亦步亦趋的全盘接受或彻底的否定，而是选择性的借鉴，以自己切身的人生经验来感受、体验和理解斯威夫特的作品，在此基础上促进自身文学的创作。正如阳海州所说，“鲁迅创立了完整而精湛的接受理论，与姚斯等人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15]。
注释：
[1][德] 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4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 增补版）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04）：54
[3]穆长青. 穆长青文集.大学讲授卷[M].轩辕出版社， 2007（07）：582
[4]唐弢.西方影响和民族风格[J].文艺研究，1982（06）
[5]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A].鲁迅全集：卷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鲁迅.鲁迅全集：卷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238-239
[7]薄景昕.鲁迅作品接受与阐释的新视角[J].东北师大学报，2007（01）：102
[8]阮兰芳.论殖民情境下的鲁迅都市书写[D].青岛大学，2004：8
[9]阮兰芳.论殖民情境下的鲁迅都市书写[D].青岛大学，2004：30
[10]安妮特.T.鲁宾斯坦.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中）[Z].陈全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11][英]乔纳森·斯威夫特. 格列佛游记[M].杨昊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 3
[12]鲁迅引自且介亭杂文二集
[13]曹波.人性的推求：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75
[14]张梦阳.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J].鲁迅研究月刊， 1997（03）：43
[15]阳海州.鲁迅的文学接受理论[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04）：80
1934年鲁迅发表的《拿来主义》表明了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中国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应该如何选择和取舍的问题，而鲁迅主张，既非被动地被“送去”，亦非不加分析地“拿来”，而是通过实用主义的观点选择性的“拿来”。
摘要：鲁迅和乔纳森·斯威夫特分别是活跃于18世纪和20世纪的两位著名的讽刺大师，他们的讽刺小说在当时引起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他们的代表作品如《格列夫游记》、《一个温和的建议》、《狂人日记》等仍然拥有着广泛的读者群。本文将从接受理论“期待视野”视角论证鲁迅与斯威夫特相关作品的创作手法的形成以及相关作品的理解接受情况。
关键词：讽刺艺术；接受理论；期待视野
鲁迅与斯威夫特都是人们所熟悉和公认的讽刺大师，虽然他们出生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度，但两人的生活经历、生存环境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在创作手法上两人都擅长讽刺，两人不论是个人以及作品都凸显了冷峻的个性、气质，两人在思想上以及在作品创作风格上产生强烈的共鸣。从比较文学的接受理论角度剖析斯威夫特与鲁迅的影响与接受关系，解读鲁迅欣赏斯威夫特的缘由，由此反观鲁迅的创作思想、文学趣味，会发现一些颇有意味的现象。
一、接受理论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西方批评界开始重视读者的参与作用，六十年代末出现了以德国姚斯和伊塞尔倡导的“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又称为“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接受理论与之前把文学作品视为一个静态、封闭系统的文学理论不同，它更关注文学作品的动态性，把研究的焦点从作品本体转移到读者身上，发现了文本、阅读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把阅读视为读者与作品相互融合的过程，关注文学作品被理解和接受的过程。姚斯认为，一个作品，即使印成书，读者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完成品。“在作者、作品与读者的三角关系中， 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 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 相反， 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1] ”。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创造作品的意义，发掘出作品的种种意蕴。作品的意义不具有永恒性，只具有被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不断接受的历史性。姚斯认为：作为阅读主体的读者由于个人和社会复杂的原因而构成阅读文本时的既成心理，这种既成的心理被称为“期待视野”。期待视野是读者对一部文学作品接受的前提条件，它包括读者从已阅读过的作品中获得的经验和知识、对不同的文学形式与技巧的熟悉程度，以及读者的主观条件，如政治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和经验、艺术欣赏水平和趣味、个人的兴趣、爱好、性格和素质等。
二、接受理论视野下鲁迅与斯威夫特作品接受情况研究
接受理论认为，文学作品如果不能被读者理解接受就毫无价值，而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基本态度和评价取决于读者的期待视野。因此，在创造过程中作者应充分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而期待视野在每个年代，标准都不同，“一部文学作品， 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 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2]。那么，鲁迅与斯威夫特作为著名的讽刺家，他们的作品在不同的时代是如何被读者所接受的，他们的创作有没有自觉地考虑到读者的期待视野，作为读者的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期待视野？
1.阅读——读者鲁迅与斯威夫特的期待视野
姚斯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必将走向死亡。因为只有读者才能创造作品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读者，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丰富和充实、展示其价值和生命。接受美学另一代表人物英国文学家伊瑟尔认为，文学作品在未经阅读前存在许多“空白”或“未定点”，需要通过读者的阅读活动得到填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价值观念、主观情感、性格和素质等，填补这些未定点，以此给作品赋予崭新的意义。
鲁迅一生喜欢写书、藏书，穆长青指出鲁迅的创作受到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学的双重影响，“五·四”时代的那一辈作家深受民族文化的陶冶，鲁迅读过许多线装书，民族文化的传统教育给予了他丰厚的素质，在创作中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发生了巨大的作用，所以成就普遍高，远非现在这一辈青年作家所能比[3]，而所读作品中鲁迅尤推崇《儒林外史》，认为“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实为“讽刺小说的正宗”，在之后的创作中鲁迅也显然借鉴了《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五·四”以后，年轻的中国现代文学以惊人的热情和开放兼绪的态度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无论是作家个人还是文学社团，都和外国文学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或社团不翻译外国作品，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或社团不推荐一个或几个外国作家，并且自称在艺术风格上受到他或他们的影响”[4]。 鲁迅也是如此，留学时期爱看果戈理、显克微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五·四之后也以极大的热情翻译介绍俄国、弱小民族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到的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5]。1918年鲁迅创作的果戈理同名小说《狂人日记》也直接受到了这些作家的影响。
斯威夫特是遗腹子，从小就缺失父爱，母亲的冷淡亲友勉为其难的“施舍”使斯威夫特从小就感受到了世态炎凉。1688年至1699年在穆尔庄园的秘书生涯以及奴仆般的屈辱生活使其接触到统治当局的腐败和虚伪，培养了其敏锐的观察力，愤世嫉俗的性格和激进的思想。同时，斯威夫特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经历了英国文坛的“古今之争”，即崇古与崇今的争论，威廉·泰普尔和沃顿发表的《论古今学术的思考》等“古今之争”的文章使斯威夫特由此接触到思辨、讽刺等创作作品，这对其之后的创作有深远的影响。斯威夫特的第一部作品“雅典与罗马之争”以及之后的“澡盆的故事”、“书籍之战”等政论讽刺文很快使其成为当时有名的讽刺作家。
可见，鲁迅与斯威夫特之所以成为讽刺作家，这与他们的阅读经历是分不开的。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价值观念、主观情感、性格和素质等，两人阅读与自己思想、气质、艺术风格相近的作品，能动地吸收了创作营养，形成连续变化的经验视野，从而带动、影响自己的创作，最后导致作品产生“选择性共鸣”。 2.创作——作家鲁迅与斯威夫特对读者期待视野的认识
姚斯认为不能被读者理解接受的文学作品毫无价值，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应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期待视野。
鲁迅评价自己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时，认为由于“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注意了”[6]。可见，早在《狂人日记》发表后，鲁迅就关注到自己的作品在读者中的接受情况。薄景昕介绍鲁迅作品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接受情况时说，“鲁迅作品连续在各报刊杂志发表之时，便被引入语文教材，同时也就引来诸多评论与介绍”[7]。读者认为“讽刺性的作品最能发人深省。作者对于社会的满腔的隐忧令人深深感动”；“鲁迅最早的知音”矛盾对《故乡》推崇备至；藤井省三、陈西滢、张定璜等都评论鲁迅的作品，认为其作品描写身边极普通极平凡的人和事，偏是这些里“含有一切永久的悲哀”。
1927年直至去世鲁迅选择居住在上海这个大都市过自由撰稿人的生活，这时期杂文成为其创作主体。在发达的都市传媒以及现代阅读生活的影响下，鲁迅的杂文不再坚持北京时期的以普通民众和看客作为批判对象，而是积极接受都市生活的影响，更关注读者的接受情况。这一时期，鲁迅的指摘不再那么“剑拔弩张和严厉，而是多了份宽厚的理解和包容[8]”，往往在杂文中借用隐喻或互文手法描写，“尤其是较为‘隐晦曲折’的作品都充分考虑到了读者的主动介入，应该说这是鲁迅在写作活动中读者意识的凸显”[9]。
发表第一部作品“雅典与罗马之争”之后，斯威夫特参与到托利党和辉格党的论战中，期间撰写了很多政论性文章批判辉格党内部的贪婪和好战。之后斯威夫特加入托利党，发表“联盟军的行为”反对“新教徒继位之战”。文章发表后，斯威夫特几乎成了全英国最有影响的公民，19世纪的历史学家称这部反战作品“打掉了马尔博罗（辉格党首领）手里的剑”。斯威夫特的政治舆论对英国政策起到了很大作用，1713年英法停战，两国签定的合约还被人们称为“斯威夫特和约”，足见人们群众对斯威夫特及其作品的欢迎程度。
《格列佛游记》是斯威夫特花十二年时间不断修订、扩展写成的，反映了斯威夫特十二年来的思想历程，此书一出版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司各特认为斯威夫特是以幽默丰富了作品的道德含义，以讽刺揭露荒诞，并通过人物性格和叙述框架使难以置信的事件成为现实，即使《鲁滨逊漂流记》也难以在叙述的刻薄性和多样性方面与其媲美。而鲁宾斯坦认为斯威夫特1927年所作的《一个小小的建议》是用英语写出的“最尖锐、最刻薄、纯属咒骂性的讽刺作品[10]”。斯威夫特去世不久，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开始对《格列佛游记》第四卷大肆抨击，到19世纪这种抨击达到顶点。他们抨击斯威夫特，认为他把Yahoo这一人形动物丑化得无以复加，把人描绘得比马还不如。萨克雷的指责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斯威夫特是“一个恶魔，急切地叫嚣着，咬牙切齿地诅咒人类，撕下了每一缕端庄，抛却了每一点男子气概，没有羞耻，言词肮脏，思想肮脏，暴怒，狂野，污秽可憎”[11]。到了20世纪，评论界态度趋于温和，但人们对《格列佛游记》仍褒贬不一。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对《格列佛游记》十分推崇，他的评论也大致分析了近年来人们对这部作品的接受情况，“这部书打动了各类读者，儿童们喜欢头两部故事，历史学家看出了当时英国朝政的侧影，思想家据此研究作者对文化和科学的态度，左派文论家摘取其中反战反殖民主义的词句，甚至先锋派理论家把它看作黑色幽默的前驱。而广大的普通读者则欣赏其情节的奇幻有趣，讽刺的广泛深刻。这部书是游记、神话、寓言、理想国的蓝图，又是试验性的小说”。历史已无从知晓，基于伊瑟尔的“空白”或“未定点”进行分析，或许未来对这部作品读者有更多种的期待视野和解读方法。
比较斯威夫特与鲁迅的创作接受情况，可以看出，鲁迅对读者的期待视野把握地更清楚、更具体，而斯威夫特在创作过程中较少地注意到读者，更多地关注于自身的主观创作。
3.接受——读者鲁迅对作家斯威夫特的“拿来”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一作品宣告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也奠定了鲁迅作为讽刺小说大师的地位。《狂人日记》无论体裁内容还是结构形式都与中国传统小说迥然不同，究其原因，正如鲁迅自己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所说，“大约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可以说，如若不读这些外国作品，就不可能创作出这些具有“别样形式”的作品。鲁迅受到斯威夫特的影响有其必然的原因。有关学者指出斯威夫特的作品译本早在清朝末年就被引入中国并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创作初期，鲁迅感兴趣的是弱小民族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他用一种冷峻的眼光观察人生。而来自英国的作家斯威夫特的作品也极力批判了当时英国的各种现状，其冷峻的个性、气质以及作品中的批判讽刺恰巧契合鲁迅的期待视野，二者在思想上以及在作品创作风格上产生强烈的共鸣。说到讽刺的素材鲁迅曾说，“然而这材料，假如到了斯惠夫德（J. Swift）或果戈理（N. Gogol）的手里，我看是准可以成为出色的讽刺作品的。在或一时代的社会里，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讽刺”[12]。如果没有看过斯威夫特的作品，鲁迅不可能对其风格如此了解，更不可能对其创作题材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鲁迅对斯威夫特艺术手法和创作风格的欣赏了解的同时，并不是对其手法及风格的亦步亦趋，而是融入了对自身民族特殊的国情以及生存命题的思考，鲁迅尖锐地看到了仅靠笔者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民族的命运，而要“触及到广大民众的灵魂，唤醒自身的个人意识”。鲁迅与斯威夫特的作品虽然都惯用讽刺去揭示社会残酷现实，但是细比较之下，鲁迅的讽刺艺术诉诸真实，常用强烈的对比加强主题；而斯威夫特的作品多诉诸想象，描写更显夸张。鲁迅成功地塑造了麻木的中国看客和苦难者的群像，而斯威夫特“以漫画式的手法勾勒了一群概念化的人物”[13]，对其而言与人物塑造相比，“以讥讽抨击时弊才是他创作的宗旨”，其作品中表现出对人类命运强烈的无奈和悲观情绪。而鲁迅一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积极致力于改变社会现状，对革命鲁迅抱着极大的信心和希望。 可见，即使都是用讽，两人在讽刺对象、讽刺意旨以及讽刺基调上都有很大不同，作为斯威夫特译文作品的读者，鲁迅考虑到了时代变迁以及中国读者的不同的“期待视野”，在此基础上吸收发展了斯威夫特的讽刺手法，从而创作出适应中国读者“期待视野”的讽刺作品。
三、 结论
同样生活在动荡变革的年代，同样诉诸讽刺抨击时事，鲁迅对斯威夫特坚持了其质朴的“拿来主义”的接受方法，即选择性借鉴。正如张梦阳所说“就世俗批判与社会讽刺类作品而言，无论是讽刺的深度、成熟性，还是涉及的广度与作品的数量，鲁迅都超过了斯威夫特”[14]。”总之，斯威夫特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鲁迅的期待视野，但是鲁迅对斯威夫特不是亦步亦趋的全盘接受或彻底的否定，而是选择性的借鉴，以自己切身的人生经验来感受、体验和理解斯威夫特的作品，在此基础上促进自身文学的创作。正如阳海州所说，“鲁迅创立了完整而精湛的接受理论，与姚斯等人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15]。
注释：
[1][德] 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4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 增补版）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04）：54
[3]穆长青. 穆长青文集.大学讲授卷[M].轩辕出版社， 2007（07）：582
[4]唐弢.西方影响和民族风格[J].文艺研究，1982（06）
[5]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A].鲁迅全集：卷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鲁迅.鲁迅全集：卷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238-239
[7]薄景昕.鲁迅作品接受与阐释的新视角[J].东北师大学报，2007（01）：102
[8]阮兰芳.论殖民情境下的鲁迅都市书写[D].青岛大学，2004：8
[9]阮兰芳.论殖民情境下的鲁迅都市书写[D].青岛大学，2004：30
[10]安妮特.T.鲁宾斯坦.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中）[Z].陈全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11][英]乔纳森·斯威夫特. 格列佛游记[M].杨昊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 3
[12]鲁迅引自且介亭杂文二集
[13]曹波.人性的推求：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75
[14]张梦阳.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J].鲁迅研究月刊， 1997（03）：43
[15]阳海州.鲁迅的文学接受理论[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04）：80
1934年鲁迅发表的《拿来主义》表明了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中国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应该如何选择和取舍的问题，而鲁迅主张，既非被动地被“送去”，亦非不加分析地“拿来”，而是通过实用主义的观点选择性的“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