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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继宏翻译的《小王子》等系列套书的腰封上，在出版时曾被印上“迄今为止最优秀译本”、“年轻天才翻译家”的字样。他直言当下的翻译质量普遍很差，并敢于给傅雷、徐迟等翻译大家挑错。这在业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豆瓣网友甚至发起针对这个译本的“一星运动”。有人说他狂妄，李继宏回复，“如果不觉得自己的译本是最好的，那为什么要做它？”
“在我之前，是没有所谓的优秀译本的。”乍一看到这句话，很容易认为李继宏是一个很“狂”的人，见到他之后，则会感到，这位80后译者锋芒毕露却不傲慢，他是一个说话文绉绉，一直笑嘻嘻的读书人。在他的译作分享会现场，有位读者当面质疑他，“我读过三十多年简·奥斯汀，你说以前的33种译本没有好的，我不敢苟同。”李继宏淡定而自信地回答，“我相信如果你真的看了我的译本，你会后悔，会向我道歉的。”
他这么说，有他的底气所在。翻译《瓦尔登湖》之前，李继宏翻阅了梭罗的三百多种资料，花了足足四千小时；为了搞清楚《傲慢与偏见》的主人公为什么选择双陆棋作为游戏，李继宏把十八世纪前三十年英国颁布的几百条法律看了个遍，发现原因是除了双陆棋以外，当时在英国，所有的骰子游戏都属于赌，是违法的。
类似的两百多年前的英国风土人情体现在《傲慢与偏见》的各个细节中，每个难以理解的地方李继宏都会附上一条注释。这部书他译了三年，引用了241种专著期刊，文末缀有三百多条注释，篇首有一万六千字的导言。其中，在第一页中一个马车形式的细节上，李继宏整整卡了三个月。像这样的许多地方，也许根本不会被普通的读者注意到。但李继宏觉得，一本译作如果过不了自己这关，他宁愿不把它拿出来。
有趣的是，李继宏小时候对外国文学并没有什么接触。和我们许多人一样，他也认为外国名著很难懂，“外国人的想法比较奇怪”。直到2004年，李继宏作为记者采访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库切，并带了他的几本书回国。在度假的时候他翻看了其中一本《青春》，书中描述的青春期心路历程使当时的职场新人李继宏产生了强烈共鸣，“我忽然发现，原来外国文学可以这么好读、这么吸引人。”英文原版书给李继宏带来了流畅的阅读体验，李继宏开始反思，“市面上很多经典的外国名著或外国作品难读，基本上都是翻译不及格造成的。”
带着这样的思考，2004年，李继宏完成了他的第一本译作《维纳斯的诞生》，许多读者发邮件告诉他，这是他们读过最好读的外文书。2005年底，李继宏翻译《追风筝的人》，这本书在国外销得普通，却高居国内畅销榜数年。2007年，李继宏辞掉了工作，专注地投身于翻译。
在第一本译作完成之后的七年里，李继宏翻译出版了16部著作，其中不少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2011年夏天，出版人路金波找到李继宏，计划推出“李继宏重译世界名著系列”，并问他翻译20种欧美文学名著需要多长时间，年轻气盛的李继宏回答：三年。
回顾当年的自己，李继宏笑言，“以前我译的都是当代作品，阅读障碍不大。但《瓦尔登湖》、《傲慢与偏见》是18、19世纪的作品，要理解它的含义，工作量就很大。即使有时候读者只是在看一个故事，但我们做翻译的要把握作品的精彩之处，就必须做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否则就是对原作者的辜负。”
Q&A
Q：在你看来什么译本是好译本？
A：好译本首先要流畅。它既然用汉字的形式呈现，就必须符合汉语的规范和语法，读起来是纯正的汉语。有一个词叫“翻译腔”，就是说有的译本翻得不好，很拗口，可原文是很顺畅的。还有就是要和原文契合，他喝依云你不能翻译成农夫山泉。现在我们的生活和国外很对应了，不存在太大的障碍，这个很容易。更难的是言外之意，一些虚的东西。英文是通过音调的变化来展现语气，在汉语里表现成“居然”、“毕竟”这种副词。市面上很多译本里没有虚词和副词，那这个译者肯定没有吃透原文。
Q：以前的翻译讲究信达雅，现在则有许多新词甚至网络用语出现，在翻译的时候，古话和新词的尺度你怎么把握？
A：所谓的信达雅并不构成评判翻译的标准，这是一百多年前中西方大规模的交流刚开始的时候，严复、傅雷等一些工作者总结出来的很肤浅的认识。一个标准必须可以量化，但信达雅不能。比如原文很粗鲁，爆了一句粗口，那怎么能变成雅呢？对于尺度的问题，首先，名著作品所面对的对象和承担的内容决定了译者不能用网络语言，因为网络语言消失很快。而且我会尽量屏蔽方言，不让方言出现在我的译本里，让它的语言更纯净更标准。
Q：你在做李继宏重译世界名著系列之前也有过翻译大家的译本，为什么你会选择重译经典这样一个注定产生话题且不容易的事情？
A：当初出版社和我谈这个项目，初衷是我认为市面上所有的译本都是不及格的。阅读，特别是读名著，应该是很快乐的一个体验，因为名著是一代一代的读者选择出来的，如果它很难读，早就被时间和市场给抛弃了。但是现在市面上的很多版本，首先不好读，而且很多错。这些有不好的影响，因为看名著的大多数是中小学生，老师放假会给他们列一个书目让他读，但是他一看读不进去，会产生挫败感，就不看书了。所以现在中国人阅读率很低，因为在最该培养阅读兴趣的时候错过了。那么从一个读书人所抱有的改变社会的幻想来讲，我决定做这样一个事情。
Q：和以前的译本相比，你的译本进阶在哪里？
A：就像《月亮和六便士》，傅惟慈先生的译本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全是错，我不是空口说，你可以拿我的译本比较，一个句子稍微长一点他就读不懂，包括里面教皇十世因诺森，他就翻译成“天真的教皇”。包括克兰德的艺术追求，你看傅先生的译本只能得到一个非常模糊的印象。当然这不能怪傅先生，因为当时西方的资料确实很有限。但如果一个译者不懂，就会导致读者看书只看到一个故事，看不到背后更多的东西。在这个社会，故事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在书里看故事竞争不过电影电视剧。伟大的作家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所以他们的作品能流传下来，我们做翻译应该把握精彩之处在哪里，而不是只讲一个故事，我觉得那是对原作者的辜负。
Q：每个作者的“调性”都不一样，在翻译的时候你如何对他们做出区别？
A：这个说的很对，每个作家的文体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去分析，他的一个句子有多长，他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比例，这些都构成了他的风格。做翻译就像演戏，一个人是可以扮演不同角色的，关键在于你在翻译的时候有没有用心去进入这个“剧本”。我翻简奥斯汀，就会把她所有作品看一遍，然后想想她的特色在哪里。看我译的书，你会发现每本都不一样，不会像一个人写的。比如说毛姆，他有很多文学化甚至诗歌化的语言，我就想把他尽量往古代小说那里靠。但是你要对古代文学很熟悉，不然就会有读者说阅读体验很差，要边看边翻成语字典。说到底，英语是英语，中文是中文，用中文体现英文的内涵确实很难，就要靠译者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做出自己的选择。
Q：前段时间有个外国翻译家孙仲旭老师因为抑郁症自杀了。同样是做翻译，为什么有人身陷其中，你却说是把你“从痛苦的深渊中打捞出来”的解脱？
A：我想提提我翻译过的《与神对话》。我2007年辞职专职做翻译，但中国以前翻译是很苦的，报酬不高，而且合同约定，你交稿以后要在书出了三个月之后给你钱。但有时候你交稿两年之后书还没出，生活上就会有一些拮据。也跟自己的心态有关，各种各样的因素，那时候有一种不得志，很郁闷的感觉。但在翻了《与神对话》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以你的感受行事，你需要跳出来，以另一个角度看。做了那个书之后，那种中国文人特有的怀才不遇感就一夜之间消失了，慢慢心态摆正过来，很多负面的情绪都没有了。所以很多读者都说我你怎么都不生气，永远笑嘻嘻，就是那一套书给我的帮助。
Q：你在翻译的时候更多的希望自己和原著者是打通的，还是有个体性的李继宏个人偏好的？
A：任何东西，只要是从你手上出来的，肯定是带个人色彩的，但是区别在于这个个人色彩背后的基础。如果我要译泰戈尔，我会去把印度教的典籍看一遍，因为泰戈尔的诗歌不是字面上那么浅显，他的生死观是和印度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又对印度教有一种超越，所以他在印度那边受众很广，大家会觉得这个很新奇，很有诗意。你要保证在资料上包围这个作者，只有他看过的你都看过，你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写。
“在我之前，是没有所谓的优秀译本的。”乍一看到这句话，很容易认为李继宏是一个很“狂”的人，见到他之后，则会感到，这位80后译者锋芒毕露却不傲慢，他是一个说话文绉绉，一直笑嘻嘻的读书人。在他的译作分享会现场，有位读者当面质疑他，“我读过三十多年简·奥斯汀，你说以前的33种译本没有好的，我不敢苟同。”李继宏淡定而自信地回答，“我相信如果你真的看了我的译本，你会后悔，会向我道歉的。”
他这么说，有他的底气所在。翻译《瓦尔登湖》之前，李继宏翻阅了梭罗的三百多种资料，花了足足四千小时；为了搞清楚《傲慢与偏见》的主人公为什么选择双陆棋作为游戏，李继宏把十八世纪前三十年英国颁布的几百条法律看了个遍，发现原因是除了双陆棋以外，当时在英国，所有的骰子游戏都属于赌，是违法的。
类似的两百多年前的英国风土人情体现在《傲慢与偏见》的各个细节中，每个难以理解的地方李继宏都会附上一条注释。这部书他译了三年，引用了241种专著期刊，文末缀有三百多条注释，篇首有一万六千字的导言。其中，在第一页中一个马车形式的细节上，李继宏整整卡了三个月。像这样的许多地方，也许根本不会被普通的读者注意到。但李继宏觉得，一本译作如果过不了自己这关，他宁愿不把它拿出来。
有趣的是，李继宏小时候对外国文学并没有什么接触。和我们许多人一样，他也认为外国名著很难懂，“外国人的想法比较奇怪”。直到2004年，李继宏作为记者采访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库切，并带了他的几本书回国。在度假的时候他翻看了其中一本《青春》，书中描述的青春期心路历程使当时的职场新人李继宏产生了强烈共鸣，“我忽然发现，原来外国文学可以这么好读、这么吸引人。”英文原版书给李继宏带来了流畅的阅读体验，李继宏开始反思，“市面上很多经典的外国名著或外国作品难读，基本上都是翻译不及格造成的。”
带着这样的思考，2004年，李继宏完成了他的第一本译作《维纳斯的诞生》，许多读者发邮件告诉他，这是他们读过最好读的外文书。2005年底，李继宏翻译《追风筝的人》，这本书在国外销得普通，却高居国内畅销榜数年。2007年，李继宏辞掉了工作，专注地投身于翻译。
在第一本译作完成之后的七年里，李继宏翻译出版了16部著作，其中不少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2011年夏天，出版人路金波找到李继宏，计划推出“李继宏重译世界名著系列”，并问他翻译20种欧美文学名著需要多长时间，年轻气盛的李继宏回答：三年。
回顾当年的自己，李继宏笑言，“以前我译的都是当代作品，阅读障碍不大。但《瓦尔登湖》、《傲慢与偏见》是18、19世纪的作品，要理解它的含义，工作量就很大。即使有时候读者只是在看一个故事，但我们做翻译的要把握作品的精彩之处，就必须做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否则就是对原作者的辜负。”
Q&A
Q：在你看来什么译本是好译本？
A：好译本首先要流畅。它既然用汉字的形式呈现，就必须符合汉语的规范和语法，读起来是纯正的汉语。有一个词叫“翻译腔”，就是说有的译本翻得不好，很拗口，可原文是很顺畅的。还有就是要和原文契合，他喝依云你不能翻译成农夫山泉。现在我们的生活和国外很对应了，不存在太大的障碍，这个很容易。更难的是言外之意，一些虚的东西。英文是通过音调的变化来展现语气，在汉语里表现成“居然”、“毕竟”这种副词。市面上很多译本里没有虚词和副词，那这个译者肯定没有吃透原文。
Q：以前的翻译讲究信达雅，现在则有许多新词甚至网络用语出现，在翻译的时候，古话和新词的尺度你怎么把握？
A：所谓的信达雅并不构成评判翻译的标准，这是一百多年前中西方大规模的交流刚开始的时候，严复、傅雷等一些工作者总结出来的很肤浅的认识。一个标准必须可以量化，但信达雅不能。比如原文很粗鲁，爆了一句粗口，那怎么能变成雅呢？对于尺度的问题，首先，名著作品所面对的对象和承担的内容决定了译者不能用网络语言，因为网络语言消失很快。而且我会尽量屏蔽方言，不让方言出现在我的译本里，让它的语言更纯净更标准。
Q：你在做李继宏重译世界名著系列之前也有过翻译大家的译本，为什么你会选择重译经典这样一个注定产生话题且不容易的事情？
A：当初出版社和我谈这个项目，初衷是我认为市面上所有的译本都是不及格的。阅读，特别是读名著，应该是很快乐的一个体验，因为名著是一代一代的读者选择出来的，如果它很难读，早就被时间和市场给抛弃了。但是现在市面上的很多版本，首先不好读，而且很多错。这些有不好的影响，因为看名著的大多数是中小学生，老师放假会给他们列一个书目让他读，但是他一看读不进去，会产生挫败感，就不看书了。所以现在中国人阅读率很低，因为在最该培养阅读兴趣的时候错过了。那么从一个读书人所抱有的改变社会的幻想来讲，我决定做这样一个事情。
Q：和以前的译本相比，你的译本进阶在哪里？
A：就像《月亮和六便士》，傅惟慈先生的译本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全是错，我不是空口说，你可以拿我的译本比较，一个句子稍微长一点他就读不懂，包括里面教皇十世因诺森，他就翻译成“天真的教皇”。包括克兰德的艺术追求，你看傅先生的译本只能得到一个非常模糊的印象。当然这不能怪傅先生，因为当时西方的资料确实很有限。但如果一个译者不懂，就会导致读者看书只看到一个故事，看不到背后更多的东西。在这个社会，故事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在书里看故事竞争不过电影电视剧。伟大的作家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所以他们的作品能流传下来，我们做翻译应该把握精彩之处在哪里，而不是只讲一个故事，我觉得那是对原作者的辜负。
Q：每个作者的“调性”都不一样，在翻译的时候你如何对他们做出区别？
A：这个说的很对，每个作家的文体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去分析，他的一个句子有多长，他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比例，这些都构成了他的风格。做翻译就像演戏，一个人是可以扮演不同角色的，关键在于你在翻译的时候有没有用心去进入这个“剧本”。我翻简奥斯汀，就会把她所有作品看一遍，然后想想她的特色在哪里。看我译的书，你会发现每本都不一样，不会像一个人写的。比如说毛姆，他有很多文学化甚至诗歌化的语言，我就想把他尽量往古代小说那里靠。但是你要对古代文学很熟悉，不然就会有读者说阅读体验很差，要边看边翻成语字典。说到底，英语是英语，中文是中文，用中文体现英文的内涵确实很难，就要靠译者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做出自己的选择。
Q：前段时间有个外国翻译家孙仲旭老师因为抑郁症自杀了。同样是做翻译，为什么有人身陷其中，你却说是把你“从痛苦的深渊中打捞出来”的解脱？
A：我想提提我翻译过的《与神对话》。我2007年辞职专职做翻译，但中国以前翻译是很苦的，报酬不高，而且合同约定，你交稿以后要在书出了三个月之后给你钱。但有时候你交稿两年之后书还没出，生活上就会有一些拮据。也跟自己的心态有关，各种各样的因素，那时候有一种不得志，很郁闷的感觉。但在翻了《与神对话》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以你的感受行事，你需要跳出来，以另一个角度看。做了那个书之后，那种中国文人特有的怀才不遇感就一夜之间消失了，慢慢心态摆正过来，很多负面的情绪都没有了。所以很多读者都说我你怎么都不生气，永远笑嘻嘻，就是那一套书给我的帮助。
Q：你在翻译的时候更多的希望自己和原著者是打通的，还是有个体性的李继宏个人偏好的？
A：任何东西，只要是从你手上出来的，肯定是带个人色彩的，但是区别在于这个个人色彩背后的基础。如果我要译泰戈尔，我会去把印度教的典籍看一遍，因为泰戈尔的诗歌不是字面上那么浅显，他的生死观是和印度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又对印度教有一种超越，所以他在印度那边受众很广，大家会觉得这个很新奇，很有诗意。你要保证在资料上包围这个作者，只有他看过的你都看过，你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