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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自今年1月份推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专集以来,读者反响强烈,投写大量来稿,回忆他们在抗战时期的难忘经历。因版面所限,许多来稿未能刊出。本期汇集部分来稿的精彩内容,作为抗战专集的结束。在此深深感谢广大来稿读者对本栏目的支持和响应。
火烧日寇机场
陈皓/口述 潘宗豪/整理
抗战时期,日军在山西省长治城北地区,设有一个临时机场,虽然只停有三架飞机,却气焰嚣张,对我根据地的军民威胁甚大,八路军总部决定予以拔除。
负责袭击机场并实行爆破的9名突击队员,都是精兵强将。因为情况有变,临时改为趁机从机场后门混进去。当时夜已经很深了,机场后门处只有炮楼顶上有两个哨兵把守。太行山秋后的深夜,天气十分寒凉。楼下传来哗哗的洗牌声,一个伪军哨兵说:“反正现在没有情况,我们也下去暖和一下。”两个身影便一前一后一闪。突击队员趁机靠近机场后门,但一道木栅栏门挡住了去路。大家使劲推了推,木门一动不动。这时,带头的突击队员拿出老虎钳,用衣襟盖住,拧了一下木门的铁锁,只听“喀嚓”一声,十分清脆。炮楼立刻传来问话:“谁?”突击队员赶紧用力顶开门,迅速冲进机场,打响了战斗。敌伪军慌了,大喊着:“八路来了,八路来了。”机场突击队员趁乱拉开手榴弹,向敌机投去。敌人的机枪飞射过来,有3名队员倒了下去。其他队员打向另外两架敌机,另外两架敌机也先后着火。这时9名队员已全部负伤。我方主力部队积极攻打敌人,敌军已经顾不上保卫飞机。这次战斗,烧毁敌机3架,破坏敌人仓库两座。
“虎口”取信
宋公明/口述钟尚炎/整理
1943年,我所在的浙江余姚市石步村是抗日根据地的中心。组织上派我在石步村三岔路口开杂货店作掩护,担任通信联络工作,部队的小通讯员都到我这里取、送信件。
一天晚上,日寇和伪军突然扫荡。我和妻子赶紧逃出来。这时,突然想起有部队的信件忘了随身带出来,万一落在敌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已是凌晨一点,我焦急万分,不顾旁人的劝阻,换上一件黑衣,悄悄溜到店铺的后墙,屋里有灯光,果然已经住上敌人。我翻进院内,看见几个鬼子横七竖八地躺在店堂内,烂醉如泥。我心中窃喜,立即脱下鞋子,蹑手蹑足从鬼子的身缝间跨进去。卧房里的两只木箱已被洗劫一空。我轻轻移开写字台,从墙洞内取出了装着信件的粗布包,安全地交到了自己同志手里,总算没有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抢粮抢枪记
李春维/口述张春江/整理
18岁那年,我在山西省武乡县刚次参军,就参加了 “抢粮争夺战”。战斗十分顺利,当大部队撤出阵地后,驻守在附近的敌人突然赶来支援。我们班的大多数战士也已随粮队远去,我留在后边断后。这时敌人追上来,跑是来不及了,我跳到路边的庄稼地里,隐蔽起来,心想,等敌人走近一些,就用两枚手榴弹(因为我是新兵,没有发枪,只配两枚手榴弹)和敌人拼了。我看见他们拿的是“三八枪”,眼看敌人走近了,我一拉导火线,把手榴弹扔了出去。趁敌人慌乱时,我冲上去抢了两条“三八枪”就往地里跑。后面的敌人马上吆喝着追过来。我又回头扔出第二枚手榴弹,敌人马上卧倒。当我跑出一百多米时,前面突然有人向敌人开了两枪,敌人不敢追了。我马上向前方喊口令,才知道是班长陈德来接应我。他笑着说:“我早就看到你了,你抢枪的动作把我看傻了。”
惊险摘豆角
李彦云
抗战爆发时,我还很小,1943年阴历六月下旬,天下着雨,家里已经没菜可吃,父亲让我去村南头的菜地摘豆角。娘不同意,怕我遇到鬼子有危险。但我坚持要去,背起小筐,披上小蓑衣径直跑到菜地。雨越下越大,只听到高粱和玉米的叶子被雨打得沙沙作响,和我揪豆角的声音。这时,西边传来几声枪响,而且越来越响,越来越近,还夹杂着喊话声。我害怕了,但转念一想,枪声不多,准是鬼子在村里扫荡碰上八路军了。我静静地蹲在地里,等枪声远去,又摘了一些豆角,才回家去。在路上遇到迎接我的父母,母亲眼泪哗哗地流下来。邻居都跑来看我,问我为什么听到枪响后不马上回来。我说,鬼子吓坏了只会往炮楼跑,不会朝高粱地里钻。他们听了哈哈大笑,夸我聪明。我十分得意,就好像是一个打了胜仗的抗日英雄。
殷殷战友情
杨永建
抗战初期,我所在的八路军129师7旅19团,生活、战斗在冀南抗日根据地。1940年4月底,我团在驻扎的村庄听到炮响,我连迅速集合。当时连长刚调到连里,对部队情况和地形不熟悉,决定由我负责指挥,连长率一个班从侧面打击敌人。我命令部队准备好手榴弹,上刺刀。这时,敌人的炮弹落到我连阵地,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撞击了我的左腿,身子摇晃了一下,没多想,就继续指挥战斗。后面杨干事见我大腿后侧的军裤被炸掉一大块,半个大腿血肉模糊,朝我喊:“你腿伤了,快下去。”我低头一看,左脚下一片血迹,但坚决不肯下去。杨干事让几个士兵架着我一路小跑往后撤。敌人的机枪朝我们扫射过来,我叫通讯员把我的挎包摘下先撤,因为里面装着重要文件和材料。背着我的战士和旁边扶着的战士坚决不走。眼看情况越来越危急,我“威胁”说:“再不把我放下,我就……”这时,扶我的战士突然惊叫道:“前面有个路沟!”他们把我背进路沟,交给我连战士,才离去。因为医药奇缺,我的腿伤没来得及医治,化脓致残,但却保住了性命。
我在后方医院与敌人周旋
何权轩/口述曹阳/整理
抗战时期,我担任冀中军区干部疗养所所长,所里有100多人,包括40多个休养员,还有医生、护士等。1940年秋,我们在河北完县(现顺平)一带展开“反扫荡”。因为我们没有武器,毫无抵抗能力,只能与敌人周旋。当时,我们的主力部队多在平原活动,为了疗养所人员的安全,我带领全所人员一起向山里转移,渐渐与司令部失去了联系。我们来到完县清醒村,因为形势复杂,为了保证疗养所干部病员的绝对安全,我们对村民尽量保密。每次遇到有情况,伤病员行动不方便,村民们都自发帮忙抬。我们呆在村边的山沟里,带的干粮有限,村民自愿给我们送粮食。我们把他们送来的麦粒捻开壳后煮了吃。有时候遇到情况紧急来不及捻,就直接煮麦粒吃,麦粒太硬,好多同志吃完都腮帮子疼。疗养所的伤病干部都有许多作战经验,还有侦察员,一遇到情况,大家一起想办法。由于长时间跟司令部失去联系,许多同志心里着急,有的悲观失望。当时伤病员中有一个叫李自然的教导员,他主动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安慰情绪低落的同志,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我们慢慢总结出一个经验,那就是跟在敌人后面跑比较安全。因为鬼子扫荡后,一般不会回头再来。
那一次的“反扫荡”行动,我们与司令部失去联系长达3个多月,在完全没有任何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安全度过,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其他4个后方医院都多多少少受到损伤。为此,我们受到组织的表扬,我也被授予“模范干部”荣誉称号。
火烧日寇机场
陈皓/口述 潘宗豪/整理
抗战时期,日军在山西省长治城北地区,设有一个临时机场,虽然只停有三架飞机,却气焰嚣张,对我根据地的军民威胁甚大,八路军总部决定予以拔除。
负责袭击机场并实行爆破的9名突击队员,都是精兵强将。因为情况有变,临时改为趁机从机场后门混进去。当时夜已经很深了,机场后门处只有炮楼顶上有两个哨兵把守。太行山秋后的深夜,天气十分寒凉。楼下传来哗哗的洗牌声,一个伪军哨兵说:“反正现在没有情况,我们也下去暖和一下。”两个身影便一前一后一闪。突击队员趁机靠近机场后门,但一道木栅栏门挡住了去路。大家使劲推了推,木门一动不动。这时,带头的突击队员拿出老虎钳,用衣襟盖住,拧了一下木门的铁锁,只听“喀嚓”一声,十分清脆。炮楼立刻传来问话:“谁?”突击队员赶紧用力顶开门,迅速冲进机场,打响了战斗。敌伪军慌了,大喊着:“八路来了,八路来了。”机场突击队员趁乱拉开手榴弹,向敌机投去。敌人的机枪飞射过来,有3名队员倒了下去。其他队员打向另外两架敌机,另外两架敌机也先后着火。这时9名队员已全部负伤。我方主力部队积极攻打敌人,敌军已经顾不上保卫飞机。这次战斗,烧毁敌机3架,破坏敌人仓库两座。
“虎口”取信
宋公明/口述钟尚炎/整理
1943年,我所在的浙江余姚市石步村是抗日根据地的中心。组织上派我在石步村三岔路口开杂货店作掩护,担任通信联络工作,部队的小通讯员都到我这里取、送信件。
一天晚上,日寇和伪军突然扫荡。我和妻子赶紧逃出来。这时,突然想起有部队的信件忘了随身带出来,万一落在敌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已是凌晨一点,我焦急万分,不顾旁人的劝阻,换上一件黑衣,悄悄溜到店铺的后墙,屋里有灯光,果然已经住上敌人。我翻进院内,看见几个鬼子横七竖八地躺在店堂内,烂醉如泥。我心中窃喜,立即脱下鞋子,蹑手蹑足从鬼子的身缝间跨进去。卧房里的两只木箱已被洗劫一空。我轻轻移开写字台,从墙洞内取出了装着信件的粗布包,安全地交到了自己同志手里,总算没有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抢粮抢枪记
李春维/口述张春江/整理
18岁那年,我在山西省武乡县刚次参军,就参加了 “抢粮争夺战”。战斗十分顺利,当大部队撤出阵地后,驻守在附近的敌人突然赶来支援。我们班的大多数战士也已随粮队远去,我留在后边断后。这时敌人追上来,跑是来不及了,我跳到路边的庄稼地里,隐蔽起来,心想,等敌人走近一些,就用两枚手榴弹(因为我是新兵,没有发枪,只配两枚手榴弹)和敌人拼了。我看见他们拿的是“三八枪”,眼看敌人走近了,我一拉导火线,把手榴弹扔了出去。趁敌人慌乱时,我冲上去抢了两条“三八枪”就往地里跑。后面的敌人马上吆喝着追过来。我又回头扔出第二枚手榴弹,敌人马上卧倒。当我跑出一百多米时,前面突然有人向敌人开了两枪,敌人不敢追了。我马上向前方喊口令,才知道是班长陈德来接应我。他笑着说:“我早就看到你了,你抢枪的动作把我看傻了。”
惊险摘豆角
李彦云
抗战爆发时,我还很小,1943年阴历六月下旬,天下着雨,家里已经没菜可吃,父亲让我去村南头的菜地摘豆角。娘不同意,怕我遇到鬼子有危险。但我坚持要去,背起小筐,披上小蓑衣径直跑到菜地。雨越下越大,只听到高粱和玉米的叶子被雨打得沙沙作响,和我揪豆角的声音。这时,西边传来几声枪响,而且越来越响,越来越近,还夹杂着喊话声。我害怕了,但转念一想,枪声不多,准是鬼子在村里扫荡碰上八路军了。我静静地蹲在地里,等枪声远去,又摘了一些豆角,才回家去。在路上遇到迎接我的父母,母亲眼泪哗哗地流下来。邻居都跑来看我,问我为什么听到枪响后不马上回来。我说,鬼子吓坏了只会往炮楼跑,不会朝高粱地里钻。他们听了哈哈大笑,夸我聪明。我十分得意,就好像是一个打了胜仗的抗日英雄。
殷殷战友情
杨永建
抗战初期,我所在的八路军129师7旅19团,生活、战斗在冀南抗日根据地。1940年4月底,我团在驻扎的村庄听到炮响,我连迅速集合。当时连长刚调到连里,对部队情况和地形不熟悉,决定由我负责指挥,连长率一个班从侧面打击敌人。我命令部队准备好手榴弹,上刺刀。这时,敌人的炮弹落到我连阵地,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撞击了我的左腿,身子摇晃了一下,没多想,就继续指挥战斗。后面杨干事见我大腿后侧的军裤被炸掉一大块,半个大腿血肉模糊,朝我喊:“你腿伤了,快下去。”我低头一看,左脚下一片血迹,但坚决不肯下去。杨干事让几个士兵架着我一路小跑往后撤。敌人的机枪朝我们扫射过来,我叫通讯员把我的挎包摘下先撤,因为里面装着重要文件和材料。背着我的战士和旁边扶着的战士坚决不走。眼看情况越来越危急,我“威胁”说:“再不把我放下,我就……”这时,扶我的战士突然惊叫道:“前面有个路沟!”他们把我背进路沟,交给我连战士,才离去。因为医药奇缺,我的腿伤没来得及医治,化脓致残,但却保住了性命。
我在后方医院与敌人周旋
何权轩/口述曹阳/整理
抗战时期,我担任冀中军区干部疗养所所长,所里有100多人,包括40多个休养员,还有医生、护士等。1940年秋,我们在河北完县(现顺平)一带展开“反扫荡”。因为我们没有武器,毫无抵抗能力,只能与敌人周旋。当时,我们的主力部队多在平原活动,为了疗养所人员的安全,我带领全所人员一起向山里转移,渐渐与司令部失去了联系。我们来到完县清醒村,因为形势复杂,为了保证疗养所干部病员的绝对安全,我们对村民尽量保密。每次遇到有情况,伤病员行动不方便,村民们都自发帮忙抬。我们呆在村边的山沟里,带的干粮有限,村民自愿给我们送粮食。我们把他们送来的麦粒捻开壳后煮了吃。有时候遇到情况紧急来不及捻,就直接煮麦粒吃,麦粒太硬,好多同志吃完都腮帮子疼。疗养所的伤病干部都有许多作战经验,还有侦察员,一遇到情况,大家一起想办法。由于长时间跟司令部失去联系,许多同志心里着急,有的悲观失望。当时伤病员中有一个叫李自然的教导员,他主动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安慰情绪低落的同志,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我们慢慢总结出一个经验,那就是跟在敌人后面跑比较安全。因为鬼子扫荡后,一般不会回头再来。
那一次的“反扫荡”行动,我们与司令部失去联系长达3个多月,在完全没有任何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安全度过,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其他4个后方医院都多多少少受到损伤。为此,我们受到组织的表扬,我也被授予“模范干部”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