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自今年1月份推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专集以来，读者反响强烈，投写大量来稿，回忆他们在抗战时期的难忘经历。因版面所限，许多来稿未能刊出。本期汇集部分来稿的精彩内容，作为抗战专集的结束。在此深深感谢广大来稿读者对本栏目的支持和响应。
　　
　　火烧日寇机场
　　陈皓/口述 潘宗豪/整理
　　
　　抗战时期，日军在山西省长治城北地区，设有一个临时机场，虽然只停有三架飞机，却气焰嚣张，对我根据地的军民威胁甚大，八路军总部决定予以拔除。
　　负责袭击机场并实行爆破的9名突击队员，都是精兵强将。因为情况有变，临时改为趁机从机场后门混进去。当时夜已经很深了，机场后门处只有炮楼顶上有两个哨兵把守。太行山秋后的深夜，天气十分寒凉。楼下传来哗哗的洗牌声，一个伪军哨兵说：“反正现在没有情况，我们也下去暖和一下。”两个身影便一前一后一闪。突击队员趁机靠近机场后门，但一道木栅栏门挡住了去路。大家使劲推了推，木门一动不动。这时，带头的突击队员拿出老虎钳，用衣襟盖住，拧了一下木门的铁锁，只听“喀嚓”一声，十分清脆。炮楼立刻传来问话：“谁？”突击队员赶紧用力顶开门，迅速冲进机场，打响了战斗。敌伪军慌了，大喊着：“八路来了，八路来了。”机场突击队员趁乱拉开手榴弹，向敌机投去。敌人的机枪飞射过来，有3名队员倒了下去。其他队员打向另外两架敌机，另外两架敌机也先后着火。这时9名队员已全部负伤。我方主力部队积极攻打敌人，敌军已经顾不上保卫飞机。这次战斗，烧毁敌机3架，破坏敌人仓库两座。
　　
　　“虎口”取信
　　宋公明/口述钟尚炎/整理
　　
　　1943年，我所在的浙江余姚市石步村是抗日根据地的中心。组织上派我在石步村三岔路口开杂货店作掩护，担任通信联络工作，部队的小通讯员都到我这里取、送信件。
　　一天晚上，日寇和伪军突然扫荡。我和妻子赶紧逃出来。这时，突然想起有部队的信件忘了随身带出来，万一落在敌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已是凌晨一点，我焦急万分，不顾旁人的劝阻，换上一件黑衣，悄悄溜到店铺的后墙，屋里有灯光，果然已经住上敌人。我翻进院内，看见几个鬼子横七竖八地躺在店堂内，烂醉如泥。我心中窃喜，立即脱下鞋子，蹑手蹑足从鬼子的身缝间跨进去。卧房里的两只木箱已被洗劫一空。我轻轻移开写字台，从墙洞内取出了装着信件的粗布包，安全地交到了自己同志手里，总算没有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抢粮抢枪记
　　李春维/口述张春江/整理
　　
　　18岁那年，我在山西省武乡县刚次参军，就参加了 “抢粮争夺战”。战斗十分顺利，当大部队撤出阵地后，驻守在附近的敌人突然赶来支援。我们班的大多数战士也已随粮队远去，我留在后边断后。这时敌人追上来，跑是来不及了，我跳到路边的庄稼地里，隐蔽起来，心想，等敌人走近一些，就用两枚手榴弹（因为我是新兵，没有发枪，只配两枚手榴弹）和敌人拼了。我看见他们拿的是“三八枪”，眼看敌人走近了，我一拉导火线，把手榴弹扔了出去。趁敌人慌乱时，我冲上去抢了两条“三八枪”就往地里跑。后面的敌人马上吆喝着追过来。我又回头扔出第二枚手榴弹，敌人马上卧倒。当我跑出一百多米时，前面突然有人向敌人开了两枪，敌人不敢追了。我马上向前方喊口令，才知道是班长陈德来接应我。他笑着说：“我早就看到你了，你抢枪的动作把我看傻了。”
　　
　　惊险摘豆角
　　李彦云
　　
　　抗战爆发时，我还很小，1943年阴历六月下旬，天下着雨，家里已经没菜可吃，父亲让我去村南头的菜地摘豆角。娘不同意，怕我遇到鬼子有危险。但我坚持要去，背起小筐，披上小蓑衣径直跑到菜地。雨越下越大，只听到高粱和玉米的叶子被雨打得沙沙作响，和我揪豆角的声音。这时，西边传来几声枪响，而且越来越响，越来越近，还夹杂着喊话声。我害怕了，但转念一想，枪声不多，准是鬼子在村里扫荡碰上八路军了。我静静地蹲在地里，等枪声远去，又摘了一些豆角，才回家去。在路上遇到迎接我的父母，母亲眼泪哗哗地流下来。邻居都跑来看我，问我为什么听到枪响后不马上回来。我说，鬼子吓坏了只会往炮楼跑，不会朝高粱地里钻。他们听了哈哈大笑，夸我聪明。我十分得意，就好像是一个打了胜仗的抗日英雄。
　　
　　殷殷战友情
　　杨永建
　　
　　抗战初期，我所在的八路军129师7旅19团，生活、战斗在冀南抗日根据地。1940年4月底，我团在驻扎的村庄听到炮响，我连迅速集合。当时连长刚调到连里，对部队情况和地形不熟悉，决定由我负责指挥，连长率一个班从侧面打击敌人。我命令部队准备好手榴弹，上刺刀。这时，敌人的炮弹落到我连阵地，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撞击了我的左腿，身子摇晃了一下，没多想，就继续指挥战斗。后面杨干事见我大腿后侧的军裤被炸掉一大块，半个大腿血肉模糊，朝我喊：“你腿伤了，快下去。”我低头一看，左脚下一片血迹，但坚决不肯下去。杨干事让几个士兵架着我一路小跑往后撤。敌人的机枪朝我们扫射过来，我叫通讯员把我的挎包摘下先撤，因为里面装着重要文件和材料。背着我的战士和旁边扶着的战士坚决不走。眼看情况越来越危急，我“威胁”说：“再不把我放下，我就……”这时，扶我的战士突然惊叫道：“前面有个路沟！”他们把我背进路沟，交给我连战士，才离去。因为医药奇缺，我的腿伤没来得及医治，化脓致残，但却保住了性命。
　　
　　我在后方医院与敌人周旋
　　何权轩/口述曹阳/整理
　　
　　抗战时期，我担任冀中军区干部疗养所所长，所里有100多人，包括40多个休养员，还有医生、护士等。1940年秋，我们在河北完县(现顺平）一带展开“反扫荡”。因为我们没有武器，毫无抵抗能力，只能与敌人周旋。当时，我们的主力部队多在平原活动，为了疗养所人员的安全，我带领全所人员一起向山里转移，渐渐与司令部失去了联系。我们来到完县清醒村，因为形势复杂，为了保证疗养所干部病员的绝对安全，我们对村民尽量保密。每次遇到有情况，伤病员行动不方便，村民们都自发帮忙抬。我们呆在村边的山沟里，带的干粮有限，村民自愿给我们送粮食。我们把他们送来的麦粒捻开壳后煮了吃。有时候遇到情况紧急来不及捻，就直接煮麦粒吃，麦粒太硬，好多同志吃完都腮帮子疼。疗养所的伤病干部都有许多作战经验，还有侦察员，一遇到情况，大家一起想办法。由于长时间跟司令部失去联系，许多同志心里着急，有的悲观失望。当时伤病员中有一个叫李自然的教导员，他主动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安慰情绪低落的同志，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我们慢慢总结出一个经验，那就是跟在敌人后面跑比较安全。因为鬼子扫荡后，一般不会回头再来。
　　那一次的“反扫荡”行动，我们与司令部失去联系长达3个多月，在完全没有任何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安全度过，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其他4个后方医院都多多少少受到损伤。为此，我们受到组织的表扬，我也被授予“模范干部”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