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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今年八十有三，历经沧桑。当记者希望陈老谈一下自己的历史时，他首先深情地回忆了他的生母——陈赓大将的结发妻子王根英烈士。1我母亲出生在穷苦人家，8岁时就随表嫂到纱厂当童工。11岁时开始在日商恒丰纱厂做工。16岁时就和我大姨王根妹到英商怡和纱厂上班。那日子苦得没法，你如果看过夏衍先生的短篇小说《包身工》，那就是我母亲当时生活的写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24年母亲加入共青团地下组织，1925年上海爆发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八十万产业工人罢工，我母亲也拒绝了洋工头的威胁利诱，领导了怡和工厂的罢工。1926年上海工人起义后，我母亲曾任上海市政府委员。她和我父亲是在工厂夜校认识的，当时我父亲正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他们于1927年经周恩来、邓颖超介绍在武汉结婚，我是1929年出生的。
我母亲随我父亲离开上海以后，我留在上海跟我外祖母一家生活，到1946年才回到我父亲身边，所以我的上海口音这样重。而我亲爱的母亲早在抗日战争中就牺牲了。母亲走后，我先上了两年教会学校(免费)，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教会学校关门了。为了维持生计，我在纱厂打零工，负责跑腿送信，因为当时工厂没有电话，老板有什么事，就叫我跑去通知，未了客人，我还负责沏茶倒水点烟哈的，有点像当时上海西餐厅的BOY(侍应生)的意思。后来我父亲以为我真是BOY，所以1946年我到他身边后，有一次他很认真地准备了一些原料，让我替他做回西餐，当我说不会时他还训我，可我说出实情后，他难过地摇了摇头。除了在纱厂打零杂之外，卖报纸、擦皮鞋我也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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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末，我和小姨王璇梅一行经三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了山西沁源和父亲见了面，那时他已经和傅涯妈妈结婚了。傅妈妈很疼爱我，父亲更是如此，吃饭睡觉都和我在一起，晚上还经常起来为我盖被子。疼爱的同时，父亲也对我未来的前途很关心。依我的本意，是想继续从事美术工作，因为在上海时，舅舅教我画画，我画得也很不错了，所以很想在这方面发展。再不行，就到部队当通讯员。对于这两点，父亲开始同意，后来变卦了，他认为以后仗不能打多久了，国家要大规模建设，需要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所以让我到范文澜先生办的“北方大学”学理工，我完全同意就去了。在上海我只是小学生水平，上大学极为困难，但我克服一切困难，发奋学习，父亲也经常来信鼓励我，我需要什么东西，他会尽快满足我的要求。1949年后，“北方大学”迁到北京，就是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学院)。1952年我大学专科毕业后，分到沈阳工作，当时长春一汽正在筹建。后来上级又让我和其它技术人员到苏联莫斯科的高尔基汽车制造厂实习了一年，学习当时苏联先进的自动多轴多工位机床技术。回国后，在一汽工作了一段时间。
1961年3月16日父亲逝世以后，聂荣臻元帅曾经派人就工作问题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讲希望能到军工厂去，专门从事国防尖端武器研制工作。后来决定让我到国防部五院(导弹研究院)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当时五院正在从事仿制苏制“萨姆”-2(国产代号为1059)的工作。钱学森院长号召全体人员要对仿制产品进行所谓的“反设计”工程。通过在吃透现有图纸资料的情况下，考虑人家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这样做，人家的设计思想是什么，举一反三获益无穷，从而为日后独立研制打下坚实的基础。老一辈五院人之所以能在国内外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做出骄人的成绩，与当年在钱学森院长指导下打牢基础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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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根据当时国防科工委主要负责人罗瑞卿大将的决定，我们从事地空导弹研制的所有单位都迁往上海。当时我在20所，所长就是后来二院的刘从军院长。客观地讲这一举措后来证明不利于研制工作。1980年以后，二院又全体迁回北京就是一个证明。
在上海我主要从事地空导弹的地面设备研制生产，先后为“红旗”-1、2、3及“红旗”61搞出了相应的地面设备。其中履带式“红旗”61导弹三联装发射车系统，曾被推荐参加国家科技发明奖。当年我参与研制的一些型号的地空导弹也都陆续入役为保卫祖国领空做出了贡献。这是我很欣慰的。
但凡事都有正反两面，在我的研制生涯里最让我深感遗憾的是“红旗”5号地空导弹的夭折。今天你来采访我，那我就讲给你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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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从事地空导弹工作的广大技术人员情绪空前高涨，他们在“文革”期间看到苏美两国的导弹都有很大发展，对“文革”中的派性斗争都已厌烦，大家都急于想为我国导弹事业做一些工作。
当时在北京成立了八机部专管战术导弹。1976年叶正明同志由上海调来八机部任型号室主任。他首先组织了调研组，花了一年多时间，对美苏两国的导弹性能和发展情况，以及国内设计队伍和工业水平作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
1978年4月八机部型号室召集上海和其它各地从事地空导弹型号的技术人员54人，部队、空军研究所5人，炮兵2人，集中在上海附近的常熟县第一招待所，召开“红旗”5号地空导弹方案论证工作会议，前后共三个多月。
会上先由调研组介绍
(一)美苏两国空军，特别是两国战略轰炸机、歼击轰炸机、地空导弹、飞航式导弹等各种飞行器的战术性能，及其作战方式和数量等的详细资料。
(二)美国“爱国者”导弹的研制过程，弹体结构，战术技术性能，制导系统，相控阵雷达工作原理，地面设备等的资料。
(三)国内工业水平的调查资料，并在会上展示了称之为苏美飞机飞行包络图。
在会上大家一致提出必须用我国较落后的技术打击苏美两霸先进飞机。
通过对美苏二国的敌情分折，我国当时的地空弹(红-61与红-2)都不能满足作战要求。美自越战以后，其战机的机动性、抗干扰性都有很大提高，并且空地导弹等都在防空火力范围以外低空攻击。
所以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要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性能的中低空地空弹——“红旗”5号。
全体与会人员分组后，经二个多月的繁重工作，加班加点，定出了弹体气动外形，主要战术技术性能，制导方式，部队编制等，写出了“论证报告”，并按比例缩小做出导弹和雷达车、发射车模型向当时的国防工业办公室汇报。 我当时参加地面设备小组讨论，根据回忆“红旗”5的导弹系统大致情况如下：
(一)弹体和概况
弹长——6.8米
弹径——0.47米
翼展——1米
重量——1330千克
作战斜距——35-50千米
作战高度——500-18000米
动力装置——双推力固体发动机
最大飞行速度——5-6马赫可使用过载——高空5～8g，低空20～25g制导方式：主要为复合制导
(1)复合制导(对付歼击轰炸机、战略轰炸机)
(2)全程未制导(对付歼击轰炸机)
(3)全程中制导(拦击空地导弹)
(4)电视红外制导(拦击空地导弹)
对付目标数：可同时制导三发导弹，并继续跟踪和照射其它导弹群和机群。导弹尾部装有光电管便于光学跟踪。
二、三发导弹杀伤概率大于90％，发射间隔——4秒。
战斗部重——100千克，威力半径——30-40米。
(二)导弹发射车
履带车装有二发“红旗”5号导弹和发射筒，第二阶段将改为四连装。两弹中间有主指令天线和电视摄像机，在发射时升起。发射架方向转角360°，高低俯仰角为75°。展开和撤收时间为15分钟，导弹装填时间为2～5分钟。在电视摄像机前部，装有全自动双管高射机枪一挺。履带发射车行军高度为3米，车长7.5米，宽3米。
(三)相控阵雷达车(目标导弹跟踪照射雷达车)
在履带车上装有相控阵天线，直径为2.5米，它含有1000个天线单元，阵面上有敌我识别天线阵。由于当时我国铁氧化体移相器等制造技术落后，所以叶正明同志决定对雷达加以机械扫描以补充电子扫描的不足，至第二阶段再达到美“爱国者”雷达的水平。天线阵可以在方位上360°回转，阵面斜度为60°。
最大发现目标距离大于100千米，稳定跟踪距离大于80千米，目标反射面积2米2，展开撤收时间15分。
(四)辅助雷达(目标搜索跟踪照射雷达)
本雷达最大发现目标距离大于90千米，稳定跟踪距离大于51千米，置于下部长方形抛物线为跟踪照射雷达天线，它们都可以在方位上360°回转.车内与雷达天线同轴转动的有一台红外与光学目标导弹跟踪仪，光学发现目标距离30-35千米，对导弹跟踪距离20-25千米，指令传输距离大于31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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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红旗”5号地空导弹的攻角要求在30°以上，而701所的FD-06风洞工作范围是从0°～20°的，所以不能吹风试验。后来型号组的同志们群策群力，制造了一台大攻角的吹风机构，获得了成功，当时八机部科技局的刘正栋局长也未到现场，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该机构经过了20多次吹风试验，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红旗”5号气动参数，为导弹研制解决了重大问题，并获得了当年(1981年)的国防科技二等奖。接着型号室又重点进行了相控阵雷达和双推力发动机的研制工作。
那时，刚打倒“四人帮”不久，同志们心气很高，都想尽快搞出一个象样的“东西”来。白天干不完，就晚上加班，上边发点加班费，同志们就凑到一块儿，到县城的小饭馆撮一顿，打打“牙祭”。
“红旗”5号地空导弹是一集高科技为一体的系统工程，需要设计、科研、生产部门齐心协力共同攻关才能完成，尤其是论证设计完成之后，生产厂家能否生产出符合技术要求的零部件就是关键一步了。
型号室在叶正明同志的主持下，确定各个生产厂家分片包干的办法。对确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在规定时间里完不成任务的，则变通一下。如根据美国“爱国者”相控阵雷达天线所采用的电子扫描雷达有1000个扫描单元，而承接雷达研制的上海有线电厂讲他们厂目前还生产不了电子扫描单元，只能生产有机械扫描单元60个单元的天线。叶正明当即决定为“红旗”5号配备两套雷达一套是立足现有基础采用机械扫描方式，另一套积极研制电子扫描单元的天线。“红旗”5号导引头的制导装置由上海新华机器厂试制；发射架、弹体战斗部、无线电引信由新江机器厂制造；固体发动机由21所试制：自动驾驶仪由上海广播器材厂研制，履带式发射车由哈尔滨647厂制造。其余还有中央控制指挥车、装填车、电源车等十几部辅助车辆也都有了着落。时间久了，具体情况我也忘了，就不——和你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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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的计划，到1985年时完成第一阶段计划，制造出样弹，完成初步试验发射：到1990年，完成批量生产，基本达到“爱国者”最初型号的技术性能，并装备部队。
但在这期间发生的两件事，人为地扼杀了“红旗”5号地空导弹的研制。当时叶正明同志根据设计工作的实际需要，向国家人事部提出从全国各地抽调三十名科技人员的要求。人事部回答：“调人不许指名道姓”，使这件事搁浅。后来八机部被七机部合并，“红旗”5号型号室也被迫解散。叶正明同志提出愿意去七机部二部(即现在的航天部二院)继续搞“红箭”5号，型号室的同志也都愿跟着去，但七机部却主张由二部自己搞。至于以后搞得怎么样，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就不清楚了……
讲到这里，陈知非老人停顿好半天，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记者也“识趣”地“单方面”结束了采访。
[陈老今年八十有三，历经沧桑。当记者希望陈老谈一下自己的历史时，他首先深情地回忆了他的生母——陈赓大将的结发妻子王根英烈士。1我母亲出生在穷苦人家，8岁时就随表嫂到纱厂当童工。11岁时开始在日商恒丰纱厂做工。16岁时就和我大姨王根妹到英商怡和纱厂上班。那日子苦得没法，你如果看过夏衍先生的短篇小说《包身工》，那就是我母亲当时生活的写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24年母亲加入共青团地下组织，1925年上海爆发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八十万产业工人罢工，我母亲也拒绝了洋工头的威胁利诱，领导了怡和工厂的罢工。1926年上海工人起义后，我母亲曾任上海市政府委员。她和我父亲是在工厂夜校认识的，当时我父亲正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他们于1927年经周恩来、邓颖超介绍在武汉结婚，我是1929年出生的。
我母亲随我父亲离开上海以后，我留在上海跟我外祖母一家生活，到1946年才回到我父亲身边，所以我的上海口音这样重。而我亲爱的母亲早在抗日战争中就牺牲了。母亲走后，我先上了两年教会学校(免费)，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教会学校关门了。为了维持生计，我在纱厂打零工，负责跑腿送信，因为当时工厂没有电话，老板有什么事，就叫我跑去通知，未了客人，我还负责沏茶倒水点烟哈的，有点像当时上海西餐厅的BOY(侍应生)的意思。后来我父亲以为我真是BOY，所以1946年我到他身边后，有一次他很认真地准备了一些原料，让我替他做回西餐，当我说不会时他还训我，可我说出实情后，他难过地摇了摇头。除了在纱厂打零杂之外，卖报纸、擦皮鞋我也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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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末，我和小姨王璇梅一行经三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了山西沁源和父亲见了面，那时他已经和傅涯妈妈结婚了。傅妈妈很疼爱我，父亲更是如此，吃饭睡觉都和我在一起，晚上还经常起来为我盖被子。疼爱的同时，父亲也对我未来的前途很关心。依我的本意，是想继续从事美术工作，因为在上海时，舅舅教我画画，我画得也很不错了，所以很想在这方面发展。再不行，就到部队当通讯员。对于这两点，父亲开始同意，后来变卦了，他认为以后仗不能打多久了，国家要大规模建设，需要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所以让我到范文澜先生办的“北方大学”学理工，我完全同意就去了。在上海我只是小学生水平，上大学极为困难，但我克服一切困难，发奋学习，父亲也经常来信鼓励我，我需要什么东西，他会尽快满足我的要求。1949年后，“北方大学”迁到北京，就是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学院)。1952年我大学专科毕业后，分到沈阳工作，当时长春一汽正在筹建。后来上级又让我和其它技术人员到苏联莫斯科的高尔基汽车制造厂实习了一年，学习当时苏联先进的自动多轴多工位机床技术。回国后，在一汽工作了一段时间。
1961年3月16日父亲逝世以后，聂荣臻元帅曾经派人就工作问题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讲希望能到军工厂去，专门从事国防尖端武器研制工作。后来决定让我到国防部五院(导弹研究院)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当时五院正在从事仿制苏制“萨姆”-2(国产代号为1059)的工作。钱学森院长号召全体人员要对仿制产品进行所谓的“反设计”工程。通过在吃透现有图纸资料的情况下，考虑人家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这样做，人家的设计思想是什么，举一反三获益无穷，从而为日后独立研制打下坚实的基础。老一辈五院人之所以能在国内外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做出骄人的成绩，与当年在钱学森院长指导下打牢基础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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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根据当时国防科工委主要负责人罗瑞卿大将的决定，我们从事地空导弹研制的所有单位都迁往上海。当时我在20所，所长就是后来二院的刘从军院长。客观地讲这一举措后来证明不利于研制工作。1980年以后，二院又全体迁回北京就是一个证明。
在上海我主要从事地空导弹的地面设备研制生产，先后为“红旗”-1、2、3及“红旗”61搞出了相应的地面设备。其中履带式“红旗”61导弹三联装发射车系统，曾被推荐参加国家科技发明奖。当年我参与研制的一些型号的地空导弹也都陆续入役为保卫祖国领空做出了贡献。这是我很欣慰的。
但凡事都有正反两面，在我的研制生涯里最让我深感遗憾的是“红旗”5号地空导弹的夭折。今天你来采访我，那我就讲给你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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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从事地空导弹工作的广大技术人员情绪空前高涨，他们在“文革”期间看到苏美两国的导弹都有很大发展，对“文革”中的派性斗争都已厌烦，大家都急于想为我国导弹事业做一些工作。
当时在北京成立了八机部专管战术导弹。1976年叶正明同志由上海调来八机部任型号室主任。他首先组织了调研组，花了一年多时间，对美苏两国的导弹性能和发展情况，以及国内设计队伍和工业水平作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
1978年4月八机部型号室召集上海和其它各地从事地空导弹型号的技术人员54人，部队、空军研究所5人，炮兵2人，集中在上海附近的常熟县第一招待所，召开“红旗”5号地空导弹方案论证工作会议，前后共三个多月。
会上先由调研组介绍
(一)美苏两国空军，特别是两国战略轰炸机、歼击轰炸机、地空导弹、飞航式导弹等各种飞行器的战术性能，及其作战方式和数量等的详细资料。
(二)美国“爱国者”导弹的研制过程，弹体结构，战术技术性能，制导系统，相控阵雷达工作原理，地面设备等的资料。
(三)国内工业水平的调查资料，并在会上展示了称之为苏美飞机飞行包络图。
在会上大家一致提出必须用我国较落后的技术打击苏美两霸先进飞机。
通过对美苏二国的敌情分折，我国当时的地空弹(红-61与红-2)都不能满足作战要求。美自越战以后，其战机的机动性、抗干扰性都有很大提高，并且空地导弹等都在防空火力范围以外低空攻击。
所以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要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性能的中低空地空弹——“红旗”5号。
全体与会人员分组后，经二个多月的繁重工作，加班加点，定出了弹体气动外形，主要战术技术性能，制导方式，部队编制等，写出了“论证报告”，并按比例缩小做出导弹和雷达车、发射车模型向当时的国防工业办公室汇报。 我当时参加地面设备小组讨论，根据回忆“红旗”5的导弹系统大致情况如下：
(一)弹体和概况
弹长——6.8米
弹径——0.47米
翼展——1米
重量——1330千克
作战斜距——35-50千米
作战高度——500-18000米
动力装置——双推力固体发动机
最大飞行速度——5-6马赫可使用过载——高空5～8g，低空20～25g制导方式：主要为复合制导
(1)复合制导(对付歼击轰炸机、战略轰炸机)
(2)全程未制导(对付歼击轰炸机)
(3)全程中制导(拦击空地导弹)
(4)电视红外制导(拦击空地导弹)
对付目标数：可同时制导三发导弹，并继续跟踪和照射其它导弹群和机群。导弹尾部装有光电管便于光学跟踪。
二、三发导弹杀伤概率大于90％，发射间隔——4秒。
战斗部重——100千克，威力半径——30-40米。
(二)导弹发射车
履带车装有二发“红旗”5号导弹和发射筒，第二阶段将改为四连装。两弹中间有主指令天线和电视摄像机，在发射时升起。发射架方向转角360°，高低俯仰角为75°。展开和撤收时间为15分钟，导弹装填时间为2～5分钟。在电视摄像机前部，装有全自动双管高射机枪一挺。履带发射车行军高度为3米，车长7.5米，宽3米。
(三)相控阵雷达车(目标导弹跟踪照射雷达车)
在履带车上装有相控阵天线，直径为2.5米，它含有1000个天线单元，阵面上有敌我识别天线阵。由于当时我国铁氧化体移相器等制造技术落后，所以叶正明同志决定对雷达加以机械扫描以补充电子扫描的不足，至第二阶段再达到美“爱国者”雷达的水平。天线阵可以在方位上360°回转，阵面斜度为60°。
最大发现目标距离大于100千米，稳定跟踪距离大于80千米，目标反射面积2米2，展开撤收时间15分。
(四)辅助雷达(目标搜索跟踪照射雷达)
本雷达最大发现目标距离大于90千米，稳定跟踪距离大于51千米，置于下部长方形抛物线为跟踪照射雷达天线，它们都可以在方位上360°回转.车内与雷达天线同轴转动的有一台红外与光学目标导弹跟踪仪，光学发现目标距离30-35千米，对导弹跟踪距离20-25千米，指令传输距离大于31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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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红旗”5号地空导弹的攻角要求在30°以上，而701所的FD-06风洞工作范围是从0°～20°的，所以不能吹风试验。后来型号组的同志们群策群力，制造了一台大攻角的吹风机构，获得了成功，当时八机部科技局的刘正栋局长也未到现场，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该机构经过了20多次吹风试验，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红旗”5号气动参数，为导弹研制解决了重大问题，并获得了当年(1981年)的国防科技二等奖。接着型号室又重点进行了相控阵雷达和双推力发动机的研制工作。
那时，刚打倒“四人帮”不久，同志们心气很高，都想尽快搞出一个象样的“东西”来。白天干不完，就晚上加班，上边发点加班费，同志们就凑到一块儿，到县城的小饭馆撮一顿，打打“牙祭”。
“红旗”5号地空导弹是一集高科技为一体的系统工程，需要设计、科研、生产部门齐心协力共同攻关才能完成，尤其是论证设计完成之后，生产厂家能否生产出符合技术要求的零部件就是关键一步了。
型号室在叶正明同志的主持下，确定各个生产厂家分片包干的办法。对确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在规定时间里完不成任务的，则变通一下。如根据美国“爱国者”相控阵雷达天线所采用的电子扫描雷达有1000个扫描单元，而承接雷达研制的上海有线电厂讲他们厂目前还生产不了电子扫描单元，只能生产有机械扫描单元60个单元的天线。叶正明当即决定为“红旗”5号配备两套雷达一套是立足现有基础采用机械扫描方式，另一套积极研制电子扫描单元的天线。“红旗”5号导引头的制导装置由上海新华机器厂试制；发射架、弹体战斗部、无线电引信由新江机器厂制造；固体发动机由21所试制：自动驾驶仪由上海广播器材厂研制，履带式发射车由哈尔滨647厂制造。其余还有中央控制指挥车、装填车、电源车等十几部辅助车辆也都有了着落。时间久了，具体情况我也忘了，就不——和你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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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的计划，到1985年时完成第一阶段计划，制造出样弹，完成初步试验发射：到1990年，完成批量生产，基本达到“爱国者”最初型号的技术性能，并装备部队。
但在这期间发生的两件事，人为地扼杀了“红旗”5号地空导弹的研制。当时叶正明同志根据设计工作的实际需要，向国家人事部提出从全国各地抽调三十名科技人员的要求。人事部回答：“调人不许指名道姓”，使这件事搁浅。后来八机部被七机部合并，“红旗”5号型号室也被迫解散。叶正明同志提出愿意去七机部二部(即现在的航天部二院)继续搞“红箭”5号，型号室的同志也都愿跟着去，但七机部却主张由二部自己搞。至于以后搞得怎么样，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就不清楚了……
讲到这里，陈知非老人停顿好半天，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记者也“识趣”地“单方面”结束了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