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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9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了最新两起高校领导被查的消息。郑州航空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张力奎、上海健康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巫向前，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根据中纪委网站“案件查处”统计，截至目前，今年落马的高校领导已经达到21人。此外，还有3名去年“落马”的高校领导在今年被“双开”或移送司法机关。
十八大以来，被中纪委通报涉嫌违法违纪的官员中，厅局级以上干部超过了300名，大多数居于此级别的高校领导仅仅是小“份额”，在省部级甚至正国级“大老虎”倒下的吏治整顿中，高校腐败也并不是一个足以让社会耸动的领域。然而，从高校领导这一非政治界别但又属于行政序列的独特群体中，也可以看出权力寻租发生的一般逻辑。
2014年1月16日辽宁医学院原党委书记张立洲落马为开端，高校反腐也进入了每月数起通报的模式。在今年被查的21名高校领导中，有14名是党政“一把手”，担任校、院长的有8名，担任党委书记的有6名，另有7名是居于重要位置的副职。其中两人因年龄原因，落马时并没有担任领导职务，63岁的中南大学原副校长胡铁辉已于2011年被免职，62岁的辽宁医学院原党委书记张立洲于2012年调任省人大，但仍被追责。
四川仍是一个重灾区。去年，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成都中医药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忠元、原校长范昕建相继被查，3人同于今年被“双开”或移送司法机关。2014年落马的高校领导中，四川又以3名居于全国前列。与其数量同等的还有吉林、广东、河南。21人分散于全国13个省市。
如果以学校的等级来划定高校界的“老虎”和“苍蝇”，2013年是以打“老虎”为特点，涉案的有多所教育部直属的“985”院校，浙江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褚健，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今年则以拍“苍蝇”居多，以地方普通二本院校、职业技术学院、省部共建校为主。总体来说，近年已被查处的都属于高校群体中的“弱势力量”。从2009年算起，“985”高校仅涉及武大原副校长陈昭方、原副书记龙小乐，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以及吉林大学副校长王冠军，中国人民大学招生腐败案虽然影响极大，但蔡荣生仅属中层。
2014年被查处的高校领导中，职业技术院校就占了9名，分别为上海健康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巫向前、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吕静锋、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曾维宽、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烈阳等人。“这可能与近几年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加大有关，职业技术院校的领导掌控的钱比以前多了很多。此外，这类院校在管理上比较复杂，有些属于教育部门监管、有些属于行业监管。”一名分管职业教育的政府人士说。
此外，今年涉案高校的行业属性也尤为明显。医学院和警察院校是两个主要领域。吉林大学副校长王冠军等7人在医科院校担任领导职务或有在综合类高校分管医学的经历；而来自公安系统院校的则有3人：云南警官学院副院长钱磊，新疆警察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李彦明以及河南警察学院院长毛志斌。
如果算上去年的辽宁医学院窝案、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双双被查、“涉医”案件已经成为高校腐败中的一大特色。其中吉林大学副校长、白求恩医学部部长王冠军的被查引起了广泛关注。由于合并医学院能够提升大学的国际排名，近年一些“985”、“211”高校相继合并地方的医科院校，而合并之后的医学部又相对独立，成为“涉医”领导的折戟之地。
在今年的官方通报中，对“落马”高校领导的涉案缘由，大多并无具体阐释，仅有4人明确提到因涉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或已被逮捕，几乎都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的名义“拿下”。其中，襄阳市纪委明确提到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杨晓炳收受工程承建商和供货商贿赂。
基建，仍是传统的腐败领域。2000年前后高校扩招、扩建新校区，学生和学校建设工程量大增，给相关负责人贪腐带来机会。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安小予涉案原因与川大新校区建设有关，而今年3月被查的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曾维宽，也曾任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2013年3月教育部启动了新一轮的巡视工作，以一般巡视和专项检查的方式展开了对高校问题的清查。教育部监察局在近3年教育系统纪检信访和案件工作情况通报中披露，基建工程方面案件占教育系统案件总数的24%。
“高校领导缺乏监管，领导可直接干涉整个工程项目，整个决策和监督缺乏民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这是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高校弊案，往往一个领导出事，就能带出一批中层干部跟着受审，当前高校经济责任审计的力度不够、范围不广是高校容易出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2011年底，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法中心曾发布过高校信息公开观察报告。报告显示，教育部“211工程”中的112所大学中，没有一所向社会主动公开学校经费来源和年度经费预算决算方案，也没有一家高校公布其财务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报告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敬波认为，高校腐败案频发的深层根源是高校财务信息不透明。我国高校的经费来源大多来自政府财政拨款，从法律属性上高校办学经费属于公共财政领域。虽然高校拥有办学经费的自主支配权，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处置。
财务不透明为高校领导以权谋私带来了极大便利。从高校经费来源来看，占主导的仍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拨款。据王敬波分析，财政资金仍是大部分高等学校经费的主要来源，大约占到整个高校资金来源的50%。不过，一些综合实力较强的高校，近年来预算外经费来源越来越多，财政性资金呈现下降趋势，目前仅占到所有资金来源的30%。
非财政性资金囊括了校办产业和经营收益用于教育的经费、个人和社会组织的捐款、教学和科研事业收入，以及其他自筹经费，比如世行和亚行等提供给相关高校的贷款等。其中，社会捐助更是重要经费来源，2014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名中，全国16所高校跻身中国大学校友捐赠“亿元俱乐部”。此外，各地高校从银行获取了巨额贷款，高校债务负担率超过100%几乎是寻常之事。此前，据媒体报道，截至2012年，仅广东省50所省直公办高校贷款接近百亿元，很多省属高校各有3亿～5亿元不等的欠债。
非财政性资金的扩张使得高校掌控的财力越来越大。“一般来讲，高校的收入应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有严格财务制度的公办学校，比如东京大学医学院下属的医院每一笔开支都要纳入预算；另一种就是靠内部监督的私立大学。而中国的高校处在两者之间，性质是公办的，但很多收入并没有上缴。高校属于非全额拨款单位，大量的课题经费、专项收费管理起来很难规范。”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公权部门的信息公开，已然成为当今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作为主要由政府出资、向社会提供准公共产品的机构，高校却依然处在财务封闭的“高风险”运作中。
以扩大办学自主权和去行政化为方向的高校改革，原本是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打好基石，但是决策自主权却变异为高校领导的自由裁量权，形成了独立王国。其中，招生自主权是高校自主决策权的集中反映，也成了高校腐败的重灾区。去年，中国人民大学蔡荣生的“落马”揭开了自主招生腐败的黑幕。
相关资料显示，自主招生公示项目最多的省市只包括7项，考号、姓名、性别、科类等，这些信息公众根本无从监督，而最关键的学业成绩、笔试、面试评价等，反而不在公示其列，操作的空间由此滋生。
高校试点自主招生的初衷是为了让少数考分不够但某一方面拔尖的专才能够进入高校深造。但在政策具体执行中，有的异变成为权力和金钱交易的“点招”，成为一小部分特权群体专享的优惠；补录环节多为暗箱操作；调换专业衍生成花钱买好专业。吉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于兴昌的众多受贿记录中，大部分皆与考试录取、调整专业有关，其第一笔受贿就来自于帮助一个学生调换专业收取了1万元。而现在，据《南风窗》记者了解，少则几万元，多则十余万元。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黄德宽在教育界别分组讨论会发言时，就呼吁自主招生不宜扩大规模，应慎重进行，防止滋生腐败问题。自主招生带来的腐败在前不久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中也得到了反映，方案规定，高校自主招生从2015年起，由原来的2月份左右联考改为高考后进行，同时“不得采用联考方式或组织专门培训”。原来以“北约”、“华约”、“卓越联盟”三大自主招生考试联盟为主的局面也将被打破。
自主决策权扩大，但是高校的监督机制却并没有随之改变。首都教育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工业大学纪委书记冯虹认为，高校的部分人员长期任职某一重点岗位，对工作环境、业务流程十分熟悉。有些制度只是根据上级文件列一些原则性条款，并未制定明确的约束性较强的条款。如在招投标领域，对于校内评标专家的遴选目前就无明确的统一规定，给了腐败分子可乘之机。
此外，缺少有效的外部监督，高校的校外监督相当乏力。教育部直属高校，以及在地方的省属高校，主管部门都“鞭长莫及”，而当地教育、财政部门“既管不了它的帽子，又管不了它的票子”。即使是对省属高校，一些部门也主要只管其经费划拨、报表审核等，至于高校怎么花钱，主要靠高校自主管理。
冯虹认为，目前高校监督机制不到位，首先就是对高校校级领导的监督机制不到位。目前高校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人员多数从学校内产生，且按现行管理体制，高校纪委在上级纪委和学校党委双重领导下工作，高校纪委难以监督校级领导。同时，高校监察部门受到业务知识、人力的限制，面对多个领域的监督难以深入。
“高校内部基本上没法监管，很多高校老师意见很大，但是没有渠道反映，也有很多人为了反映问题受到打击报复。而外部监督也很难形成效力，尤其是教育部直属高校更难监管，直属高校多头管理，所在地的党委、统计等部门也参与监管，导致很多直属高校跟当地达成一种默契，有些问题你知我知。比如，武汉大学副校长之所以被查处，很大原因是学校跟当地起了矛盾。”储朝晖说。
高校教学经费来源已从过去的单一渠道转化为多渠道、多方位的筹资。高校开始频繁参与市场，基建规模逐渐扩大，且在工程建设、设备物资采购、招生录取等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来越大。高校已经成为巨大的经济实体，高校领导掌握的庞大财力和财权已经向实力部门的政府官员看齐，但受到的制约却未必更多。在权力架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半市场化管理和运作势必带来相当程度的腐败。从更长远来说，伤害的将是整个高校改革和建立现代大学的进程。
十八大以来，被中纪委通报涉嫌违法违纪的官员中，厅局级以上干部超过了300名，大多数居于此级别的高校领导仅仅是小“份额”，在省部级甚至正国级“大老虎”倒下的吏治整顿中，高校腐败也并不是一个足以让社会耸动的领域。然而，从高校领导这一非政治界别但又属于行政序列的独特群体中，也可以看出权力寻租发生的一般逻辑。
“职教”、“涉医”突出
2014年1月16日辽宁医学院原党委书记张立洲落马为开端，高校反腐也进入了每月数起通报的模式。在今年被查的21名高校领导中，有14名是党政“一把手”，担任校、院长的有8名，担任党委书记的有6名，另有7名是居于重要位置的副职。其中两人因年龄原因，落马时并没有担任领导职务，63岁的中南大学原副校长胡铁辉已于2011年被免职，62岁的辽宁医学院原党委书记张立洲于2012年调任省人大，但仍被追责。
四川仍是一个重灾区。去年，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成都中医药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忠元、原校长范昕建相继被查，3人同于今年被“双开”或移送司法机关。2014年落马的高校领导中，四川又以3名居于全国前列。与其数量同等的还有吉林、广东、河南。21人分散于全国13个省市。
如果以学校的等级来划定高校界的“老虎”和“苍蝇”，2013年是以打“老虎”为特点，涉案的有多所教育部直属的“985”院校，浙江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褚健，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今年则以拍“苍蝇”居多，以地方普通二本院校、职业技术学院、省部共建校为主。总体来说，近年已被查处的都属于高校群体中的“弱势力量”。从2009年算起，“985”高校仅涉及武大原副校长陈昭方、原副书记龙小乐，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以及吉林大学副校长王冠军，中国人民大学招生腐败案虽然影响极大，但蔡荣生仅属中层。
2014年被查处的高校领导中，职业技术院校就占了9名，分别为上海健康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巫向前、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吕静锋、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曾维宽、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烈阳等人。“这可能与近几年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加大有关，职业技术院校的领导掌控的钱比以前多了很多。此外，这类院校在管理上比较复杂，有些属于教育部门监管、有些属于行业监管。”一名分管职业教育的政府人士说。
此外，今年涉案高校的行业属性也尤为明显。医学院和警察院校是两个主要领域。吉林大学副校长王冠军等7人在医科院校担任领导职务或有在综合类高校分管医学的经历；而来自公安系统院校的则有3人：云南警官学院副院长钱磊，新疆警察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李彦明以及河南警察学院院长毛志斌。
如果算上去年的辽宁医学院窝案、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双双被查、“涉医”案件已经成为高校腐败中的一大特色。其中吉林大学副校长、白求恩医学部部长王冠军的被查引起了广泛关注。由于合并医学院能够提升大学的国际排名，近年一些“985”、“211”高校相继合并地方的医科院校，而合并之后的医学部又相对独立，成为“涉医”领导的折戟之地。
在今年的官方通报中，对“落马”高校领导的涉案缘由，大多并无具体阐释，仅有4人明确提到因涉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或已被逮捕，几乎都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的名义“拿下”。其中，襄阳市纪委明确提到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杨晓炳收受工程承建商和供货商贿赂。
基建，仍是传统的腐败领域。2000年前后高校扩招、扩建新校区，学生和学校建设工程量大增，给相关负责人贪腐带来机会。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安小予涉案原因与川大新校区建设有关，而今年3月被查的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曾维宽，也曾任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2013年3月教育部启动了新一轮的巡视工作，以一般巡视和专项检查的方式展开了对高校问题的清查。教育部监察局在近3年教育系统纪检信访和案件工作情况通报中披露，基建工程方面案件占教育系统案件总数的24%。
高校财务不透明
“高校领导缺乏监管，领导可直接干涉整个工程项目，整个决策和监督缺乏民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这是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高校弊案，往往一个领导出事，就能带出一批中层干部跟着受审，当前高校经济责任审计的力度不够、范围不广是高校容易出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2011年底，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法中心曾发布过高校信息公开观察报告。报告显示，教育部“211工程”中的112所大学中，没有一所向社会主动公开学校经费来源和年度经费预算决算方案，也没有一家高校公布其财务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报告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敬波认为，高校腐败案频发的深层根源是高校财务信息不透明。我国高校的经费来源大多来自政府财政拨款，从法律属性上高校办学经费属于公共财政领域。虽然高校拥有办学经费的自主支配权，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处置。
财务不透明为高校领导以权谋私带来了极大便利。从高校经费来源来看，占主导的仍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拨款。据王敬波分析，财政资金仍是大部分高等学校经费的主要来源，大约占到整个高校资金来源的50%。不过，一些综合实力较强的高校，近年来预算外经费来源越来越多，财政性资金呈现下降趋势，目前仅占到所有资金来源的30%。
由于合并医学院能够提升大学的国际排名，近年一些“985”、“211”高校相继合并地方的医科院校，而合并之后的医学部又相对独立，成为“涉医”领导的折戟之地。
非财政性资金囊括了校办产业和经营收益用于教育的经费、个人和社会组织的捐款、教学和科研事业收入，以及其他自筹经费，比如世行和亚行等提供给相关高校的贷款等。其中，社会捐助更是重要经费来源，2014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名中，全国16所高校跻身中国大学校友捐赠“亿元俱乐部”。此外，各地高校从银行获取了巨额贷款，高校债务负担率超过100%几乎是寻常之事。此前，据媒体报道，截至2012年，仅广东省50所省直公办高校贷款接近百亿元，很多省属高校各有3亿～5亿元不等的欠债。
非财政性资金的扩张使得高校掌控的财力越来越大。“一般来讲，高校的收入应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有严格财务制度的公办学校，比如东京大学医学院下属的医院每一笔开支都要纳入预算；另一种就是靠内部监督的私立大学。而中国的高校处在两者之间，性质是公办的，但很多收入并没有上缴。高校属于非全额拨款单位，大量的课题经费、专项收费管理起来很难规范。”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公权部门的信息公开，已然成为当今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作为主要由政府出资、向社会提供准公共产品的机构，高校却依然处在财务封闭的“高风险”运作中。
高校的自主权变异
以扩大办学自主权和去行政化为方向的高校改革，原本是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打好基石，但是决策自主权却变异为高校领导的自由裁量权，形成了独立王国。其中，招生自主权是高校自主决策权的集中反映，也成了高校腐败的重灾区。去年，中国人民大学蔡荣生的“落马”揭开了自主招生腐败的黑幕。
相关资料显示，自主招生公示项目最多的省市只包括7项，考号、姓名、性别、科类等，这些信息公众根本无从监督，而最关键的学业成绩、笔试、面试评价等，反而不在公示其列，操作的空间由此滋生。
高校试点自主招生的初衷是为了让少数考分不够但某一方面拔尖的专才能够进入高校深造。但在政策具体执行中，有的异变成为权力和金钱交易的“点招”，成为一小部分特权群体专享的优惠；补录环节多为暗箱操作；调换专业衍生成花钱买好专业。吉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于兴昌的众多受贿记录中，大部分皆与考试录取、调整专业有关，其第一笔受贿就来自于帮助一个学生调换专业收取了1万元。而现在，据《南风窗》记者了解，少则几万元，多则十余万元。
高校弊案，往往一个领导出事，就能带出一批中层干部跟着受审。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黄德宽在教育界别分组讨论会发言时，就呼吁自主招生不宜扩大规模，应慎重进行，防止滋生腐败问题。自主招生带来的腐败在前不久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中也得到了反映，方案规定，高校自主招生从2015年起，由原来的2月份左右联考改为高考后进行，同时“不得采用联考方式或组织专门培训”。原来以“北约”、“华约”、“卓越联盟”三大自主招生考试联盟为主的局面也将被打破。
自主决策权扩大，但是高校的监督机制却并没有随之改变。首都教育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工业大学纪委书记冯虹认为，高校的部分人员长期任职某一重点岗位，对工作环境、业务流程十分熟悉。有些制度只是根据上级文件列一些原则性条款，并未制定明确的约束性较强的条款。如在招投标领域，对于校内评标专家的遴选目前就无明确的统一规定，给了腐败分子可乘之机。
此外，缺少有效的外部监督，高校的校外监督相当乏力。教育部直属高校，以及在地方的省属高校，主管部门都“鞭长莫及”，而当地教育、财政部门“既管不了它的帽子，又管不了它的票子”。即使是对省属高校，一些部门也主要只管其经费划拨、报表审核等，至于高校怎么花钱，主要靠高校自主管理。
冯虹认为，目前高校监督机制不到位，首先就是对高校校级领导的监督机制不到位。目前高校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人员多数从学校内产生，且按现行管理体制，高校纪委在上级纪委和学校党委双重领导下工作，高校纪委难以监督校级领导。同时，高校监察部门受到业务知识、人力的限制，面对多个领域的监督难以深入。
“高校内部基本上没法监管，很多高校老师意见很大，但是没有渠道反映，也有很多人为了反映问题受到打击报复。而外部监督也很难形成效力，尤其是教育部直属高校更难监管，直属高校多头管理，所在地的党委、统计等部门也参与监管，导致很多直属高校跟当地达成一种默契，有些问题你知我知。比如，武汉大学副校长之所以被查处，很大原因是学校跟当地起了矛盾。”储朝晖说。
高校教学经费来源已从过去的单一渠道转化为多渠道、多方位的筹资。高校开始频繁参与市场，基建规模逐渐扩大，且在工程建设、设备物资采购、招生录取等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来越大。高校已经成为巨大的经济实体，高校领导掌握的庞大财力和财权已经向实力部门的政府官员看齐，但受到的制约却未必更多。在权力架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半市场化管理和运作势必带来相当程度的腐败。从更长远来说，伤害的将是整个高校改革和建立现代大学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