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剧是个年轻的剧种。自1956年，余姚滩簧小组组建为余姚姚剧团至今，正近一个甲子。期间从建国初期的“初具形制”，到改革开放时期的“繁花争艳”，再到新世纪以来的“重新上路”，唯一经历这三个时期而又因其贡献被称作姚剧代表人物的，唯有沈守良先生。
　　姚剧的路还很长，沈先生却年已古稀。桑榆晚年将其毕生生涯记述成一部《我的姚剧生涯》，笔者看来，乃是付有尽之生命，于无尽之姚剧事业。
　　继承传统
　　汲姚滩沃土之养分
　　余姚滩簧，简称姚滩，是姚剧的前身。长江三角洲地区用当地民间小调说唱代言体曲艺并逐渐嬗变为戏曲表演艺术者，泛称滩簧。姚滩，则是滩簧结合余姚本地的方言土语、民歌小调而形成的。其特点是擅演时兴的、模仿日常生活的对子戏，贴近生活、通俗易懂，深得广大中下层平民百姓的喜爱。
　　沈守良1961年入姚剧团，其后便拜姚滩老艺人商福祥先生为师，学习了《十不许》《庵堂相会》，并观摩了《水作》《卖草屯》《垃圾划》等一批代表性的传统剧目，这期间，他汲取了姚滩“生活化”“平民化”“通俗化”的说唱、表演特点，为将来的艺术创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此之后，姚滩老艺人再未能演出、教授传统剧目。以沈守良为代表的艺术家们成了第一批、也是唯一一批将姚滩的艺术精华继承下来的传承人。这一继承，意义有二：其一，姚滩这一艺术门类，得以真正成为了姚剧的母体，为姚剧将来的发展供给乳汁；其二，正因此，姚剧从初始便得以继承姚滩的“独家特色”。这一点尤为重要。历史上，作为四大声腔之一的余姚腔，原本也是“民间草台”“俚俗自由”的，但愈到后来涉猎愈广，文武雅俗通吃，反而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却既不像昆山腔典雅，又不如弋阳腔通俗，于是渐至消亡了。可以说，沈守良的继承，守住了姚剧的根基。
　　稳定发展
　　坚持“现代戏”、“农村戏”原创之路
　　“文革”期间，余姚姚剧团被解散，1976年恢复重建。1979年，沈守良出任余姚姚剧团团长，1988年转任书记，直至1996年离职，历任姚剧团领导长达17年，开创了姚剧至今为止最为繁盛的一个时期。
　　在此期间，沈守良最为突出的贡献有三：
　　其一，作为领导，他力抓原创剧目，坚持创作“现代戏”和“农村戏”。这期间涌现出了诸如《强盗与尼姑》《沙场泪》《传孙楼》《龙铁头出山》《鸡公山风情》等一系列代表剧目，不仅囊括浙江省及国家各类奖项，艺术上深受好评，更赢得了广大观众的青睐，演出市场十分可观。这使姚剧除了一批传统保留剧目外，又生产出了一批符合时代发展的新编剧目，获得了充满活力的发展。这一成功，得益于以沈守良为首的领导班子对于姚剧发展的准确定位：充分发挥姚剧擅演现代戏、农村戏的特长，同时贴近当下，去芜存菁，既扬了长处，又保持了姚剧的独特气质。可以说，沈守良的坚持，把住了姚剧的命脉。
　　其二，突出塑造了“鲁迅”（《强盗与尼姑》）、“杨富康”（《传孙楼》）、“阿大”（《鸡公山风情》）等舞台形象，为姚剧贡献了几个鲜明饱满的人物。鲁迅的泼辣锋利、杨富康的威严固执、阿大的勤恳落后无不活灵活现。沈守良的表演沉稳大气，不拘一格，擅于抓住一两个细节勾勒人物的主要特点，如抓住鲁迅的“横眉冷对”，阿大“脱鞋打人”，三两笔便塑造出了人物的突出个性。
　　其三，参与姚剧音乐改革。除了演员、领导双重身份外，沈守良还有一重重要身份：唱腔设计。以上所提几出重要剧目，多数均由沈守良负责全剧唱腔设计及编曲。在此过程中，他一方面坚持姚剧唱腔一定要姓“姚”，另一方面又不断改革创新，从人物、作品出发设计富有特色的唱腔，力求达到继承与革新的统一。他更鼓励演员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唱腔设计一起讨论唱腔、润腔，使唱腔与人物更加贴合。
　　剧目、人物、唱腔，沈守良的三大贡献，成为了撑起了姚剧兴盛的主要元素。
　　总结上路
　　为长足发展再蓄力量
　　1997年，沈守良调任余姚市文联主持工作，2003年退休后，又成为“姚剧研究会”的主体成员。这期间，沈守良做了大量姚剧历史、演出及相关资料的整理、研究和姚剧推广工作。如主编《姚剧研究》《姚剧剧作选》《姚剧大家唱》《姚剧唱腔集锦》等书籍。
　　从生命的历程来讲，此时的沈守良已进入晚年。他已将他的一生用实践付诸姚剧，为姚剧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时他虽不能再像当年一样奋战在舞台上，但他以梳理过往，总结思考的方式，对历史进行回顾，不仅使姚剧阶段性的成绩得以保留，更为将来的发展积淀下宝贵的经验教训，以供来者。
　　至此，他以实践创造和理论总结两种方式把自己献给了姚剧的历史，而自己，也成为姚剧历史中不可或缺的篇章。纵观沈守良的艺术经历，从汲取，到创造，再到付出，从姚剧中来，又回到姚剧中去，堪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