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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是指多数社会成员对现行政治体系及政治行为的认同和自愿接受性。就是说，合法性是公众对政治统治的普遍认同和支持。那么，靠什么获得公众的普遍认同？公众为什么要支持统治者的政治统治？这就关系到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
本文认为，政治统治的正义性和有效性，能够揭示该统治合法性的现实基础。所谓正义性，涉及的是“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行为或社会关系”，它“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罗尔斯《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统治合法性中的正义性，就在于它能够促成各种官职或职位向所有人开放，能为每一个人提供公正平等的选择机会，它的统治对大多数人都有利，至少能被期待对大多数人有利。所谓有效性，是指实际的政绩。事实上，大多数社会成员主要是根据现行政治统治是否为其提供了参与或选择的机会（尤其在他们有了政治要求之后），能否给其带来利益要求的满足，来认定该统治合法与否。对一个政权来说，若不能提供公正平等的参与、选择机会，它的政绩不能满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要求，就可能面临合法性危机。因此，任何一个政权，或者是执掌政权的执政党，“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对于长期执政并将继续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尽管其执政地位早已通过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被“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但是，倘若它不能通过提高其政策决策的正义性和执政的有效性，重塑并巩固其继续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它也许继续掌管着“印章”，但已不被“社会普遍承认”。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构其执政合法性的具体路径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争夺全国统治权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其合法性主要是通过军事斗争得到认可的。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以后，其合法性基础在过渡阶段，主要是通过采取符合社会各阶层各自愿望的一系列政策（土地改革，保护民族工商业，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等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良好的经济社会效果，得到巩固的；在从社会主义制度建成到“文革”结束阶段，曾将阶级斗争同合法性问题相结合，试图通过阶级斗争来巩固其合法性；到了改革开放初始阶段，则主要是通过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显著的经济绩效，来重塑党的执政合法性。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首先应该用形式民主（Formal Democracy）提供的程序合法性，重塑执政合法性基础，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其次，应继续用执政政绩证明的行为合法性，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最后，应用新型意识形态具有的社会认同整合功能，夯实执政合法性基础。
一、用形式民主提供的程序合法性重塑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形式民主可以简单地称为程序民主，“民主本身只能以程序性的方式加以界定”。正如利普塞特所说，对民主程序的基本认同将使现存政治和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尽管形式民主并非如西方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现代世界中权威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但是，形式民主的制度与程序的安排，至少在形式上能够（或被认为能够）促成一些官职或职位向所有人开放，能够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公正平等的参与、选择机会，能够为公众的利益诉求表达以及反映这种利益诉求的民意表达提供一套程序性的机制，同时能够促使执政党利用委员会票决机制等方式作出程序上合法的决断，建立程序上合法的制度，从而使这种制度与程序获得公众普遍的认同。这是党执政合法性中正义性的关键所在。
中国共产党作为表达和综合人民利益及其意志的政治中枢，如果能够根据形式民主的要求，按照民主的、开放的、协商的、得到了公众普遍认同的决策、工作程序制定决策、开展工作，并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都要考虑到该决定是否会引起不公正、弊端、偏差和危害以及如何克服它们。同时，在现行体制内为公众建立一套规范化的、程序化的、定量、公开、有效的利益要求表达渠道，以及反映这种利益要求的民意表达机制，允许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和意志通过合法渠道进行有序地表达，那么，公众将会增强对民主程序的基本认同感，并将之转化为对党的决策、工作的正义性的认同，从而使党的执政获得基于公众普遍认同的程序合法性。
二、继续用执政政绩证明的行为合法性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作为中国经济建设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更加敏锐地去寻求、制定并积极推行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使这种路线方针政策能够真正、切实、充分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主张，必须把通过这种路线方针政策成功取得的政绩和发展成果，转化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有可能认同并自愿拥护、自觉接受其路线方针政策，党执政的合法性才有可能得以巩固。
尽管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制约因素增多等原因，中国共产党不能将其执政合法性继续捆绑在经济发展的车轮上，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可以继续用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来证实执政的有效性及其行为合法性，从而进一步巩固其执政合法性基础。经济成就不仅在现时为共产党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也具有合法性。“经济增长以及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中国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夸克《合法性与政治》[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序第7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笔者主张执政党要承担起经济发展功能。党的执政合法性建构，不在于如何掩盖党的活动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功能联系，而在于把通过自己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成功取得的经济成就，转化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此来有效巩固其继续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三、用新型意识形态具有的社会认同整合功能夯实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正如中国政治学者张健所说，在中国现政治合法性基础中，意识形态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把执政合法性建立在良好的执政政绩上，但又辅以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动员力，依靠人民群众对党的意识形态几乎无疑义的信仰。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仍然需要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意识形态的普遍认同基础上。
意识形态在构筑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意识形态中的某些传统理论、观点或论断，已经不足以感召和说服广大人民群众了。因此，意识形态要不断创新，否则不仅会阻碍中国改革整体进程，而且还会造成意识形态上的混乱甚至冲突。对传统意识形态中的某些理论和话语，执政党既不能简单、轻易地加以否定，又不能把它看成是不可变更的金科玉律。执政党要对意识形态进行理论上的创新，通过扬弃而发展意识形态理论；要通过理论创新来构建新型意识形态，力求最大限度地整合人民群众的基本价值取向；要积极而谨慎地处理好意识形态传统话语与现实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的一些分歧和矛盾，在坚持使用传统话语的同时，应赋予其全新的内容；要使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逐步开放而保持其生机与活力。此外，执政党还要创新意识形态理论的宣传，让大多数人认同和接受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实现意识形态在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中的整合功能。
目前，在党内外已经达成了这样一种基本共识：需要发展民主。也就是说，民主价值观得到了党的意识形态的充分肯定。“作为民主价值观最精华部分的自由和平等……为一个向往民主的社会中的成员的竞争提供了可能和公平”，“这些价值观念在强调个人权利的同时，允许人们自由追求个人利益”。因此，民主价值观不仅成了新型意识形态的一种价值符号，它还因其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参与竞争的可能和公平，整合各方面过于多元化、分殊化和异质化的具体利益要求，协调利益冲突而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从而为党的执政合法性奠定可靠基础。
本文系教育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专项课题《发展党内民主与坚持健全民主集中制的统一研究》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2008年度规划项目《和谐社会建构中的协商式民主实证研究》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责编/于亚博）
本文认为，政治统治的正义性和有效性，能够揭示该统治合法性的现实基础。所谓正义性，涉及的是“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行为或社会关系”，它“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罗尔斯《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统治合法性中的正义性，就在于它能够促成各种官职或职位向所有人开放，能为每一个人提供公正平等的选择机会，它的统治对大多数人都有利，至少能被期待对大多数人有利。所谓有效性，是指实际的政绩。事实上，大多数社会成员主要是根据现行政治统治是否为其提供了参与或选择的机会（尤其在他们有了政治要求之后），能否给其带来利益要求的满足，来认定该统治合法与否。对一个政权来说，若不能提供公正平等的参与、选择机会，它的政绩不能满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要求，就可能面临合法性危机。因此，任何一个政权，或者是执掌政权的执政党，“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对于长期执政并将继续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尽管其执政地位早已通过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被“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但是，倘若它不能通过提高其政策决策的正义性和执政的有效性，重塑并巩固其继续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它也许继续掌管着“印章”，但已不被“社会普遍承认”。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构其执政合法性的具体路径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争夺全国统治权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其合法性主要是通过军事斗争得到认可的。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以后，其合法性基础在过渡阶段，主要是通过采取符合社会各阶层各自愿望的一系列政策（土地改革，保护民族工商业，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等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良好的经济社会效果，得到巩固的；在从社会主义制度建成到“文革”结束阶段，曾将阶级斗争同合法性问题相结合，试图通过阶级斗争来巩固其合法性；到了改革开放初始阶段，则主要是通过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显著的经济绩效，来重塑党的执政合法性。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首先应该用形式民主（Formal Democracy）提供的程序合法性，重塑执政合法性基础，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其次，应继续用执政政绩证明的行为合法性，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最后，应用新型意识形态具有的社会认同整合功能，夯实执政合法性基础。
一、用形式民主提供的程序合法性重塑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形式民主可以简单地称为程序民主，“民主本身只能以程序性的方式加以界定”。正如利普塞特所说，对民主程序的基本认同将使现存政治和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尽管形式民主并非如西方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现代世界中权威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但是，形式民主的制度与程序的安排，至少在形式上能够（或被认为能够）促成一些官职或职位向所有人开放，能够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公正平等的参与、选择机会，能够为公众的利益诉求表达以及反映这种利益诉求的民意表达提供一套程序性的机制，同时能够促使执政党利用委员会票决机制等方式作出程序上合法的决断，建立程序上合法的制度，从而使这种制度与程序获得公众普遍的认同。这是党执政合法性中正义性的关键所在。
中国共产党作为表达和综合人民利益及其意志的政治中枢，如果能够根据形式民主的要求，按照民主的、开放的、协商的、得到了公众普遍认同的决策、工作程序制定决策、开展工作，并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都要考虑到该决定是否会引起不公正、弊端、偏差和危害以及如何克服它们。同时，在现行体制内为公众建立一套规范化的、程序化的、定量、公开、有效的利益要求表达渠道，以及反映这种利益要求的民意表达机制，允许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和意志通过合法渠道进行有序地表达，那么，公众将会增强对民主程序的基本认同感，并将之转化为对党的决策、工作的正义性的认同，从而使党的执政获得基于公众普遍认同的程序合法性。
二、继续用执政政绩证明的行为合法性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作为中国经济建设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更加敏锐地去寻求、制定并积极推行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使这种路线方针政策能够真正、切实、充分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主张，必须把通过这种路线方针政策成功取得的政绩和发展成果，转化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有可能认同并自愿拥护、自觉接受其路线方针政策，党执政的合法性才有可能得以巩固。
尽管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制约因素增多等原因，中国共产党不能将其执政合法性继续捆绑在经济发展的车轮上，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可以继续用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来证实执政的有效性及其行为合法性，从而进一步巩固其执政合法性基础。经济成就不仅在现时为共产党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也具有合法性。“经济增长以及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中国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夸克《合法性与政治》[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序第7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笔者主张执政党要承担起经济发展功能。党的执政合法性建构，不在于如何掩盖党的活动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功能联系，而在于把通过自己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成功取得的经济成就，转化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此来有效巩固其继续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三、用新型意识形态具有的社会认同整合功能夯实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正如中国政治学者张健所说，在中国现政治合法性基础中，意识形态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把执政合法性建立在良好的执政政绩上，但又辅以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动员力，依靠人民群众对党的意识形态几乎无疑义的信仰。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仍然需要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意识形态的普遍认同基础上。
意识形态在构筑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意识形态中的某些传统理论、观点或论断，已经不足以感召和说服广大人民群众了。因此，意识形态要不断创新，否则不仅会阻碍中国改革整体进程，而且还会造成意识形态上的混乱甚至冲突。对传统意识形态中的某些理论和话语，执政党既不能简单、轻易地加以否定，又不能把它看成是不可变更的金科玉律。执政党要对意识形态进行理论上的创新，通过扬弃而发展意识形态理论；要通过理论创新来构建新型意识形态，力求最大限度地整合人民群众的基本价值取向；要积极而谨慎地处理好意识形态传统话语与现实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的一些分歧和矛盾，在坚持使用传统话语的同时，应赋予其全新的内容；要使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逐步开放而保持其生机与活力。此外，执政党还要创新意识形态理论的宣传，让大多数人认同和接受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实现意识形态在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中的整合功能。
目前，在党内外已经达成了这样一种基本共识：需要发展民主。也就是说，民主价值观得到了党的意识形态的充分肯定。“作为民主价值观最精华部分的自由和平等……为一个向往民主的社会中的成员的竞争提供了可能和公平”，“这些价值观念在强调个人权利的同时，允许人们自由追求个人利益”。因此，民主价值观不仅成了新型意识形态的一种价值符号，它还因其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参与竞争的可能和公平，整合各方面过于多元化、分殊化和异质化的具体利益要求，协调利益冲突而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从而为党的执政合法性奠定可靠基础。
本文系教育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专项课题《发展党内民主与坚持健全民主集中制的统一研究》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2008年度规划项目《和谐社会建构中的协商式民主实证研究》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责编/于亚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