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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中学最近又成了热点。原因很简单,它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应试能手,虽与社会素质教育主流理念相悖,却办得很“成功”,且在争议中不断壮大,四处开办分校。衡中是怎么做到的呢?一位衡中毕业生这样回忆在校生活:“不能退步,不能生病,不能顶撞,不能心情不好,不能慢,不能笑,不能和同学说太多话,不能走神,不能咬笔,不能总跑厕所,不能啊都不能……”为了取得好成绩,衡中让学生们长期处于亢奋状态,大量做题,挖掘应试潜力,除此之外的其它东西似乎都是多余的,还美其名曰“半军事化的封闭管理”。
再来看看民国时期的另一所名校——南开中学,当年的南开中学也曾推行“强制性”的教育。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强迫体育”:规定学生的体育成绩必须达标,否则不能毕业。因为南开中学的主事者张伯苓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因此,学校要求,每天下午三点半,教室门全部锁上,所有学生必须走出课堂,融入课外活动,如果有学生偷偷躲在教室里做功课被发现,要记大过一次。
台湾著名作家齐邦媛回忆,当年她在重庆南开中学就读,各科成绩都好,唯独体育糟糕。初一时,她因身体瘦弱,竟在晨间升旗训话过程中晕倒,成为同学们的笑柄。但经过锻炼,半年后,她就成为班里垒球队的一垒手。初三时还成为学校女子田径队的短跑、跳高和跳远选手。至今已过去60多年了,我仍记得跳远跃入沙坑前短发间呼啸的风。一个骨瘦如柴的15岁女孩,首次觉得人生活着真好,有了生存的自信。”如今,93岁的齐邦媛仍思维敏捷、身体硬朗。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是重庆南开中学的学生,在他记忆中,南开中学要求学生全面发展,不合格者必须淘汰,为此几乎每年都要淘汰几十名学生。而吴敬琏因为身体差,体育不及格,第一年就差点“被刷了”,后来吴敬琏每天下了自修课就去操场跑上800米,日复一日,身体渐渐强壮,终于达标。吴敬琏还对南开中学的“公民训练”记忆深刻:南开中学除了教授语文、数学等功课外,“从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公民课上关于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表决的训练,直到每座楼进门处镜箴上‘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的仪态要求,都使我终生受用不尽。”他还说:“我虽然只在南开中学读了两年,但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两年。我在从少年到青年的转折期进了这么一所学校,乃人生大幸。”
南开中学这种德智体并进的教育理念,对当年革命根据地的学校教育也有一定影响。党内资深教育家蒋南翔在延安时期提出“南开中学论”,认为中学教育要像南开那样,系统、完整,培养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接触社会、懂得社会的学风。
历史早已证明了当年南开教育理念的巨大成功。如今,号称“考试集中营”的衡中也像南开那样在国内到处布局,又将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呢?
当然,为衡中辩护的也大有人在。他们认为“衡中模式”可为贫困子弟的上升提供便捷的通道,只要数理化好,脱颖而出,改变命运乃指日可待。德智體美?那是城市的孩子才有条件享受的综合素质教育。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却经不起事实的推敲——难道衡中的学生都是贫家子弟?为何南开中学当年在战火的缝隙中多次迁校办学,仍能坚持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理念,到了和平年代的今天,却有中学反而做不到了呢?
读书的确是普通学子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但别忘了,学子首先应该是活泼的青少年。他们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本应活得自由自在,释放天性,发挥创造力,他们的潜力不应该由试卷和分数来衡量。若要再等历史来验证这个道理,一切恐怕都迟了。
(作者系西安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再来看看民国时期的另一所名校——南开中学,当年的南开中学也曾推行“强制性”的教育。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强迫体育”:规定学生的体育成绩必须达标,否则不能毕业。因为南开中学的主事者张伯苓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因此,学校要求,每天下午三点半,教室门全部锁上,所有学生必须走出课堂,融入课外活动,如果有学生偷偷躲在教室里做功课被发现,要记大过一次。
台湾著名作家齐邦媛回忆,当年她在重庆南开中学就读,各科成绩都好,唯独体育糟糕。初一时,她因身体瘦弱,竟在晨间升旗训话过程中晕倒,成为同学们的笑柄。但经过锻炼,半年后,她就成为班里垒球队的一垒手。初三时还成为学校女子田径队的短跑、跳高和跳远选手。至今已过去60多年了,我仍记得跳远跃入沙坑前短发间呼啸的风。一个骨瘦如柴的15岁女孩,首次觉得人生活着真好,有了生存的自信。”如今,93岁的齐邦媛仍思维敏捷、身体硬朗。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是重庆南开中学的学生,在他记忆中,南开中学要求学生全面发展,不合格者必须淘汰,为此几乎每年都要淘汰几十名学生。而吴敬琏因为身体差,体育不及格,第一年就差点“被刷了”,后来吴敬琏每天下了自修课就去操场跑上800米,日复一日,身体渐渐强壮,终于达标。吴敬琏还对南开中学的“公民训练”记忆深刻:南开中学除了教授语文、数学等功课外,“从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公民课上关于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表决的训练,直到每座楼进门处镜箴上‘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的仪态要求,都使我终生受用不尽。”他还说:“我虽然只在南开中学读了两年,但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两年。我在从少年到青年的转折期进了这么一所学校,乃人生大幸。”
南开中学这种德智体并进的教育理念,对当年革命根据地的学校教育也有一定影响。党内资深教育家蒋南翔在延安时期提出“南开中学论”,认为中学教育要像南开那样,系统、完整,培养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接触社会、懂得社会的学风。
历史早已证明了当年南开教育理念的巨大成功。如今,号称“考试集中营”的衡中也像南开那样在国内到处布局,又将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呢?
当然,为衡中辩护的也大有人在。他们认为“衡中模式”可为贫困子弟的上升提供便捷的通道,只要数理化好,脱颖而出,改变命运乃指日可待。德智體美?那是城市的孩子才有条件享受的综合素质教育。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却经不起事实的推敲——难道衡中的学生都是贫家子弟?为何南开中学当年在战火的缝隙中多次迁校办学,仍能坚持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理念,到了和平年代的今天,却有中学反而做不到了呢?
读书的确是普通学子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但别忘了,学子首先应该是活泼的青少年。他们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本应活得自由自在,释放天性,发挥创造力,他们的潜力不应该由试卷和分数来衡量。若要再等历史来验证这个道理,一切恐怕都迟了。
(作者系西安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