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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也是中国“十二五”规划期过半之时。按照十八大部署，我们要继续完成“十二五”规划期任务，并且要向着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更长期目标迈进。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发展上前瞻未来，智慧地应对机遇与挑战。近期，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杨来皖出席一个学术活动，并发表了中国未来金融改革发展的学术演讲。笔者在与会期间就中国未来金融改革发展问题专访了李杨先生。
一、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任务
宋宏：中国金融改革发展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关注度更高。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金融问题有这样一段话：“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幣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我对照了国家金融改革和发展“十二五”规划，感到这是一脉相承的，并且作了强调。我想请教您，我们如何认知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趋势？
李杨：《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是国务院批准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编制的。《规划》回顾“十一五”时期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取得的主要成就，分析“十二五”时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十二五”时期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政策措施。《规划》提出了七大任务：完善金融调控；构建现代金融组织体系；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深化改革，完善金融运行机制；扩大对外开放，互利共赢；强化监管，维护金融稳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金融发展环境。《规划》还提出了六大目标：一是全面发展金融服务业。“十二五”时期，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5%左右，社会融资规模保持适度增长。二是金融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到“十二五”期末，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三是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稳步扩大、资本项目可兑换逐步实现、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四是金融机构改革进一步深化。五是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支持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对“三农”、小型微型企业等领域的贷款增速超过全部贷款平均增速。六是金融风险总体可控。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业、期货市场、保险业资本实力和偿付能力明显增强。外汇和国际收支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进一步健全，存款保险制度等金融安全网制度基本建立。
金融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任务已经明确，而落实的关键在于应对实体经济领域的未来变化。实体经济领域的未来变化，决定了哪些改革和发展措施是应当做且具有可操作性的。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绩效，要看其是否有助于实体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二、未来需要注意的五类实体经济现象
宋宏：是这样的。实体经济是金融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有关国家也高度重视“回归实体经济”。那么，实体经济的未来变化将会呈现出何样图景？
李杨：据我的观察研究，感到我们未来需要注意五类实体经济现象。这就是：（1）中国经济减速；（2）人口结构发生趋势性转折；（3）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4）全球经济危机长期化；（5）第三次工业革命。
我先谈第一个现象：中国经济减速。在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乃至经济危机前，世界曾经历长期增长的好时光，世界发生了一个300年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总体平稳；另一方面，东亚国家出现跳跃性增长，拉美国家也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经济快速增长，非洲各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也开始缩小。促成这个发展的基本原因是：在全球化逐步深入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只要制定了合适的政策框架，就有可能比发达经济体有着更快的增长潜力。因为，他们不必自己去开发而是从国外引进技术；可以轻易通过将农业中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转移到以出口为导向的、使用进口技术的制造业，来全面提高生产率。
然而，全球结构性减速已经发生。可以认为，此次危机标志着全球增长奇迹的结束。分析新兴经济体经济减速的基本原因，主要是：未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终将耗竭，工资成本终会上升。制造业就业率达到峰值，经济增长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服务业部门的发展，而后者的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于制造业。随着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接近科技前沿，他们必须从依赖技术进口转向自主创新。但是这一转变绝非易事。
从中国观察分析，由于世界环境和国内原因，中国经济减速将是必须面对的现象。经济减速的主要金融后果将会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连续数十年不断增长的国民储蓄率可能下降，居民、企业和政府皆然。这将导致自然利率上升，从而要求更有效率地利用储蓄，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与储蓄率下降相一致，银行存款（特别是企业存款）增长率将下降，这将抬高银行的资金成本，增大流动性风险。与此对应，银行规模扩张的模式将至末路，整个金融业亦然.它们必须寻找内涵式发展的路径，金融体系内的竞争因此将加剧。这种竞争不仅来自传统金融业，更来自各种创新型金融业态，如“影子银行体系”。二是资本回报率下降。直接引致的结果就是人民币汇率产生贬值压力。这将引致延续多年的资本流动格局发生变化。
宋宏：中国经济前30年的快速增长有一个“人口红利”因素，中国社科院有学者研究指出，这一“人口红利”正在递减甚至消失。如果是这样，对于未来经济必将产生巨大影响。
李杨：可以肯定地说，未来我们需要注意人口结构发生趋势性转折，这是需要注意的第二个现象。中国人口分类统计数据表明，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到2016年左右达到峰值，约为72.5%，随后便急剧下降；而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则迅速上升，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在2009年之前还低于0.95，表明劳动力富余，但在2012年就达到1.1，劳动力供给呈现短缺，说明经济学理论中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人口结构变动的金融影响十分深远，直接效应就是储蓄率将趋向下降，与此同时，养老的压力不断增大，这迫切需要建立稳定且有效的跨期配置储蓄的机制。另一方面，发展固定收益产品的需求大大提高，对金融产品收益率的稳定性要求也会提高。与此对应，社会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将下降。总之，债券市场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 宋宏：现在人们清晰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战略基点是内需驱动，而城镇化是这一战略的支点。那么，城镇化的趋势将是怎样的呢？
李杨：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三个现象，即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城镇化将引导我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33年来，工业化和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但若考察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工业化迄今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城镇化只是由工业化“引致”的。必须看到，工业化先导，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优势，它避免了拉美地区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城市过度膨胀的诸种弊端。然而，就总体而言，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而城镇化则方兴未艾。目前，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城镇化引导整个经济发展的趋势。从城镇化模式变化来说，比如流动人口的成分在发生变化，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们现在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的流动人口已经不满足于流动和打工挣钱，而是越来越倾向于向其就业的城市移民。农民工从“候鸟性流动”转变为“移民”，不仅继续要求制造业有稳定的发展，而且会对城市服务业的发展、社会管理体系和公共服务提出新的巨大的需求。
这种转变将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一是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城镇消费型投资（住房、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教育等）迅速增长，使国内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二是刺激整个服务业的发展，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逐步改变中国经济倚重于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三是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新能源、節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产业等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将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四是居民教育水平的继续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持续改善，将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五是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将因农村居民的减少而缩小，同时，通过城镇化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扩展，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将缩小。
城镇化建设势必需要大规模的长期资金，并且投资的商业模式也会变化。同时，要求金融业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包括权益性资金供给必须加大规模，与此对应，债务性资金供给应相对减少，目标是降低全社会的杠杆率；资本市场和运筹长期资金的机构将面临发展新机遇；市政债券应当适时推出；政策性金融应以新的形式发挥重要作用；全面放开民营资本的准入。
宋宏：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态势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无疑具有深刻影响。这次经济危机仍在持续，较之以往危机两三年即从衰退转向复苏的情况有极大不同。对此应该怎么认识？
李杨：这次危机短期内难以恢复，全球经济危机长期化，这是需要注意的第四个现象。此次全球经济危机，集中反映出发达经济体多年来在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和财政结构等各个层面存在严重扭曲。然而，迄今为止，造成危机的“旧患未除”：实体经济领域中过低的国民储蓄率，过高的消费和福利；金融领域中的过度的杠杆化；财政领域中过高的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率等等。除了造成危机的“旧患未除”，2007年以来各国和国际组织治理危机的调控措施又使得“新忧又至”：5年多来，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各国和国际组织均采用了大量非常规的刺激政策。这些政策或有短期阻止危机急剧下泻的作用，但客观上也有延缓经济恢复，损害经济长期发展基础的负作用。
显然，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经济体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外需基本不可依赖，发展方式必须转变。全球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化，一方面迫使发达经济体致力于平衡其对外账户，另一方面促使中国之类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减少其对外需的依赖。拉动内需已成为保持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制造业转型已为当务之急。我国低附加值制造业的扩张已近极限，它们已不足以在中长期支撑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增长。加快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提高其绿色化、精致化、信息化势所必然，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具核心意义。理顺利率、汇率等价格信号，正确引导社会投资和资源配置，是十分重要的条件。需要建立与世界共赢的对外开放框架，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快外汇市场发展，进一步改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进一步放宽跨境资本流动限制，健全跨境资金监测分析体系，在信息监测及时有效、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我觉得应该慎言。我们应该坚持实需为主、先易后难、强化监测、风险可控原则，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做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工作，稳步扩大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支持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业务，逐步开展个人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不断拓宽境外机构人民币资金运用渠道。稳步推动境内机构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继续推动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有关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国际储备。处理好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与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节奏和先后顺序。
宋宏：这也意味着经济减速也将是一个长期化过程，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知和行动。面对这样的机遇和挑战，主动转型、主动改革才有出路。
李杨：是的。我接着简要说第五个现象，这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事实上，经济恢复期待新的科技革命。全球危机的持续深化显示，全球经济正进入长期结构调整时期，调整的实质是发动新的科技革命，并用之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必须跟上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这个调整过程，这与我们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性命攸关。调整是“创造性破坏”，产品过剩、物价相对平稳中剧烈波动、结构性失业问题严重、经济效率降低、预算赤字恶化、金融泡沫化等现象同时并存，将会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
三、中国需要发展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
宋宏：基于您所分析的实体经济五个现象或者说趋势，中国未来金融改革发展如何适应，又如何作具体选择呢？
李杨：金融的改革和发展必须服务于这个战略转型并能解决上述问题。其中关涉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究竟是重点发展中介机构为主（间接融资）的金融体系，还是重点发展市场为主（直接融资）的金融体系。
我们研究认为，中介为主的金融体系较难提供有力支持。中介机构长于处理标准化信息，因而，在经济结构相对稳定，在信息变动不剧烈的情况下，中介能获得规模收益递增的效益。金融中介生产信息但不公开销售信息，它们作为代理人代替居民做出投资决策（发放贷款）。因此当一项新技术出现时，中介为主的金融体系很可能裹足不前。中介很难用来处理不确定性、创新和新的思想，难以支持高新科技的大规模产业化和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
然而，市场有其独特的长处。市场在收集和加总多样化的信息方面存在优势，它允许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便于用来处理不确定性、创新和新的思想。特别是，当一些独特的决策和对一些新技术的评估必须做出时，市场更显示出其优越性。当然，市场主导型也存在缺点。市场是非完全的，资产价格波动可能与资产的基础价值脱离关系。因此，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可能让投资者承担更大的风险。建立市场需要固定成本，只有达到临界点的最小规模才能弥补成本。因此，许多小市场难以存活。
两相比较，中国需要发展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市场为主的优势就是能够让所有的投资者在市场中表达自己的看法。这种对不同意见的容忍，使得新技术往往是在市场主导国家首先得到发展和应用。这个结论同两次工业革命和20世纪末期信息技术革命的特征事实是相符的。中国正处于高新科技产业化并通过这一过程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的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更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大力发展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应鼓励各类交易市场的发展。
宋宏：您的阐释很深刻，对我们富于启发，使我们对实体经济新变化背景下中国金融改革发展走向有了更加明晰的认知。非常感谢您让我们分享了您的研究成果。
（责编：郑钊）
一、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任务
宋宏：中国金融改革发展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关注度更高。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金融问题有这样一段话：“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幣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我对照了国家金融改革和发展“十二五”规划，感到这是一脉相承的，并且作了强调。我想请教您，我们如何认知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趋势？
李杨：《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是国务院批准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编制的。《规划》回顾“十一五”时期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取得的主要成就，分析“十二五”时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十二五”时期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政策措施。《规划》提出了七大任务：完善金融调控；构建现代金融组织体系；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深化改革，完善金融运行机制；扩大对外开放，互利共赢；强化监管，维护金融稳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金融发展环境。《规划》还提出了六大目标：一是全面发展金融服务业。“十二五”时期，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5%左右，社会融资规模保持适度增长。二是金融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到“十二五”期末，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三是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稳步扩大、资本项目可兑换逐步实现、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四是金融机构改革进一步深化。五是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支持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对“三农”、小型微型企业等领域的贷款增速超过全部贷款平均增速。六是金融风险总体可控。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业、期货市场、保险业资本实力和偿付能力明显增强。外汇和国际收支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进一步健全，存款保险制度等金融安全网制度基本建立。
金融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任务已经明确，而落实的关键在于应对实体经济领域的未来变化。实体经济领域的未来变化，决定了哪些改革和发展措施是应当做且具有可操作性的。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绩效，要看其是否有助于实体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二、未来需要注意的五类实体经济现象
宋宏：是这样的。实体经济是金融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有关国家也高度重视“回归实体经济”。那么，实体经济的未来变化将会呈现出何样图景？
李杨：据我的观察研究，感到我们未来需要注意五类实体经济现象。这就是：（1）中国经济减速；（2）人口结构发生趋势性转折；（3）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4）全球经济危机长期化；（5）第三次工业革命。
我先谈第一个现象：中国经济减速。在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乃至经济危机前，世界曾经历长期增长的好时光，世界发生了一个300年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总体平稳；另一方面，东亚国家出现跳跃性增长，拉美国家也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经济快速增长，非洲各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也开始缩小。促成这个发展的基本原因是：在全球化逐步深入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只要制定了合适的政策框架，就有可能比发达经济体有着更快的增长潜力。因为，他们不必自己去开发而是从国外引进技术；可以轻易通过将农业中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转移到以出口为导向的、使用进口技术的制造业，来全面提高生产率。
然而，全球结构性减速已经发生。可以认为，此次危机标志着全球增长奇迹的结束。分析新兴经济体经济减速的基本原因，主要是：未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终将耗竭，工资成本终会上升。制造业就业率达到峰值，经济增长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服务业部门的发展，而后者的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于制造业。随着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接近科技前沿，他们必须从依赖技术进口转向自主创新。但是这一转变绝非易事。
从中国观察分析，由于世界环境和国内原因，中国经济减速将是必须面对的现象。经济减速的主要金融后果将会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连续数十年不断增长的国民储蓄率可能下降，居民、企业和政府皆然。这将导致自然利率上升，从而要求更有效率地利用储蓄，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与储蓄率下降相一致，银行存款（特别是企业存款）增长率将下降，这将抬高银行的资金成本，增大流动性风险。与此对应，银行规模扩张的模式将至末路，整个金融业亦然.它们必须寻找内涵式发展的路径，金融体系内的竞争因此将加剧。这种竞争不仅来自传统金融业，更来自各种创新型金融业态，如“影子银行体系”。二是资本回报率下降。直接引致的结果就是人民币汇率产生贬值压力。这将引致延续多年的资本流动格局发生变化。
宋宏：中国经济前30年的快速增长有一个“人口红利”因素，中国社科院有学者研究指出，这一“人口红利”正在递减甚至消失。如果是这样，对于未来经济必将产生巨大影响。
李杨：可以肯定地说，未来我们需要注意人口结构发生趋势性转折，这是需要注意的第二个现象。中国人口分类统计数据表明，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到2016年左右达到峰值，约为72.5%，随后便急剧下降；而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则迅速上升，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在2009年之前还低于0.95，表明劳动力富余，但在2012年就达到1.1，劳动力供给呈现短缺，说明经济学理论中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人口结构变动的金融影响十分深远，直接效应就是储蓄率将趋向下降，与此同时，养老的压力不断增大，这迫切需要建立稳定且有效的跨期配置储蓄的机制。另一方面，发展固定收益产品的需求大大提高，对金融产品收益率的稳定性要求也会提高。与此对应，社会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将下降。总之，债券市场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 宋宏：现在人们清晰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战略基点是内需驱动，而城镇化是这一战略的支点。那么，城镇化的趋势将是怎样的呢？
李杨：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三个现象，即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城镇化将引导我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33年来，工业化和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但若考察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工业化迄今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城镇化只是由工业化“引致”的。必须看到，工业化先导，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优势，它避免了拉美地区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城市过度膨胀的诸种弊端。然而，就总体而言，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而城镇化则方兴未艾。目前，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城镇化引导整个经济发展的趋势。从城镇化模式变化来说，比如流动人口的成分在发生变化，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们现在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的流动人口已经不满足于流动和打工挣钱，而是越来越倾向于向其就业的城市移民。农民工从“候鸟性流动”转变为“移民”，不仅继续要求制造业有稳定的发展，而且会对城市服务业的发展、社会管理体系和公共服务提出新的巨大的需求。
这种转变将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一是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城镇消费型投资（住房、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教育等）迅速增长，使国内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二是刺激整个服务业的发展，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逐步改变中国经济倚重于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三是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新能源、節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产业等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将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四是居民教育水平的继续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持续改善，将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五是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将因农村居民的减少而缩小，同时，通过城镇化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扩展，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将缩小。
城镇化建设势必需要大规模的长期资金，并且投资的商业模式也会变化。同时，要求金融业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包括权益性资金供给必须加大规模，与此对应，债务性资金供给应相对减少，目标是降低全社会的杠杆率；资本市场和运筹长期资金的机构将面临发展新机遇；市政债券应当适时推出；政策性金融应以新的形式发挥重要作用；全面放开民营资本的准入。
宋宏：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态势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无疑具有深刻影响。这次经济危机仍在持续，较之以往危机两三年即从衰退转向复苏的情况有极大不同。对此应该怎么认识？
李杨：这次危机短期内难以恢复，全球经济危机长期化，这是需要注意的第四个现象。此次全球经济危机，集中反映出发达经济体多年来在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和财政结构等各个层面存在严重扭曲。然而，迄今为止，造成危机的“旧患未除”：实体经济领域中过低的国民储蓄率，过高的消费和福利；金融领域中的过度的杠杆化；财政领域中过高的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率等等。除了造成危机的“旧患未除”，2007年以来各国和国际组织治理危机的调控措施又使得“新忧又至”：5年多来，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各国和国际组织均采用了大量非常规的刺激政策。这些政策或有短期阻止危机急剧下泻的作用，但客观上也有延缓经济恢复，损害经济长期发展基础的负作用。
显然，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经济体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外需基本不可依赖，发展方式必须转变。全球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化，一方面迫使发达经济体致力于平衡其对外账户，另一方面促使中国之类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减少其对外需的依赖。拉动内需已成为保持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制造业转型已为当务之急。我国低附加值制造业的扩张已近极限，它们已不足以在中长期支撑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增长。加快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提高其绿色化、精致化、信息化势所必然，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具核心意义。理顺利率、汇率等价格信号，正确引导社会投资和资源配置，是十分重要的条件。需要建立与世界共赢的对外开放框架，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快外汇市场发展，进一步改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进一步放宽跨境资本流动限制，健全跨境资金监测分析体系，在信息监测及时有效、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我觉得应该慎言。我们应该坚持实需为主、先易后难、强化监测、风险可控原则，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做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工作，稳步扩大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支持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业务，逐步开展个人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不断拓宽境外机构人民币资金运用渠道。稳步推动境内机构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继续推动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有关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国际储备。处理好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与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节奏和先后顺序。
宋宏：这也意味着经济减速也将是一个长期化过程，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知和行动。面对这样的机遇和挑战，主动转型、主动改革才有出路。
李杨：是的。我接着简要说第五个现象，这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事实上，经济恢复期待新的科技革命。全球危机的持续深化显示，全球经济正进入长期结构调整时期，调整的实质是发动新的科技革命，并用之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必须跟上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这个调整过程，这与我们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性命攸关。调整是“创造性破坏”，产品过剩、物价相对平稳中剧烈波动、结构性失业问题严重、经济效率降低、预算赤字恶化、金融泡沫化等现象同时并存，将会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
三、中国需要发展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
宋宏：基于您所分析的实体经济五个现象或者说趋势，中国未来金融改革发展如何适应，又如何作具体选择呢？
李杨：金融的改革和发展必须服务于这个战略转型并能解决上述问题。其中关涉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究竟是重点发展中介机构为主（间接融资）的金融体系，还是重点发展市场为主（直接融资）的金融体系。
我们研究认为，中介为主的金融体系较难提供有力支持。中介机构长于处理标准化信息，因而，在经济结构相对稳定，在信息变动不剧烈的情况下，中介能获得规模收益递增的效益。金融中介生产信息但不公开销售信息，它们作为代理人代替居民做出投资决策（发放贷款）。因此当一项新技术出现时，中介为主的金融体系很可能裹足不前。中介很难用来处理不确定性、创新和新的思想，难以支持高新科技的大规模产业化和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
然而，市场有其独特的长处。市场在收集和加总多样化的信息方面存在优势，它允许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便于用来处理不确定性、创新和新的思想。特别是，当一些独特的决策和对一些新技术的评估必须做出时，市场更显示出其优越性。当然，市场主导型也存在缺点。市场是非完全的，资产价格波动可能与资产的基础价值脱离关系。因此，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可能让投资者承担更大的风险。建立市场需要固定成本，只有达到临界点的最小规模才能弥补成本。因此，许多小市场难以存活。
两相比较，中国需要发展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市场为主的优势就是能够让所有的投资者在市场中表达自己的看法。这种对不同意见的容忍，使得新技术往往是在市场主导国家首先得到发展和应用。这个结论同两次工业革命和20世纪末期信息技术革命的特征事实是相符的。中国正处于高新科技产业化并通过这一过程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的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更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大力发展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应鼓励各类交易市场的发展。
宋宏：您的阐释很深刻，对我们富于启发，使我们对实体经济新变化背景下中国金融改革发展走向有了更加明晰的认知。非常感谢您让我们分享了您的研究成果。
（责编：郑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