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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时局动荡、地域冲突、小规模战争，“战地记者”成了媒体报道中的热词，而与之相应的除了“战争”，还有“死亡”。东方卫视战地记者就曾在一次采访后写下“如果没有明天”感慨战地采访的危机重重，曾几何时，记者已同“高危”画上了等号？
全球至少60名记者死亡
国际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上周发布2014年度报告称，过去一年全球至少有60名记者因公殉职，另有18名记者的死因仍在调查中，尚不清楚是否与工作有关。即使排除这部分不确定因素，过去三年仍是“有报告记录以来记者殉职人数最多的年份”。其中中东、乌克兰、阿富汗等地区的冲突使记者成为高危职业。
据统计，2014年几乎一半的死亡事件发生在中东地区，叙利亚第三次“荣膺”最危险的国家，至少有17名记者在该国死亡。根据该委员会的统计，自2011年内战爆发以来，在叙利亚遇难的记者人数达到了79人。
保护记者委员会自1992年开始进行对死亡记者人数的年度盘点，过去三年是死亡记者人数最多的年份。整体来看，2014年遇难的记者中有三分之一曾受到死亡威胁，40%的记者因蓄意谋杀殉职;近四分之一的遇难者为国际特派记者，该比例达到往年的2倍;此外，摄影记者死亡人数比文字记者多一倍。
由于局部冲突和战争不断，记者在采访重大事件时遭极端组织绑架并杀害的现象也越来越频繁，记者已经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人群。2010年和2011年对记者威胁最大的地方是巴基斯坦，其次是伊拉克。今年，叙利亚和伊拉克成为最危险的采访地。
乌克兰东部危机发生以后，已经有多名新闻记者在报道现场被打死，年仅30岁的意大利摄影记者安德烈·罗瑟勒与60岁的俄语翻译安德雷·米罗诺夫在乌克兰东部城市斯拉维扬斯克报道政府军与亲俄武装猛烈交火时被打死。俄罗斯广播电视公司VGTRK记者伊戈尔·科尼勒亚科在乌克兰的卢甘斯克附近被乌克兰军队杀害。俄罗斯“第一频道”电视台摄像师安纳托雷·克兰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遭乌克兰政府军火力击中而不幸身亡。而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历时50天的战争也至少造成包括法新社记者西蒙·加米勒和翻译员阿里·舍哈达·阿布·阿法施在内的四名记者和三名媒体从业人士死亡。
而近年来美国的中东政策，也让不少恐怖分子瞄准了美联社记者下手。《华尔街日报》记者珀尔在报道巴基斯坦时被绑架，并于2002年被绑架者斩首。今年4月，美联社资深女记者安佳·尼德林哈斯与搭档乘车在阿富汗东部报道地区选举时被一名阿富汗警察射杀，当场身亡。8月19日和9月2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先后在网上公布两段斩首视频，显示其在叙利亚绑架并杀害美国记者詹姆斯·福利和史蒂芬·索特洛夫的画面，以报复美国对该组织的空袭。
女记者危险更甚
在众多国际记者中，还有一群特殊的存在——“战地玫瑰”，从人们所熟知的闾丘露薇，到东方卫视记者袁文逸，国际媒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记者出现在战事报道之中。相比她们的男性同时，女记者们在战地中的安危似乎更让人担心。
2012年2月22日，著名的“独眼女记者”玛丽·科尔文和法国《巴黎竞赛》杂志社摄影师雷米·奥奇力克在叙利亚霍姆斯的临时媒体中心遭炮击身亡。这位美国籍女记者是著名的战地新闻记者，无数次地穿梭在生死线上，哪里有战乱，哪里就会出现她的身影。2001年4月，科尔文在采访斯里兰卡内战时被手榴弹炸伤不幸失去左眼，她的独眼形象几乎成为新闻界的一面招牌，传奇事迹还曾被搬上荧屏。从斯里兰卡逃生以后，她依然继续着自己战地报道的事业，动荡不安的埃及、利比亚、叙利亚都被划入了她的采访版图，2011年，科尔文还是最后一位采访卡扎菲的记者。之后的8月20日，日本著名的“战地美女记者”山本美香在叙利亚阿颇勒报道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冲突时中弹身亡。
2013年3月24日，年仅21岁的女记者阿卜杜卡迪尔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街头遭人射杀。阿卜杜卡迪尔生前是索马里一家电台的记者，她的工作重点是关注人权，特别是妇女权益。她在工作完毕返回家中的路上遇害，两名持枪男子瞄准她射击，目击现场的同事说，她被射中5枪。
同年11月2日，法国51岁的女记者吉斯兰·杜邦和一名同事在马里遭绑架后被处决。杜邦供职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她和同事克洛德·威尔龙当天抵达马里北部重镇基达尔对当地的部族武装领导人进行专访，采访结束后，两人就遭到了四名枪手绑架，被强行带上一辆黄色面包车驶向了沙漠地带。当地安全部队接到消息后迅速出动搜寻，但最终在沙漠中发现了两位法国记者的尸体，尸体上布满了弹孔。
而除了要面对战火波及之外，女记者吗还有更多的潜在危险——例如，女记者在到外国报道国际新闻事件时，甚至可能遭到被访者或者熟人的性侵犯。据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称，在埃及，女性新闻工作者在对示威抗议活动进行采访报道时，最容易遭到性侵犯。而负责本地新闻采写的女记者则可能出现家庭私生活遭到暴力威胁的情况，例如在某些案例中，敌对方通过损害女记者的名声来达到降低其报道可信度的目的。
2012年2月11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39岁的女记者莱拉·洛根在埃及首都开罗解放广场，采访示威者欢呼总统穆巴拉克下台时，遭到200名暴徒包围，进行性侵犯和殴打长达20～30分钟之久。
也许对于许多普通民众而言，战地记者的采访并没有那么危险：有军方保护，当地人对记者敌意较小，并不是在交火集中地区……但真实真当如此？
“如果没有经历过战争，你会觉得我讲的和战争电影里差不多。但你如果亲身经历，你会知道原来火箭弹在你200米外爆炸，它不仅带来了巨响和硝烟，它还用它巨大的热浪裹挟着撒哈拉沙漠里的沙子扑到你的脸上。你会知道，子弹从你头顶上面划过的时候，不仅是“嗖嗖”作响，还会振动着撕裂空气。你会知道，即便你卧倒在地、即便身边有你的同伴按住你的脑袋、即便你觉得自己做了一切可以做的，你也能体会什么叫做真正的无助，因为你不知道下一颗炮弹它会落在哪里。”当一名记者在采访中突然被子弹击中，当记者们被扣押着行走在荷枪实弹的武装人群中，当记者被斩首的视屏被恐怖分子放出，也许人们才会惊惧。
也许我们永远无法体会记者穿梭在战场的不安与彷徨，但我们的确可以不仅仅做一个屏幕外的旁观者。多一些尊重，多一些呼吁，让穿越着火线的记者们能得到更多的保护，愿新的一年，我们的“战地英雄们”能更安全。
全球至少60名记者死亡
国际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上周发布2014年度报告称，过去一年全球至少有60名记者因公殉职，另有18名记者的死因仍在调查中，尚不清楚是否与工作有关。即使排除这部分不确定因素，过去三年仍是“有报告记录以来记者殉职人数最多的年份”。其中中东、乌克兰、阿富汗等地区的冲突使记者成为高危职业。
据统计，2014年几乎一半的死亡事件发生在中东地区，叙利亚第三次“荣膺”最危险的国家，至少有17名记者在该国死亡。根据该委员会的统计，自2011年内战爆发以来，在叙利亚遇难的记者人数达到了79人。
保护记者委员会自1992年开始进行对死亡记者人数的年度盘点，过去三年是死亡记者人数最多的年份。整体来看，2014年遇难的记者中有三分之一曾受到死亡威胁，40%的记者因蓄意谋杀殉职;近四分之一的遇难者为国际特派记者，该比例达到往年的2倍;此外，摄影记者死亡人数比文字记者多一倍。
由于局部冲突和战争不断，记者在采访重大事件时遭极端组织绑架并杀害的现象也越来越频繁，记者已经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人群。2010年和2011年对记者威胁最大的地方是巴基斯坦，其次是伊拉克。今年，叙利亚和伊拉克成为最危险的采访地。
乌克兰东部危机发生以后，已经有多名新闻记者在报道现场被打死，年仅30岁的意大利摄影记者安德烈·罗瑟勒与60岁的俄语翻译安德雷·米罗诺夫在乌克兰东部城市斯拉维扬斯克报道政府军与亲俄武装猛烈交火时被打死。俄罗斯广播电视公司VGTRK记者伊戈尔·科尼勒亚科在乌克兰的卢甘斯克附近被乌克兰军队杀害。俄罗斯“第一频道”电视台摄像师安纳托雷·克兰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遭乌克兰政府军火力击中而不幸身亡。而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历时50天的战争也至少造成包括法新社记者西蒙·加米勒和翻译员阿里·舍哈达·阿布·阿法施在内的四名记者和三名媒体从业人士死亡。
而近年来美国的中东政策，也让不少恐怖分子瞄准了美联社记者下手。《华尔街日报》记者珀尔在报道巴基斯坦时被绑架，并于2002年被绑架者斩首。今年4月，美联社资深女记者安佳·尼德林哈斯与搭档乘车在阿富汗东部报道地区选举时被一名阿富汗警察射杀，当场身亡。8月19日和9月2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先后在网上公布两段斩首视频，显示其在叙利亚绑架并杀害美国记者詹姆斯·福利和史蒂芬·索特洛夫的画面，以报复美国对该组织的空袭。
女记者危险更甚
在众多国际记者中，还有一群特殊的存在——“战地玫瑰”，从人们所熟知的闾丘露薇，到东方卫视记者袁文逸，国际媒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记者出现在战事报道之中。相比她们的男性同时，女记者们在战地中的安危似乎更让人担心。
2012年2月22日，著名的“独眼女记者”玛丽·科尔文和法国《巴黎竞赛》杂志社摄影师雷米·奥奇力克在叙利亚霍姆斯的临时媒体中心遭炮击身亡。这位美国籍女记者是著名的战地新闻记者，无数次地穿梭在生死线上，哪里有战乱，哪里就会出现她的身影。2001年4月，科尔文在采访斯里兰卡内战时被手榴弹炸伤不幸失去左眼，她的独眼形象几乎成为新闻界的一面招牌，传奇事迹还曾被搬上荧屏。从斯里兰卡逃生以后，她依然继续着自己战地报道的事业，动荡不安的埃及、利比亚、叙利亚都被划入了她的采访版图，2011年，科尔文还是最后一位采访卡扎菲的记者。之后的8月20日，日本著名的“战地美女记者”山本美香在叙利亚阿颇勒报道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冲突时中弹身亡。
2013年3月24日，年仅21岁的女记者阿卜杜卡迪尔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街头遭人射杀。阿卜杜卡迪尔生前是索马里一家电台的记者，她的工作重点是关注人权，特别是妇女权益。她在工作完毕返回家中的路上遇害，两名持枪男子瞄准她射击，目击现场的同事说，她被射中5枪。
同年11月2日，法国51岁的女记者吉斯兰·杜邦和一名同事在马里遭绑架后被处决。杜邦供职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她和同事克洛德·威尔龙当天抵达马里北部重镇基达尔对当地的部族武装领导人进行专访，采访结束后，两人就遭到了四名枪手绑架，被强行带上一辆黄色面包车驶向了沙漠地带。当地安全部队接到消息后迅速出动搜寻，但最终在沙漠中发现了两位法国记者的尸体，尸体上布满了弹孔。
而除了要面对战火波及之外，女记者吗还有更多的潜在危险——例如，女记者在到外国报道国际新闻事件时，甚至可能遭到被访者或者熟人的性侵犯。据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称，在埃及，女性新闻工作者在对示威抗议活动进行采访报道时，最容易遭到性侵犯。而负责本地新闻采写的女记者则可能出现家庭私生活遭到暴力威胁的情况，例如在某些案例中，敌对方通过损害女记者的名声来达到降低其报道可信度的目的。
2012年2月11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39岁的女记者莱拉·洛根在埃及首都开罗解放广场，采访示威者欢呼总统穆巴拉克下台时，遭到200名暴徒包围，进行性侵犯和殴打长达20～30分钟之久。
也许对于许多普通民众而言，战地记者的采访并没有那么危险：有军方保护，当地人对记者敌意较小，并不是在交火集中地区……但真实真当如此？
“如果没有经历过战争，你会觉得我讲的和战争电影里差不多。但你如果亲身经历，你会知道原来火箭弹在你200米外爆炸，它不仅带来了巨响和硝烟，它还用它巨大的热浪裹挟着撒哈拉沙漠里的沙子扑到你的脸上。你会知道，子弹从你头顶上面划过的时候，不仅是“嗖嗖”作响，还会振动着撕裂空气。你会知道，即便你卧倒在地、即便身边有你的同伴按住你的脑袋、即便你觉得自己做了一切可以做的，你也能体会什么叫做真正的无助，因为你不知道下一颗炮弹它会落在哪里。”当一名记者在采访中突然被子弹击中，当记者们被扣押着行走在荷枪实弹的武装人群中，当记者被斩首的视屏被恐怖分子放出，也许人们才会惊惧。
也许我们永远无法体会记者穿梭在战场的不安与彷徨，但我们的确可以不仅仅做一个屏幕外的旁观者。多一些尊重，多一些呼吁，让穿越着火线的记者们能得到更多的保护，愿新的一年，我们的“战地英雄们”能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