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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底退休时，我的想法是，60至70岁之间，离开岗位不久，体力精力尚可，是能学习、能做些事的黄金十年，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实实在在的事。
取长补短做“备胎”
由于气力尚可，退休后的最初几年，我在学校起个“备胎”的作用：哪个老师生病了，就去顶替上一两节课。做这些事情，使我能继续资料收集整理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有利于从中充实自己的头脑。为了知识更新，寒暑假我自费参加教育部的形势政策培训，来拓宽视野。到2016年末，先后讲授本科生课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56课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165课时，《中国近现代史纲要》32课时，《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108课时。与我的3名博士生面对面辅导毕业论文以外，为全校硕士生讲授公共课《学习列宁论左派幼稚病》18课时、专业课《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64课时。为全校博士生讲授《当前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问题》6课时。还受聘担任云南大学研究生教育督导。
教育是一种时代感很强的工作，不仅教学内容在变，师生交流的语言词汇在变，学生的关注点也在变。退休后的教学中发现，在2010以后的学生中，拍视频的学生多了，记笔记的学生少了。授课时列举世界名著《基督山伯爵》中的故事，竟然没有几个人知道。随着微博出现，本科学生写300字以上的能力也有所下降，以至于期中考查时，只能写下只言片语，300多学生中无一人要求增加考卷纸。看来学习越来越需要毅力，越来越具有对懒惰本性的挑战性。
社会进入大数码时代，学生该怎样学习，教师该怎样形成吸引力，还真要好好琢磨一番。
走上社会新讲台
10年间，在云南大学的各层次教学以外，我走遍了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为社会进行各类讲座863场，听众136 600多人次。闲下来整理过去的讲课记录，看着听众遍布各行各业，内心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讲座内容从《反腐败》《信仰与时代》等政治教育逐步转向适应性更广的传统文化方面，《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思维》《孙子兵法中的人生智慧》等篇目。2014年11月，湖北武汉新洲区要求我以徐源泉公馆为题介绍民国时期，推动当地旅游业。怎么讲？徐源泉本人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但围追堵截红军拼掉老本，新中国成立前又逃亡台湾。民国社会可以讲，但是非界限不能含糊。最后我以《民国不是黄金时代》为题，借助当时热映的电影“黄金时代”切入，从国家状况、社会结构、百姓生活等进行介绍和分析。《湖北日报》对此做了大篇幅的介绍。从2012年到2018年，我6次进藏，最高到了山南市浪卡子县4 500米的高度讲课。在那里，我用尽气力和技巧，每句话的最后一个音总是发不出来。讲完后当地群众围着我看个不停，他们听懂了？我悄悄问一个干部，回答是，大家没见过你这么大岁数的。那年我67岁。
讲座涉及绘画、瓷器等文物时，我尽可能找到相关复制品展示给听众，使大家不仅有概念，而且见实物。例如《千里江山图》，如果不是1∶1的复制品，就无法领略画作的精美之处。这个展示阶段，往往在报告结束后又掀起一个小高潮。但也有让人无奈之处，总有些“手欠”的人要偏上去摸一摸，即使复制品，也有较高的价格，搞坏了很可惜的。我期冀的是通过它引起更多人的兴趣，其中也许就产生未来的研究者。
这10年间，在商务印书馆出书，发表的论文《信仰结构体系研究》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我追求的是一种内心的圆满。其实讲课也好，撰写也罢，都是要在新的学习的基础上进行。退休前有一次参加省委组织部的座谈会，听我的一位老师侃侃而谈，历时1小时30分，听得我很不耐烦。过后我反省自己，怎么不尊重自己的老师了呢？再把他所讲的回忆一遍，发现其所言观点正确，逻辑清晰，但是都是两三年以前的話。由此得出结论：什么是老了？没有新东西就是老了。退出了工作岗位，就更需要时时检讨自己，能学习些什么新的知识，掌握些什么新的工具，使用些什么新的方法。
亮相中央电视台
2011年春天，经过中央电视台一位云大毕业生的推荐，我到中央电视台录了“百家讲坛”，2012年5月，节目播出了，我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如果打分我考虑应该是“65”分，刚刚及格。从内容上说，有的错漏确实是自己学术功底不足，对相关知识了解不够；也有的是在后期制作中与编辑在理解上发生差异，也还有的是口误。把自己的一点见解拿给全国人民检查，确实是诚惶诚恐，忐忑不安。对人民的敬畏之心是本能的。深深感到一切磨难都是理所当然的；一切成功都是社会的恩赐。2018年，我的《画说中国故事》再次被《百家讲坛》选中，从2018年夏到2019年初录了14集。不过到底年龄大了，期间因为高血压停顿了两个月，而且还使用了提示器。2019年8月8日下午6时终于全部录完，心里十分激动：我又拼下来了！2019年末，我又参加了《跟着书本去旅行——西双版纳》的拍摄，给孩子们介绍西双版纳的人文历史知识。结束的时候孩子们说：我们还想和苏爷爷一起拍。
取长补短做“备胎”
由于气力尚可，退休后的最初几年，我在学校起个“备胎”的作用：哪个老师生病了，就去顶替上一两节课。做这些事情，使我能继续资料收集整理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有利于从中充实自己的头脑。为了知识更新，寒暑假我自费参加教育部的形势政策培训，来拓宽视野。到2016年末，先后讲授本科生课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56课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165课时，《中国近现代史纲要》32课时，《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108课时。与我的3名博士生面对面辅导毕业论文以外，为全校硕士生讲授公共课《学习列宁论左派幼稚病》18课时、专业课《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64课时。为全校博士生讲授《当前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问题》6课时。还受聘担任云南大学研究生教育督导。
教育是一种时代感很强的工作，不仅教学内容在变，师生交流的语言词汇在变，学生的关注点也在变。退休后的教学中发现，在2010以后的学生中，拍视频的学生多了，记笔记的学生少了。授课时列举世界名著《基督山伯爵》中的故事，竟然没有几个人知道。随着微博出现，本科学生写300字以上的能力也有所下降，以至于期中考查时，只能写下只言片语，300多学生中无一人要求增加考卷纸。看来学习越来越需要毅力，越来越具有对懒惰本性的挑战性。
社会进入大数码时代，学生该怎样学习，教师该怎样形成吸引力，还真要好好琢磨一番。
走上社会新讲台
10年间，在云南大学的各层次教学以外，我走遍了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为社会进行各类讲座863场，听众136 600多人次。闲下来整理过去的讲课记录，看着听众遍布各行各业，内心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讲座内容从《反腐败》《信仰与时代》等政治教育逐步转向适应性更广的传统文化方面，《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思维》《孙子兵法中的人生智慧》等篇目。2014年11月，湖北武汉新洲区要求我以徐源泉公馆为题介绍民国时期，推动当地旅游业。怎么讲？徐源泉本人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但围追堵截红军拼掉老本，新中国成立前又逃亡台湾。民国社会可以讲，但是非界限不能含糊。最后我以《民国不是黄金时代》为题，借助当时热映的电影“黄金时代”切入，从国家状况、社会结构、百姓生活等进行介绍和分析。《湖北日报》对此做了大篇幅的介绍。从2012年到2018年，我6次进藏，最高到了山南市浪卡子县4 500米的高度讲课。在那里，我用尽气力和技巧，每句话的最后一个音总是发不出来。讲完后当地群众围着我看个不停，他们听懂了？我悄悄问一个干部，回答是，大家没见过你这么大岁数的。那年我67岁。
讲座涉及绘画、瓷器等文物时，我尽可能找到相关复制品展示给听众，使大家不仅有概念，而且见实物。例如《千里江山图》，如果不是1∶1的复制品，就无法领略画作的精美之处。这个展示阶段，往往在报告结束后又掀起一个小高潮。但也有让人无奈之处，总有些“手欠”的人要偏上去摸一摸，即使复制品，也有较高的价格，搞坏了很可惜的。我期冀的是通过它引起更多人的兴趣，其中也许就产生未来的研究者。
这10年间，在商务印书馆出书，发表的论文《信仰结构体系研究》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我追求的是一种内心的圆满。其实讲课也好，撰写也罢，都是要在新的学习的基础上进行。退休前有一次参加省委组织部的座谈会，听我的一位老师侃侃而谈，历时1小时30分，听得我很不耐烦。过后我反省自己，怎么不尊重自己的老师了呢？再把他所讲的回忆一遍，发现其所言观点正确，逻辑清晰，但是都是两三年以前的話。由此得出结论：什么是老了？没有新东西就是老了。退出了工作岗位，就更需要时时检讨自己，能学习些什么新的知识，掌握些什么新的工具，使用些什么新的方法。
亮相中央电视台
2011年春天，经过中央电视台一位云大毕业生的推荐，我到中央电视台录了“百家讲坛”，2012年5月，节目播出了，我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如果打分我考虑应该是“65”分，刚刚及格。从内容上说，有的错漏确实是自己学术功底不足，对相关知识了解不够；也有的是在后期制作中与编辑在理解上发生差异，也还有的是口误。把自己的一点见解拿给全国人民检查，确实是诚惶诚恐，忐忑不安。对人民的敬畏之心是本能的。深深感到一切磨难都是理所当然的；一切成功都是社会的恩赐。2018年，我的《画说中国故事》再次被《百家讲坛》选中，从2018年夏到2019年初录了14集。不过到底年龄大了，期间因为高血压停顿了两个月，而且还使用了提示器。2019年8月8日下午6时终于全部录完，心里十分激动：我又拼下来了！2019年末，我又参加了《跟着书本去旅行——西双版纳》的拍摄，给孩子们介绍西双版纳的人文历史知识。结束的时候孩子们说：我们还想和苏爷爷一起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