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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青天”青海纠“左”
1958至1961年，青海省以省委第一书记高峰为首的领导班子，在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强制推行“大跃进”，使青海人民吃尽苦头，三年至少饿死45万人，占全省人口近五分之一。
当时，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只知道青海问题严重，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1961年春，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被调到青海省委任第二书记兼省长。行前，周恩来找他谈了话。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区党委书记杨植霖调任西北局书记兼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常在西安工作，主持青海党、政日常工作的主要是王昭。
王昭1917年生于河北省平山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升任至公安部副部长，在副部长中是最年轻的。
青海省在“大跃进”年代，经济遭到空前破坏，很多无辜百姓被整死，这些都深深地震撼了王昭。1961年5月，他到捕人最多的玉树州，途中被一群妇女拦住车子，下车询问，那些妇女说，他们那里成年男人被捕光了，要求留下“人种”，这使王昭非常震惊。他决定纠“左”，对几十名问题特别严重的领导人撤职、降职。这些在整风运动中受到处分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反过来批斗王昭。
王昭单枪匹马到青海，纠“左”只是在系统内部进行整风，主要方式是自我纠正；特别严重的地方，省里派工作组帮助和督促检查。从1961年6月到1962年6月，就复查平反了本省错捕、错判的全部案件，释放了还活着的各类人员17000多人。
由于王昭的到来，解散食堂、采取紧急救援措施，人口大量死亡的状况迅速得到扭转。尽管生活仍然极端困难，每人每天在1961年还吃不到半斤粮，但是不用进食堂，用野菜、树皮加以补充，不至于饿死。人们发自内心拥护王昭，呼其为“王青天”。
接待邓小平留下祸患
1966年3月，邓小平率领薄一波、杨成武等人到青海视察，主要是到211厂（核武器制造、实验基地）。
为了接待邓小平，王昭成立专门的班子，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全程陪同，照顾周到。就在王昭忙活的时候，毛泽东在上海、杭州召开没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紧锣密鼓策划“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名义上是请假到西北视察“大三线”建设，他在青海视察，极少说话，似乎闷闷不乐，忧心忡忡。
邓小平一行离开青海后，王昭累病了，到北京治病。红卫兵起来造反，中共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叫王昭不要回青海，安心在北京治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可是王昭听说省委被造反派弄得不能办公，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能让辛辛苦苦得来的成果毁于一旦，不能让青海人民再受苦。”于是，他不听善意劝阻，回到西宁。他经常和冲击省委的红卫兵、造反派辩论，经常被推打，身上有很多伤。但是当时，还没有人敢公开对他进行武斗。
王昭“执迷不悟”，天天上班，经常和红卫兵在省委大楼前辩论。那些在1961年、1962年整风运动中受到过直接或间接处分的人，看到形势对王昭不利，给造反派出谋划策，提供内部机密，提供打倒王昭的“炮弹”。有人说王昭为了接待邓小平一行，花了几万元。如此大动干戈，不惜花费民脂民膏，这说明王昭本人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
这些大字报对王昭非常不利。随着刘、邓被公开批判，造反派把王昭关押起来，轮番批斗。省委某些副书记、常委，则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王昭身上，并经常出现在批斗王昭的主席台上。
出逃与自投罗网
王昭被造反派关入了省委汽车房。一天晚上，他起来小便，意外跌倒，摔断了胳膊。造反派不让住院治疗，只扎上绷带。同情王昭的警卫员在一天深夜砸开汽车房的锁，将他从里面接出来，用苏联吉普车经大通、祁连，翻越祁连山脉，到达甘肃张掖，然后坐火车到达洛阳。王昭改名换姓，住进洛阳骨科医院治疗。
发现王昭突然失踪，造反派暴跳如雷，派人到处搜捕。有人在北京王昭家周围日夜守候，结果都没有发现他的踪影。如果王昭安心养病，是平安无事的。可是，他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不了解，存在幻想，以为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很快就会过去。可是他想错了，等待他的是灭顶之灾。
1967年春天，青海两大派群众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捍卫队”）和八·一八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八·一八”）为了争夺《青海日报》控制权展开激烈斗争。
2月23日，守卫在报社周围、防止武斗的部队和“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发生冲突，当场打死179人，打伤1000多人。驻军部队为了平息风波，在公、检、法机关的配合下，在全市搜捕“八·一八”造反派骨干成员几千人。
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把青海省军区司令赵永夫、总后勤部205部队司令兼政委张晓川定为这一事件的“策划者”，说王昭和这一事件直接有关。
因为防止武斗的部队是赵、张所管，他们难免要承担责任。可是王昭和“二·二三事件”确实没有任何关系。他在洛阳治病，任何造反派和他都没有联系，而且他还是两大派群众组织都要打倒、都要揪斗的对象。可是这一颠倒黑白的决定报纸上登了，广播上播了。王昭听到广播后十分生气、不满。他要到北京找中央、找毛泽东、找周恩来说明情况。
王昭太天真了。别人劝他不能去，可是他不听，骨伤还没有治好就回到北京家中。公安部造反派马上把他拘禁起来，青海省造反派如获至宝，马上派人到北京揪斗王昭。
周恩来发话
一向欣赏王昭的周恩来也保不了他。周恩来在1967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
王昭被带走时，大声对总理说：“我和他们（指赵永夫、张晓川）没有关系！”
造反派要求把王昭带回青海批判，周恩来说：“你们把王昭带回青海批斗可以。但是，只能文斗，不能武斗；要烧而不焦，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王昭被押回青海时，“八·一八”已经成了得到中央肯定的“造反派组织”。那些死伤的造反派家属怀着强烈的复仇情绪对王昭进行批斗。一次，王昭被吊在解放牌卡车上游街示众，负责押运的6名造反派将吸剩的烟头从他衣领丢进去，一共丢下21颗烟头，王昭的脊梁被烧起几十个血泡。
几个月后，王昭被正式逮捕，关进公安厅监狱。他本有多种疾病，胳膊摔断还没有治好，监狱生活条件极差，马上就病倒了。他还怀着希望，不断给周恩來写信，为自己申冤，可一直没有回音。
1970年2月12日，王昭含冤离开人世。临死前，他手里还攥着没有写完的信，信上写着：“周总理：这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我知道这封信还没有到你手里时（也许永远也到不了你手里），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把我派到青海来纠正青海省委错误路线给青海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做了……只要继续努力，青海的落后面貌是可以改变的……中央决定把我和‘二·二三’事件联系起来是不正确的……”
军管会做出决定：王昭死亡，严格保密，不得外传，以在西宁市东关大街上发现的无名尸体为名送火葬场火化，骨灰暂存火葬场。
军管会不敢不向中央报告，但谎说王昭住在医院，经多方抢救无效死亡。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青海没有按他的指示保护好王昭的人身安全。可这对于死者来说，已经毫无意义。
王昭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的夫人在“文革”中受尽折磨，在王昭死后抑郁而终。他唯一的女儿饱受刺激，得了精神病。
1979年，王昭得到彻底平反。他的家属和老部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火葬场找到王昭的骨灰，接到北京。他的战友、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王昭平反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摘自《炎黄春秋》
1958至1961年，青海省以省委第一书记高峰为首的领导班子，在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强制推行“大跃进”，使青海人民吃尽苦头，三年至少饿死45万人，占全省人口近五分之一。
当时，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只知道青海问题严重，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1961年春，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被调到青海省委任第二书记兼省长。行前，周恩来找他谈了话。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区党委书记杨植霖调任西北局书记兼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常在西安工作，主持青海党、政日常工作的主要是王昭。
王昭1917年生于河北省平山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升任至公安部副部长，在副部长中是最年轻的。
青海省在“大跃进”年代，经济遭到空前破坏，很多无辜百姓被整死，这些都深深地震撼了王昭。1961年5月，他到捕人最多的玉树州，途中被一群妇女拦住车子，下车询问，那些妇女说，他们那里成年男人被捕光了，要求留下“人种”，这使王昭非常震惊。他决定纠“左”，对几十名问题特别严重的领导人撤职、降职。这些在整风运动中受到处分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反过来批斗王昭。
王昭单枪匹马到青海，纠“左”只是在系统内部进行整风，主要方式是自我纠正；特别严重的地方，省里派工作组帮助和督促检查。从1961年6月到1962年6月，就复查平反了本省错捕、错判的全部案件，释放了还活着的各类人员17000多人。
由于王昭的到来，解散食堂、采取紧急救援措施，人口大量死亡的状况迅速得到扭转。尽管生活仍然极端困难，每人每天在1961年还吃不到半斤粮，但是不用进食堂，用野菜、树皮加以补充，不至于饿死。人们发自内心拥护王昭，呼其为“王青天”。
接待邓小平留下祸患
1966年3月，邓小平率领薄一波、杨成武等人到青海视察，主要是到211厂（核武器制造、实验基地）。
为了接待邓小平，王昭成立专门的班子，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全程陪同，照顾周到。就在王昭忙活的时候，毛泽东在上海、杭州召开没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紧锣密鼓策划“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名义上是请假到西北视察“大三线”建设，他在青海视察，极少说话，似乎闷闷不乐，忧心忡忡。
邓小平一行离开青海后，王昭累病了，到北京治病。红卫兵起来造反，中共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叫王昭不要回青海，安心在北京治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可是王昭听说省委被造反派弄得不能办公，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能让辛辛苦苦得来的成果毁于一旦，不能让青海人民再受苦。”于是，他不听善意劝阻，回到西宁。他经常和冲击省委的红卫兵、造反派辩论，经常被推打，身上有很多伤。但是当时，还没有人敢公开对他进行武斗。
王昭“执迷不悟”，天天上班，经常和红卫兵在省委大楼前辩论。那些在1961年、1962年整风运动中受到过直接或间接处分的人，看到形势对王昭不利，给造反派出谋划策，提供内部机密，提供打倒王昭的“炮弹”。有人说王昭为了接待邓小平一行，花了几万元。如此大动干戈，不惜花费民脂民膏，这说明王昭本人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
这些大字报对王昭非常不利。随着刘、邓被公开批判，造反派把王昭关押起来，轮番批斗。省委某些副书记、常委，则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王昭身上，并经常出现在批斗王昭的主席台上。
出逃与自投罗网
王昭被造反派关入了省委汽车房。一天晚上，他起来小便，意外跌倒，摔断了胳膊。造反派不让住院治疗，只扎上绷带。同情王昭的警卫员在一天深夜砸开汽车房的锁，将他从里面接出来，用苏联吉普车经大通、祁连，翻越祁连山脉，到达甘肃张掖，然后坐火车到达洛阳。王昭改名换姓，住进洛阳骨科医院治疗。
发现王昭突然失踪，造反派暴跳如雷，派人到处搜捕。有人在北京王昭家周围日夜守候，结果都没有发现他的踪影。如果王昭安心养病，是平安无事的。可是，他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不了解，存在幻想，以为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很快就会过去。可是他想错了，等待他的是灭顶之灾。
1967年春天，青海两大派群众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捍卫队”）和八·一八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八·一八”）为了争夺《青海日报》控制权展开激烈斗争。
2月23日，守卫在报社周围、防止武斗的部队和“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发生冲突，当场打死179人，打伤1000多人。驻军部队为了平息风波，在公、检、法机关的配合下，在全市搜捕“八·一八”造反派骨干成员几千人。
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把青海省军区司令赵永夫、总后勤部205部队司令兼政委张晓川定为这一事件的“策划者”，说王昭和这一事件直接有关。
因为防止武斗的部队是赵、张所管，他们难免要承担责任。可是王昭和“二·二三事件”确实没有任何关系。他在洛阳治病，任何造反派和他都没有联系，而且他还是两大派群众组织都要打倒、都要揪斗的对象。可是这一颠倒黑白的决定报纸上登了，广播上播了。王昭听到广播后十分生气、不满。他要到北京找中央、找毛泽东、找周恩来说明情况。
王昭太天真了。别人劝他不能去，可是他不听，骨伤还没有治好就回到北京家中。公安部造反派马上把他拘禁起来，青海省造反派如获至宝，马上派人到北京揪斗王昭。
周恩来发话
一向欣赏王昭的周恩来也保不了他。周恩来在1967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
王昭被带走时，大声对总理说：“我和他们（指赵永夫、张晓川）没有关系！”
造反派要求把王昭带回青海批判，周恩来说：“你们把王昭带回青海批斗可以。但是，只能文斗，不能武斗；要烧而不焦，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王昭被押回青海时，“八·一八”已经成了得到中央肯定的“造反派组织”。那些死伤的造反派家属怀着强烈的复仇情绪对王昭进行批斗。一次，王昭被吊在解放牌卡车上游街示众，负责押运的6名造反派将吸剩的烟头从他衣领丢进去，一共丢下21颗烟头，王昭的脊梁被烧起几十个血泡。
几个月后，王昭被正式逮捕，关进公安厅监狱。他本有多种疾病，胳膊摔断还没有治好，监狱生活条件极差，马上就病倒了。他还怀着希望，不断给周恩來写信，为自己申冤，可一直没有回音。
1970年2月12日，王昭含冤离开人世。临死前，他手里还攥着没有写完的信，信上写着：“周总理：这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我知道这封信还没有到你手里时（也许永远也到不了你手里），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把我派到青海来纠正青海省委错误路线给青海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做了……只要继续努力，青海的落后面貌是可以改变的……中央决定把我和‘二·二三’事件联系起来是不正确的……”
军管会做出决定：王昭死亡，严格保密，不得外传，以在西宁市东关大街上发现的无名尸体为名送火葬场火化，骨灰暂存火葬场。
军管会不敢不向中央报告，但谎说王昭住在医院，经多方抢救无效死亡。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青海没有按他的指示保护好王昭的人身安全。可这对于死者来说，已经毫无意义。
王昭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的夫人在“文革”中受尽折磨，在王昭死后抑郁而终。他唯一的女儿饱受刺激，得了精神病。
1979年，王昭得到彻底平反。他的家属和老部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火葬场找到王昭的骨灰，接到北京。他的战友、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王昭平反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摘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