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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6月至9月，枸杞进入采摘期，期间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枸杞种植地。在宁夏西海固地区，由于农作物单一，每年采摘期，当地很多留守妇女和儿童会奔赴宁夏中宁、青海诺木洪、甘肃靖远等地摘枸杞。鲜红的枸杞，成了她们补贴家用的“幸运果”。
穆斯林开斋节刚过，虎娟和家人便启程奔赴200公里外的甘肃靖远采摘枸杞，只留下外地打工回来的父亲在家。前几年家里盖房欠下外债，至今仍有4万元未还，家里十几亩地全部种玉米，每年除去成本，每亩能盈余1000元，一年下来，还了外债也剩不了几个钱。三个孩子都在上学，每个月的生活费就要300多元，这对那些生活富裕的家庭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对这样一户农家来说，却是很大的一笔开支。
于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李娜便趁玉米还没成熟，带着孩子们出门摘枸杞。
杨树花，已经摘了20多天了，平均每天能挣150块钱。她是位在读的大学生，父母年迈，家里两个哥哥都已成家，她每年的学费需要贷款，生活费得靠自己挣，因此每年暑假她都会摘枸杞。人机灵，摘得也快，讨雇主的喜欢。平时雇主家里缺人手，杨树花会帮忙联系，舅妈李娜一家便是她给雇主联系的。
53岁的马兰芳，家里有30亩地，两个儿子成家后各分走了12亩，她和老伴现在种着6亩地，因为儿子结婚欠下些礼钱，种地的收入又有限，她就想自己出来挣点钱。除了摘枸杞，她每年8月份还去内蒙古拾洋芋，那边包吃住，每天固定工资100元。相比拾洋芋，她说这活干着不能停，摘得多挣得多，熬人些。
东升乡的枸杞交易市场，晚上有卖烧烤、玩跳跳球的，都是些年轻人，音乐声很大。雨天，不能下地摘枸杞的时候，年长的留在住地，年轻的会一起去市场看热闹。跳跳球，两块钱可以一直玩。只有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李娜才会玩一阵，她说想锻炼锻炼身体。
雇主万应祥家种着10亩枸杞，每亩的纯收入在6000元左右。10多年前，他和村民一起去宁夏中宁买的枸杞苗，靠自己的摸索、学习，掌握了枸杞种植技术，如今他所在的东升乡已经成为县内枸杞种植大乡。
8月4日，早晨下雨，李娜同村的三个人打电话说要来。下午四点多，雨停了，万应祥把雇工们送到枸杞园，便接到电话，他又立即出发去接她们。
因为事先说过，三个人以上会给他们报销车费。司机将人送到后，非要每人50元钱车费，万应祥不答应，平常30元最高。僵持之下，司机拨通了李娜的电话递给他，电话那头声音嘈杂，万应祥一个劲的点头，“50就50，没啥”，说着递给了司机150块钱。返回途中，万应祥说，这一茬枸杞还有8亩没摘，人手不够，李娜村里能来人，已经是帮大忙了，这下人够了，多出点车费也没什么。
有雇工担心他在记斤数的时候会故意使坏少记些，万应祥说：“良心啊，这事我干不出来，都是下苦人，不容易，少记几斤没意思。做人，一定得要吃得了亏。”
枸杞采摘期一般是一个多月，因为三个孩子都在上学，父母又上了年纪，每到枸杞采摘期，万应祥都要四处去联系雇工。
“我们这地方小，没有专门的劳务市场，也没人组织，采摘期全靠自己找人。”万应祥说。
近些年，由于枸杞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枸杞采摘用工不足的问题也日益显现。2014年6月下旬，内蒙古沙海镇用工缺口就达5000多人，数万亩枸杞无人采摘。后经媒体报道，“用工荒”问题才得以解决。
枸杞红了，却招不到人，这是很多杞农最担心的事情。然而信息闭塞，外地招工环境的变化成了导致“用工慌”现象的主要原因。
枸杞，确实是雇主与雇工的“幸运果”，但仍然有许多阻碍横在雇主与雇工这两个群体之间，怎样打通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信息渠道，让雇工有枸杞可摘，有钱可赚，让雇主有工可雇，枸杞大卖，让双方各取所需、互利共赢，成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是在乡村长大的，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一人在家务农，操持着整个家，还要供养我们兄妹四人上学，特别不容易。因为村子里缺教师，小学四年级开始，我就开始了寄宿生活，每周回一次家，直到我初二那年，家里花钱把我和弟弟妹妹转到了县城学习，母亲放心不下，便撇下家里的地，卖掉了牛羊，到县城给我们做饭。但凡是我们学习方面的支出，父母都特别支持。2011年，我顺利考入宁夏大学，成绩不算理想，可选择的专业很少，当时看到新闻学专业的介绍里有摄影、摄像课程，感觉挺有意思，于是就报了。
对于摄影，我一直很期待。大一时接触到新闻摄影课程以后，我便迅速地迷恋上了它，课余或者假期，我都在不停地拍照片。
我在拍摄题材的选择上，是量力而行，选择自己身边熟悉的，感兴趣的题材去拍。目前，我的角色是学生，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只能就近关注我的生活区域，如家乡、校园等题材。《她们的幸运果》是去年暑期完成的报道摄影作品，我还有一个长期选题一直在进行，主要讲述西海固一个偏远村庄在“生态移民工程”大背景下变迁的种种。
作为民族摄影师，在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性上有先天优势，能够自然而然地避免本民族一些日常生活中不愿示人的活动场景或宗教禁忌的出现，影像也更接地气。而外族摄影师在拍摄民族题材时，很容易出现“先入为主”的情况，在猎奇心理促使下，影像过分注重形式，忽略内容，极易引起外界的误解。
其实，对于任何一位摄影师而言，摄影最主要和最困难的地方在于摄影师是否能够给予你的拍摄对象足够的关注，包括主题的深度挖掘，以及尊重和认同民族文化。报道纪实讲求人文关怀，拍摄民族题材，摄影师不仅仅是生活上的参与者，也应当感受并且融入被摄对象的精神世界。只有真正意义上做到从现实生活以及精神层面融入到一个群体当中，才可能获得没有距离感的影像。
穆斯林开斋节刚过，虎娟和家人便启程奔赴200公里外的甘肃靖远采摘枸杞，只留下外地打工回来的父亲在家。前几年家里盖房欠下外债，至今仍有4万元未还，家里十几亩地全部种玉米，每年除去成本，每亩能盈余1000元，一年下来，还了外债也剩不了几个钱。三个孩子都在上学，每个月的生活费就要300多元，这对那些生活富裕的家庭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对这样一户农家来说，却是很大的一笔开支。
于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李娜便趁玉米还没成熟，带着孩子们出门摘枸杞。
杨树花，已经摘了20多天了，平均每天能挣150块钱。她是位在读的大学生，父母年迈，家里两个哥哥都已成家，她每年的学费需要贷款，生活费得靠自己挣，因此每年暑假她都会摘枸杞。人机灵，摘得也快，讨雇主的喜欢。平时雇主家里缺人手，杨树花会帮忙联系，舅妈李娜一家便是她给雇主联系的。
53岁的马兰芳，家里有30亩地，两个儿子成家后各分走了12亩，她和老伴现在种着6亩地，因为儿子结婚欠下些礼钱，种地的收入又有限，她就想自己出来挣点钱。除了摘枸杞，她每年8月份还去内蒙古拾洋芋，那边包吃住，每天固定工资100元。相比拾洋芋，她说这活干着不能停，摘得多挣得多，熬人些。
东升乡的枸杞交易市场，晚上有卖烧烤、玩跳跳球的，都是些年轻人，音乐声很大。雨天，不能下地摘枸杞的时候，年长的留在住地，年轻的会一起去市场看热闹。跳跳球，两块钱可以一直玩。只有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李娜才会玩一阵，她说想锻炼锻炼身体。
雇主万应祥家种着10亩枸杞，每亩的纯收入在6000元左右。10多年前，他和村民一起去宁夏中宁买的枸杞苗，靠自己的摸索、学习，掌握了枸杞种植技术，如今他所在的东升乡已经成为县内枸杞种植大乡。
8月4日，早晨下雨，李娜同村的三个人打电话说要来。下午四点多，雨停了，万应祥把雇工们送到枸杞园，便接到电话，他又立即出发去接她们。
因为事先说过，三个人以上会给他们报销车费。司机将人送到后，非要每人50元钱车费，万应祥不答应，平常30元最高。僵持之下，司机拨通了李娜的电话递给他，电话那头声音嘈杂，万应祥一个劲的点头，“50就50，没啥”，说着递给了司机150块钱。返回途中，万应祥说，这一茬枸杞还有8亩没摘，人手不够，李娜村里能来人，已经是帮大忙了，这下人够了，多出点车费也没什么。
有雇工担心他在记斤数的时候会故意使坏少记些，万应祥说：“良心啊，这事我干不出来，都是下苦人，不容易，少记几斤没意思。做人，一定得要吃得了亏。”
枸杞采摘期一般是一个多月，因为三个孩子都在上学，父母又上了年纪，每到枸杞采摘期，万应祥都要四处去联系雇工。
“我们这地方小，没有专门的劳务市场，也没人组织，采摘期全靠自己找人。”万应祥说。
近些年，由于枸杞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枸杞采摘用工不足的问题也日益显现。2014年6月下旬，内蒙古沙海镇用工缺口就达5000多人，数万亩枸杞无人采摘。后经媒体报道，“用工荒”问题才得以解决。
枸杞红了，却招不到人，这是很多杞农最担心的事情。然而信息闭塞，外地招工环境的变化成了导致“用工慌”现象的主要原因。
枸杞，确实是雇主与雇工的“幸运果”，但仍然有许多阻碍横在雇主与雇工这两个群体之间，怎样打通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信息渠道，让雇工有枸杞可摘，有钱可赚，让雇主有工可雇，枸杞大卖，让双方各取所需、互利共赢，成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是在乡村长大的，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一人在家务农，操持着整个家，还要供养我们兄妹四人上学，特别不容易。因为村子里缺教师，小学四年级开始，我就开始了寄宿生活，每周回一次家，直到我初二那年，家里花钱把我和弟弟妹妹转到了县城学习，母亲放心不下，便撇下家里的地，卖掉了牛羊，到县城给我们做饭。但凡是我们学习方面的支出，父母都特别支持。2011年，我顺利考入宁夏大学，成绩不算理想，可选择的专业很少，当时看到新闻学专业的介绍里有摄影、摄像课程，感觉挺有意思，于是就报了。
对于摄影，我一直很期待。大一时接触到新闻摄影课程以后，我便迅速地迷恋上了它，课余或者假期，我都在不停地拍照片。
我在拍摄题材的选择上，是量力而行，选择自己身边熟悉的，感兴趣的题材去拍。目前，我的角色是学生，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只能就近关注我的生活区域，如家乡、校园等题材。《她们的幸运果》是去年暑期完成的报道摄影作品，我还有一个长期选题一直在进行，主要讲述西海固一个偏远村庄在“生态移民工程”大背景下变迁的种种。
作为民族摄影师，在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性上有先天优势，能够自然而然地避免本民族一些日常生活中不愿示人的活动场景或宗教禁忌的出现，影像也更接地气。而外族摄影师在拍摄民族题材时，很容易出现“先入为主”的情况，在猎奇心理促使下，影像过分注重形式，忽略内容，极易引起外界的误解。
其实，对于任何一位摄影师而言，摄影最主要和最困难的地方在于摄影师是否能够给予你的拍摄对象足够的关注，包括主题的深度挖掘，以及尊重和认同民族文化。报道纪实讲求人文关怀，拍摄民族题材，摄影师不仅仅是生活上的参与者，也应当感受并且融入被摄对象的精神世界。只有真正意义上做到从现实生活以及精神层面融入到一个群体当中，才可能获得没有距离感的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