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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对于中国编剧而言，似乎是等到了一个触底反弹的契机。长久以来，编剧对于影视剧的核心作用被大大削弱，编剧在艺术与资本、理想与现实中不断挣扎辗转。著名编剧宋方金说：“中国编剧正面临自我价值实现、市场客观需求以及资本追逐的三重挑战。”
编剧：影视剧灵魂的塑造者
影视剧的灵魂在于剧本，而剧本的灵魂，在于编剧的艺术创作。著名编剧王朔在成为编剧之前，是一名作家。上世纪80年代，王朔的创作热情高涨，写出了大量小说，成为他日后走上编剧道路的重要基石，在那个纯粹的年代，曾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影视剧作品，他的小说为那个年代的影视剧作品提供了大量难能可贵的文本。
“编剧”这个职业，说到底是一种文学，种艺术。说一名编剧能成就一代导演，也许一点也不夸张。
早期，著名导演冯小刚也只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一名美工师，一次偶然的机会，与王朔一起合写了《编辑部的故事》，因而走人大众的视线，冯小刚早期的电影中，也一直有着王朔的身影。在冯小刚的电影《私人订制》中，王朔作为编剧，“订制人生”的概念让人拍案叫绝。
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也开启了导演姜文的电影之路，并成就了他的电影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赵宝刚把王朔的小说《过把瘾就死》拍成了电视剧，自此开启了事业的“春天”。
王朔之于众多导演，就像叶大鹰所说：“王朔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旗帜。”
一个好的编剧至关重要，对知名导演来说也是如此。陈凯歌在拍《霸王别姬》之前，遭遇了事业的低谷期，急需一部好电影来重获投资方的信赖，他拿着《霸王别姫》找到芦苇，希望芦苇能担任编剧，芦苇一口答应，只提了一个要求：“你一个字儿别动，我来写”。改编过后的《霸王别姬》情节更加丰富，人物更加生动立体。正是因为芦苇，《霸王别姬》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甚至成为陈凯歌导演生涯的最高峰。
一个好的编剧，能为故事铺上厚厚的背景基石，任何一部优秀的电影或电视剧，都离不开编剧在其中的辛勤耕耘与艺术创作。编剧之于影视剧，就好像山西人吃饺子要蘸醋，否则，是“没有灵魂”的。
黑泽明说：“弱苗是绝对得不到丰收的，不好的剧本绝对拍不出好的影片来。编剧，就是影视这座机器的中枢神经。”
而编剧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有关于“艺术”的角色，直到资本掺和了进来。
艺术与资本碰撞中的编剧
如果中国的影视行业像之前那样发展下去，编剧潜心创作，导演认真拍摄，影视剧作品本该再上一个台阶，但是，没有人能“抵挡得了资本的浪潮”，艺术也不例外，当艺术被打上了资本的标签，一切就都不一樣了。
2009年10月，华谊兄弟正式在A股挂牌，成为第一个在国内上市的影视公司。上市第一天，华谊兄弟股价就由发行价的28.58元飙升至91.80元，暴涨221%。
这一结果，对资本来说，自然是喜不自胜，而对编剧来说，这一年，似乎是编剧行业发生巨变的一年。编剧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创作者，而是变成了资本的“附庸”，编剧这个职业不再设有准入资质和门槛。
在这场艺术与资本的碰撞中，谁掌握了资本，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在往后的十几年里，编剧越来越被排除在外，越来越被边缘化。
搜索近年来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电影的信息，随便点开两部，以《疯狂的石头》《我不是药神》为例，可以看到，关于电影的介绍，从基本信息到演职员表，再到获得了多少奖，总共有将近几十页的篇幅，顺着电影的介绍点开导演的相关信息，篇幅也有七八页，然而当在众多的信息中好不容易找到编剧那栏，复制粘贴搜索这个编剧，他的信息却只有寥寥一两页。
虽然影视行业中还是会设有一些编剧奖项，但还是不够。对于观众来说，没有人认识张承是谁，岳小军是谁，也没有人认识韩家女是谁，钟伟是谁。更何况在他们的名字之后，还缀着导演宁浩、文牧野的名字。在“名导演”的光环下，人们几乎看不到编剧。
观众只知道，一部电影好看，是导演拍的好、演员演技好，“是否能吸引我、打动我”才是观众关心的;当电影不符合观众的预期，或者电影情节线不完整，讲得乱七八糟，除了吐槽演员演技堪忧、“不如旁边的台阶演技好”，更多的就是吐槽编剧，想要“给编剧寄刀片”。
资本掌握着主动权，结果有目共睹。诚然，资本对影视行业的发展有很大的益处，但实际上它是一把“双刃剑”，在资本控制下的艺术，正在慢慢失去它原本的样子。
在资本的掌控下，编剧就像是“工具人”。资本要捧演员，于是换角加戏;要迎合市场，于是不顾角色设定，启用“鲜肉流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影视作品最终的呈现效果几乎不由编剧决定，而因此导致的结果却由编剧承担。
但是编剧何其无辜，在电影筹备这一方失去了话语权，另一方还要承受来自观众的质问。一位编剧曾说，在资本的要求下，连导演都要听投资方的，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编剧，如果投资方对剧本不满意，编剧就只能改，哪怕改到“面目全非”。很多时候，编剧修改自己的剧本是很痛苦的一件事。但能不改吗？投资方连导演都可以换，更何况一个编剧。编剧作为剧本的产出者对剧本失去了话语权，反而对剧本一窍不通的投资方决定着剧本的修改与否。试问，这样产出来的剧本如何成为“佳作”？
可怕的是，在这场资本与艺术的碰撞中，影视剧的制作变得舍本逐末了起来，剧本怎么样不重要，演员好看就行了，能吸睛、能赚钱，作品的艺术风格与呈现效果资本并不在乎，在这场博弈中，“受伤”的总是夹在观众与资本之间的编剧。
好编剧都去哪里了？
一个好的电视剧的剧本创作，创作周期至少需要八个月，甚至两三年，但在资本“大干快上”的生产惯性下，很多有良知的编剧为了保证作品质量，只能减少创作。显然这与资本的要求并不相符。而在IP改编盛行的浪潮中，老牌编剧仿佛被“逐出”门外，好的编剧有自己的操守和职业道德，他们要么与固定的大导演合作，要么自己当起了制片人或导演，并不参与市场化的创作。
编剧九枚玉在谈及自己的创作过程时说：“自己每写一部戏，前期至少要准备两年时间，做大量的人物访谈及行业内采访调查、素材收集整理等工作，然后才能进入真正的写作环节。一集戏最后总成稿字数是15000字～20000字，一部戏要写三四十集，基本上有七八遍的修改。”
在老牌编剧还在挣扎是否继续创作时，很多刚从校园出来的青年编剧，墓地发现社会和他们想象的不是一个样子，稿费能不能到账、会不会被骗稿骗创意、有没有署名权，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把对戏的推敲放到了最后。
目前，更多的编剧则是面临着“生存”的问题，甲方手里握着剧本的话语权和编剧的经济命脉，剧本创作就变成了机械式的“接活儿”，此时，谁还会去为了剧本奔波采访？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影视行业进入“冷静期”，也许会有一次大的调整，编剧隐隐地变回了它本身应该有的样子，基于艺术和创作的样子。
编剧们未必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好的故事，但问题是，他们被允许写多少？写了又能被执行多少？过去的辉煌终究属于过去，但值得庆幸的是，总是还有无数的编剧，心怀艺术与理想，在这场艺术与资本的博弈中，潜心创作，坚持着最初的理想，回归艺术创作本身，期待着创作出一部优秀的作品来。也许等到社会的浮躁、资本的干涉褪去，编剧真真正正受人尊重了，国产影视剧才会崛起，而不是在夹缝中求取生存。
编剧：影视剧灵魂的塑造者
影视剧的灵魂在于剧本，而剧本的灵魂，在于编剧的艺术创作。著名编剧王朔在成为编剧之前，是一名作家。上世纪80年代，王朔的创作热情高涨，写出了大量小说，成为他日后走上编剧道路的重要基石，在那个纯粹的年代，曾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影视剧作品，他的小说为那个年代的影视剧作品提供了大量难能可贵的文本。
“编剧”这个职业，说到底是一种文学，种艺术。说一名编剧能成就一代导演，也许一点也不夸张。
早期，著名导演冯小刚也只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一名美工师，一次偶然的机会，与王朔一起合写了《编辑部的故事》，因而走人大众的视线，冯小刚早期的电影中，也一直有着王朔的身影。在冯小刚的电影《私人订制》中，王朔作为编剧，“订制人生”的概念让人拍案叫绝。
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也开启了导演姜文的电影之路，并成就了他的电影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赵宝刚把王朔的小说《过把瘾就死》拍成了电视剧，自此开启了事业的“春天”。
王朔之于众多导演，就像叶大鹰所说：“王朔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旗帜。”
一个好的编剧至关重要，对知名导演来说也是如此。陈凯歌在拍《霸王别姬》之前，遭遇了事业的低谷期，急需一部好电影来重获投资方的信赖，他拿着《霸王别姫》找到芦苇，希望芦苇能担任编剧，芦苇一口答应，只提了一个要求：“你一个字儿别动，我来写”。改编过后的《霸王别姬》情节更加丰富，人物更加生动立体。正是因为芦苇，《霸王别姬》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甚至成为陈凯歌导演生涯的最高峰。
一个好的编剧，能为故事铺上厚厚的背景基石，任何一部优秀的电影或电视剧，都离不开编剧在其中的辛勤耕耘与艺术创作。编剧之于影视剧，就好像山西人吃饺子要蘸醋，否则，是“没有灵魂”的。
黑泽明说：“弱苗是绝对得不到丰收的，不好的剧本绝对拍不出好的影片来。编剧，就是影视这座机器的中枢神经。”
而编剧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有关于“艺术”的角色，直到资本掺和了进来。
艺术与资本碰撞中的编剧
如果中国的影视行业像之前那样发展下去，编剧潜心创作，导演认真拍摄，影视剧作品本该再上一个台阶，但是，没有人能“抵挡得了资本的浪潮”，艺术也不例外，当艺术被打上了资本的标签，一切就都不一樣了。
2009年10月，华谊兄弟正式在A股挂牌，成为第一个在国内上市的影视公司。上市第一天，华谊兄弟股价就由发行价的28.58元飙升至91.80元，暴涨221%。
这一结果，对资本来说，自然是喜不自胜，而对编剧来说，这一年，似乎是编剧行业发生巨变的一年。编剧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创作者，而是变成了资本的“附庸”，编剧这个职业不再设有准入资质和门槛。
在这场艺术与资本的碰撞中，谁掌握了资本，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在往后的十几年里，编剧越来越被排除在外，越来越被边缘化。
搜索近年来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电影的信息，随便点开两部，以《疯狂的石头》《我不是药神》为例，可以看到，关于电影的介绍，从基本信息到演职员表，再到获得了多少奖，总共有将近几十页的篇幅，顺着电影的介绍点开导演的相关信息，篇幅也有七八页，然而当在众多的信息中好不容易找到编剧那栏，复制粘贴搜索这个编剧，他的信息却只有寥寥一两页。
虽然影视行业中还是会设有一些编剧奖项，但还是不够。对于观众来说，没有人认识张承是谁，岳小军是谁，也没有人认识韩家女是谁，钟伟是谁。更何况在他们的名字之后，还缀着导演宁浩、文牧野的名字。在“名导演”的光环下，人们几乎看不到编剧。
观众只知道，一部电影好看，是导演拍的好、演员演技好，“是否能吸引我、打动我”才是观众关心的;当电影不符合观众的预期，或者电影情节线不完整，讲得乱七八糟，除了吐槽演员演技堪忧、“不如旁边的台阶演技好”，更多的就是吐槽编剧，想要“给编剧寄刀片”。
资本掌握着主动权，结果有目共睹。诚然，资本对影视行业的发展有很大的益处，但实际上它是一把“双刃剑”，在资本控制下的艺术，正在慢慢失去它原本的样子。
在资本的掌控下，编剧就像是“工具人”。资本要捧演员，于是换角加戏;要迎合市场，于是不顾角色设定，启用“鲜肉流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影视作品最终的呈现效果几乎不由编剧决定，而因此导致的结果却由编剧承担。
但是编剧何其无辜，在电影筹备这一方失去了话语权，另一方还要承受来自观众的质问。一位编剧曾说，在资本的要求下，连导演都要听投资方的，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编剧，如果投资方对剧本不满意，编剧就只能改，哪怕改到“面目全非”。很多时候，编剧修改自己的剧本是很痛苦的一件事。但能不改吗？投资方连导演都可以换，更何况一个编剧。编剧作为剧本的产出者对剧本失去了话语权，反而对剧本一窍不通的投资方决定着剧本的修改与否。试问，这样产出来的剧本如何成为“佳作”？
可怕的是，在这场资本与艺术的碰撞中，影视剧的制作变得舍本逐末了起来，剧本怎么样不重要，演员好看就行了，能吸睛、能赚钱，作品的艺术风格与呈现效果资本并不在乎，在这场博弈中，“受伤”的总是夹在观众与资本之间的编剧。
好编剧都去哪里了？
一个好的电视剧的剧本创作，创作周期至少需要八个月，甚至两三年，但在资本“大干快上”的生产惯性下，很多有良知的编剧为了保证作品质量，只能减少创作。显然这与资本的要求并不相符。而在IP改编盛行的浪潮中，老牌编剧仿佛被“逐出”门外，好的编剧有自己的操守和职业道德，他们要么与固定的大导演合作，要么自己当起了制片人或导演，并不参与市场化的创作。
编剧九枚玉在谈及自己的创作过程时说：“自己每写一部戏，前期至少要准备两年时间，做大量的人物访谈及行业内采访调查、素材收集整理等工作，然后才能进入真正的写作环节。一集戏最后总成稿字数是15000字～20000字，一部戏要写三四十集，基本上有七八遍的修改。”
在老牌编剧还在挣扎是否继续创作时，很多刚从校园出来的青年编剧，墓地发现社会和他们想象的不是一个样子，稿费能不能到账、会不会被骗稿骗创意、有没有署名权，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把对戏的推敲放到了最后。
目前，更多的编剧则是面临着“生存”的问题，甲方手里握着剧本的话语权和编剧的经济命脉，剧本创作就变成了机械式的“接活儿”，此时，谁还会去为了剧本奔波采访？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影视行业进入“冷静期”，也许会有一次大的调整，编剧隐隐地变回了它本身应该有的样子，基于艺术和创作的样子。
编剧们未必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好的故事，但问题是，他们被允许写多少？写了又能被执行多少？过去的辉煌终究属于过去，但值得庆幸的是，总是还有无数的编剧，心怀艺术与理想，在这场艺术与资本的博弈中，潜心创作，坚持着最初的理想，回归艺术创作本身，期待着创作出一部优秀的作品来。也许等到社会的浮躁、资本的干涉褪去，编剧真真正正受人尊重了，国产影视剧才会崛起，而不是在夹缝中求取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