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拔奇，又名邓岗、滕柏、伯奇、白希，1903年6月生于广西怀集县（今属广东）甘酒乡永富村。1917年考入县立中学，14岁的他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次年开始投身爱国运动。1922年秋，考人厦门大学，攻读法律，参加雷经天等学生运动领袖组织开展的革命活动，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4年7月，邓拔奇离开厦门赴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由团员转为党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广西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春，邓拔奇到广东省广宁县开展青年工作。同年6月23日，邓拔奇参加广州各界群众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面对敌人的枪弹扫射，他临危不惧，奋力抢救遇难同胞。同年8月，受团广东区委委派，邓拔奇担任广宁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广宁团支部改组为共青团广宁地方执行委员会后，邓拔奇担任书记。同年冬，邓拔奇回广西怀集领导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在他的家乡永富村成立永富村农民协会。
　　1926年1月，邓拔奇考取莫斯科中山大学，未就读。1927年4月，邓拔奇到共青团广东区委工作。5月，邓拔奇潜赴梧州，根据上级指示，和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廖梦樵等在梧州成立中共广西地委，廖梦樵任书记，邓拔奇任委员兼团广西地委书记。中共广西地委先属广东区委领导，8月后属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机关在梧州。9月，该机关被敌人破坏。10月，廖梦樵书记和一名组织部部长被杀害。同月底，邓拔奇转移到广西桂平、武宣、平南三县农村活动，汇合地委委员宁培瑛等，在桂平县（今桂平市）白额、烂泥两个村重建广西地委，邓拔奇任书记，继续领导广西革命斗争。
　　白额、烂泥这两个村位于大藤峡山区，与武宣县境相邻，明清时期曾是大藤峡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队伍的据点。关于地委当时的生活，1928年5月的《广西特委工作报告》中提及：“自去年九月以后，广西党没有经费，各地负责同志没有饭吃。”
　　1927年4月，直接指导武宣县革命工作的地委委员林培斌在容县被捕后牺牲;7月，中共武宣支部书记翁尧年第一次被捕，经东乡区农军当场武装施救得以释放。10月，邓拔奇转移到武宣农村活动，发现翁尧年已经暴露，于是地委讨论决定由潘业俊接替翁尧年任中共武宣地方组织负责人。
　　在营救翁尧年时，中共武宣支部办公地点——东乡街刘氏宗祠暴露了，邓拔奇到武宣后，便将办公及会议地点转移到石崖村潘业俊家炮楼顶层。办公新址距旧址3千米，远离街区和国民党区团局驻地。
　　中共中央南方局1927年10月强调，广西地委要建立县、市委，改变一县建一个支部的状况，要尽力吸收农民骨干入党。邓拔奇意识到任务重、时间紧，当即着手在武宣进一步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建立武宣土地革命根据地。
　　1927年秋冬，武宣县已经建立有6个区43个乡的农协会组织、2个区的农军武装。在1926年林培斌指导成立的中共武宣支部的基础上，邓拔奇再发展一批血气方刚的农民协会骨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组建中共东乡区委及区委下属若干个村支部，组建中共武宣县委及县委直属支部。因为翁尧年已暴露（一年后第二次被捕牺牲），所以广西地委指派东乡区农协会宣传委员潘业俊出任县委书记。
　　1928年5月1日，邓拔奇书记在《广西特委工作报告》中向中共中央书面汇报这一时期的党建工作：“有桂平、平南、武宣、贵县、容县县委五个，梧州市委一个。委员都是由特（地）委指派……武宣有东乡区委其中各县均有直属支部，各支部、区委负责同志均以用民主或召集大会改选，各区都有负责同志到各支部去轮流经常召集支部会议……又因农村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厉，代表大会尚未召集，故县委也未改选。”
　　武宣县委的改选却是特例，可以说是东乡暴动的缘故
　　中共广西地委机关迁桂平农村后，执行南方局关于发动广西农村武装暴动的指示，决定在武宣及邻县平南、桂平北部加紧组织暴动，反抗清乡，并且派遣几人枪到武宣东乡活动。
　　1928年1月5日，邓拔奇在潘家炮楼顶层召开党员会议，传达广西地委关于武装暴动的决定，定于1月9日至12日在广西武（宣）平（南）桂（平）三县农民协会军事委员会辖区举行暴动;1月9日桂平农军在新圩、武宣农军在东乡同时暴动，邓拔奇书记坐镇东乡总指挥。
　　东乡暴动的目标，是夺取长塘乡军阀、地主陈顺卿家50多支步枪，以武装地委的农民赤卫队。潘业俊在5日的会议上将责任落实到人，分配党员朱文拔负责购买火药、红色标志布、标语纸，分配长塘乡农会执委、乡农军队长陈廷赞负责侦察敌情并作内应等。
　　暴动前夜即8日当晚，邓拔奇再次召集党员会议，检查东乡暴动准备事宜。
　　清点应到会人员时，发现陈廷赞同志缺席。他为什么未到，是临阵动摇，还是别的原因？他侦察到什么敌情，内应准备如何，领任务回去整整3天，却无任何口信回复。
　　因了这一突发情况，邓拔奇宣布中止暴动，改组选举中国共产党武宣县委员会，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暴动的领导权威。会议选举潘业俊为中共武宣县委书记。
　　1月24日，广西地委改为广西特委，邓拔奇任特委书记。
　　2月间，潘业俊进一步落实邓拔奇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部署，召开东乡区农民代表会议，决定抢夺区团局把持的圩场众秤給农协会掌管。此事触怒了反动派，敌武宣县县长唐熙年于2月26日连夜急电，请派梧州警备司令部直属第二团支援镇压。2月29日，唐熙年等带60多名团丁到东乡，抓走农民协会管秤人黄亚苟、刘和隆，激起农民公愤。在邓拔奇指示下，武宣县委发动农军武装1000多人包围东乡圩两昼夜，再掀暴动高潮，惜功亏一篑。
　　邓拔奇在《广西特委工作报告》一文写道：“当日民团的武装仅60余杆，当地又无防军，如果坚决干下去当然可以获得相当的胜利，只因当地负责同志犹疑，和缓了农民斗争的勇气，结果涣散了，反遭敌人军队搜捕4个同志、6个农友。”该报告还提及桂平、平南、贵县、东兰、凤山等地暴动和兵士运动。
　　1928年6月，广西特委扩大会议在贵县（今贵港市港北区）召开，邓拔奇主持并代表特委做报告。中共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代表恽代英到会指导，代表广东省委指定朱锡昂、邓拔奇等7人为特委常委，朱锡昂为书记。 　　7月，邓拔奇到懷集、贺县（今贺州市八步区）、钟山、玉林、梧州指导工作。
　　8月，广西特委调武宣县委书记潘业俊到容县，任容县临时县委书记，潘业俊改名潘异凡。同月，邓拔奇赴上海向中央报告广西工作，自此不再直接指导武宣土地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9月中句，邓拔奇从上海回到广西梧州;22日，在广西特委扩大会上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广西斗争的指示，改组特委为临时省委，主持工作。
　　11月29日，临时省委被破坏，邓拔奇脱险，到怀集、桂林、贵县等地巡视工作，后与朱锡昂在玉林重建临时省委机关。
　　1929年1月，广西临时省委改为省委，邓拔奇任省委委员。2月，邓拔奇受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年秋，中共中央电令他回国参加广东省委工作。
　　1930年9月上旬，邓拔奇与吴西从香港到南宁吴圩七坡村，成立吴圩区劳农会。同月，中央南方局任命邓拔奇为代表，到右江苏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30日，与黄晖、吴西赶到红七军驻地平马镇（现田东县城）。
　　10月2日，邓拔奇在红七军前委会议上传达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地的命令。会议决定执行中央命令。会后，邓拔奇和邓小平等率部向河池集结。
　　11月7日，红七军第次党代会在河池凤仪小学召开，邓拔奇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传达党中央命令。不久，邓拔奇与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率红七军从河池北上，艰苦转战于桂黔湘边。
　　鉴于军情严峻，红七军在1931年1月2日攻占广西全县（今全州）县城后，邓小平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桂林的冒险计划转向粤湘赣边发展，以期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会师。邓拔奇同意。会后，邓拔奇和陈豪人由桂林经香港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后来，邓拔奇对自己贯彻“立三路线”而给革命造成的损失表示“要负很大的责任”，表现了他勇于自我批评、修正错误的品质。
　　1931年2月2日，邓拔奇任广西省委秘书长。3月29日，广东省委改为两广省委，邓拔奇任省委委员。5月6日，两广省委派邓拔奇去广西右江巡视，指导广西特委工作。
　　1932年春，邓拔奇奉命回香港汇报广西工作。不久，两广省委调他去广东东江工作，任东江特委组织干事和秘书。这年10月10日，特委在广东普宁县（今普宁市）田土乾村开会，7时30分，会议刚开始即遭敌包围，时年29岁的邓拔奇与另外两位特委领导在突围中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