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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突尼斯总统凯斯·赛义德任命娜杰拉·布登·拉马丹为新总理，结束了该国自2021年7月25日以来总理空缺的状态。拉马丹成为突尼斯乃至阿拉伯世界的首位女总理。赛义德总统称，这一任命具有“历史性”意义。这既体现出他对突尼斯女性领导力的重视，也显示出期待新总理带领突尼斯走出当前困局的迫切和希冀。
突尼斯在保障女性权益、提升女性社会地位方面一直走在阿拉伯国家前列。早在20世纪初，突尼斯著名思想家、改革家及民族解放英雄塔希尔·哈达德便积极推动女性赋权。在他的思想启蒙下，突尼斯涌现出多个女性主义组织，在国家民族解放斗争中发挥出女性的力量与价值。
1956年，突尼斯获得独立，此后的历届领导人都重视保障女性权益，提高女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1959年，突尼斯宪法规定，女性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结党结社权等政治权力。突首任总统布尔吉巴执政期间，政府也曾资助一些关键领域的优秀女性留学深造，并鼓励她们归国后投身国家建设。第二任总统本·阿里执政后，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女性参政比例逐渐增加。2010年时，突尼斯女性担任政府职员和地方议会成员比例都接近四分之一，部分女性官员还被派往非洲经济委员会、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任职。
自2011年“茉莉花革命”发生至今，突尼斯处于“民主转型”时期，女性参政机会进一步扩大。2018年7月，属于突尼斯温和派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的苏阿黛·阿卜杜勒·哈伊姆当选突尼斯首都首任女市长。今年，突尼斯也产生了首位女总理，其25名内阁成员中包括九位女性，占比超过三分之一。以上都显示出突尼斯女性社会地位与政治参与的不断提升，该国已成为阿拉伯世界提升女性社会地位的突出力量。
首先，突尼斯亟需结束内阁空缺状态。7月25日，突尼斯多地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民众抗议时任政府在抗击疫情、改善经济等方面应对不力，要求解散政府和议会，提前举行选举。赛义德总统于是宣布解除时任总理迈希希职务，暂停议会活动，取消所有议员的豁免权，后又陆续罢免国防部长、司法部长等多名政府高官。在此后两个多月里，总理及内阁一直处于空缺状态，总统因此受到部分民众诟病，该状态不利于国家稳定。因此，赛义德总统在任命新总理时甚至表示，希望她能在“几小时或几天内”拟定新内阁成员名单，“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时间”。
其次，新总理自身条件符合民众偏好，有助于争取更广泛的民众支持。一是她的女性身份有助于政府争取“另外半边天”的支持。二是新总理家乡在突地位超然，易得民众好感。拉马丹来自被突尼斯人奉为朝觐圣地的历史名城凯鲁万，该地甚至有“突尼斯麦加”之称。凯鲁万人在突国内是公认的朴实忠厚，尤其得到伊斯兰派别的信赖。三是身为技术型政治“素人”，拉马丹符合突民众当前偏好。“茉莉花革命”后突尼斯一直转型艰难，主要原因是政府治理腐败无效和改善经济无能，这导致大部分突民众不再相信政治人物。2019年赛义德总统胜选的重要原因便是他没有任何从政经历，被民众视为“干净”的政治“素人”。而拉马丹是地质学家，此前在突尼斯高校任教。
第三，打压“复兴运动”，促进国家世俗化。“复兴运动”在“茉莉花革命”后异军突起，2016年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派，2019年其领导人拉希德·格努希也当选了议长。同年10月，赛义德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当选总统后，致力于推行促进国家世俗化的政策，并逐渐获得军方支持。2020年7月，赛义德任命迈希希为总理，后者虽不属于任何政党，但得到“复兴运动”的支持。2021年以来，总统与总理间矛盾不断扩大和公开化，直至赛义德总统解除迈希希职务。而新总理拉馬丹是女性也是世俗派人士，这体现出总统对“复兴运动”的进一步打压倾向。
2021年9月29日，突尼斯总统凯斯·赛义德任命娜杰拉·布登·拉马丹为新总理。拉马丹成为突尼斯乃至阿拉伯世界的首位女总理。
首先，突尼斯的经济困境多年难解。在过去十年中，突尼斯经济一直处于颓势，民众生活困窘。2020年，突尼斯经济的负增长率高达8.9%，此前九年其平均经济增速也仅为1.5%左右，而通货膨胀率长期保持在6%左右，失业率高达30%以上。在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下，突尼斯今年的经济情况恐将持续萎缩。
其次，突政治制度对政府领导力多有限制。当前，突尼斯总统、总理、议会三权分立，这不仅无助于政府形成统一领导力，反而导致三方博弈，成为领导力弱化的张力。突议会的内部矛盾分歧就是突尼斯政权碎片化的缩影。议会由多个政党组成，但却没有任何政党占据超过四分之一的席位。各党派在国家发展问题上莫衷一是，难以形成合力。
再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今年以来，突尼斯疫情呈恶化趋势。单日新增病例数多在3000以上，峰值时曾高达9000多例，病死率一度高居非洲国家首位。这对作为该国经济支柱产业的旅游业造成严重冲击。突尼斯曾是中东与非洲地区的医疗“高地”，疫情之下却成为地区感染率、死亡率居于前列的国家。民众对此严重不满，政府因此广受诟病，经济难有起色。
最后，内外安全威胁不容忽视。从突国内层面看，在过去十年里，突尼斯由于经济长期衰退导致民生维艰而成为极端分子产出的“温床”。有数据显示，“伊斯兰国”中突尼斯籍成员数量占很大比重。从地区层面看，突尼斯被地区国家动荡局势包围。一是东面邻国利比亚局势严重威胁突国家安全。利比亚经历十年动荡乱局后，催生出大量极端恐怖分子隐匿于北非多国的沙漠地带。此外，由于利比亚将于今年底或明年初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内部博弈激烈，前景不容乐观，对突安全威胁或将升级。二是西面邻国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正经历断交危机，这将加剧地区动荡风险。此外，长期以来，非洲多国难民与非法移民都将突尼斯作为中转地，伺机偷渡进入欧洲。他们的存在也给突尼斯国内带来安全风险。
“茉莉花革命”结束至今，突尼斯多次经历政局变动。然而，最初诉求仍未实现，民生日益艰辛。在此情况下，资深政治家不被信任，政治“素人”治国应运而生。当前，突尼斯正处于“国家陷入多方困局，民众对政府不满导致政局动荡，困局随之加剧”的恶性循环中。因此，拉马丹将面临严峻挑战。然而，无论如何，突尼斯都开创了阿拉伯世界女性高级别参政先河，对其所在地区女性权益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
“阿拉伯女性中心”
突尼斯在保障女性权益、提升女性社会地位方面一直走在阿拉伯国家前列。早在20世纪初，突尼斯著名思想家、改革家及民族解放英雄塔希尔·哈达德便积极推动女性赋权。在他的思想启蒙下，突尼斯涌现出多个女性主义组织，在国家民族解放斗争中发挥出女性的力量与价值。
1956年，突尼斯获得独立，此后的历届领导人都重视保障女性权益，提高女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1959年，突尼斯宪法规定，女性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结党结社权等政治权力。突首任总统布尔吉巴执政期间，政府也曾资助一些关键领域的优秀女性留学深造，并鼓励她们归国后投身国家建设。第二任总统本·阿里执政后，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女性参政比例逐渐增加。2010年时，突尼斯女性担任政府职员和地方议会成员比例都接近四分之一，部分女性官员还被派往非洲经济委员会、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任职。
自2011年“茉莉花革命”发生至今，突尼斯处于“民主转型”时期，女性参政机会进一步扩大。2018年7月，属于突尼斯温和派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的苏阿黛·阿卜杜勒·哈伊姆当选突尼斯首都首任女市长。今年，突尼斯也产生了首位女总理，其25名内阁成员中包括九位女性，占比超过三分之一。以上都显示出突尼斯女性社会地位与政治参与的不断提升，该国已成为阿拉伯世界提升女性社会地位的突出力量。
本次总理任命的多重考量
首先，突尼斯亟需结束内阁空缺状态。7月25日，突尼斯多地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民众抗议时任政府在抗击疫情、改善经济等方面应对不力，要求解散政府和议会，提前举行选举。赛义德总统于是宣布解除时任总理迈希希职务，暂停议会活动，取消所有议员的豁免权，后又陆续罢免国防部长、司法部长等多名政府高官。在此后两个多月里，总理及内阁一直处于空缺状态，总统因此受到部分民众诟病，该状态不利于国家稳定。因此，赛义德总统在任命新总理时甚至表示，希望她能在“几小时或几天内”拟定新内阁成员名单，“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时间”。
其次，新总理自身条件符合民众偏好，有助于争取更广泛的民众支持。一是她的女性身份有助于政府争取“另外半边天”的支持。二是新总理家乡在突地位超然，易得民众好感。拉马丹来自被突尼斯人奉为朝觐圣地的历史名城凯鲁万，该地甚至有“突尼斯麦加”之称。凯鲁万人在突国内是公认的朴实忠厚，尤其得到伊斯兰派别的信赖。三是身为技术型政治“素人”，拉马丹符合突民众当前偏好。“茉莉花革命”后突尼斯一直转型艰难，主要原因是政府治理腐败无效和改善经济无能，这导致大部分突民众不再相信政治人物。2019年赛义德总统胜选的重要原因便是他没有任何从政经历，被民众视为“干净”的政治“素人”。而拉马丹是地质学家，此前在突尼斯高校任教。
第三，打压“复兴运动”，促进国家世俗化。“复兴运动”在“茉莉花革命”后异军突起，2016年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派，2019年其领导人拉希德·格努希也当选了议长。同年10月，赛义德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当选总统后，致力于推行促进国家世俗化的政策，并逐渐获得军方支持。2020年7月，赛义德任命迈希希为总理，后者虽不属于任何政党，但得到“复兴运动”的支持。2021年以来，总统与总理间矛盾不断扩大和公开化，直至赛义德总统解除迈希希职务。而新总理拉馬丹是女性也是世俗派人士，这体现出总统对“复兴运动”的进一步打压倾向。
新总理执政仍面临多重挑战
首先，突尼斯的经济困境多年难解。在过去十年中，突尼斯经济一直处于颓势，民众生活困窘。2020年，突尼斯经济的负增长率高达8.9%，此前九年其平均经济增速也仅为1.5%左右，而通货膨胀率长期保持在6%左右，失业率高达30%以上。在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下，突尼斯今年的经济情况恐将持续萎缩。
其次，突政治制度对政府领导力多有限制。当前，突尼斯总统、总理、议会三权分立，这不仅无助于政府形成统一领导力，反而导致三方博弈，成为领导力弱化的张力。突议会的内部矛盾分歧就是突尼斯政权碎片化的缩影。议会由多个政党组成，但却没有任何政党占据超过四分之一的席位。各党派在国家发展问题上莫衷一是，难以形成合力。
再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今年以来，突尼斯疫情呈恶化趋势。单日新增病例数多在3000以上，峰值时曾高达9000多例，病死率一度高居非洲国家首位。这对作为该国经济支柱产业的旅游业造成严重冲击。突尼斯曾是中东与非洲地区的医疗“高地”，疫情之下却成为地区感染率、死亡率居于前列的国家。民众对此严重不满，政府因此广受诟病，经济难有起色。
最后，内外安全威胁不容忽视。从突国内层面看，在过去十年里，突尼斯由于经济长期衰退导致民生维艰而成为极端分子产出的“温床”。有数据显示，“伊斯兰国”中突尼斯籍成员数量占很大比重。从地区层面看，突尼斯被地区国家动荡局势包围。一是东面邻国利比亚局势严重威胁突国家安全。利比亚经历十年动荡乱局后，催生出大量极端恐怖分子隐匿于北非多国的沙漠地带。此外，由于利比亚将于今年底或明年初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内部博弈激烈，前景不容乐观，对突安全威胁或将升级。二是西面邻国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正经历断交危机，这将加剧地区动荡风险。此外，长期以来，非洲多国难民与非法移民都将突尼斯作为中转地，伺机偷渡进入欧洲。他们的存在也给突尼斯国内带来安全风险。
“茉莉花革命”结束至今，突尼斯多次经历政局变动。然而，最初诉求仍未实现，民生日益艰辛。在此情况下，资深政治家不被信任，政治“素人”治国应运而生。当前，突尼斯正处于“国家陷入多方困局，民众对政府不满导致政局动荡，困局随之加剧”的恶性循环中。因此，拉马丹将面临严峻挑战。然而，无论如何，突尼斯都开创了阿拉伯世界女性高级别参政先河，对其所在地区女性权益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