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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制改革迎来20周年之际，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
2014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会议明确表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重点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分别是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和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
中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仍存在政府间责权划分不够清晰、支出管理有待强化、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不到位等问题。眼下颇受关注的地方债风险、“土地财政”等现象，也与此相关。
财税体制改革被视为中国改革路上难啃的“硬骨头”，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难题的破解都与之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学界的共识是，财税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主线索。
把预算分配权关进制度的笼子
财税体制改革中，民众最为关心的要数预算管理制度。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炜光认为此次公报中“透明预算”的提法给出很大的改革空间。
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
会议指出，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现有效监督，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
“这点中了要害。”李炜光说，“为什么公共财政必须透明？因为政府花的钱不是自己的，（大部分）是征税来的钱，你用别人的钱来办事，人家看着你怎么收、怎么花，有什么不对的？”
李炜光指出，学者们以往谈预算都不敢奢望“透明”，认为“公开”就不错了。但公开预算只是一个手段，有时候政府亮了账本、亮了报表，或者公布一部分，就算公开了。“透明预算是符合法治政府要求的，也是一个基本要求。”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制度，旨在进一步硬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现有效监督，提高资金效益，真正把预算分配权关进制度的笼子，使政府预算在阳光下运行。
政府“钱袋子”关系13亿多人的福祉。近年来，建立“四本预算”、推进预算公开、规范转移支付、地方债自发自还……预算改革不断推进，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改革方向日渐清晰。
目前，各省纷纷成立省内财税改革小组，除了密切跟踪中央财税体制改革措施，研究省内改革政策之外，在中央总体方案未公布的前提下，推进省内预算管理改革是为数不多可操作的事项。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表示，预算是财税体制中非常核心的内容，推进预算的公开透明，才能减少各种利益寻租机会，减少腐败。但预算公开的工作也并不简单。
近期审计署针对中央企业，中央各部委，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批量审计报告，如违规建设楼堂馆所或超标准占用办公用房，财政资金的虚报冒领，矿产资源转让中不当利益等问题，都需要预算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表示，财政资金分配中，不少人反映部门裁量权过大，就是因为预算计划不够详细。资金分配中，不能说去年是多少，今年就要在去年基础上更多。资金分配要加强监督，人大、媒体、公众都应该参与进来。
调整“央地关系”无可回避
深化财税改革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重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
“营业税改增值税后，中央和地方收入如何分配，地方财政收入如何保证成为当下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研究员张德勇分析称，从此前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一直认为其财力不能够满足正常的需要，因此在有些地区出现较大规模的地方举债。未来应该从两个方面来改革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即中央应当上收一部分支出责任，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同时给地方增加一定的财力。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协会常务副秘书长代鹏表示，财政资金从目前的体制上来看，除了分税制给地方政府提供一部分资金以外，相当一部分资金是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给地方政府提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包括整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盘子进行必要的切割，使得一部分财政的权利，真正和地方所承担的公共事业、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权利相联系，可能还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跑部钱进”的行为。
“如果眼下不解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关系的调整，地方政府还是在现有的政绩考核机制下面，过度从追求事权的过程当中实现自己政绩的话，会牵涉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进一步分析称，即融资能力受到了土地财政的约束，很有可能地方政府会利用现有的灰色金融体系，绕过国家房地产监管继续解决资金的问题，这反而不利于我们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所以中央财税体制一定要改变。
孙立坚进一步呼吁，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就是要解决过去地方政府先盖楼，后倒逼中央政府掏钱的顽疾，建立硬约束的体制。
目前，对于基础养老、环保、跨区域治理、司法、食品监督等事权，业界多有共识，认为应该更多由中央政府来承担。
东部发达省份一位财税系统官员对于此轮财税改革，在不同场合曾表达，希望中央能给地方一些小税种的权力。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指出，税收权力会集中在中央，部分“税权”下放可提高地方积极性，但也需要考虑是否会造成地方疯狂的“恶性竞争”，需要平衡好这两方面因素。
随着营改增的推进，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营业税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统一为增值税后，是否要适用统一的增值税央地分配规则，是否要相应调整其他税种的分配：目前尚未有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带来今年最大改革红利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如果财政政策能够切实发力，将有助于破解经济迷局，而财税改革的全面推进或带来今年最大的改革红利。 从长远来看，财税改革是全面推进改革的重中之重。财税改革的三大领域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为经济改革，也涉及到民生问题与政府职能转变，是诸多改革能否有效推行的重要保障。正如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所提出，财税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
例如，财税改革的加快有助于缓解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资金困境。早前召开的深改组第三次会议将财税与户籍列为重点，正是出于切实推进以人为本城镇化的考虑。要知道，当前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亿人，全国留守儿童超过6000万人，城乡流动儿童超过3500万人，向上述人群提供与城镇市民均等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显然存在庞大资金缺口。若想化解资金困境，财税改革特别是理顺中央地方财权与事权必须提速。
在金融改革全面推进之时，加快财税改革对于防范金融经济风险也越来越重要。可以看到，在众多改革的贯彻实施之中，金融改革可谓领先一步。毫无疑问，金融改革的快速推进有利理顺资金价格形成，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也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但如果财政改革、国企改革等领域不能有效推进，大量预算软约束部门存在不仅推高了社会融资成本，让中小企业步履维艰。同时，也导致大量僵尸企业出现，降低了经济活力，加大了金融风险。
地方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带来的突出后果，一是诸多政府基金向企业伸手尽乎于荒诞，譬如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等等，巧立名目让人无可奈何；二是企业“费负”重到常人难以理喻，在最高年份，全国主要由企业“贡献”的政府基金年征收总额，相当于当年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四成；三是过重“费负”必导致大量资本逃离实体经济，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无端平添产业升级阻力和成本。
要想从治本层面真正把企业“费负”降下来，必须对已施行20年的“分灶吃饭”财税作大修大补，按中央与地方所担当的实际责任多少，重新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使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大致匹配，
沈建光认为，财政政策发挥作用，财税改革加速推进，对于当前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都是至关重要的，可谓是化解当前经济困局的关键。值得肯定的是，决策层对财政的重要意义已经明确，伴随着支出加大、对财税改革顶层设计的通过，财政过紧、改革滞后的状况有望改变。“在此之上，如果改革与微刺激能够同时发力，下半年中国经济有望扭转向下的趋势，达到或接近7.5%的政府目标。”
（本刊据《21世纪经济报道》、《证券日报》等整理）
2014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会议明确表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重点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分别是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和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
中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仍存在政府间责权划分不够清晰、支出管理有待强化、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不到位等问题。眼下颇受关注的地方债风险、“土地财政”等现象，也与此相关。
财税体制改革被视为中国改革路上难啃的“硬骨头”，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难题的破解都与之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学界的共识是，财税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主线索。
把预算分配权关进制度的笼子
财税体制改革中，民众最为关心的要数预算管理制度。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炜光认为此次公报中“透明预算”的提法给出很大的改革空间。
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
会议指出，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现有效监督，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
“这点中了要害。”李炜光说，“为什么公共财政必须透明？因为政府花的钱不是自己的，（大部分）是征税来的钱，你用别人的钱来办事，人家看着你怎么收、怎么花，有什么不对的？”
李炜光指出，学者们以往谈预算都不敢奢望“透明”，认为“公开”就不错了。但公开预算只是一个手段，有时候政府亮了账本、亮了报表，或者公布一部分，就算公开了。“透明预算是符合法治政府要求的，也是一个基本要求。”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制度，旨在进一步硬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现有效监督，提高资金效益，真正把预算分配权关进制度的笼子，使政府预算在阳光下运行。
政府“钱袋子”关系13亿多人的福祉。近年来，建立“四本预算”、推进预算公开、规范转移支付、地方债自发自还……预算改革不断推进，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改革方向日渐清晰。
目前，各省纷纷成立省内财税改革小组，除了密切跟踪中央财税体制改革措施，研究省内改革政策之外，在中央总体方案未公布的前提下，推进省内预算管理改革是为数不多可操作的事项。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表示，预算是财税体制中非常核心的内容，推进预算的公开透明，才能减少各种利益寻租机会，减少腐败。但预算公开的工作也并不简单。
近期审计署针对中央企业，中央各部委，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批量审计报告，如违规建设楼堂馆所或超标准占用办公用房，财政资金的虚报冒领，矿产资源转让中不当利益等问题，都需要预算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表示，财政资金分配中，不少人反映部门裁量权过大，就是因为预算计划不够详细。资金分配中，不能说去年是多少，今年就要在去年基础上更多。资金分配要加强监督，人大、媒体、公众都应该参与进来。
调整“央地关系”无可回避
深化财税改革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重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
“营业税改增值税后，中央和地方收入如何分配，地方财政收入如何保证成为当下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研究员张德勇分析称，从此前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一直认为其财力不能够满足正常的需要，因此在有些地区出现较大规模的地方举债。未来应该从两个方面来改革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即中央应当上收一部分支出责任，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同时给地方增加一定的财力。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协会常务副秘书长代鹏表示，财政资金从目前的体制上来看，除了分税制给地方政府提供一部分资金以外，相当一部分资金是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给地方政府提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包括整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盘子进行必要的切割，使得一部分财政的权利，真正和地方所承担的公共事业、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权利相联系，可能还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跑部钱进”的行为。
“如果眼下不解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关系的调整，地方政府还是在现有的政绩考核机制下面，过度从追求事权的过程当中实现自己政绩的话，会牵涉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进一步分析称，即融资能力受到了土地财政的约束，很有可能地方政府会利用现有的灰色金融体系，绕过国家房地产监管继续解决资金的问题，这反而不利于我们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所以中央财税体制一定要改变。
孙立坚进一步呼吁，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就是要解决过去地方政府先盖楼，后倒逼中央政府掏钱的顽疾，建立硬约束的体制。
目前，对于基础养老、环保、跨区域治理、司法、食品监督等事权，业界多有共识，认为应该更多由中央政府来承担。
东部发达省份一位财税系统官员对于此轮财税改革，在不同场合曾表达，希望中央能给地方一些小税种的权力。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指出，税收权力会集中在中央，部分“税权”下放可提高地方积极性，但也需要考虑是否会造成地方疯狂的“恶性竞争”，需要平衡好这两方面因素。
随着营改增的推进，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营业税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统一为增值税后，是否要适用统一的增值税央地分配规则，是否要相应调整其他税种的分配：目前尚未有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带来今年最大改革红利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如果财政政策能够切实发力，将有助于破解经济迷局，而财税改革的全面推进或带来今年最大的改革红利。 从长远来看，财税改革是全面推进改革的重中之重。财税改革的三大领域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为经济改革，也涉及到民生问题与政府职能转变，是诸多改革能否有效推行的重要保障。正如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所提出，财税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
例如，财税改革的加快有助于缓解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资金困境。早前召开的深改组第三次会议将财税与户籍列为重点，正是出于切实推进以人为本城镇化的考虑。要知道，当前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亿人，全国留守儿童超过6000万人，城乡流动儿童超过3500万人，向上述人群提供与城镇市民均等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显然存在庞大资金缺口。若想化解资金困境，财税改革特别是理顺中央地方财权与事权必须提速。
在金融改革全面推进之时，加快财税改革对于防范金融经济风险也越来越重要。可以看到，在众多改革的贯彻实施之中，金融改革可谓领先一步。毫无疑问，金融改革的快速推进有利理顺资金价格形成，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也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但如果财政改革、国企改革等领域不能有效推进，大量预算软约束部门存在不仅推高了社会融资成本，让中小企业步履维艰。同时，也导致大量僵尸企业出现，降低了经济活力，加大了金融风险。
地方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带来的突出后果，一是诸多政府基金向企业伸手尽乎于荒诞，譬如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等等，巧立名目让人无可奈何；二是企业“费负”重到常人难以理喻，在最高年份，全国主要由企业“贡献”的政府基金年征收总额，相当于当年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四成；三是过重“费负”必导致大量资本逃离实体经济，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无端平添产业升级阻力和成本。
要想从治本层面真正把企业“费负”降下来，必须对已施行20年的“分灶吃饭”财税作大修大补，按中央与地方所担当的实际责任多少，重新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使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大致匹配，
沈建光认为，财政政策发挥作用，财税改革加速推进，对于当前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都是至关重要的，可谓是化解当前经济困局的关键。值得肯定的是，决策层对财政的重要意义已经明确，伴随着支出加大、对财税改革顶层设计的通过，财政过紧、改革滞后的状况有望改变。“在此之上，如果改革与微刺激能够同时发力，下半年中国经济有望扭转向下的趋势，达到或接近7.5%的政府目标。”
（本刊据《21世纪经济报道》、《证券日报》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