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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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调王金虎的事情大约发生在2005年左右。那一天,应该是一个傍晚,在省府四号楼十一层我那个办公室,我问他愿意不愿意来作家协会工作,从事于创作联络方面,也就是负责与会员们的日常沟通那一块工作。听了问询后他显得有些激动,说当然是愿意的。他说其实杭州市文联很多年前也曾经要调他而他没有答应,失去机会了,这一回如能到省里来工作,那倒是好事。他的脸本来就红光满面,夕阳一反射,那张浓眉大眼的脸就更加生动。
  我说你要想好,你杭州拱墅区上塘街道文化站长虽说级别不高,但在基层,经济上七七八八的补贴可能就相当的实惠,到省级清水衙门来,收入要少掉一块,这事儿可是实实在在的,你要想好。他在听我介绍了省作协的工薪状况后说,经济肯定丢一块,而且丢一大块,但眼下自己年龄已到五十五,总不能永远当个“王站长”,许多同行的站长后来早就当这个“长”那个“长”了,有的都是区领导了,总不能我到退休了还是一个街道文化站长,这也太有点“那个”了。
  我还是劝他回去想想。五十五岁能调到省级协会确实是不容易的,这意味着工作五年后就要办退休并且要由新单位“养”起来,这对单位显然是个压力,作为书记我虽然可以提出用人议题,但是党组讨论最终通过不通过也是疑问。我说你金虎本人也该明白其中的不容易。
  几天后他有答复了,说是认真想了一想,还是不打算来了,笨嘴笨舌的,在基层可以吆五喝六,在省级机关一开口就是这文艺理论那文艺理论,就说不上嘴了,太有难度了,对此该有自知之明;可当晚,又打电话来说,再想了想,还是要来,机会实在难得,想想现在除了省作协还有什么单位肯再要他?然而,过了两天,他又面红耳赤地专程跑上门来赔不是,说一晚上睡不着想想还是不要动了,自己实在不是坐机关的料,回到家忽然又接他电话,说是下决心调了,一个人一辈子搞文化站直到办退休总归不是事情,就这样吧,破釜沉舟了。
  在我召集的党组会上,大家果然也是作了反复的斟酌,五十五的年龄毕竟是个坎儿,但是王金虎热爱文学组织工作的那股劲儿与效率却又是有目共睹的。
  我记起了十年前的他来找我。那时节我跟他还不很熟,只知道他写诗,诗写得也不是那么出类拔萃。他那天开门见山就说他与几位诗友商议了一下,有个计划,就是在他们拱墅区那儿建一个“浙江诗人之家”,经常做一些诗人聚会、联谊、采风、研讨,希望省作协能够同意并且支持。“诗人之家”,这个构想在我看来倒是个新鲜事,因为我们省作协已经有一个诗歌创作委员会,每年也有活动,但听他介绍,这个“诗人之家”并不是依作协会员的创作门类分类组织,而是自由参与,聚散更加灵活,有相对固定的场所,有“家”的味道,这设想还是有点意思的。我问经费来源怎么考虑,他说他们上塘街道的优秀企业浙江建华集团对文化建设比较重视,可以支持。我怕虎头蛇尾,问这种支持是否可以视为长效机制,他说没问题。我当时觉得,诗歌活动是个只有硬投入没有硬收益的事儿,王金虎既然有这么大的热情,那就让他试试,“浙江诗人之家”的名头就给了他吧,尽管杭州拱墅区上塘街道并不算是浙江诗歌或者浙江诗人的一个热点聚集地。
  于是下决心支持,不久就下发了省作协党组的文件,将“浙江诗人之家”作为“省作协的内设机构”予以建立。这样的批准其实是一种擦边球,避开了种种繁琐的审核登记。否则,上塘街道真还难以建立这种省级“之家”。
  后来就听说诗人之家办得很活跃,经常举办诗人雅集,还组织省市部分诗人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采风,直到扬州,创作了大量运河诗作。我也应邀参加了部分雅集,记得有一次参加的是“海峡两岸诗人中秋聚会”,金虎组织得很精彩,包括台湾中国文艺家协会理事长绿蒂在内的一大帮诗人在运河畔又吟又诵又谈又唱,尽欢而散。我后来听薛家柱老师也数次回忆这场别开生面的联谊活动,认为极有意义。
  又记得在那以后,才隔两年,金虎又跑来找我,说又是一个计划,想建立一个“浙江诗人作品陈列馆”,收集浙江当代诗人的诗集、手稿,集中陈列展示。我大惊,这可是基础建设,花钱贴本的事儿,只有政府才可能有这般的计划啊。我说地方呢?他说建华集团老总已经表态了,可以在他们的集团总部大楼专门拨出地方,而且面积还很大,足够陈列。我问,人呢?他点点自己鼻子,说他自己就顺便管理了,不用专门养人,为诗人与诗歌多干点活儿,没啥的。
  我倒再一次被他说得感动了,于是我们党组又为此议了一下,专门下发了关于建立“浙江诗人作品陈列馆”的文件,动员浙江诗人往这里送作品送手稿。记得陈列馆开幕的那一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金虎专门从北京请来的年届七旬的贺敬之老师也举着伞,认认真真站在上塘文化站前的小庭院里。我到场后猛然见着贺老当然大吃一惊,一个正部级干部来到杭州参加文学活动按规矩是要从我这个口子上报省委的啊,要由省委接待办统一安排下榻五星级宾馆的啊,按惯例还要由省委书记会见宴请一次的啊,怎么就由街道文化站与建华集团作了东道主?金虎见我吃惊连说黄书记您千万别认真,一讲您那个排场人家贺老就不来了。人家住一晚就走,不礙事的,建华集团已经安排贺老住下宾馆了,出事我负全责。我心里想,你负啥责啊,真要出了事儿还不是我作深刻检查。当然后来我又被感动了,开幕式后贺敬之老人与我们一起围坐于拱墅区街上的一家小菜馆的油乎乎的小木桌,在一张用塑料封着的小破菜单上快快乐乐点菜,吃得稀里哗啦,啥都不讲究,真是一场不拘一格的诗人之聚。我问金虎,你敢就这样招待?金虎说贺老就喜欢这样,又说你去下面县里,不也就喜欢这样?
  想想倒也是。诗歌讲究的其实就是真性情,反对装。
  记得打那以后,过了几年,金虎又来找我,一张脸又激动得通红,说看见进城打工的农民兄弟也有喜欢文学的,说应该花点力气关注打工文学,或者叫民工文学,拉他们一把是城里作家的责任,那么,能不能就成立一个“浙江民工文学创作基地”,让农民工作者有个“回家“的感觉,有个地方坐坐、聊聊。这个基地还可以办义务辅导班,上义务文学课,城里作家应该愿意辅导。他又说,要办民工文学创作基地,就可以放在上塘街道文化站,可以专门辟出一间房间。我当然又一次被感动,我这个做省作协书记的怎么就不能率先考虑到这个问题呢?   同意建立“浙江民工文学创作基地”的红头文件又下发了,老办法,仍然是作为“省作协的内设机构”。后来就听说金虎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力气,各地热爱文学的民工也根据报上刊发的简单报道一路寻到杭州拱墅区来找“娘家”,有的民工还用麻袋装来了自己平时写的诗,抖开麻袋飞出一大片雪花,诚惶诚恐问“请王金虎老师您看看这算不算是诗歌”,于是郭祥勤、西芒、麦秸等一大批民工诗人、散文作者就在这个平台上迅速起步而崭露头角了,《浙江日报》还以很大版面为他们中的佼佼者开了专栏,有的民工作家还在全国性的文学赛事中得了奖。
  我也赶紧要求省作协创联部与民工文学创作基地密切合作,趁势举办民工文学讲习班,出版民工文学作品选。我自己也根据授课安排,几次去讲习班讲课。我从心里感激心思细腻的王金虎,让我们的文学组织工作补上了这重要的一环。
  金虎心思细腻,身形却敦实,一副力大无穷的样子,因此我每每筹办浙江作家节,都请他打着“浙江作家节”大旗,走在上百号采风作家队伍的最前列,他知道这是个花力气花时间的苦差事,但每年都乐于担任,说只要需要,你就叫我,没问题。也因此,许多省内外的作家都是从“旗手”这个角度开始认识王金虎与走近王金虎的,知道这个力壮如牛的诗人踏实,不讲得失,乐于助人。
  也因此,虽然金虎五十五了,年龄条件不利,但作协党组会经过反复斟酌,还是通过了将这位有创见有干劲的杭州优秀基层文化干部调来省作协机关的人事动议。
  于是过了几天,我专门请金虎来一趟,当面向他传达了省作协党组同意调入的意见,商量具体安排。我以为金虎会喜形于色,谁知他挠头抓腮,摆出一副特别内疚的表情,说黄书记实在对不起了,我想来想去自己实在不是一块坐机关的料,现在我们拱墅区强调弘扬运河文化,我想自己这几年还是为运河文化多做一点实事为好,我也习惯这样做了。
  那天我气得差点被白开水呛着,我说金虎你真不是在开玩笑吧,他却一直红着脸,挠头抓腮,做着孙悟空的动作。直至我送他到电梯口,他还一个劲说不好意思实在是给您书记添麻烦了,一遍遍地说,一遍遍地摸自己的后脑勺。一张脸红如晚霞。
  调金虎来省作协的事情就此作罢,对这个过程我也无话可说,但是金虎的那种舍不得离开基层、对弘扬运河文化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执着,倒还真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你说这印象还能磨灭么?
  春来秋去的年岁增得快,我渐次由书记而主席而又名誉主席,直至被聘为省文史馆馆员,说得动听一点就是进入“德高望重”行列了。这样,一个如何老有所为发挥余热的课题就摆在了面前。恰是这时候,金虎又跑来找我了,连说要我去拱墅区上塘街道那边搞个工作室或者书院什么的,说你在任的时候对拱墅区的文化那么关照,曾经连下三个红头文件批准三个组织,现在退下来了怎么先不考虑到拱墅区呢?
  我并没有考虑去拱墅区,因为那个时候有人建议我去文创产业集中的滨江区设个工作室,我也对那个区大力推动的白马湖生态创意城感兴趣,所以在滨江区宣传部前任陈部长与后任卓部长的先后陪同下,连续三次考察选址,金虎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跑来的,说滨江那么远你去干什么,我们以后要见你也不方便,还不如来我们拱墅区呢,我们拱墅区现在搞文化建设的决心在杭州算是最大的了。于是他就介紹了建华集团即将开设的一个文创产业园,说两栋五层楼的建筑已经结顶了,说建华集团许荣根董事长诚心邀请你去,在那两栋五层楼里你可以任选半层甚至一层,如果你在那儿建一个工作室,对我们弘扬运河文化帮助就大了。他说他不当文化站长之后,也受聘到建华集团当文化顾问了,以后也可以帮助我的工作室运转。
  听他说了之后,我略有动心,我知道拱墅区做文化这些年确是实实在在的,但是跟着金虎实地察看了位于拱墅区七古登的建华文创园那两栋五层楼房后,又觉得不很理想,小巷道里,地段太偏,城区的空气也没有滨江区白马湖那里好,所以就说“再说吧”,搁了下来。
  但是一个月后金虎又跑来找我了,说是黄书记你哪儿都不能去,你要建工作室那就是我们拱墅区了,许总是诚心邀请你去,我是一定要请你去,那房子真的是可以的,要不然你再去看看,我今天就陪你再去。那里有的楼层已经招商了,有的商家已经开始装修了,附近道路也比过去好多了,大门口造桥的建议也要报到市里去了,造好桥那交通就更加方便了。
  我拗不过金虎的热情,只好又跟着他去看了一下,从一层走到五层,但感觉还是不强烈,于是对金虎说,如果这底层的六七百方可以给,我可以考虑;第二,如果设计方面,按照我所认可的设计公司来做方案,我可以考虑。金虎说这两条应该问题不大啊,我马上向建华集团报告。
  我看金虎欢天喜地的样子,心里很是感慨。当年,我调金虎,怎么就反反复复那么难,今天金虎来“调”我,却是赶着鸭子硬上架啊。
  没过几天,金虎就来电话了,说是黄书记你讲的两条都没问题,你就过来吧,跟许总见见面。
  我跟许荣根董事长本来就熟,见过多次,知道这位杭州市工商联副主席、市劳模特别热衷于文化建设,一谈,就更加明确他的意思是文创园除了招商有经济收益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积极开展文化活动,推动当地文化建设,所以不是每一寸面积都得用来赚钱的。
  所以我就下了决心,此余生除了继续个人的文学创作外,就是投身一些公益文化活动,残余的热量就按照金虎的调度放在拱墅区大运河畔吧。
  现在我除了在西湖区从事业余的“土默热红学研究”外,主要的社会文化活动就是在大运河畔主持与推动各种文学研讨会、座谈会、朗诵会、纪念会、报告会、策划会、书画会、讲座、采风、出书;陆续成立的“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杭州创作基地”、“浙江文学志愿者中心”、“中国作家书画院浙江分院”、“中国诗歌春晚浙江分会场组委会”、“亚洲学堂”、“浙江知青诗友会”都是其中的品牌与活动平台。其中大多数文化活动,金虎都是策划者,或是参加者。当然,最近一两年,他常常缺席,电话里总是说黄书记啊我是很想来啊,又有一段时间不见你了啊,但是身体还是不行啊,头晕啊,你也要保重啊,身体第一啊。
  金虎啊,现在你我阴阳两隔,距离稍稍远了一点了。到时候你也把我调过去啊,不由分说果断一点啊。
  还记得,在金虎生病之前,我就跟他说,你也写了一辈子的诗歌了,有的不错,有的一般,你得来个精选,编一本《王金虎诗歌精选》,算是艺术道路上对自己的一生交代,你若认可,我抽时间好好来帮你编辑一下,他说好啊好啊,我一定。在他生病期间,我见他几次,每次都说,你趁眼下养病,就可以静下心慢慢整理文稿,哪怕每天坚持整理一首,两个月下来也就完成一本诗集了,完成了就赶快发给我,他说好啊好啊,就你黄书记还这么关心我的创作,其实我也就是这么想的。
  我没有等到诗集,等到的是噩耗。
  金虎啊,现在你有时间了,在那里也安静,你慢慢整理吧,然后等我赶来的时候,就可以慢慢帮你编辑了。
  金虎啊,我知道你目前还不急于调我,所以诗集依旧整理得很慢,我听得出你在敷衍我,说好啊好啊。
  你那里没有夕阳,脸依旧很红,心依旧很善。
  (责任编辑:钱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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