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以锦(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陈禹山回首话当年》一文中的主人公陈禹山，感慨进入官场后的尴尬。我总觉得，陈禹山离开很有作为的记者职业进入官场承受官场体制之弊，是自讨苦吃。由此也引发我对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安排的思考。
　　陈禹山笔下的张志新的悲惨命运，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态有关。在“文革”那疯狂的年代，谁要是对领袖稍有贬损，就可能招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打倒了“四人帮”，可以为张志新申冤了，但也还不可能完全将真相展开。写张志新对毛主席的某些看法，只能表述为“张志新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无限热爱的心情，对毛主席的某些做法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仅张志新割喉的惨状无法如实披露，而且新闻人物的报道也仍然要顾及领袖的形象。其实，多年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态——
　　当束缚人们的思想禁锢仍末解脱时，创新也就被当成异端邪说，不被认同。
　　当某些地方官场习惯于“统一口径、步调一致”的规则，越雷池一步，便会当成另类，打入另册。
　　看來有些事急不来，要明白水到渠成的道理。我们为什么常说“与时俱进”，也正是这个道理。这也是政治生态环境使然。
　　陈禹山最有作为的时期，应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真理标准讨论和三中全会，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态进入极佳的时期，关于张志新和《恸哭蒋筑英》、《科技战线的铁人陈篪》的报道，以及改革开放兴盛时期蛇口工业区政治改革试验和领军人物袁庚的报道，都使陈禹山的名字伴随着作品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情节，而扬名业界、扬名社会。最没有作为或者说“乱作为”的时期当属“文革”时期。最感到困倦的时期，则是陈禹山进入官场之后。本当风华正茂时，他却进入官场陷入困境。社会政治生态环境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你能否在这种生态的土壤中适应“潜规则”。坏了“潜规则”，难以被人容忍：依了“潜规则”，却令自己备受煎熬。
　　陈禹山经历了两难的选择。媒体人最不希望看到被人“公关”撤稿，陈禹山当记者时也肯定有这种心态，但在官场他只能奉命尽职，竟然能把《焦点访谈》将播出的有关深圳南山区的“负面”新闻撤下来。另一方面，陈禹山却将当记者时敢想敢说的风格也带到官场，坏了“规则”使自己惹火烧身。要是陈禹山一直当记者，多好啊!如果这样，陈禹山笔下岂止张志新、蒋筑英、陈篪?记者的使命让陈禹山一举成名，官场却使他体验了官场制度之弊对人性的异化。当然，政治体制也在推进中，不合情理和道德要求的“潜规则”也会在与时俱进中改变。但岁月不饶人，一晃人就老了。既然这样，还是回应一下文章开头说到的话题：陈禹山，记者当得好好的，你何必困倦官场?，(2009年第19期《陈禹山回首话当年》)
　　
　　继续做中国的诤友
　　
　　梅耕瑞(Graeme Meehan，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公使)
　　最近澳中关系成了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很多中国公民也在网上发表了不满意见。我们尊重中国人民的表达权，我们不计较。但是如果大家更多了解澳大利亚，更多了解澳中的关系，就不会有这么多误会。其实澳大利亚跟中国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大部分的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印象是很好的，中国人对澳大利亚的印象也不错，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问题和特别的利害关系。基本上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是双赢的关系，贸易方面增长特别快，人员来往也越来越密切。
　　当然，两个国家毕竟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社会制度也不一样，使得两国看问题有一些不一样，总是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比如关于热比娅签证问题，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法治国家，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除非我们有特别的理由，我们不能拒签。但是我们给热比娅签证，不等于支持她所说的。澳大利亚人认为，让这样一些人来澳大利亚说话是很正常的事，甚至这些人是来批评澳大利亚政府的，我们也得接受。所以说，如果我们拒绝给这些人签证，反而更麻烦，更难向人民解释，更难处理，在澳大利亚国内会演变成政治问题。尊重表达权利，哪怕是批评政府的权利，这是澳大利亚社会的一个特点。
　　偶尔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想一定会很快过去，我们也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以力拓案为例，我们认为这是个别的案子。中国方面履行了承诺，按照我们双方签订的领事条约进行处理，这方面我们很满意。有些中国媒体说，澳大利亚是反华领袖，我觉得这样说有些过分了。
　　我们总理陆克文也在驻华大使馆工作过，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对中国了解很深，他不会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他的定位是，澳大利亚要做中国的诤友。诤友就是真正的朋友，但不等于说，朋友之间的关系一直特别的好。真正的朋友能接受批评以及一些不愉快的做法，以后还是朋友。朋友就是给了一些脸色给你看，你得重视，但不至于断交朋友关系。(2009年第19期《中澳关系冷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