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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升天后，各大网站、论坛纷纷发出“勘月卫星的成功应归功何人？”“‘嫦娥’成功谁应像杨利伟那样获奖？”等等的诘问。对于这个中国卫星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三代航天人几万人的智慧结晶，除了一两名明星人物，探月工程背后鲜为人知的科学家的故事，似乎更值得我们关注。
“嫦娥”最关键的那次制动，总设计师孙家栋哭了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指控大厅，孙家栋哭了，这一次制动是“嫦娥”由地月转移轨道进入绕月轨道，最为关键。这一点，每一位科学家知道，每一位出席2004年决定月球卫星研制单位竞标会的院士更知道。竞标会由探月工程三人筹备小组，国家科工委栾恩杰副主任、中科院欧阳自远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孙家栋院士主持。所有与月球卫星有关的20多位院士齐聚一堂。他们要通过竞标，到会院士投票，决定“嫦娥”卫星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五、八三家兄弟研究院哪家研制。三家各拿出一套方案，对卫星每段奔月轨道的飞行方案、卫星总体方案及结构、通信数据管理等关键技术作出可行性分析。如果有任何一个小问题被在场的院士问住，那么那家方案就要被扣分。现场的气氛十分紧张。就在紧张的答辩进行到三足鼎立的形势时，一位院士抛出了这样的问题：“月球背面我们是看不到的，与地球通信中断，卫星测控天线无法接受信号，而在月球背面必须作变轨制动。点火的时间和推力稍有差池，卫星都可能成为打过月球的擦边球。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冷场了1、2、3、4，至少5秒。
“有把握。”一声并不响亮的答复，却深深印在每位院士心里，直到今天。没人会忘记这个人巧妙的回答，使五院以最高分赢得到了研制“嫦娥”的殊荣。
“我没去过月球，但我们有把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研究员王旭东揽下了那位院士的提问，“我们在中国与巴西合作研制地球资源卫星时进行了7次变轨，已经在南北极实现了在测控盲区精确变轨。中巴地球资源卫星运行的实际飞行轨道与我们设计的理论轨道完全吻合。我们掌握的这项最优精确轨道控制技术已经超过了法国spot卫星，精确度比他们高5倍。”王旭东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在地球卫星上掌握的技术在月球上同样可行，这种思路贯穿着研制“嫦娥”的始终。五院巧妙地结合了我国现有通信卫星和资源卫星的技术，“嫦娥”80%的技术继承于地球卫星，把冒风险的新技术部分降低到10%～20%。这样做不仅降低了风险，也降低了成本。
在指控现场，孙家栋激动地哭了，他没忘记三年前那位院士在竞标会上提出最令人担心的“准确制动”问题。是啊，制动成功，“嫦娥”回来了，它已经被月亮的引力捕获，再也不会跑了。不然，相当于把10亿人民币放了礼花。
饮水不忘思源，是谁孕育了“嫦娥”？
“嫦娥”绝不是哪一个人的“孩子”，也不是哪一家研究院的独立成果。不然幕后那些跨越时空高瞻远瞩的部长、院士、学者将情何以堪？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不在了，有的人捡起了前人的接力棒继续当不为人知的“隐者”。
今天，让我们探寻孕育“嫦娥”的智者，即使不能列数数百位为“嫦娥”作出贡献的科学家的功绩，也要将世人的目光引至10年前，看一看孕育“嫦娥”的人都做了什么？没有十月怀胎，哪来婴儿落地。
1969年，美国人阿姆斯特朗登上了月球，在月球上踩下了美国人的脚印。这对于当时刚刚成功发射了地球卫星的中国来说是个不小的触动。但个别科学家的勘月提议因周恩来总理那句“先把地球上的事情办好”而夭折。1994年，有人想利用发射试验神舟飞船的长征2号F运载火箭的机会向月球发个探测器，作为勘月前的一次尝试；也有意见认为，发射的火箭要么撞上月球摧毁，要么擦边而过，也许能有几十分钟看到月球，但对勘月意义不大，况且还要追加5亿新建测控经费。当时，正是载人航天工程与中巴地球资源卫星经费投入高峰期，于是“勘月”计划又夭折了。
1997，一直没有放弃勘月计划的两弹一星功勋院士杨家墀、王大珩、陈芳允三人在北京香山饭店主持召开了第71次香山科学会议，提出了《中国探测月球的倡议》。
香山科学会议是我国国家级最高科学会议，它不受理部门、单位的申请，只需2～3位科学家以个人名义联合申请，提出会议主题、目的，上报国家科委，由国家科委出会务费，邀请同领域有不同观点的科学家以个人身份出席参与讨论。由大会秘书整理会议纪要，写成简报直接送往中央政治局。在科学家眼里，香山科学会议是民主与科学的体现，是他们与政府职能部门最直接的交流方式。
“我们认为，在继‘两弹一星’上天和中国人进入太空之后，中国有能力发射月球探测卫星。”这就是杨嘉墀院士开场的话，“我国应像进入海底先驱投资者行列和进军南极那样，及时进入‘月球国家’行列。”杨嘉墀、王大珩、陈芳允、任新民、王希季、欧阳自远等12位院士分别就为什么要搞登月阐述了各自的观点。王旭东凭借长期做项目预算的经验，推测绕月卫星工程需要10个多亿。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中国人省吃一个鸡蛋的钱，或用修2公里地铁的钱，就能让“嫦娥”跑一趟月球了。为期4天的会议结束了，探月的倡议在航天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然后，国家科协是怎样的态度，没人知道。
为了推动探月工程的立项，杨嘉墀院士从1997年到2002年陆续策划了4次在高校召开的全国高层研讨会，分别由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校长、院长主办。有关探月计划的讨论集思广益，逐层深入。国防科工委副司长孙来燕代表科工委从第2次高校会议开始介入，直到第4次高校会议上，科学家的探月倡议终于引起了国防科工委的重视。于是，第5次的探月研讨会在香山信林山庄由中科院主办，是江锦衡副院长主持的。正是有了这4年的孕育，2004年1月，中国的探月计划正式立项，被称为“嫦娥工程”。
经费，勘月不如发补贴？
是不是没必要勘月，是不是勘月的钱还不如兑换成补贴发给老百姓？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和科研工作者难道就是为了显示国力的富强、技术的领先才把“嫦娥”送上天的吗？
1966年，周恩来总理是这样回应打算勘月的科学家的：“我们不考虑到月球去，先把地球上的事情做好。”就是有了这句话，科学家脚踏实地地先后研制出两弹一星、气象卫星、通信卫星、资源卫星等能切实造福老百姓的“福星”。在每一个搞卫星的科学家心里，都铭记着周总理的话，把精力和经费都用在更贴近老百姓利益的实用卫星上。
1990年，在载人航天发展的研讨会上，曾有人说：“我们可以用400亿，在香港回归时搞出中国小航天飞机样机。”但当时任职的李鹏总理没有选择航天飞机样机，而是更实用的载人飞船，不然杨利伟上不了天。为什么说载人飞船更实用？就看看今天，俄罗斯与美国竞争登月用的都是载人飞船。美国官方也明确表示以后都不会再搞载人航天飞机了。
有人说第一个勘月卫星上去了，是不是中国人登月也快了？不是的。我们也可以像美国一样“踩一脚”月球，但这并不是冷静的判断。我们的“嫦娥”工程只是用卫星进行探月。说到开发能源，那要等到地球的不可再生矿物能源用完，最近也是下个世纪的事。而载人登月去月球建立开发氦-3核能源基地，或去月球造火箭、制火箭燃料工厂，更不是本世纪能做的。
美国说2014年要返回月球，建永久基地，真的能成吗？当年阿波罗登月在月球上停留了一天花费了250多亿美元。布什想在2014年建月球基地，让宇航员长期生活，而经费只有1200多亿美元，只相当于1969年阿波罗登月一半的经费，美国真能做到吗？不说月球基地，单说相对月球离地球较近的国际空间站已经10年了还未建成，并且事故不断，令美国人忙于修理。如果有人问中国什么时候造载人登月飞船，保守地说要到2030～2040年。“我们要对得起至少1000亿人民币的科研经费，决不能为了面子，和别人比拼建造空间站或者月球基地。”这是很多科学家坚持的观点。
科学家的人情味儿
杨嘉墀、王淦昌、王大珩、陈芳允等这些知名的科学家也像普通老百姓一样生活。时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五零二所所长的杨嘉墀自己骑着后支架绑煤气罐的自行车换煤气，一个来回就是六七站地。
杨嘉墀和大多数院士一样，是建国以后，在国家急需科技人才时回国的。他们放弃了高薪、别墅、洋房，举家回国迁入几十平米的单元房，当时国家安排他们住进中关村13、14、15号院。成为邻居的学者见面打招呼也离不开科技研发的话题，多少次中国科技发展的建议和会议都发起于邻里的“招呼问候”，发起在杨嘉墀那不到10平米的简陋书房中。
后来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给这些科学家，包括钱学森在内肉补。在连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吃肉的情况下，科学家每个月分配到的一点肉显得弥足珍贵。一天，杨嘉墀院士带的研究生王旭东，现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到导师家汇报论文进展。杨嘉墀那天特别高兴，非要留王旭东吃饭，还拿出冰箱里的肉汤，“我这儿刚好有碗汤，你喝了吧！”王旭东明白，这不是“刚好”有的肉汤，是老师不知保留了多久的“补品”。据王旭东回忆说：“我们师徒俩吃着馒头，我喝着肉汤，杨嘉墀女儿杨茜个儿头才和饭桌差不多高，站在一边眼巴巴地望着，我掉下了眼泪。”王旭东告别时，杨嘉墀说冰箱里还有两只邻居打的麻雀，这也是冰箱里仅有的存货，“下次请你吃。”
当下，正是研制“两弹一星”的关键时期。
3年困难时期过去了，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原本一家三口居住的几十平米的单元房里，突然涌来四五家不同单位的小青年家眷合住。已是“两弹一星”功勋院士的杨嘉墀默默地承受了，因为他心里只有航天，只有卫星。
1993年，王旭东以中国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带着中国的课题赴美进行合作研究。当杨嘉墀向合作方美国当代最顶尖力学专家Hoston介绍王旭东时，只简单地说：“这是我以前的一个学生。”事实上，王旭东是杨嘉墀第一个开门弟子，是与他一道开创中国航天事业的伙伴，是那个困难时期喝过杨老师肉汤的学生。
1993年，送王旭东出国时，杨嘉墀的介绍简单到不能再简单。而1996年，当王旭东带着成果由美归国时，杨嘉墀在香山科学会议的筹备组会上，对王大珩、陈芳允两位院士说：“这是我的研究生，刚从美国回来。他性格开朗，经历丰富。下过乡，当过兵，打过工，又去美国留学，回来搞中巴地球资源卫星，这次会议的纪要、倡议由他起草。”这次介绍，是杨嘉墀一生中给予开门弟子最肯定的评价，就是在王旭东拒绝美方挽留确定留在中国之后。
而今，杨嘉墀、王淦昌、陈芳允几位院士已经不在了。包括王旭东的学生在内，老中青三代人的青春、生命都紧紧地绑在中国航天事业上。我们不能说“嫦娥”是某一个人的，更不能说这些院士只奉献于某一项目或某一颗卫星，因为整个中国航天事业早与他们的生命、情感融为一体了。
今年，美国航空航天局通过气象、资源卫星的长期观测，发现北冰洋的冰块正在大面积融化，他们预测在50～100年后，全球海平面将上升5米。美国的几个州，甚至中国的上海市，将化作汪洋。“为什么这样与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灾难性预测不是由我们中国人先提出来的？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啊！”这就是当今我国科研人员的自省与深思。
采访临近结束，王旭东表情祥和，他释然地说：“忧国忧民的事就交给我们研究，你们，找点乐子，过好生活。”
他，是科学家；他们，都是科学家，一群淡泊名利忧国忧民的科学家。
编辑/冯 岚
“嫦娥”最关键的那次制动，总设计师孙家栋哭了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指控大厅，孙家栋哭了，这一次制动是“嫦娥”由地月转移轨道进入绕月轨道，最为关键。这一点，每一位科学家知道，每一位出席2004年决定月球卫星研制单位竞标会的院士更知道。竞标会由探月工程三人筹备小组，国家科工委栾恩杰副主任、中科院欧阳自远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孙家栋院士主持。所有与月球卫星有关的20多位院士齐聚一堂。他们要通过竞标，到会院士投票，决定“嫦娥”卫星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五、八三家兄弟研究院哪家研制。三家各拿出一套方案，对卫星每段奔月轨道的飞行方案、卫星总体方案及结构、通信数据管理等关键技术作出可行性分析。如果有任何一个小问题被在场的院士问住，那么那家方案就要被扣分。现场的气氛十分紧张。就在紧张的答辩进行到三足鼎立的形势时，一位院士抛出了这样的问题：“月球背面我们是看不到的，与地球通信中断，卫星测控天线无法接受信号，而在月球背面必须作变轨制动。点火的时间和推力稍有差池，卫星都可能成为打过月球的擦边球。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冷场了1、2、3、4，至少5秒。
“有把握。”一声并不响亮的答复，却深深印在每位院士心里，直到今天。没人会忘记这个人巧妙的回答，使五院以最高分赢得到了研制“嫦娥”的殊荣。
“我没去过月球，但我们有把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研究员王旭东揽下了那位院士的提问，“我们在中国与巴西合作研制地球资源卫星时进行了7次变轨，已经在南北极实现了在测控盲区精确变轨。中巴地球资源卫星运行的实际飞行轨道与我们设计的理论轨道完全吻合。我们掌握的这项最优精确轨道控制技术已经超过了法国spot卫星，精确度比他们高5倍。”王旭东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在地球卫星上掌握的技术在月球上同样可行，这种思路贯穿着研制“嫦娥”的始终。五院巧妙地结合了我国现有通信卫星和资源卫星的技术，“嫦娥”80%的技术继承于地球卫星，把冒风险的新技术部分降低到10%～20%。这样做不仅降低了风险，也降低了成本。
在指控现场，孙家栋激动地哭了，他没忘记三年前那位院士在竞标会上提出最令人担心的“准确制动”问题。是啊，制动成功，“嫦娥”回来了，它已经被月亮的引力捕获，再也不会跑了。不然，相当于把10亿人民币放了礼花。
饮水不忘思源，是谁孕育了“嫦娥”？
“嫦娥”绝不是哪一个人的“孩子”，也不是哪一家研究院的独立成果。不然幕后那些跨越时空高瞻远瞩的部长、院士、学者将情何以堪？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不在了，有的人捡起了前人的接力棒继续当不为人知的“隐者”。
今天，让我们探寻孕育“嫦娥”的智者，即使不能列数数百位为“嫦娥”作出贡献的科学家的功绩，也要将世人的目光引至10年前，看一看孕育“嫦娥”的人都做了什么？没有十月怀胎，哪来婴儿落地。
1969年，美国人阿姆斯特朗登上了月球，在月球上踩下了美国人的脚印。这对于当时刚刚成功发射了地球卫星的中国来说是个不小的触动。但个别科学家的勘月提议因周恩来总理那句“先把地球上的事情办好”而夭折。1994年，有人想利用发射试验神舟飞船的长征2号F运载火箭的机会向月球发个探测器，作为勘月前的一次尝试；也有意见认为，发射的火箭要么撞上月球摧毁，要么擦边而过，也许能有几十分钟看到月球，但对勘月意义不大，况且还要追加5亿新建测控经费。当时，正是载人航天工程与中巴地球资源卫星经费投入高峰期，于是“勘月”计划又夭折了。
1997，一直没有放弃勘月计划的两弹一星功勋院士杨家墀、王大珩、陈芳允三人在北京香山饭店主持召开了第71次香山科学会议，提出了《中国探测月球的倡议》。
香山科学会议是我国国家级最高科学会议，它不受理部门、单位的申请，只需2～3位科学家以个人名义联合申请，提出会议主题、目的，上报国家科委，由国家科委出会务费，邀请同领域有不同观点的科学家以个人身份出席参与讨论。由大会秘书整理会议纪要，写成简报直接送往中央政治局。在科学家眼里，香山科学会议是民主与科学的体现，是他们与政府职能部门最直接的交流方式。
“我们认为，在继‘两弹一星’上天和中国人进入太空之后，中国有能力发射月球探测卫星。”这就是杨嘉墀院士开场的话，“我国应像进入海底先驱投资者行列和进军南极那样，及时进入‘月球国家’行列。”杨嘉墀、王大珩、陈芳允、任新民、王希季、欧阳自远等12位院士分别就为什么要搞登月阐述了各自的观点。王旭东凭借长期做项目预算的经验，推测绕月卫星工程需要10个多亿。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中国人省吃一个鸡蛋的钱，或用修2公里地铁的钱，就能让“嫦娥”跑一趟月球了。为期4天的会议结束了，探月的倡议在航天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然后，国家科协是怎样的态度，没人知道。
为了推动探月工程的立项，杨嘉墀院士从1997年到2002年陆续策划了4次在高校召开的全国高层研讨会，分别由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校长、院长主办。有关探月计划的讨论集思广益，逐层深入。国防科工委副司长孙来燕代表科工委从第2次高校会议开始介入，直到第4次高校会议上，科学家的探月倡议终于引起了国防科工委的重视。于是，第5次的探月研讨会在香山信林山庄由中科院主办，是江锦衡副院长主持的。正是有了这4年的孕育，2004年1月，中国的探月计划正式立项，被称为“嫦娥工程”。
经费，勘月不如发补贴？
是不是没必要勘月，是不是勘月的钱还不如兑换成补贴发给老百姓？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和科研工作者难道就是为了显示国力的富强、技术的领先才把“嫦娥”送上天的吗？
1966年，周恩来总理是这样回应打算勘月的科学家的：“我们不考虑到月球去，先把地球上的事情做好。”就是有了这句话，科学家脚踏实地地先后研制出两弹一星、气象卫星、通信卫星、资源卫星等能切实造福老百姓的“福星”。在每一个搞卫星的科学家心里，都铭记着周总理的话，把精力和经费都用在更贴近老百姓利益的实用卫星上。
1990年，在载人航天发展的研讨会上，曾有人说：“我们可以用400亿，在香港回归时搞出中国小航天飞机样机。”但当时任职的李鹏总理没有选择航天飞机样机，而是更实用的载人飞船，不然杨利伟上不了天。为什么说载人飞船更实用？就看看今天，俄罗斯与美国竞争登月用的都是载人飞船。美国官方也明确表示以后都不会再搞载人航天飞机了。
有人说第一个勘月卫星上去了，是不是中国人登月也快了？不是的。我们也可以像美国一样“踩一脚”月球，但这并不是冷静的判断。我们的“嫦娥”工程只是用卫星进行探月。说到开发能源，那要等到地球的不可再生矿物能源用完，最近也是下个世纪的事。而载人登月去月球建立开发氦-3核能源基地，或去月球造火箭、制火箭燃料工厂，更不是本世纪能做的。
美国说2014年要返回月球，建永久基地，真的能成吗？当年阿波罗登月在月球上停留了一天花费了250多亿美元。布什想在2014年建月球基地，让宇航员长期生活，而经费只有1200多亿美元，只相当于1969年阿波罗登月一半的经费，美国真能做到吗？不说月球基地，单说相对月球离地球较近的国际空间站已经10年了还未建成，并且事故不断，令美国人忙于修理。如果有人问中国什么时候造载人登月飞船，保守地说要到2030～2040年。“我们要对得起至少1000亿人民币的科研经费，决不能为了面子，和别人比拼建造空间站或者月球基地。”这是很多科学家坚持的观点。
科学家的人情味儿
杨嘉墀、王淦昌、王大珩、陈芳允等这些知名的科学家也像普通老百姓一样生活。时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五零二所所长的杨嘉墀自己骑着后支架绑煤气罐的自行车换煤气，一个来回就是六七站地。
杨嘉墀和大多数院士一样，是建国以后，在国家急需科技人才时回国的。他们放弃了高薪、别墅、洋房，举家回国迁入几十平米的单元房，当时国家安排他们住进中关村13、14、15号院。成为邻居的学者见面打招呼也离不开科技研发的话题，多少次中国科技发展的建议和会议都发起于邻里的“招呼问候”，发起在杨嘉墀那不到10平米的简陋书房中。
后来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给这些科学家，包括钱学森在内肉补。在连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吃肉的情况下，科学家每个月分配到的一点肉显得弥足珍贵。一天，杨嘉墀院士带的研究生王旭东，现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到导师家汇报论文进展。杨嘉墀那天特别高兴，非要留王旭东吃饭，还拿出冰箱里的肉汤，“我这儿刚好有碗汤，你喝了吧！”王旭东明白，这不是“刚好”有的肉汤，是老师不知保留了多久的“补品”。据王旭东回忆说：“我们师徒俩吃着馒头，我喝着肉汤，杨嘉墀女儿杨茜个儿头才和饭桌差不多高，站在一边眼巴巴地望着，我掉下了眼泪。”王旭东告别时，杨嘉墀说冰箱里还有两只邻居打的麻雀，这也是冰箱里仅有的存货，“下次请你吃。”
当下，正是研制“两弹一星”的关键时期。
3年困难时期过去了，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原本一家三口居住的几十平米的单元房里，突然涌来四五家不同单位的小青年家眷合住。已是“两弹一星”功勋院士的杨嘉墀默默地承受了，因为他心里只有航天，只有卫星。
1993年，王旭东以中国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带着中国的课题赴美进行合作研究。当杨嘉墀向合作方美国当代最顶尖力学专家Hoston介绍王旭东时，只简单地说：“这是我以前的一个学生。”事实上，王旭东是杨嘉墀第一个开门弟子，是与他一道开创中国航天事业的伙伴，是那个困难时期喝过杨老师肉汤的学生。
1993年，送王旭东出国时，杨嘉墀的介绍简单到不能再简单。而1996年，当王旭东带着成果由美归国时，杨嘉墀在香山科学会议的筹备组会上，对王大珩、陈芳允两位院士说：“这是我的研究生，刚从美国回来。他性格开朗，经历丰富。下过乡，当过兵，打过工，又去美国留学，回来搞中巴地球资源卫星，这次会议的纪要、倡议由他起草。”这次介绍，是杨嘉墀一生中给予开门弟子最肯定的评价，就是在王旭东拒绝美方挽留确定留在中国之后。
而今，杨嘉墀、王淦昌、陈芳允几位院士已经不在了。包括王旭东的学生在内，老中青三代人的青春、生命都紧紧地绑在中国航天事业上。我们不能说“嫦娥”是某一个人的，更不能说这些院士只奉献于某一项目或某一颗卫星，因为整个中国航天事业早与他们的生命、情感融为一体了。
今年，美国航空航天局通过气象、资源卫星的长期观测，发现北冰洋的冰块正在大面积融化，他们预测在50～100年后，全球海平面将上升5米。美国的几个州，甚至中国的上海市，将化作汪洋。“为什么这样与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灾难性预测不是由我们中国人先提出来的？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啊！”这就是当今我国科研人员的自省与深思。
采访临近结束，王旭东表情祥和，他释然地说：“忧国忧民的事就交给我们研究，你们，找点乐子，过好生活。”
他，是科学家；他们，都是科学家，一群淡泊名利忧国忧民的科学家。
编辑/冯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