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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云南是我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由于历史上统治阶级采取民族压迫政策以及社会发展滞后等方面的原因，解放初期，云南的民族隔阂很深，矛盾很多，严重影响民族团结、社会发展。为此，云南大力发展民语广播，利用这种现代化的传播工具促进民族沟通，消除民族隔阂，取得了很好成效，为当今云南各民族相互尊重、团结互助的良好局面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民族隔阂 民语广播 民族沟通 民族团结
1950年6月，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在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下，政务院派遣中央人民政府民族访问团分别赴国内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在西南民族访问团临行前，周恩来总理对访问团领导专门指出，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民族隔阂很深。建设民族团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必须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云南是我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由于历史上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采取压迫、歧视、挑唆、分而治之的反动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云南的民族隔阂非常严重。为了建设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进步的新云南，云南解放以后，云南省委、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而发展民语广播，架设起各民族沟通的桥梁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一、解放初期云南民族隔阂依然严重
作为我国多民族缩影的云南省，居住着25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3，其中有16个民族跨国境线而居，占全国跨境民族的1/2。解放前，由于历代统治阶级推行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加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生产资源匮乏，相互争夺激烈，各民族之间隔阂很深，民族矛盾很重，以至“解放初期的云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民族对立现象依然随处可见。”解放初期，云南的民族隔阂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
历史上，历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大多采取歧视、剥削、压迫的反动政策，对少数民族的反抗进行残酷的镇压，一些少数民族被驱赶或被迫逃亡到偏僻、边远、贫瘠的大山、峡谷。比如据昭通宁边乡的苗族群众介绍，他们的祖先原居住在北京，仗打败了被迫迁徙到洞庭湖，后又流落到贵州，在贵州老家被官军“追剿”，最后辗转来到宁边乡一带，向山主求情，租种因为高寒没人种的土地。由于少数民族群众将历史上以汉人为主的统治阶级等同于汉族；加之，历史上汉族上层阶级对少数民族也怀有一种“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此外，在近代，居心叵测的帝国主义一直想方设法挑拨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以坐收渔翁之利。如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利用传教和办学的机会挑唆少数民族群众与汉族的关系。因此，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非常严重。解放初期，这种隔阂仍然存在，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少数民族群众不信任、害怕、仇视汉人，不信任、害怕甚至敌视党和政府派来帮助他们的干部。一些少数民族阻止解放军进驻他们所居住的地区，甚至袭击路过的解放军；党和政府派出工作队进入少数民族村寨为少数民族群众做好事，一些村寨“寨子里家家锁门，鸡不叫，狗不咬，人都跑光了”，群众由于害怕躲藏不见；工作队员给群众挑水，少数民族群众竟然害怕放毒药不敢喝，一再将水倒掉。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51年云南成立云南民族学院，入学初期，边疆和山区民族学生几乎普遍怕“汉人教师打人”，以至相约亲戚朋友一同入学的情况非常普遍。有的学生对汉族教职员工心存戒备，发的衣服不敢穿，给的用具不敢用，怕将来老师要钱时赔不起。“有些边疆学生甚至认为敌人就是‘汉人’。”由上可见，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有多深。
另一方面，社会上仍然残存着汉族歧视少数民族的现象。比如解放初期，在云南，旧社会沿用下来的民族语言歧视现象还相当普遍。少数民族的称谓多达102种，其中“卡瓦”“犰子”“窝泥”等许多他称，带有明显的侮辱性质。像平彝、蒙化、缅宁、镇越等带有民族压迫观念的地名，比比皆是。地方上少数上层人士仍然对少数民族怀有偏见，如在解放初期，丽江一个还算比较开明的上层人物，称某一少数民族兄弟是“小种跳梁，凶顽难化，只宜弹压，不能教化” 。甚至在极少数地方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中还或多或少残留着歧视少数民族的思想意识，有时还有歧视少数民族的错误言行发生。如有位专员竟总结少数民族有八大特点：吃鸡不吃皮，杀汉不杀彝；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见小不见大；认人不认组织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
二是各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
云南少数民族有26种之多。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内部各支系、各村寨之间也存在或大或小的隔阂和矛盾，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民族之间存在压迫与剥削，导致民族之间隔阂很深。云南民族多，解放前，民族关系复杂，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强民族剥削、压迫弱民族的现象。如解放前在西双版纳，就存在着傣族在上、布朗族居中、哈尼族最下层的“工字型”民族关系。哈尼族只能租种布朗族的土地，同時又被傣族领主压迫。按解放前的习惯法规定，哈尼族男子要娶傣族姑娘，得有本事敢挨3刀，还不出血。实际上是哈尼族与傣族在地位上存在严重不平等的表现，傣族远高于哈尼族，哈尼族男子没资格娶傣族姑娘。
二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采取“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反动政策，玩弄手腕，挑拨少数民族“打冤家”，劣其势，分其众，从而导致各少数民族之间乃至其内部之间产生隔阂和矛盾。比如过去一些人挑拨离间，暗地里对某支彝民的首领说“某一支要打死你”，又对另一支说“某一支要打死你”，甚至今天帮这支打那支，明天又帮那支打这支，这样挑起仇恨，打起“冤家”。“打冤家”的风气使彝族人民惶惶不可终日，不敢放胆地牧羊，不敢安心地睡觉，还要武装戒备，各支系之间时刻提防。
三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落后习俗也导致各民族之间、各民族内部之间产生隔阂。如景颇族地区的“拉事”（指采取偷袭方式到对方村寨劫牛，有时也劫马或劫人，逼迫对方来“讲事”）、宁蒗地区的彝族“打财喜”（指掠夺财物，有的甚至抢娃子作奴隶）、佤族的“猎头祭谷”（指当遇到虫灾、旱灾或洪灾等灾害时，砍外寨不认识的、没势力的人的人头来祭谷）等落后习俗都导致各民族之间、各民族内部之间产生严重隔阂和矛盾。 此外，一些少数民族由于社会发展滞后，还存在血缘复仇、部落战争等特殊矛盾，也导致民族之间、各民族内部之间隔阂、积怨很深。如云南耿马四排山有名的“黄瓜战争”，就是一位佤族村民因偷吃了邻寨一根黄瓜被打而引发械斗，两寨反复打了几十年的仗，死了许多人。
民族隔阂深、积怨深、矛盾大、冲突多，严重影响民族团结、社会安定，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二、民语广播架起民族沟通、消除隔阂的桥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建设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党和政府将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1950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大会上就强调指出：“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民族沟通，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
沟通，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沟通主体基于一定的目的，通过媒介进行的信息、思想、情感以及价值观念的交流互动，以求达到相互了解，相互理解，乃至相互认同，形成共识的过程。沟通是个人之间相互理解、达成共识的前提，也是社会团体、组织、企业、民族、国家等团结、整合的基础、黏结剂，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非常重要。美国哲学家杜威认为，“社会不仅因传递与沟通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沟通之中”；美国传播学家凯瑞也指出，“沟通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民族沟通，是指各民族之间通过媒介进行的信息、思想、情感以及价值观念的交流互动，以求达到相互了解、相互理解，乃至相互亲近、相互认同，形成共识的过程。民族沟通是民族之间相互了解，消除误解和隔阂，达成共识的前提，是民族团结的必由之路。
民语广播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是加强民族沟通的理想媒介之一。首先，它通过电波信号传播，能有效克服少数民族地区地处偏僻、边远的大山、峡谷，交通不便的困难，它通过收音机或农村有线广播网等收听设备可以到达少数民族村寨，乃至家家户户；其次，它通过声音传播，解决了少数民族群众文化水平低，不识字的难题；再次，它采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传播，解决了少数民族群众听不懂汉语的问题，能让少数民族群众听得懂；此外，广播还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及时、生动，感染力强的优势，能吸引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传播效果好。正因为如此，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发展民语广播，非常重视利用广播这种现代传播工具来加强民族沟通，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而云南作为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民族关系比较复杂，民族分布分散，交通条件又非常差的省份，尤其重视利用民语广播来加强民族沟通，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之间的理解和团结。
早在1950年，当中央民族访问团来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时，云南省委就指示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派干部随团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相关工作，熟悉情况，学习政策，为开办民语广播做准备。1951年4月，在大理三月街物资交流会期间，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就在当地设立临时广播站，使用白语、藏语、汉语播音，向赶街的各族群众进行民语广播，介绍时事，宣传党的政策。1953年初，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成立民族组，同年7月，举办了历时一个星期的少数民族专门广播，邀请各地州来昆明参加“五一”节观礼的各少数民族代表介绍他们在参观中的亲身感受，这是云南省的第一次正式的民语广播，也是云南省第一次正式利用民语广播进行民族沟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自此以后，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利用各民族干部群众到内地开会、参观的机会，经常不定期地举办这类节目，邀请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少数民族基层干部、工农群众等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广播，他们或描述自己在国内、省内参观的所见所闻，或介绍自己民族的可喜变化、家乡的新面貌，或畅谈自己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当家作主的感想等，对广大汉族群众、少数民族群众都具有很大的说服力、感染力，传播效果非常好，有力地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消除隔阂。
1955年，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创办和播出德宏傣语和西双版纳傣语两个固定民语节目。此后又增办了傈僳、景颇、拉祜等民语广播节目。1988年，又专门成立了民族语言台，固定频率播出5个民族语言类节目，每天共播出7小时30分。1989年云南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建成，各个民族语言节目除每天继续使用一个短波频率播出外，每逢星期一、三、五还增发25分钟的卫星传送节目，供边疆各地卫星地面站接收转播，进一步扩大了民语广播的覆盖面，提高了传播质量。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云南省还特别加强了民族自治州的民语广播建设。西双版纳、德宏、文山、红河、楚雄等民族自治州相继建立起广播电台，开办民语广播。目前，云南省共建有1個省级民语广播电台、6个州级民语广播电台、13个县级民语广播电台（站），大量乡镇民语广播站，分别用藏语、西双版纳傣语、德宏傣语、拉祜语、景颇语、傈僳语、苗语、壮语、瑶语、哈尼语、彝语、佤语、白语、纳西语等15种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进行广播。
这些民语广播，除了宣传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报道国内外大事，传播科技文化知识外，最重要的是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架设起交流沟通、增进理解和情谊的桥梁。
一方面，它们通过新闻、专题、文艺，以及专门介绍各民族的“民族天地”节目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向全国广大汉族群众和听得懂汉语的少数民族听众，介绍云南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学艺术、民间工艺、风俗习惯、民族风情、现实生活等，促进了汉族群众对少数民族的历史、风俗的深入了解，也有力地促进了各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相互了解彼此民族的历史、风俗，从而减少误解，消除隔阂，增强汉族对各少数民族的尊重，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如一位白族群众撰文赞扬“民族天地”节目是“落花水面皆文章”；一位汉族老师说：“‘民族天地’节目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乡土特色，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听了颇受教育”。 另一方面，它们通过新闻报道、专题节目、文艺节目等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政府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报道内地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取得的成就，以及内地的新人新事，好人好事，介绍内地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帮扶等等。如云南电台的民语广播节目“各族人民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各族人民在前进”“在美丽神奇的土地上”等专题节目就深受云南各少数民族群众欢迎。这些民语节目使少数民族群众及时获知党和政府的政策，了解内地的发展和人们的新面貌，了解广大发达地区群众对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帮助和兄弟情谊，逐渐消除了少数民族群众因历史原因而残留的民族隔阂，增加了对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亲切感和认同感。例如中共西盟佤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拉祜族干部张德忠就感叹说：“民族语言广播是各族人民的福音，它及时告诉我们党的政策和天下大事，使我们心明眼亮。”
正是以上两方面的作用和合力，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沟通，相互了解，拉近了各民族之间的距离，消除了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兄弟姐妹情谊，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总之，民语广播在促进民族沟通，消除民族隔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云南已经基本消除了民族歧视现象，形成了各民族相互尊重、团结互助的良好局面。2015年1月，习近平同志指出，云南要“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这是对云南民族团结工作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是对云南民族团结工作的新要求、新希望。云南民族团结良好局面的形成是云南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也是云南充分发挥民语广播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民族交流沟通、消除民族隔阂的结果。要将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的示范区，必须进一步重视和发挥民语广播，乃至民语报刊、民语电影、民语电视、民语网站等民语传媒在民族沟通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M].民族出版社，2012.
[2] 王勇.云南民语广播发展概述[J].云南档案，2015（9）.
[3]云南省志（卷七十八广播电视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
（本文系云南省社科規划项目“新媒介环境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信息传播研究”，编号：YB2014093；昆明理工大学廉政文化传播学科方向团队建设项目，编号：KKB08；昆明理工大学人培项目“新媒介环境下网络有害信息传播与治理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KKZ3201155012）
作者简介：王勇，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南亚东南亚网络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南亚东南亚新闻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
编辑：孟凌霄
【关键词】民族隔阂 民语广播 民族沟通 民族团结
1950年6月，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在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下，政务院派遣中央人民政府民族访问团分别赴国内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在西南民族访问团临行前，周恩来总理对访问团领导专门指出，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民族隔阂很深。建设民族团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必须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云南是我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由于历史上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采取压迫、歧视、挑唆、分而治之的反动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云南的民族隔阂非常严重。为了建设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进步的新云南，云南解放以后，云南省委、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而发展民语广播，架设起各民族沟通的桥梁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一、解放初期云南民族隔阂依然严重
作为我国多民族缩影的云南省，居住着25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3，其中有16个民族跨国境线而居，占全国跨境民族的1/2。解放前，由于历代统治阶级推行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加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生产资源匮乏，相互争夺激烈，各民族之间隔阂很深，民族矛盾很重，以至“解放初期的云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民族对立现象依然随处可见。”解放初期，云南的民族隔阂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
历史上，历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大多采取歧视、剥削、压迫的反动政策，对少数民族的反抗进行残酷的镇压，一些少数民族被驱赶或被迫逃亡到偏僻、边远、贫瘠的大山、峡谷。比如据昭通宁边乡的苗族群众介绍，他们的祖先原居住在北京，仗打败了被迫迁徙到洞庭湖，后又流落到贵州，在贵州老家被官军“追剿”，最后辗转来到宁边乡一带，向山主求情，租种因为高寒没人种的土地。由于少数民族群众将历史上以汉人为主的统治阶级等同于汉族；加之，历史上汉族上层阶级对少数民族也怀有一种“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此外，在近代，居心叵测的帝国主义一直想方设法挑拨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以坐收渔翁之利。如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利用传教和办学的机会挑唆少数民族群众与汉族的关系。因此，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非常严重。解放初期，这种隔阂仍然存在，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少数民族群众不信任、害怕、仇视汉人，不信任、害怕甚至敌视党和政府派来帮助他们的干部。一些少数民族阻止解放军进驻他们所居住的地区，甚至袭击路过的解放军；党和政府派出工作队进入少数民族村寨为少数民族群众做好事，一些村寨“寨子里家家锁门，鸡不叫，狗不咬，人都跑光了”，群众由于害怕躲藏不见；工作队员给群众挑水，少数民族群众竟然害怕放毒药不敢喝，一再将水倒掉。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51年云南成立云南民族学院，入学初期，边疆和山区民族学生几乎普遍怕“汉人教师打人”，以至相约亲戚朋友一同入学的情况非常普遍。有的学生对汉族教职员工心存戒备，发的衣服不敢穿，给的用具不敢用，怕将来老师要钱时赔不起。“有些边疆学生甚至认为敌人就是‘汉人’。”由上可见，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有多深。
另一方面，社会上仍然残存着汉族歧视少数民族的现象。比如解放初期，在云南，旧社会沿用下来的民族语言歧视现象还相当普遍。少数民族的称谓多达102种，其中“卡瓦”“犰子”“窝泥”等许多他称，带有明显的侮辱性质。像平彝、蒙化、缅宁、镇越等带有民族压迫观念的地名，比比皆是。地方上少数上层人士仍然对少数民族怀有偏见，如在解放初期，丽江一个还算比较开明的上层人物，称某一少数民族兄弟是“小种跳梁，凶顽难化，只宜弹压，不能教化” 。甚至在极少数地方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中还或多或少残留着歧视少数民族的思想意识，有时还有歧视少数民族的错误言行发生。如有位专员竟总结少数民族有八大特点：吃鸡不吃皮，杀汉不杀彝；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见小不见大；认人不认组织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
二是各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
云南少数民族有26种之多。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内部各支系、各村寨之间也存在或大或小的隔阂和矛盾，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民族之间存在压迫与剥削，导致民族之间隔阂很深。云南民族多，解放前，民族关系复杂，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强民族剥削、压迫弱民族的现象。如解放前在西双版纳，就存在着傣族在上、布朗族居中、哈尼族最下层的“工字型”民族关系。哈尼族只能租种布朗族的土地，同時又被傣族领主压迫。按解放前的习惯法规定，哈尼族男子要娶傣族姑娘，得有本事敢挨3刀，还不出血。实际上是哈尼族与傣族在地位上存在严重不平等的表现，傣族远高于哈尼族，哈尼族男子没资格娶傣族姑娘。
二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采取“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反动政策，玩弄手腕，挑拨少数民族“打冤家”，劣其势，分其众，从而导致各少数民族之间乃至其内部之间产生隔阂和矛盾。比如过去一些人挑拨离间，暗地里对某支彝民的首领说“某一支要打死你”，又对另一支说“某一支要打死你”，甚至今天帮这支打那支，明天又帮那支打这支，这样挑起仇恨，打起“冤家”。“打冤家”的风气使彝族人民惶惶不可终日，不敢放胆地牧羊，不敢安心地睡觉，还要武装戒备，各支系之间时刻提防。
三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落后习俗也导致各民族之间、各民族内部之间产生隔阂。如景颇族地区的“拉事”（指采取偷袭方式到对方村寨劫牛，有时也劫马或劫人，逼迫对方来“讲事”）、宁蒗地区的彝族“打财喜”（指掠夺财物，有的甚至抢娃子作奴隶）、佤族的“猎头祭谷”（指当遇到虫灾、旱灾或洪灾等灾害时，砍外寨不认识的、没势力的人的人头来祭谷）等落后习俗都导致各民族之间、各民族内部之间产生严重隔阂和矛盾。 此外，一些少数民族由于社会发展滞后，还存在血缘复仇、部落战争等特殊矛盾，也导致民族之间、各民族内部之间隔阂、积怨很深。如云南耿马四排山有名的“黄瓜战争”，就是一位佤族村民因偷吃了邻寨一根黄瓜被打而引发械斗，两寨反复打了几十年的仗，死了许多人。
民族隔阂深、积怨深、矛盾大、冲突多，严重影响民族团结、社会安定，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二、民语广播架起民族沟通、消除隔阂的桥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建设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党和政府将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1950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大会上就强调指出：“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民族沟通，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
沟通，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沟通主体基于一定的目的，通过媒介进行的信息、思想、情感以及价值观念的交流互动，以求达到相互了解，相互理解，乃至相互认同，形成共识的过程。沟通是个人之间相互理解、达成共识的前提，也是社会团体、组织、企业、民族、国家等团结、整合的基础、黏结剂，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非常重要。美国哲学家杜威认为，“社会不仅因传递与沟通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沟通之中”；美国传播学家凯瑞也指出，“沟通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民族沟通，是指各民族之间通过媒介进行的信息、思想、情感以及价值观念的交流互动，以求达到相互了解、相互理解，乃至相互亲近、相互认同，形成共识的过程。民族沟通是民族之间相互了解，消除误解和隔阂，达成共识的前提，是民族团结的必由之路。
民语广播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是加强民族沟通的理想媒介之一。首先，它通过电波信号传播，能有效克服少数民族地区地处偏僻、边远的大山、峡谷，交通不便的困难，它通过收音机或农村有线广播网等收听设备可以到达少数民族村寨，乃至家家户户；其次，它通过声音传播，解决了少数民族群众文化水平低，不识字的难题；再次，它采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传播，解决了少数民族群众听不懂汉语的问题，能让少数民族群众听得懂；此外，广播还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及时、生动，感染力强的优势，能吸引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传播效果好。正因为如此，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发展民语广播，非常重视利用广播这种现代传播工具来加强民族沟通，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而云南作为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民族关系比较复杂，民族分布分散，交通条件又非常差的省份，尤其重视利用民语广播来加强民族沟通，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之间的理解和团结。
早在1950年，当中央民族访问团来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时，云南省委就指示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派干部随团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相关工作，熟悉情况，学习政策，为开办民语广播做准备。1951年4月，在大理三月街物资交流会期间，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就在当地设立临时广播站，使用白语、藏语、汉语播音，向赶街的各族群众进行民语广播，介绍时事，宣传党的政策。1953年初，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成立民族组，同年7月，举办了历时一个星期的少数民族专门广播，邀请各地州来昆明参加“五一”节观礼的各少数民族代表介绍他们在参观中的亲身感受，这是云南省的第一次正式的民语广播，也是云南省第一次正式利用民语广播进行民族沟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自此以后，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利用各民族干部群众到内地开会、参观的机会，经常不定期地举办这类节目，邀请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少数民族基层干部、工农群众等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广播，他们或描述自己在国内、省内参观的所见所闻，或介绍自己民族的可喜变化、家乡的新面貌，或畅谈自己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当家作主的感想等，对广大汉族群众、少数民族群众都具有很大的说服力、感染力，传播效果非常好，有力地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消除隔阂。
1955年，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创办和播出德宏傣语和西双版纳傣语两个固定民语节目。此后又增办了傈僳、景颇、拉祜等民语广播节目。1988年，又专门成立了民族语言台，固定频率播出5个民族语言类节目，每天共播出7小时30分。1989年云南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建成，各个民族语言节目除每天继续使用一个短波频率播出外，每逢星期一、三、五还增发25分钟的卫星传送节目，供边疆各地卫星地面站接收转播，进一步扩大了民语广播的覆盖面，提高了传播质量。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云南省还特别加强了民族自治州的民语广播建设。西双版纳、德宏、文山、红河、楚雄等民族自治州相继建立起广播电台，开办民语广播。目前，云南省共建有1個省级民语广播电台、6个州级民语广播电台、13个县级民语广播电台（站），大量乡镇民语广播站，分别用藏语、西双版纳傣语、德宏傣语、拉祜语、景颇语、傈僳语、苗语、壮语、瑶语、哈尼语、彝语、佤语、白语、纳西语等15种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进行广播。
这些民语广播，除了宣传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报道国内外大事，传播科技文化知识外，最重要的是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架设起交流沟通、增进理解和情谊的桥梁。
一方面，它们通过新闻、专题、文艺，以及专门介绍各民族的“民族天地”节目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向全国广大汉族群众和听得懂汉语的少数民族听众，介绍云南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学艺术、民间工艺、风俗习惯、民族风情、现实生活等，促进了汉族群众对少数民族的历史、风俗的深入了解，也有力地促进了各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相互了解彼此民族的历史、风俗，从而减少误解，消除隔阂，增强汉族对各少数民族的尊重，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如一位白族群众撰文赞扬“民族天地”节目是“落花水面皆文章”；一位汉族老师说：“‘民族天地’节目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乡土特色，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听了颇受教育”。 另一方面，它们通过新闻报道、专题节目、文艺节目等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政府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报道内地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取得的成就，以及内地的新人新事，好人好事，介绍内地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帮扶等等。如云南电台的民语广播节目“各族人民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各族人民在前进”“在美丽神奇的土地上”等专题节目就深受云南各少数民族群众欢迎。这些民语节目使少数民族群众及时获知党和政府的政策，了解内地的发展和人们的新面貌，了解广大发达地区群众对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帮助和兄弟情谊，逐渐消除了少数民族群众因历史原因而残留的民族隔阂，增加了对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亲切感和认同感。例如中共西盟佤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拉祜族干部张德忠就感叹说：“民族语言广播是各族人民的福音，它及时告诉我们党的政策和天下大事，使我们心明眼亮。”
正是以上两方面的作用和合力，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沟通，相互了解，拉近了各民族之间的距离，消除了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兄弟姐妹情谊，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总之，民语广播在促进民族沟通，消除民族隔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云南已经基本消除了民族歧视现象，形成了各民族相互尊重、团结互助的良好局面。2015年1月，习近平同志指出，云南要“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这是对云南民族团结工作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是对云南民族团结工作的新要求、新希望。云南民族团结良好局面的形成是云南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也是云南充分发挥民语广播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民族交流沟通、消除民族隔阂的结果。要将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的示范区，必须进一步重视和发挥民语广播，乃至民语报刊、民语电影、民语电视、民语网站等民语传媒在民族沟通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M].民族出版社，2012.
[2] 王勇.云南民语广播发展概述[J].云南档案，2015（9）.
[3]云南省志（卷七十八广播电视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
（本文系云南省社科規划项目“新媒介环境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信息传播研究”，编号：YB2014093；昆明理工大学廉政文化传播学科方向团队建设项目，编号：KKB08；昆明理工大学人培项目“新媒介环境下网络有害信息传播与治理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KKZ3201155012）
作者简介：王勇，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南亚东南亚网络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南亚东南亚新闻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
编辑：孟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