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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北大-瞭望“一带一路”大数据课题组发布了首个全面评估“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情况的研究报告——《“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评价报告（2017）》。
该报告借助大数据研究方法，根据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设置指标体系，采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除巴勒斯坦）互联互通的76个子项目数据，形成了以多行业、多领域数据为基础的互联互通评估报告。
根据测算结果，课题组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发展现状分为“顺畅型”（70分及以上）、“良好型”（50分-70分）、“潜力型”（30分-50分）、“薄弱型”（30分以下）四个等级。
根据评价结果，与2015年相比，“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出现了快速发展：“良好型”国家从18个增加到34个，而“薄弱型”国家从9个减少到3个。
同时，评价结果有效揭示了“五通”建设的深层次挑战。例如，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的分差低于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代表着，“五通”并非均衡发展，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国别差异较大。
记者采访了北大-瞭望“一带一路”大数据课题组副组长翟崑，请他进一步解读此次报告。
问：这份报告如何通过数据评价“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建设情况？
翟崑： “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评价体系是以“五通”为核心，共包括5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45个三级指标，采集了76个子项目数据。我们通过年度性的数据测算和评价，可以较为直观发现以“五通”为核心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机遇和挑战所在。
比如排名第一的俄罗斯，在互联互通各方面的评分都比较高。实际上，最近几年中俄关系发展非常快速，经济合作进展很多。俄罗斯推进的欧亚经济联盟和我们的“一带一路”对接，政策沟通方面比较畅通。在设施方面则有中蒙俄经济走廊等建设。两国之间又有大量贸易。还有民心方面，有更多民间交流、留学生互换、旅游往来。所有这些都把各个指标往前推，这个特点和趋势很明显。
再举一个例子是菲律宾。实际上，菲律宾在2015年的数据并不好。当时南海问题很突出，政策沟通方面的指标较差。到了2016年下半年这个指标开始回升。杜特尔特出任总统后，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了比较友善的合作态度，政策沟通得到加强。2016年10月，杜特尔特访华，随后中国相关部门代表团纷纷赴菲律宾对接，加强政策沟通。由于政策沟通的改善，投资贸易以及旅游活动、乃至留学生数据都会在随后有所提升。事实上，政策沟通好了，其他方面也都会有改善，这是很明显的变化。
问：请详细举例说明，如何评价“五通”中的某一个方面？
翟崑：比如说政策沟通，二级指标包括政治互信、合作机制、政治环境三个方面，三级指标又包括高层交流频繁度、伙伴关系、双边重要文件数等9个方面，这些都是反映现实政策沟通情况的具体指标，当然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例如哈萨克斯坦，两国高层互访比较多，政策沟通程度就会上升。但是如果我们与某个国家之间由于某些问题而不适合进行高层交往，政策沟通就会下降。
比如，新加坡之前的排名非常靠前，但现在相对下降。我们都知道，去年以来，中国和新加坡在政策沟通方面出现一些问题。这些变化非常容易捕捉，可以通过量化指标显示出来。
问：如何看“薄弱型”国家？
翟崑： 我们可以拿东帝汶为例，它一直处于“薄弱型”、没有太大变化。东帝汶是一个独立不久的新国家，虽然地处东南亚，但没有被批准加入东盟，所以很难融入东盟与中国的对接制度，包括海港、交通等等。这样在贸易、设施这些评分上都非常低。同时也可以看到，虽然东帝汶和我们没有南海问题这些矛盾冲突，但是民心相通的分数也非常低，就是因为交往太少。
东帝汶本身发展需求很大，与中国交往的心情也比较迫切，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从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提升的空间来看，俄罗斯、中亚等基础不错，大幅度上升就会相对较难。
问：如何提升“薄弱型”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
翟崑：找到不同国家互联互通的薄弱之处，并提出合理化建议，是我们研究的目的。我们根据薄弱点、低分的项目和原因提出建议。例如尼泊尔，排在49名，在缅甸、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约旦之后，斯洛文尼亚、土库曼斯坦、黑山、黎巴嫩之前。
从一级指标看，尼泊尔的设施联通很低，是5.88分，它前后几名最低是7.72，最高是11.61。這说明，这两年尼泊尔的国家发展战略或者说重点可能并不是设施联通，而是政治稳定，要解决大选、宪法这些事情。在政治稳定这个三级指标里，尼泊尔的分值也是比较低的。
因此我们就要在合适的时机推出不同的政策，在帮助它实现政治稳定之后，推进设施联通。也就是要聚焦分数低的分项，统筹考虑，抓住重点。
此外，一定要长远布局，逐步实现五通均衡发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一级指标的方差分别为6.6、6.3、6.8、11.1、8.5，差异明显，由此可见资金融通水平的国别差异最大，其次为民心相通，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的国别差异相对较小。为实现“一带一路”的长期均衡发展，应该进行合理规划，逐步改善“五通”差异水平，确保“一带一路”倡议均衡和可持续性发展。
问：首次全面评价“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情况，你在研究过程中有何感受？
翟崑： “五通”本身是一个政策篮子，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大致就是这几个方面。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全球互联互通和地区互联互通，海陆空天网都连接起来，这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建设，而在这五个方面中既有传统政策又有新兴政策。
比如中国与巴基斯坦，政策沟通一直没有问题的，但是设施连通不足。所以我们决策把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从而加强与巴基斯坦的设施连通。接下来就是资金，推进设施建设需要融资，这就是亚投行、丝路基金的作用。
同时，也要看到还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沿线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这样，实际上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要有安全发展，实现综合性的发展。“五通”需要同时推进。
但是无论从研究角度还是建设角度，“五通”中比较容易测算的是设施、贸易和资金。因为比较容易拿到数字、容易被量化。现在我们更多的要加强比较软的互联互通方面的测算和评价，一个是政策沟通，一个是民心相通。我们正在完善和提升这两个方面的指标，比如一些国家的国民对中国商品的好感度——如果在这个国家销售的中国商品特别多，说明了贸易畅通，但这是因为“好感”还是仅仅因为便宜？可能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当地电商或其他平台的评论来观察。
我们希望，国内外和各方都能够支持这样全面、客观的动态跟踪，持续推进互联互通测算研究。通过对比两年的各项数据，由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各项目的变化非常明显。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深入，这一变化的幅度和频度将进一步提高。因此，为了有效评估互联互通水平及其变动情况，为国内外政府、地方，企业、研究机构提供更为详实的数据支撑，应进一步加强相关领域的动态监测。
该报告借助大数据研究方法，根据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设置指标体系，采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除巴勒斯坦）互联互通的76个子项目数据，形成了以多行业、多领域数据为基础的互联互通评估报告。
根据测算结果，课题组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发展现状分为“顺畅型”（70分及以上）、“良好型”（50分-70分）、“潜力型”（30分-50分）、“薄弱型”（30分以下）四个等级。
根据评价结果，与2015年相比，“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出现了快速发展：“良好型”国家从18个增加到34个，而“薄弱型”国家从9个减少到3个。
同时，评价结果有效揭示了“五通”建设的深层次挑战。例如，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的分差低于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代表着，“五通”并非均衡发展，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国别差异较大。
记者采访了北大-瞭望“一带一路”大数据课题组副组长翟崑，请他进一步解读此次报告。
问：这份报告如何通过数据评价“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建设情况？
翟崑： “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评价体系是以“五通”为核心，共包括5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45个三级指标，采集了76个子项目数据。我们通过年度性的数据测算和评价，可以较为直观发现以“五通”为核心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机遇和挑战所在。
比如排名第一的俄罗斯，在互联互通各方面的评分都比较高。实际上，最近几年中俄关系发展非常快速，经济合作进展很多。俄罗斯推进的欧亚经济联盟和我们的“一带一路”对接，政策沟通方面比较畅通。在设施方面则有中蒙俄经济走廊等建设。两国之间又有大量贸易。还有民心方面，有更多民间交流、留学生互换、旅游往来。所有这些都把各个指标往前推，这个特点和趋势很明显。
再举一个例子是菲律宾。实际上，菲律宾在2015年的数据并不好。当时南海问题很突出，政策沟通方面的指标较差。到了2016年下半年这个指标开始回升。杜特尔特出任总统后，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了比较友善的合作态度，政策沟通得到加强。2016年10月，杜特尔特访华，随后中国相关部门代表团纷纷赴菲律宾对接，加强政策沟通。由于政策沟通的改善，投资贸易以及旅游活动、乃至留学生数据都会在随后有所提升。事实上，政策沟通好了，其他方面也都会有改善，这是很明显的变化。
问：请详细举例说明，如何评价“五通”中的某一个方面？
翟崑：比如说政策沟通，二级指标包括政治互信、合作机制、政治环境三个方面，三级指标又包括高层交流频繁度、伙伴关系、双边重要文件数等9个方面，这些都是反映现实政策沟通情况的具体指标，当然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例如哈萨克斯坦，两国高层互访比较多，政策沟通程度就会上升。但是如果我们与某个国家之间由于某些问题而不适合进行高层交往，政策沟通就会下降。
比如，新加坡之前的排名非常靠前，但现在相对下降。我们都知道，去年以来，中国和新加坡在政策沟通方面出现一些问题。这些变化非常容易捕捉，可以通过量化指标显示出来。
问：如何看“薄弱型”国家？
翟崑： 我们可以拿东帝汶为例，它一直处于“薄弱型”、没有太大变化。东帝汶是一个独立不久的新国家，虽然地处东南亚，但没有被批准加入东盟，所以很难融入东盟与中国的对接制度，包括海港、交通等等。这样在贸易、设施这些评分上都非常低。同时也可以看到，虽然东帝汶和我们没有南海问题这些矛盾冲突，但是民心相通的分数也非常低，就是因为交往太少。
东帝汶本身发展需求很大，与中国交往的心情也比较迫切，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从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提升的空间来看，俄罗斯、中亚等基础不错，大幅度上升就会相对较难。
问：如何提升“薄弱型”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
翟崑：找到不同国家互联互通的薄弱之处，并提出合理化建议，是我们研究的目的。我们根据薄弱点、低分的项目和原因提出建议。例如尼泊尔，排在49名，在缅甸、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约旦之后，斯洛文尼亚、土库曼斯坦、黑山、黎巴嫩之前。
从一级指标看，尼泊尔的设施联通很低，是5.88分，它前后几名最低是7.72，最高是11.61。這说明，这两年尼泊尔的国家发展战略或者说重点可能并不是设施联通，而是政治稳定，要解决大选、宪法这些事情。在政治稳定这个三级指标里，尼泊尔的分值也是比较低的。
因此我们就要在合适的时机推出不同的政策，在帮助它实现政治稳定之后，推进设施联通。也就是要聚焦分数低的分项，统筹考虑，抓住重点。
此外，一定要长远布局，逐步实现五通均衡发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一级指标的方差分别为6.6、6.3、6.8、11.1、8.5，差异明显，由此可见资金融通水平的国别差异最大，其次为民心相通，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的国别差异相对较小。为实现“一带一路”的长期均衡发展，应该进行合理规划，逐步改善“五通”差异水平，确保“一带一路”倡议均衡和可持续性发展。
问：首次全面评价“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情况，你在研究过程中有何感受？
翟崑： “五通”本身是一个政策篮子，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大致就是这几个方面。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全球互联互通和地区互联互通，海陆空天网都连接起来，这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建设，而在这五个方面中既有传统政策又有新兴政策。
比如中国与巴基斯坦，政策沟通一直没有问题的，但是设施连通不足。所以我们决策把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从而加强与巴基斯坦的设施连通。接下来就是资金，推进设施建设需要融资，这就是亚投行、丝路基金的作用。
同时，也要看到还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沿线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这样，实际上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要有安全发展，实现综合性的发展。“五通”需要同时推进。
但是无论从研究角度还是建设角度，“五通”中比较容易测算的是设施、贸易和资金。因为比较容易拿到数字、容易被量化。现在我们更多的要加强比较软的互联互通方面的测算和评价，一个是政策沟通，一个是民心相通。我们正在完善和提升这两个方面的指标，比如一些国家的国民对中国商品的好感度——如果在这个国家销售的中国商品特别多，说明了贸易畅通，但这是因为“好感”还是仅仅因为便宜？可能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当地电商或其他平台的评论来观察。
我们希望，国内外和各方都能够支持这样全面、客观的动态跟踪，持续推进互联互通测算研究。通过对比两年的各项数据，由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各项目的变化非常明显。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深入，这一变化的幅度和频度将进一步提高。因此，为了有效评估互联互通水平及其变动情况，为国内外政府、地方，企业、研究机构提供更为详实的数据支撑，应进一步加强相关领域的动态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