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宋国青以对宏观经济的量化预测蜚声业界，他于2000年底参与创设了“远见杯”预测评选。在2016年春节之后、第十五届“远见杯”全球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开幕前夕，宋国青接受了《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的专访，讲述了他对宏观经济预测和“远见杯”的一些看法。
　　在宋国青看来，经济预测和宏观调控之间的良性互动值得肯定，宏观经济预测对不同金融市场有不同的影响。经济预测有其社会价值，也需要社会各界努力。宋国青认为预测者心无旁骛做最好的估计是做好社会预测的基础，琅琊榜上的武林高手都很专注于本门武功，存在合理的激励机制也很重要。客观公正的预测效果评比，既对好的预测有正面激励，也对预测结果有筛选作用。
　　量化预测的意义
　　《证券市场周刊》：宏观经济预测有重要意义的说法比较抽象，具体怎么看呢？
　　宋国青：目前“远见杯”和其他一些定量宏观经济预测主要是做短期预测。如果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是基本稳定的，那么中短期预测就相对更重要。其实长期预测也很重要。尤其是在中国长期增长趋势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而对未来长期增长情况看法分歧很大的情况下，长期预测可能更重要。只是长期预测的周期太长，不适合不断将预测和实际情况做比较。
　　当然，短期预测也在比较弱的程度上包含了对于长期增长趋势的估计。特别在同时预测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的时候，需要考虑潜在的长期增长率。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如汇率预测就隐含着对于长期情况的估计。
　　另外“远见杯”目前涉及的预测指标也只反映总体经济状况的一部分，还有很多方面的情况缺乏合适和高频的度量指标。当然增长和通胀情况是宏观经济的核心指标，这些和其他指标合起来还是能够反映最基本fang的情况。说到对社会的作用，可能需要从对政策的影响和对市场的影响不同角度来看待。
　　《证券市场周刊》：具体而言，如何估计预测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比较靠谱？
　　宋国青：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来说，经济预测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宏观经济政策决策部门越来越密切关注来自市场方面的预测，与过去主要参考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的分析很不一样。从结果来看，我认为有一个直接的证据是，这几年通胀率的稳定性比过去大幅度提高。对于目前的通胀情况特别是PPI持续大幅度下跌应当怎样应对，不同方面看法有很大分歧。这里的分歧主要来自对多方面情况的考虑，而不是短期预测出现了大的偏差。我的看法是宏观调控部门在短期经济预测方面有非常大的进步，这包括部门内专家的预测也包括参考社会预测。
　　说一个最直接的情况。多年以前，统计局报告数据除了一些绝对数以外，说到增长率都用同比增长率，各方面的分析也都用同比增长率。简单用同比增长率的问题是很明显的。做预测的时候，季调后环比增长率提供了更好的信息。当然不同预测方法不同，有的可能直接用定基比指数做分析。这里包含了一些技术问题。通过预测的竞争，预测者日益关注各方面的有用信息，也不断学习发展分析方法。
　　这里说的是全社会的情况，“远见杯”对于全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我想这里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对于预测结果的客观评比，这个太重要了。过去经济政策的制定也咨询权威专家的意见，但权威专家名号的形成有复杂的情况，比如有的专家可能因为在某些方面的研究做的很好而成名但未必能做好短期预测。有了对预测结果的客观评比，一些原来没有多大影响的预测者做出了好的成绩因此成了预测方面的专家，这里就包含了对专家的筛选。
　　需要强调预测结果评比的客观性。“远见杯”的评比是按程序进行的，有了预测的记录和统计部门最后的报告数据，谁算结果都一样。有些评选活动用投票的办法，可能导致不客观的情况，甚至拉票等不好的现象。再比如说做股市预测，我看好的办法就是事先报数，记录在案，事后客观评判。当然指标可以多设一些，例如中位值和波动幅度等。
　　《证券市场周刊》：如何看待预测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呢？
　　宋国青：从证券市场投资的角度看，商品和债券价格对于短期的经济景气状况高度敏感是没有问题的，而股票价格和短期经济状况最多只有比较弱的关系。这主要是由于股票价格是由未来的长期情况决定的。
　　前面提到，在对未来长期增长看法分歧很大的情况下，长期预测很重要，只是从预测到检验的周期太长。重要的是，并没有其他的更好办法来预测股票价格。当然事后来看，总有一些预测者的预测比较接近实际的情况，这没有什么奇怪。问题是相对比较好的预测有多大的可持续性。
　　好预测要有可信度
　　《证券市场周刊》：预测可持续性是个不太好理解的概念。
　　宋国青：好预测的持续性是指过去的预测成绩对于未来的预测成绩有没有预测意义。比如说，甲预测者过去的预测很好，我是否以后应当更信她或者他？极端的例子是彩票中奖。事后看总有人中奖，即使有人在一定范围内连续中奖，也不能说明彩票中奖的可持续性。不管经济预测是否跟买彩票一样完全是撞运气，事后看总有一些预测相对比较接近实际。每次都能评出最好预测本身不说明任何问题。找一班小学生每人在0到10之间随便报一个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总会有人说的相对接近明年的GDP增长率，甚至完全相等。这个对GDP预测没有任何意义。当然可以找一班小学生预测今年的股票价格，从中选出优胜者，她或者他下一次的预测你信吗？
　　“远见杯”这样的宏观经济指标预测，是完全随机的游戏还是有一定的真实预测价值，并不像通常想像的那么简单。可以考虑的检查方法之一：看看过去的预测历史，好的预测是否有或者有多大持续性。比如说有这样的情况：一位预测者的成绩上年名列三甲，下一年排位末端。如果是这样，就存在一定的可能性——好预测只是好运气而已。不过即使我们通过查看历史数据，发现年度好预测没有持续性，也不能说明这个预测项目或者集体预测没有意义。因为一种情况是，参加者的预测好于社会的平均水平，而参加者之间没有明显的水平高下之分。这里有一种自我选择机制，有一定自信的预测者才选择参与，否则至少是白费精力。不过只评选三甲的办法对这种选择机制不利。 　　不管怎么说，努力工作包括多搜集信息多做分析和多学习提高功力有助于提高预测水平，天道酬勤在预测上一点不错。在这方面我自己有直接的感受。
　　一个值得尝试的办法是对预测者的预测历史做统计分析，所以年前我专门跟于颖建议增加历史预测成绩评比。当然，开始的季度预测包括7项指标每年做4次，本身就有一定的综合，在年度评比中增加不同指标的预测成绩的稳定性也有一些好处。不过情况比较复杂，做起来也未必能达到预期结果。还是预测历史成绩总结的办法简单一些。
　　《证券市场周刊》：目前的预测评比方法还能做什么样的改进？
　　宋国青：原则上说，公布预测成绩前三名的方法有问题。比如有一些稳健的投资基金的收益率在某个常数附近小幅波动或者与市场指数相比波动小，相应有一些剑走偏锋的投资基金经常大赢大输。即使两类基金的期望收益率减去风险升水都一样，每年选最好的基金，波动大的基金上榜的概率会大一些。当然，投资者要的是累计的投资报酬率和一定稳定性而不是波动，输了投资者也会记住甚至记得更清晰。不过在简单的预测评比中，预测成绩进入三甲可以产生一定影响，进入末位和第4名一样。
　　所以对称的办法是既公布前三名也公布末三名，对主观上剑走偏锋的预测加以抑制，因为主观上剑走偏逢的预测落在末三名的概率稍微大于进入前三名的概率，差就差在主观故意上。感觉上在股市预测中或有预测者有剑走偏锋的倾向。市场对最好预测和最差预测的记忆大致上是对称的。只有对最好预测的单边褒奖而没有对最差预测的对称性宣传，就可能导致主观上与众不同的预测倾向。当然，公布末三位可以导致有些机构或个人因种种原因退出“比赛”。
　　如果股票投资者对各种预测并不在意倒也罢了，预测者和评比者自拉自唱也无大碍。不过感觉上有些时候与众不同的预测能够对市场起到一些作用。投资者剑走偏锋的后果可能是很严重的，2015年的情况或许有这个因素的影响。我不清楚是否有这样的可能性，就是不当的预测评选方法导致了预测者在一定程度上走极端的倾向，而在一些情况下极端的预测对市场有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市场的波动。强调一下对这点最多只能说揣测，目前没有可以检验的方法或者有，但我不知道。
　　对于“远见杯”的宏观经济预测而言，因为指标较多，次数也不少，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剑走偏锋预测得到好成绩的概率。“远见杯”当初选择只公布前三名，主要还是考虑对预测正面鼓励为主，也是考虑了预测项次数较大对于主观偏向的抑制。不过，年度预测或多或少有这个因素的影响。不管有没有这个情况，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角度考虑，一项预测评比应当做到鼓励参与者心无旁骛做最好的估计，简单说就是不要考虑别人是怎样预测的，自己独立做出已知信息下的最好预测。既评选前三名也评选末三名的办法过于刺激，还是评选累计预测最好成绩的办法平和一些。
　　宏观预测工作需要正反馈
　　《证券市场周刊》：社会一直很关心统计数据的质量，官方也曾承认存在问题或是扰动并且对数据进行调整。那么经济预测者如何处理来自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呢？
　　宋国青：统计数据本身确实存在不少问题，虽然很多统计误差是随机的，但确实存在一些难以用客观原因解释的数据问题。好在明显的问题出现的次数还是不大的，用频率比较高的预测和较多预测指标形成较大的预测项次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数据问题对预测成绩的影响。在这点上，年度预测的问题相对大一些。所以多年的预测累计成绩很重要。
　　进出口数据可能存在一些虚假报告的情况，好在有关统计机构没有很明显的主观故意，而市场行为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不管怎么说，增加了一些扰动因素对于根据经济活动规律做模型的预测来说不是好事情。所以在估计预测成绩的时候充分注意到这些情况是重要的，就是说预测成绩是客观的信息搜集处理功夫功力加上一定运气的结果。样本大可以控制运气的效果。
　　《证券市场周刊》：相比于最早政府和学术机构参与预测为主，现在商业机构对经济数据的预测已经成为了社会中越来越主流的声音，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宋国青：开始预测的时候市场机构参加者不多，主要还是那个时候证券市场对于宏观经济情况关注度很低。后来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参加者越来越多，特别是证券公司等机构对于宏观经济预测增加了投入，这也是市场对于好预测的肯定，由此形成了正的反馈。
　　这也说明，在社会效益能够转化为直接商业利益的情况下，商业模式的效率是政府模式难以比拟的。好的预测能给机构和个人带来声誉和直接利益，机构和个人增加投入是正常的应对。具体在预测上，虽然预测的指标项次数不很大，但要做好很多信息都可能是有用的，需要处理，所以商业机构组成团队并给出直接间接的奖励，都是投入。这样的情况政府机构和非营利性学术机构无法与之平衡。
　　这样的竞争激励机制对社会来说是好事情，预测也可以从分工专业化中得到好处。社会需要注意的是，里边是否有某种歪曲的情况。利益可以引起在符合社会效益方向上的努力，也可以在某些情况下产生弄虚作假等不良行为，或者如剑走偏锋的预测倾向这样的不利社会利益的情况。不过公道自在人心，作为一个预测评比项目，坚持客观公正不谋歪利，同时尽量避免一些评比方法导致的误差，时间长了总会得到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