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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这位以沉稳、持重、自信、坦诚的个性风格被西方媒体所了解的中国“新当家”，在当选总书记后第一次公开讲话中，一“梦”惊人——以简简单单的三个中国汉字：“中国梦”，浓缩概括了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和目标。在他身后，是有着厚重和浓烈象征意味的“中国复兴之路”展览图片；在他旁边，站立着引领未来中国去造梦、追梦、圆梦的七人团队（用耶鲁大学教授史蒂芬·罗奇的形象说法，这将是中国的“梦之队”）；而在他面前，不仅仅是拿着话筒端着相机的随访记者、以及他们身后所代表的中国十几亿受众，还有着全世界几十亿双关注中国、聆听中国和探索中国的眼睛。
“中国敢于梦想了！”“中国的美梦抑或世界的噩梦？”从这一连串西方媒体报道的大标题中，你不难感受到一股迅疾而清晰的震颤，以北京为中心荡漾开去，在世界舆论场内形成了一连串共振与余波。在尚未确认应该将“中国梦”翻译成“China’s Dream”（中国的梦），还是 “Chinese Dream” （中国人的梦）时，西方的媒体和受众已经开始在公共空间里剖析“中国梦”和“中国梦之队”了。无疑，“中国梦”已经被赋予了更深、更广和更抽象的内涵外延；而有关“中国梦”的解读，也不仅仅属于中国自己了。
梦的起点：西方媒体和受众有着自己不同的解读
细究起来，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梦”，发端于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那一连串噩梦。中国国情教育中所谓的“百年国耻”，几乎凝成了一个民族羞于启齿，却又不能、不敢片刻忘怀的集体记忆和心灵创伤。其疼痛之深、其副作用之久远，贯穿影响了其后中华民族百年历史的起伏波折。而最具有临床实证意义的一个民族精神后遗症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梦想、狂想、空想都归于破灭以后，中国人不敢做梦了。要做梦，你必须先要睡去；而“东方睡狮”的头衔，无论如何不再是中国引以为傲的标签。
从这个意义上讲，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梦”，寓意着中国在两个层面的回归。一个层面，是历史的层面。中国终于可以摆脱象梦魇一样笼罩民族心理长达百年的阴影，以正常的心态，去憧憬和构建一个民族的远景承诺。物质的富足，使中国从“羡慕嫉妒恨”加上“屈辱挫败悔”的复杂心态中走出来。这是中国在主权意义上“站起来”以后，在精神心理上又一次真正地“站起来”。另一个层面，则是现实的层面。没有梦想的民族，终究是没有未来的民族。中国过去30多年的埋头前行，在屡创辉煌的同时，也使得我们的视野变得狭窄，心态变得功利，想法变得短视。从北京的雾霾到上海的死猪，从飞涨的房价到限购的奶粉，中国正在承受着信仰空白、精神缺失的恶果。正如涉及金钱的问题只能用金钱来解决一样，涉及精神层面的缺失也只能用精神层面的修复来完善。“中国梦”的提出，无疑正当其时，正对其症。
但是，关于“中国梦”的起点，西方媒体和受众却有着自己不同的解读。
中国人习惯将近代历史的断代点，划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前后。由此勾勒出的故事线，自然是一部中西方对峙抗争、中国屈辱落败的冲突史。而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意见领袖们，则更多地将这个历史分水岭，或是划在1949年，或是划在明末清初甚至更早。如果以1949年为起点的话，过去的六十年，中国经历了意识形态保守，然后是改弦更张，放开手脚，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整体跨越。因此，中国语境中带有强烈“民族复兴”的历史潜台词，在大多数西方人听来，失去了其逻辑论证的说服力。而如果以中华民族与西方世界初始接触的明末清初来论的话，中国所泛指的“中华民族”又因为满清帝国的外族身份，而变得纠缠不清；而所谓的屈辱，更显得言过其实——因为毕竟满族当时所创立的大清帝国，无论从版图和疆域上，都超过前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梦的解析：“中国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中国实现梦想的模式，而在于这个民族敢于梦想的精神
习主席在2013年3月17日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其对于“中国梦”内涵外延的重新诠释，不同于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时的描述。用他的原话就是，“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而在2012年11月“复兴之路”的讲话中，他重点强调的则是“民族复兴的强国梦”。从“强国梦”到“人民的梦”，从以国家为主体到以人民为梦想的主体，此一跨越，无论从文理逻辑的完善上，还是从地缘政治和外交层面，都意义重大。
首先，“中国梦”的概念，远远大于和超越“强国梦”的概念。梦想的主体，应该是人，而不是虚拟的国家。同理，梦想的实现，也只有在每个国民的梦想实现以后，才能够真正上升到国家强盛的层面。其实，在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理论文献《共产党宣言》中，恰恰可以找到这一立论的主旨源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以此推论，每一个中国人梦想的实现，也必然是整个“中国梦”实现的条件和基础。过分强调“强国梦”，无疑会引发孰为本、孰为末的疑问——到底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呢，还是“小河有水大河满”？到底是国在家前，还是家在国前？具体到国家宏观决策中，这又事关到底是以国家整体的财富积累（GDP翻番）来衡量梦想的实现，还是以国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幸福感来衡量（“你幸福吗？”）。
而将“中国梦”简单等同于“强国梦”，其弊端和副作用还不单纯体现在逻辑和语义模糊的问题上，而更多体现在地缘政治和公众外交的层面。无论被称为是“崛起”还是“复兴”，中国最近30年来的高速发展，正冲破一个五百年来所形成的西方统领世界的历史大周期。其指标意义和其颠覆力量，同样史无前例。
美国《新闻周刊》及其网络版《每日野兽报》在一篇题为“中国的伟大梦想”的评论中，显然在将中国的“强国梦”与周边国家的“噩梦”并列起来。《纽约时报》则特意突出强调，所谓的“中国梦”其实就是“强国梦”和“强军梦”，而“习的讲话以及其背后所调动起来的强大宣传攻势，必然让亚洲国家，以及美国这一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军事强权，忧心忡忡”。而《时代》周刊的评论就更不加掩饰了，其2月1日这期的标题就是：“麻烦之海：今日亚洲就如同一次大战前的欧洲”。 不管这种担心是居心叵测，还是杞人忧天，它正好从侧面印证出“中国梦”的提出，从国内来讲，其精神层面的作用应该大于物质层面的作用；而从国际的视角来看，其“软实力”的象征价值应该大于其“硬实力”的指标意义。中国以往的外交政策指导方针，或者模棱两可，容易引发歧义；或者过于生硬抽象，缺乏人性化的促销点。比如，“韬光养晦”被西方媒体广泛地翻译理解成“蓄积实力、伺机而动”的阴险谋略；而“和谐世界”则因为过于空泛平淡，无法形成共鸣和着力点。“中国梦”的提出，无疑带来了一股清新、自然、亲和的中国风。
“中国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中国实现梦想的模式，而在于这个民族敢于梦想的精神。“中国梦”不是为了取代“美国梦”，而是为了丰富和完善“世界梦”。当习主席结束对非洲的访问后，非洲国家的媒体开始反躬自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做一个非洲梦呢？”同样，印度的报纸也在金砖五国的会议后发表评论：“印度什么时候能够提出自己的印度梦？”
梦的碰撞：中国梦，不仅是中国人自己做的梦，也是中国为世界打造的梦
梦想与梦想之间会有碰撞，而梦想与现实之间更免不了冲突。
梦想与现实之间如果没有距离，那梦想也就不成其为梦想了。当“美国梦”最初被提出的时候，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最困难的1931年。当时，美国经济陷入大衰退之中，股市崩盘，银行倒闭，劳资矛盾频仍，社会冲突异常尖锐，而大西洋彼岸二次大战的阴影正渐渐向美国移来。正是在这一晦暗迷惘的时代背景下，吉姆·亚当斯在《美国时代》一书中，这样描画了他的“美国梦”：“这不是一个关于汽车和高速公路的梦想，这是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在这个社会里，无论男女，每个人都能够实现上天赋予他的全部内在潜能，而同时也被其他人认可这种自我价值，不因其出生环境和地位而改变。”后来，随着二战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超强地位的确立，“美国梦”的提法也逐渐被整合到美国发动的全球魅力攻势中，作为在冷战时与苏联争雄的一个“软”筹码。冷战胜利后，“美国梦”更是所向披靡，高歌猛进，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世界梦”。
这一态势，一直持续到2008年。
2008年发生了两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一件是美国爆发的次贷金融危机，一件是中国主办的北京奥运会。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历史开的一个小玩笑，北京奥运会胜利闭幕、普天同庆的8月18日，正好也是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从而引发世界金融市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那一天。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连锁效应，使得以花园洋房为符号标志的中产阶级“美国梦”开始瘫软变形；而太平洋彼岸，北京奥运会的焰火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炫丽绽放，愈发将这种此消彼长的反差映衬出来。一时间，“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呼声，不绝于耳；甚而至于，由中美两强共管共治世界的“G-2”模式，也被战略学者们煞有介事地提了出来。朦朦胧胧看起来，中国赶超美国似乎指日可待，而中国引领世界也几成必然。
随后的事实证明，我们可能过早地把梦想与现实混为一谈了。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的说法，中国在世界的存在，广度远远大于深度，还不具备调动和影响世界的国际实力，也还不能称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权，而只能算是一个“半路强权”（partial power）。换句话说，中国是世界利益的大股东，但还不是控盘的庄家。美国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付诸实施的 “亚太再平衡”战略，使得亚太的地缘政治天平“不再平衡”。美国以现任亚太盟主的身份，以软硬两手再次向盟友们证明了“美国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美国是万万不能的”的信条。在东亚这个巨大的地缘政治“跷跷板”上，美国把自己的力量全压了上去，中国这一端开始失衡松动，平衡眼看就要被打破。于是，“中国梦”中的国际色彩，就不能不被放到桌面上来了。在首访俄罗斯的讲话中，习近平面对着中国昔日的战略盟友，承诺“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换句话说，中国梦，不仅是中国人自己做的梦，也是中国为世界打造的梦。
就在中国新领导人们畅谈梦想的时候，现实的阴霾和污浊，却正在侵蚀污染着中国最大的两座城市：北京与上海。而中国自己，也仿佛突然间意识到，中国的梦想，不能只被物质的标准所衡量；而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未必都能够通过价格体现。如果梦想那么容易就能够实现，那么梦想的价值是否也被打上了折扣。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梦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而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梦想。梦想的内容或许不同，但梦想的精神却能穿越任何政治和文化的隔阂。在铸造自己梦想的时候，中国既要学会在世界面前讲述自己的梦想，也要学会承受梦想与现实之间那永远也无法弥合的空隙。但有一点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要做个好梦，你必须先要平心静气，去除杂念，酣然睡去；而要实现梦想，你必须先从梦中醒来，抖擞精神，振作前行。
（作者著有《为世界打造中国梦》一书）
责编/杜凤娇 美编/李祥峰
“中国敢于梦想了！”“中国的美梦抑或世界的噩梦？”从这一连串西方媒体报道的大标题中，你不难感受到一股迅疾而清晰的震颤，以北京为中心荡漾开去，在世界舆论场内形成了一连串共振与余波。在尚未确认应该将“中国梦”翻译成“China’s Dream”（中国的梦），还是 “Chinese Dream” （中国人的梦）时，西方的媒体和受众已经开始在公共空间里剖析“中国梦”和“中国梦之队”了。无疑，“中国梦”已经被赋予了更深、更广和更抽象的内涵外延；而有关“中国梦”的解读，也不仅仅属于中国自己了。
梦的起点：西方媒体和受众有着自己不同的解读
细究起来，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梦”，发端于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那一连串噩梦。中国国情教育中所谓的“百年国耻”，几乎凝成了一个民族羞于启齿，却又不能、不敢片刻忘怀的集体记忆和心灵创伤。其疼痛之深、其副作用之久远，贯穿影响了其后中华民族百年历史的起伏波折。而最具有临床实证意义的一个民族精神后遗症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梦想、狂想、空想都归于破灭以后，中国人不敢做梦了。要做梦，你必须先要睡去；而“东方睡狮”的头衔，无论如何不再是中国引以为傲的标签。
从这个意义上讲，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梦”，寓意着中国在两个层面的回归。一个层面，是历史的层面。中国终于可以摆脱象梦魇一样笼罩民族心理长达百年的阴影，以正常的心态，去憧憬和构建一个民族的远景承诺。物质的富足，使中国从“羡慕嫉妒恨”加上“屈辱挫败悔”的复杂心态中走出来。这是中国在主权意义上“站起来”以后，在精神心理上又一次真正地“站起来”。另一个层面，则是现实的层面。没有梦想的民族，终究是没有未来的民族。中国过去30多年的埋头前行，在屡创辉煌的同时，也使得我们的视野变得狭窄，心态变得功利，想法变得短视。从北京的雾霾到上海的死猪，从飞涨的房价到限购的奶粉，中国正在承受着信仰空白、精神缺失的恶果。正如涉及金钱的问题只能用金钱来解决一样，涉及精神层面的缺失也只能用精神层面的修复来完善。“中国梦”的提出，无疑正当其时，正对其症。
但是，关于“中国梦”的起点，西方媒体和受众却有着自己不同的解读。
中国人习惯将近代历史的断代点，划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前后。由此勾勒出的故事线，自然是一部中西方对峙抗争、中国屈辱落败的冲突史。而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意见领袖们，则更多地将这个历史分水岭，或是划在1949年，或是划在明末清初甚至更早。如果以1949年为起点的话，过去的六十年，中国经历了意识形态保守，然后是改弦更张，放开手脚，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整体跨越。因此，中国语境中带有强烈“民族复兴”的历史潜台词，在大多数西方人听来，失去了其逻辑论证的说服力。而如果以中华民族与西方世界初始接触的明末清初来论的话，中国所泛指的“中华民族”又因为满清帝国的外族身份，而变得纠缠不清；而所谓的屈辱，更显得言过其实——因为毕竟满族当时所创立的大清帝国，无论从版图和疆域上，都超过前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梦的解析：“中国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中国实现梦想的模式，而在于这个民族敢于梦想的精神
习主席在2013年3月17日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其对于“中国梦”内涵外延的重新诠释，不同于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时的描述。用他的原话就是，“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而在2012年11月“复兴之路”的讲话中，他重点强调的则是“民族复兴的强国梦”。从“强国梦”到“人民的梦”，从以国家为主体到以人民为梦想的主体，此一跨越，无论从文理逻辑的完善上，还是从地缘政治和外交层面，都意义重大。
首先，“中国梦”的概念，远远大于和超越“强国梦”的概念。梦想的主体，应该是人，而不是虚拟的国家。同理，梦想的实现，也只有在每个国民的梦想实现以后，才能够真正上升到国家强盛的层面。其实，在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理论文献《共产党宣言》中，恰恰可以找到这一立论的主旨源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以此推论，每一个中国人梦想的实现，也必然是整个“中国梦”实现的条件和基础。过分强调“强国梦”，无疑会引发孰为本、孰为末的疑问——到底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呢，还是“小河有水大河满”？到底是国在家前，还是家在国前？具体到国家宏观决策中，这又事关到底是以国家整体的财富积累（GDP翻番）来衡量梦想的实现，还是以国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幸福感来衡量（“你幸福吗？”）。
而将“中国梦”简单等同于“强国梦”，其弊端和副作用还不单纯体现在逻辑和语义模糊的问题上，而更多体现在地缘政治和公众外交的层面。无论被称为是“崛起”还是“复兴”，中国最近30年来的高速发展，正冲破一个五百年来所形成的西方统领世界的历史大周期。其指标意义和其颠覆力量，同样史无前例。
美国《新闻周刊》及其网络版《每日野兽报》在一篇题为“中国的伟大梦想”的评论中，显然在将中国的“强国梦”与周边国家的“噩梦”并列起来。《纽约时报》则特意突出强调，所谓的“中国梦”其实就是“强国梦”和“强军梦”，而“习的讲话以及其背后所调动起来的强大宣传攻势，必然让亚洲国家，以及美国这一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军事强权，忧心忡忡”。而《时代》周刊的评论就更不加掩饰了，其2月1日这期的标题就是：“麻烦之海：今日亚洲就如同一次大战前的欧洲”。 不管这种担心是居心叵测，还是杞人忧天，它正好从侧面印证出“中国梦”的提出，从国内来讲，其精神层面的作用应该大于物质层面的作用；而从国际的视角来看，其“软实力”的象征价值应该大于其“硬实力”的指标意义。中国以往的外交政策指导方针，或者模棱两可，容易引发歧义；或者过于生硬抽象，缺乏人性化的促销点。比如，“韬光养晦”被西方媒体广泛地翻译理解成“蓄积实力、伺机而动”的阴险谋略；而“和谐世界”则因为过于空泛平淡，无法形成共鸣和着力点。“中国梦”的提出，无疑带来了一股清新、自然、亲和的中国风。
“中国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中国实现梦想的模式，而在于这个民族敢于梦想的精神。“中国梦”不是为了取代“美国梦”，而是为了丰富和完善“世界梦”。当习主席结束对非洲的访问后，非洲国家的媒体开始反躬自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做一个非洲梦呢？”同样，印度的报纸也在金砖五国的会议后发表评论：“印度什么时候能够提出自己的印度梦？”
梦的碰撞：中国梦，不仅是中国人自己做的梦，也是中国为世界打造的梦
梦想与梦想之间会有碰撞，而梦想与现实之间更免不了冲突。
梦想与现实之间如果没有距离，那梦想也就不成其为梦想了。当“美国梦”最初被提出的时候，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最困难的1931年。当时，美国经济陷入大衰退之中，股市崩盘，银行倒闭，劳资矛盾频仍，社会冲突异常尖锐，而大西洋彼岸二次大战的阴影正渐渐向美国移来。正是在这一晦暗迷惘的时代背景下，吉姆·亚当斯在《美国时代》一书中，这样描画了他的“美国梦”：“这不是一个关于汽车和高速公路的梦想，这是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在这个社会里，无论男女，每个人都能够实现上天赋予他的全部内在潜能，而同时也被其他人认可这种自我价值，不因其出生环境和地位而改变。”后来，随着二战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超强地位的确立，“美国梦”的提法也逐渐被整合到美国发动的全球魅力攻势中，作为在冷战时与苏联争雄的一个“软”筹码。冷战胜利后，“美国梦”更是所向披靡，高歌猛进，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世界梦”。
这一态势，一直持续到2008年。
2008年发生了两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一件是美国爆发的次贷金融危机，一件是中国主办的北京奥运会。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历史开的一个小玩笑，北京奥运会胜利闭幕、普天同庆的8月18日，正好也是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从而引发世界金融市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那一天。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连锁效应，使得以花园洋房为符号标志的中产阶级“美国梦”开始瘫软变形；而太平洋彼岸，北京奥运会的焰火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炫丽绽放，愈发将这种此消彼长的反差映衬出来。一时间，“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呼声，不绝于耳；甚而至于，由中美两强共管共治世界的“G-2”模式，也被战略学者们煞有介事地提了出来。朦朦胧胧看起来，中国赶超美国似乎指日可待，而中国引领世界也几成必然。
随后的事实证明，我们可能过早地把梦想与现实混为一谈了。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的说法，中国在世界的存在，广度远远大于深度，还不具备调动和影响世界的国际实力，也还不能称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权，而只能算是一个“半路强权”（partial power）。换句话说，中国是世界利益的大股东，但还不是控盘的庄家。美国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付诸实施的 “亚太再平衡”战略，使得亚太的地缘政治天平“不再平衡”。美国以现任亚太盟主的身份，以软硬两手再次向盟友们证明了“美国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美国是万万不能的”的信条。在东亚这个巨大的地缘政治“跷跷板”上，美国把自己的力量全压了上去，中国这一端开始失衡松动，平衡眼看就要被打破。于是，“中国梦”中的国际色彩，就不能不被放到桌面上来了。在首访俄罗斯的讲话中，习近平面对着中国昔日的战略盟友，承诺“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换句话说，中国梦，不仅是中国人自己做的梦，也是中国为世界打造的梦。
就在中国新领导人们畅谈梦想的时候，现实的阴霾和污浊，却正在侵蚀污染着中国最大的两座城市：北京与上海。而中国自己，也仿佛突然间意识到，中国的梦想，不能只被物质的标准所衡量；而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未必都能够通过价格体现。如果梦想那么容易就能够实现，那么梦想的价值是否也被打上了折扣。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梦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而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梦想。梦想的内容或许不同，但梦想的精神却能穿越任何政治和文化的隔阂。在铸造自己梦想的时候，中国既要学会在世界面前讲述自己的梦想，也要学会承受梦想与现实之间那永远也无法弥合的空隙。但有一点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要做个好梦，你必须先要平心静气，去除杂念，酣然睡去；而要实现梦想，你必须先从梦中醒来，抖擞精神，振作前行。
（作者著有《为世界打造中国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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